三五三九厂的前世今生—地下党员四入江津被服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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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鹏里

方璞德

王世焕

江津被服厂是国民党在西南地区一个较大的后勤军需工厂，其前身为北京被服厂，几经变化。1946年６月，更名江津被服厂，隶属联合勤务总司令部，实行军管厂长负责制，拥有厂警卫队武装100多人枪。该厂主要生产军需服装、被盖、蚊帐等军用物品，是国民党西南军需被服的主要生产厂家。1949年10月改名联合勤务总司令部第三被服厂被服分厂，有军工和其他职工2000多人。

1949年11月初，解放军第一、二、四野战军开始向大西南的川黔两省发动进攻。在人民解放军强大攻势下，蒋介石妄图在西南负隅顽抗，命杨森驻守重庆，调胡宗南部守白市驿机场，驻防铜贯驿、来凤驿，命驻防江津的国民党366独立师师长谢直，在胡宗南第一师未到江津北岸布防以前，务必阻我军于南岸。
撤离时，胡部将所有船只带到北岸烧毁，同时命令炸毁江津被服厂。谢直是江津金刚沱乡人，受共产党统战政策的影响，审时度势，决定起义。此时，全县地下党员已发展到915人，加上外地党组织来津发展的83人，计998人。

1947年，中共南方局青委派遣地下党员李启明到津，以税务局工作人员身份为掩护，逐渐打通了江津被服厂的关系。李启明先后团结了卢慧英、倪雪涛等人，通过这些人的社会关系，介绍进步青年周宇文进厂当工人，预备结交工人朋友，拉拢厂警卫队，从而控制这支武装，将其拖到江津南部的四面山地区配合川黔边斗争。但由于没有组织基础，该计划未能实现。

次年春，地下党员侯世琼受党派遣，以该厂子弟校教师身份为掩护，秘密在江津被服厂建立了党组织。因之前团结的卢慧英等人的社会关系，侯世琼站稳脚跟后，对戴勤英、刘惠民、吴鹏里等工人积极分子进行了培养，但同时也引起了敌特的注意，是年冬天，她从被服厂撤离。

随后，地下党员谢石钧秘密潜入被服厂，向先期入党的吴鹏里传达指示，要求发动广大职工开展护厂斗争，保护厂房、机器设备等不受破坏，掌握厂警卫部队武器弹药数量，看住厂方首要人物，防止敌方转移资产资料潜逃。与此同时，共产党员肖鸣珂也进入被服厂，摸清了主要车间缝工部的设备情况，吴鹏里则利用与警卫队上尉队长章从林的同乡关系，掌握了厂警卫队的武装配备和警卫情况。1949年９月下旬，以上详细情报被送至江津中心县委。

其时，国民党大势已去，地下党员数次做该厂国民党厂长赵松涛的工作。最终，1949年11月28日，在赵松涛配合下，厂警卫队向解放军全部缴械。1950年１月，江津被服厂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被服三厂接管，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后勤部第一被服厂（又名501厂）。1953年2月1日，三五三九厂正式从501厂独立出来。

（部分文章摘自江津在线11.28纪念江津解放60周年）

抗战时期中共江津特支

▲方璞德(1917～1994)

1938年8月，从事学运工作的方璞德内迁至重庆北碚复旦大学任地下中共党支部书记。其时，他的母亲由安徽逃亡入川定居于江津。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廖志高在知悉方璞德这一社会关系后，指示他到江津恢复建立地方党组织。方璞德到江津后，在大西门外军政部第一被服厂穷苦工人中指导建立了被服厂党小组。因革命工作需要，方璞德改名杨永直奔赴延安。历任延安《解放日报》编辑部主任，《山西日报》总编辑，南京《新华日报》总编辑、社长，北京《大公报》总编辑、党组书记，上海《解放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上海社科院院长，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等职。

▲图为1939年11月13日，位于江津大西门外的第一被服厂招工通告

因战时军需生产，被服厂招收大量贫苦群众和失业手工业工人入厂，这是发展中共党员的优良条件。被服厂中共党小组的建立，标志中共江津地方组织开始了恢复。

▲抗战时期中共江津特支诞生地江津东门外中山公园

中共江津党组织复苏后，1939年2月，川东特委指示宜宾中心县委组织委员王世焕到江津建立中共江津特支。特支书记王世焕、组织委员岳健、宣传委员熊汇萱。特支下属组织国立九中支部书记熊汇萱（兼），江津被服厂支部书记岳健（兼），渝女师支部书记朱芳道，白沙中国书店党小组长陈建新，共计有党员二十余人。8月，白沙中国书店事件发生，陈建新被捕叛变，继后王世焕、岳健被捕变节。中共江津特支仅存在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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