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楼怀古

熊克明

鼓楼怀古

散文/熊克明

中国现代散文家朱自清先生曾于1934年8月12日写了一篇题为《南京》的散文，文中写道：“逛南京像逛古董铺子，到处都有些时代侵蚀的遗痕。 你可以摩挲，可以凭吊，可以悠然遐想；想到六朝的兴废，王谢的风流，秦淮的艳迹。”这段诙谐幽默、趣味横生的话语，无不让生活在古城南京的人，心有戚戚，感同身受。

的确，已有2500多年建城史的南京，从古代遗存下来的名胜古迹，几乎遍布“六朝古都”各个角落。例如，迄今已赓续了640年历史文脉的南京“鼓楼”，就是其中之一。

位于南京城区“鼓楼广场”西侧，海拔40米的黄泥岗上，始建于明朝洪武十五年（1382年），占地面积约9100平方米的“鼓楼”，是明朝时期“应天府”（南京）城的标志性建筑。

据说，鼓楼正好坐落在应天府“京城”（应天府四重城垣之一）城垣围成的几何面积的中心地带。当年，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在朝廷统一“五府六部”的办公时间，专门修建了“鼓楼”这个报时机构，由掌管报时的官吏操控。彼时，鼓楼用于昼夜报时的“鼓”共有二十五面，一面“主鼓”、二十四面“群鼓”，以及云板、牙杖、点钟、铜壶漏刻、圭表等计时与报时工具。传说，初时“鼓”面蒙的是“大象”皮，后来大象皮失窃，便改用其它兽皮来做鼓面。

据地质学家考证，南京鼓楼基座下的黄泥岗系紫金山余脉，黄泥岗一带，为南京地区最早的原始村落遗址之一，同时这座土山丘也被定为金陵古城南北两个水系，“秦淮河”与“金川河”的分水岭。

坐西北朝东南，形如方城、四面红色墙体的南京鼓楼，分为上、下两层砖石建筑结构。下层基座长44.4米、宽22.6米、高8.9米，筑有三道南北贯通的拱式门洞，中间门洞高6.5米，宽约6.4米；左、右门洞高5.3米，宽4.7米。左、右门洞内各筑有两个劵洞，可容纳上百名御鼓官兵。下层两端各筑有40级青石铺就的楼梯，可直达上层廊台。两端台阶上空盖有飞檐翘角的长方形亭子，以防止雨水浇进楼梯道，影响人拾级上下。左、右门洞一侧，前后各开有一扇拱形白色格窗，用于“劵洞”内的通风和采光。

上层四周为露天楼台，长宽尺寸与下层相同，中间为一座三开间的大殿，大殿四面有抱柱回廊，大殿为歇山顶式重檐四落水木结构。在重檐翘角的檐柱和雀替上，镌刻有凤鸟立于花丛山石上、双狮子戏球等吉祥物套叠精美彩绘图案。

建筑面积880平方米，海拔高度约70米，“碧瓦峙双阙，红墙缭长闉”的南京鼓楼，其规模之大，气势之盛为海内罕见。据说，在明朝时期，南京鼓楼不仅是“应天府”的标志性建筑，也是“京城”唯一的至高点。拾级登楼远眺“苍苍金陵月，空悬帝王州”的壮美景色，可尽收眼底，一览无遗。

　　历史文献《礼记·明堂位》记载，“鼓”是中国一种传统的打击乐器，在一般为圆桶形状，结实的鼓身一面或两面，蒙上一块拉紧的动物皮革（称为鼓膜），然后用手或鼓杵敲击，即可发出声响。

早在遥远的神农（伊耆氏）时代（公元前4094年至公元前3574年），就有了用陶土烧制而成的“土鼓”，其激昂雄浑的“咚咚”鼓声，上可“声动梁尘”，下可“鼓舞人心”。

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76年），著名军事理论家曹刿在《左传·庄公十年》中云：“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译成白话的意思：“打仗，要靠勇气。第一次击鼓能振作士兵们的勇气，第二次击鼓时勇气减弱，到第三次击鼓时勇气已衰竭。敌军的士气已经枯窘，而我军的士气正旺盛，所以战胜了他们。”由此而知，“一鼓作气”的历史典故，便是对“鼓”在战场上的作用，做了既形象又生动的解读。

到了先秦时期（公元前221年），鼓已作为壮音，出征打仗先要擂鼓助威，如《诗经·邶风·击鼓》中记载的“击鼓其镗，踊跃用兵”。

既然“鼓”是战场上的助威重器，为何古人要在城池中央地带，专门筑建一座楼阁来放置“鼓”和“铜钟”（俗称鼓楼和钟楼）呢？原因是在机械钟、表这样的记时工具没有发明和制造出来前，充满智慧的中华祖先们，为知晓和掌握一天中的时辰，以便于安排工作和生活，便采用“日晷”、“铜壶漏刻”、“烧香”等计时方法，但由于每个人记录的时间都不一样，而朝廷或社稷是需要一个相对精确的计时方法（相当于现在的“北京时间”），来“统一时辰”并及时地召告天下众生。于是“鼓楼”在这种特殊的时空环境下，便“应时而生”。历朝历代的朝廷会专门在城池中央或城中地势较高之处，筑造一座楼阁，放置“鼓”、“铜钟”、“日晷”、“铜壶漏刻”、圭表等计时与报时工具，并派专人负责按时擂鼓传音报时。

鼓在古代的城池中除用来报时外，还因为鼓声传得较远，可以利用鼓声对某些突发的自然灾害和发现敌情时，及时报警传递信息。所以，古人在城池中筑楼设置鼓，一是用来按时敲鼓报告时辰；二是用来击鼓报警。

北宋文学家、诗人孔平仲在《孔氏谈苑·封置鼓楼》中记载：“齐李崇为兖州刺史，州劫盗，崇乃村置一楼，楼悬一鼓，盗发之处，搥鼓乱击，诸村如闻者，槌鼓一通，次闻者，復挝以为节，俄顷之间，声布百里，伏其险要，无不擒获。诸村置鼓楼，自此始也。”译成白话的意思：在山东兖州境内，经常出现抢劫的盗匪，监察官李崇下.令在每个村镇都设置一座楼，楼内放置一面大鼓，在发现盗匪时，就用鼓槌敲击大鼓，让鼓声传遍十里八村，这样各村的人听到鼓声，便会派人在关卡路口设下埋伏，盗匪没有不被捉获的。

由此可见，设置“鼓楼”的重要性，已经不言而喻。故此，从北宋时期开始，历代朝廷都会在城池中筑造一座鼓楼。

据史籍记载，迄今为止，全国只剩下三座建筑历史悠久，内容丰富，保存较为完好的“鼓楼”，它们分别是北京城、西安城和南京城的鼓楼。

　　昂首望天、神姿仙态的南京鼓楼西面的“石头山”（清凉山）上，便是公元前333年，楚威王熊商打败越军后，筑置“金陵邑”（城）的地方。那时，西望“清凉山”，北扺“马鞍山”，东倚“钦天山”（北极阁、鸡鸣山），南与“五台山”相邻的“鼓楼”（黄泥岗），称得上是“或如龙盘虎踞，复似鸾集凤翔”的风水绝佳之地。

拙文至此，不禁让笔者想起了由唐代诗人李咸用《山中》诗：“朝钟暮鼓不到耳，明月孤云长挂情。”和宋代诗人陆游《短歌行》诗：“百年鼎鼎世共悲，晨钟暮鼓无休时。”所引申出的成语“晨钟暮鼓”的典故。

早在西周初期（公元前1046年），华夏古人以一昼夜为十二个时辰，分别以地支（子丑寅卯）序之，一个时辰等于现在的两个小时。古人以圭表或铜壶漏刻测得时辰，然后击鼓报时，让百姓知晓。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76年），人们发现铜钟的声音比鼓的声音传得更远，于是齐武帝萧赜赐令，除鼓楼外再建一座钟楼，从此，将昼夜区分开，以早晨撞钟，夜晚击鼓来进行报时。这就是当初建造南京鼓楼时，在楼上也悬挂有一鼎“铜钟”的缘故。一直到了清朝时期，才将这鼎铜钟迁移至鼓楼东面的“大钟亭”里。

据考证，自春秋战国时期肇始，历代朝廷都用击鼓敲钟的方式进行报时，只是用来报时的工具顺序有别，有的朝代“晨钟暮鼓”，有的朝代却是“晨鼓暮钟”。如，东汉时期（25年至220年），就采用“天明击鼓催人起，入夜鸣钟催人息”的“晨鼓暮钟”制度。东汉著名文学家“蔡邕”在《独断》中写道：“鼓以动众，钟以止众。夜漏尽，鼓鸣即起，昼漏尽，钟鸣则息也。”滴漏（铜壶刻漏）是华夏古代的一种计时器具，根据刻度分夜漏和昼漏，夜漏尽，乃夜时将尽，天将明。昼漏尽，则日时将尽，夜已临。

始建于明朝洪武十五年（1382年）的南京鼓楼，初时备有4个铜漏壶：“天地”、“平水”、“万分”、“收水”。漏壶中间安装一个用机械操纵的名叫“饶”的铜乐器，每过一刻都会击饶报“点”（时间）。

唐朝时期，朝廷采用的是“晨钟暮鼓”的报时方式，即早晨敲钟，夜晚击鼓。唐代著名文学家“白行简”（唐代大诗人白居易胞弟）在《李娃传》中描述：“久之日暮，鼓声四起。姆曰：鼓已发矣，当速归，勿犯禁！”文中的“禁”字即指“宵禁”，当鼓声响起，街上便禁止行人，违者称为“犯夜”，要被官府处罚。

　　明朝初期，明太祖朱元璋对精准报时和有效管理时间极为重视。他曾旨令统一漏刻制度，统一使用年、月、日、时、刻，在全国实行统一的标准时间。将鼓楼（含钟楼）的管理隶属“太史监”（后称钦天监）。太史监是朝廷掌察天文、历法推算，及颁布漏刻授时、阴阳术数等的一个机构。因为，古代人将观天象、计时和报时与国家政治紧密关联在一起。所以，太史监的地位非常之高，明朝时期的太史监首任“太史令”，正是明太祖朱元璋身边第一谋臣，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晓人和，明阴阳，懂八卦，晓奇门，知遁甲，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刘基”大人。

故此，明朝时期的南京鼓楼，有一整套严密的计时、报时系统和制度。据史籍《南雍志》记载，明洪武十四年(1381)，明太祖朱元璋亲自参与制定京都应天府的规划布局，选定在城中央的“黄泥岗”（后称鼓楼岗）上建造“鼓楼”。

古时候，人们只能依据天体自然运动的规律来判定时间，寻找计时方法。祖先们以太阳东升西落，来确定一天的时间，其量度单位为“日”；以月亮的圆缺隐现确定一个月的时间，量度单位为“月”；以寒来暑往和草木禾稼的荣枯来确定一年的时间，量度单位为“年”。这些时间单位从古至今都在指导着人们的生活作息。套用现代的一句俗语，明朝时期生活在京都（南京）的人们，其幸福指数一定非常之高。让多情浪漫的现代人不禁会遐思翩迁，憧憬昔日应该是这样的情景，在黎明与黄昏时，随着鼓楼上响起的敲钟击鼓声，地处古城中央的鼓楼岗下，会有一字排开的13匹白驹同时出发，朝着京城的13座城门口飞奔而去，传令城门的启闲。居住在城内外的百姓会以此钟鼓之声，安排劳作起息。至今都令后人引以为自豪的是，明太祖朱元璋不仅构筑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都市城垣，还在城池中建造了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鼓楼，给已是“飞甍夹驰道，垂杨荫御沟”的六朝古都，增添了一份灵动与生机。

据专家研究发现，建于明朝洪武元年（1368年）的应天府“京城”城墙（四重城垣之一），为“南斗、北斗”聚合形平面布局。所谓南斗、北斗聚合形，就是京城的13座城门，基本按照天体的“南斗星”和“北斗星”的形状来设置。从应天府京城东南角的“通济门”至西北角的“仪凤门”，划一条对角直线（对角中轴线），直线以南为“南斗六星”，直线以北为“北斗七星”。南斗六星分别代表“聚宝门”（今中华门）、“三山门”、“清凉门”、“石城门”、“定淮门”、“仪风门”；北斗星分别代表“通济门”、“正阳门”、“朝阳门”、“太平门”、“神策门”、“金川门”和“钟阜门”。有意思的是，通济门至仪风门的这条对角直线，恰巧从“鼓楼”的中间拱券门穿过。更有意思的是，鼓楼分别至城东的“朝阳门”，城南的“聚宝门”，城北的“仪凤门”距离均相等。由此看来，坐落在通济门与仪凤门对角线中间点上的南京鼓楼，就像是镶嵌在城市中央的一枚奇目的红宝石。这座流转朱红色光晕，被绿树环绕的建筑，不仅给人带来宁静祥和与喜悦，还让人对过去的时光产生了不尽的遐想……。

　　传说，明朝时期的南京鼓楼，除了用作计时和报时外，朝廷还会在这儿举行迎接贵宾、选妃、接诏书等重要国事活动。所以，飞檐杰阁的鼓楼既是朝廷观天象、报时辰的机构，又是社稷政治与人文的重要活动场所之一。

白云苍狗，南京鼓楼（含钟楼）经历200多年和煦的时光后，不幸毁于明末清初的战火中，仅遗留下城阙台基。鼓楼西端小钟楼里的那鼎锈迹斑斑的铜钟，深陷在尘土之中。

据史籍记载，一代明君爱新觉罗-玄烨（康熙皇帝），为根治黄河、了解民情、整顿吏治，于清朝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十一月一日扺达江宁（南京）。翌日，康熙皇帝亲自登上黄泥岗上的鼓楼台基，凭高眺远，纵览“六朝古都”风貌后，随即对陪同在身旁的两江总督王新命口谕：“朕下次来，要看到一座重建如初的鼓楼”。

十一月四日，玄烨皇帝起程返京，两江总督王新命率众官及近十万百姓到江边码头，为其焚香跪送，场面奢华，盛况空前。玄烨见此情状，反而龙颜不悦，他忧心忡忡地对前来送行的官员，谆谆告诫道：“尔等当洁己爱民，奉公守法，激浊扬清，体恤民隐”。康熙皇帝口谕的意思是，要求江宁府的官吏们廉洁自律，爱护百姓，弘扬正气，多体察百姓的实际困难，多为百姓办好实事。之后，以两江总督王新命为首的官吏们，为不辜负康熙皇帝的谆谆德教，特将玄烨的“圣谕”刻在一方石碑上，竖立在重建后的鼓楼上层大殿中央，以儆效尤。

在圣谕碑的两侧，各竖立着一个两米多高的玻璃橱柜，里面分别摆放着雕刻的六角七级结构的龙塔和凤塔，这对龙凤塔是清朝光绪二十年（1894年）叶赫那拉氏-慈禧太后六十寿辰时，地方官员赠送给她的寿礼。龙凤塔通体镌刻有象征着吉祥如意的人物、植物和动物图案。其雕刻工艺，精湛唯美，细腻生动，清雅自然，堪称经典，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和艺术观赏价值。

作为南京鼓楼“镇楼之宝”的《清-康熙南巡圣谕碑》，是用青石镌刻而成。圣谕碑由“碑额”、“碑身”、“龟趺”（赑屃）三部分组成，碑身高5.2米，宽1.43米，厚0.38米。碑身正反两面均刻有楷书体的碑文。碑额上刻有篆书体“圣谕”二字，碑额一圈刻有形态各异的龙跃天衢图案。一眼就能看出，体积庞大，材质讲究的圣谕碑，雕刻精细，丽靡有加。其中驮载石碑的龟趺，显得尤其生动传神，栩栩欲活，其身背纹饰的线条图案，则如网在纲，炳若观火。

因为圣谕碑的内容，都是康熙皇帝对官吏们微言大谊的告诫，所以，此碑又被称为“戒碑”。

重建于清朝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的南京“鼓楼”，同时拥有三个名字，第一个是康熙皇帝曾在旧鼓楼的城台上，纵观江宁壮丽河山。故鼓楼被称作“畅观楼”；第二个是重建后的鼓楼大殿中，竖有圣谕碑（或称戒碑），故被称作“碑楼”；第三个是民间的文人骚客们，干脆把鼓楼亲昵地称之为“明鼓清碑”。

清朝同治三年（1864年），南京鼓楼又一次遭遇不幸，楼上木质结构的大殿，被太平天国军放火烧毁大半。

清朝同治四年（1865年），两江总督衙门再次对鼓楼进行修葺复建。

　“云间缥缈出层楼，楼上钟成四百秋。当日繁华今不见，钟声依旧满林丘。”自宋代开始，鼓楼和钟楼的用途和功能，就在城市中有了明确的定制。鼓楼击鼓，钟楼敲钟，夜里更夫敲梆子按更次报时，是中国古代城市报时的基本内容，这既对人们的起居劳作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又可以统一时间，为城市功能正常有序的运行提供了可靠的保证。但是，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到了明末清初时，欧洲的机械钟表技术传入中国，人们逐渐掌握了仿制钟表的技术，并将这一技术普及运用到工作和日常生活中。由此，到了清朝末年，南京鼓楼报时功能的重要性已逐渐减弱。

民国元年（1912年），南京鼓楼终于结束了其长达530年的历史使命。

民国十二年（1923年），国民政府以南京鼓楼为主体，将鼓楼岗辟为“南京鼓楼公园”。

民国十七年（1928年）八月，国民政府为修筑“中山大道”，逐将“中山北路”、“中央路”（旧称子午路）、“黄河路”（今北京东路）、“中山路”、“北平路”（今北京西路）五条主干道汇聚在鼓楼公园东侧的空地上，并将此空地修建成环岛形交通枢纽，并以鼓楼之名，将这座椭圆形状的交通枢纽，命名为“鼓楼广场”。由北向南的中山大道环绕此广场后，经由中山路延伸至“新街口”。

民国十六年（1927年），国民政府将南京气象“测候所”临时搬迁至鼓楼，这对于鼓楼而言，也算作是“物善其用”。不久，国民政府又将鼓楼作为“国立中央天文研究所”临时办公地。直到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八月，中国南京紫金山天文台正式成立，国立中央天文研究所才从鼓楼迁出。

民国十九年（1930年），设立鼓楼公园办事处，兼管清凉山、鸡鸣寺两个公园。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5月，国民政府还都南京，设立鼓楼公园管理所。

1949年4月南京解放。鼓楼公园改由“南京工赈总队园林中队”管理。

1958年，南京市政府将鼓楼公园面积扩充至2公顷，其中拥有绿地0.8公顷，苗圃0.5公顷。后来，鼓楼公园东侧的鼓楼广场，以及鼓楼广场周边地区的绿化和养护管理，均由鼓楼公园负责。

1959年10月1日国庆十周年之际，鼓楼公园正式对外开放。

1966年，鼓楼因故不幸再次遭到毁坏，至使楼内珍贵的文物、古玩流失殆尽。不过所幸的是《清-康熙南巡圣谕碑》和一对龙凤塔，侥幸䑮过此劫，得以完好无损的保留下来。

1979年，南京市政府对鼓楼公园进行了全面修缮和绿化养护。同年10月1日，鼓楼公园重新对外开放。

1983年，南京“鼓楼”作为览胜景观，被列入“新金陵40景”。

2003年，南京“鼓楼”被选为南京标志性建筑之一，并同时获得“南京新55景”称号。

　　最后，值得提及的是，始建于明朝洪武十五年（1382年）的南京鼓楼，曾是当时南京（京都）城的地标性建筑。然而，非常凑巧的是，640年后的今天，南京城新的地标性建筑，海拔高度450米的“紫峰大厦”，竟与“鼓楼”相去咫尺，比肩而立。如此亦古亦今，奇异壮观的景象，着实让人大饱眼福，啧啧称奇。

昂首眺望，巍峨耸峙、现代时尚中彰显富丽堂皇的紫峰大厦，与飞檐迎风、庄重典雅中透出古色古香的鼓楼，把“浮翠流丹”与“银色光华”奇妙地汇聚在一起，为南京这座古老的历史文化名城，新添了一道壮美而靓丽的风景线。

徜徉在这相望相守，引人入胜的“古老”与“现代”之间，让人不禁心醉意醉，浮想联翩。

近午时分，笔者一口气拾级登上飞阁流丹、四周围栏的鼓楼城台，举目四望，苍穹之下，阳光热烈，大地坦荡，山湖秀靓，碧草舅茵。南京，好一个名不虚传的人间天堂！

转身进入大殿，驻足静静地瞻仰竖立在大殿中央的《清-康熙南巡圣谕碑》，掐指算算，这方圣谕碑距今已337年，但碑上的字迹仍然清晰可辨。默念碑文的同时，笔者蓦然间产生了一种幻觉，仿佛感觉到当年康熙皇帝亲临此地时，散逸出的那股天下为怀，重仁重义的雄霸之气，仍在天地间驰骋纵横！诚如南宋一代名将、文学家文天祥所云：“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巧合的是，经历了640年历史沧桑的南京鼓楼，不但是这句至理名言的见证者，而且是具体的践行者。故此，对南京“鼓楼”满怀着别样情愫的人们，是这样来评价这座华夏古国之“神器”的：

一楼雄踞古城中， 阅尽沧桑见彩虹。

六百春秋家国梦， 化作俳赋竟无穷。

2022年6月8日拙于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