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屈原

涤凡

屈原（约公元前340—公元前278年），战国时期楚国人。芈姓，屈氏，名平，字原。楚国王室是芈姓熊氏，屈原是楚武王熊通的后代，其家族因功分封在屈地，所以为屈氏。屈原属于血统纯正的王室贵族。屈原经历了楚怀王和楚顷襄王两代朝政，其中主要活动是楚怀王当政时期。屈原曾被怀王重用，担任左徒，主持楚国的变法改革和外交事务。

楚国和秦国在西周初年的诸侯国中属于边缘化的小国，被中原发达地区视同未开发的蛮夷和戎狄。进入春秋时期，礼乐崩坏，旧秩序中开始涌起改革的浪潮，其中改革力度最大的是秦国商鞅和楚国的吴起，这两个处于文明鄙视链末端的国家，一跃而成为雄踞西北和东南的强国。

可惜吴起被楚国贵族利益集团合谋杀害了，迟滞了楚国崛起的进程，楚国贵族势力长期把持朝政并互相内斗，这是楚国最终失败的重要原因。楚国在春秋末期，还发生过奸臣鼓动楚平王迫害伍子胥父子事件，导致伍子胥逃到吴国，后率军攻楚报仇雪恨，差点让楚国灭亡。吴起改革失败大约五十年之后，屈原登上了历史舞台。此时楚国社会矛盾积重难返，主要矛盾仍然是旧的贵族势力十分强大。

屈原在楚怀王支持下的改革内容主要是：1、奖励耕战。2、选用贤才。3、反壅蔽。4、禁朋党。5、命赏罚。6、移风易俗。7、联齐抗秦。

屈原的改革其实与秦国商鞅和楚国吴起的改革方针基本一致，其核心就是削弱分封制度下的贵族势力，加强中央集权，提高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打破贵族等级制度对人材的压抑，开放言论，禁止贵族抱团，以法治国，奖罚分明，改变旧的风俗，联合齐国和其他国家对抗强秦，实行富国强兵。

屈原终生对怀王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情结。司马迁说屈原：“虽放流，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复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终无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见怀王之终不悟也”。意思是屈原虽被怀王放逐，但始终眷顾祖国，想念怀王，不忘返回朝廷，希望怀王醒悟，改变楚国现状，维护楚王复兴楚国，三次表达这样的愿望。但无可奈何，仍然不能获得重返政坛的机会，可见怀王最终也没有醒悟。

楚怀王在历史上的评价比较复杂。华中师范大学张正明教授在《楚史》中指出：“自从楚怀王六年（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帝国解体后，楚国便成了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一大国”，疆域最为辽阔。”但楚国大而不强。他重用屈原推行改革，国家欣欣向荣；他驱逐屈原，楚国国运逆转。司马迁对楚国因屈原离开权力核心后所犯的颠覆性错误时指出：“怀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内惑于郑袖，外欺于张仪，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兰，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于秦，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祸也。”纵观怀王一生，也曾励精图治，大破魏军，夺取魏国八城。怀王十一年，他为纵约长，楚、赵、魏、韩、燕五国合纵伐秦，兵锋所指，惊动关中。怀王二十三年，趁越国大乱之机灭越，设江东郡，楚国疆域版图空前扩大。秦昭襄王诱骗楚怀王到武关会盟。屈原苦苦劝告他不要赴虎狼之窝，但他执意前往秦国赴约。秦国趁机扣押怀王，索要楚国土地，怀王誓死不从，最后客死秦国。正如张正明教授对他的评价：“误国误得荒唐，爱国爱得卓绝”。秦国将他的遗体送到楚国，“楚人皆怜之，如悲亲戚”。项梁、项羽参加反秦起义后，其军师范增说：“夫秦灭六国，楚最无罪。自怀王入秦不反，楚人怜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也。”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项梁将楚怀王之孙熊心立为楚怀王，“从民之望也”。虽然陈胜、吴广、刘邦、项梁、项羽都是楚人，由于有怀王的旗号，项梁叔侄的队伍发展最快，成为推翻暴秦的主力。而项羽在封王后弑杀了小楚怀王，也是导致他与刘邦争夺天下失去民心的重要原因。

楚国被秦国所灭，根本原因是楚国的改革不到位，是制度竞争的失败，其中也有楚怀王对屈原的排斥。这一事件典型地反映了历史必然性中的偶然性。

据司马迁的叙述，屈原为国家起草改革宪令，未定草稿放在桌上，上官大夫伸手要拿去看，屈原一把夺过来不给他。上官大夫与屈原官职差不多，他没有被授权参与国家重要政令的起草工作，尚未上报国王审批推行的中央文件属于国家机密，所以屈原不让他看，完全是正常的工作守则。但上官大夫是奸佞小人，一直就嫉妒屈原的才能，从这次办公室中的小动作，也可看出他人格的猥琐下作。但他从屈原不让他看文件的举动中灵机一闪，于是向怀王编造谗言，说大王委托屈原起草的大政方针文件，没有上报大王前，百官人人都知道内容了，等到大王审批推行后，屈原就宣称是他的功劳，说除了他，没有人能够做到这样的成就。上官这番谗言，完全颠倒了事实真相，而又契合了怀王虚荣、自负、多疑的性格特点，达到了陷害忠良的目的。屈原全心全意辅佐怀王进行改革变法，推动楚国富国强兵，但怀王听到上官的谗言，就“怒而疏屈平”，撤销了屈原左徒职务。按照司马迁的说法，屈原《离骚》诗篇就是在这样的情境下创作的。司马迁指出：“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历史学家普遍认为，楚怀王疏离屈原，是楚国由盛而衰的转折点。

西汉初年的贾谊在《吊屈原赋》中，通篇都是将屈原与小人相比，揭示屈原在政治上的失势，完全是由于奸佞小人在君王面前的挑拨离间造成的。一方面抨击小人误国，君子蒙冤，另一方面也对人主不明是非、不辩忠奸表现了极大的愤懑之情。他在赋文中，用了一系列比喻，形象地揭示了黑暗政治的荒诞现象：凤凰在躲避流窜，猫头鹰在高空翱翔；世人都认为卞随、伯夷（古代贤人）恶浊，盗跖、庄蹻（强盗和叛将）廉洁；莫邪（古代宝刀）粗钝，铅刀锋利；君主丢弃周鼎（国之重器）而重用瓦盆，用疲惫的牛和跛脚的驴当坐骑，而用骏马去拉盐车。总之，这都是昏聩的君王不懂得使用人材而重用小人的情景。

贾谊这篇《吊屈原赋》，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中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首先，这是汉代第一篇哀悼屈原的文学作品，由于辞赋从人格的高洁和卑污来划分君子和小人，对朝廷政治斗争中的忠与奸、是与非、美与丑，进行了鲜明的对比，强烈的感情色彩和逻辑力量，引起汉代政治思想界和文学界对屈原的高度关注，以致司马迁将屈原和贾谊合并，在《史记》中撰写了《屈原贾谊列传》，为后代留下了屈原史迹的重要依据。其次，可以看出司马迁和贾谊都集中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对明君的期盼，对忠臣的歌颂，对奸佞的鞭挞。第三，开启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从屈原的命运，结合贾谊、司马迁的遭遇，中国知识分子的杰出人才，追求美好社会的理想往往在黑暗的政治中受到挫折，甚至徘徊在生死之际。于是，他们坚守自己独立的人格，顽强地表现自我意识，把思想情绪和才华倾注在文学创作上，反而成就了中国文学的璀璨历史，屈原就是其中的首席代表。他创造了楚辞这样的诗歌体裁，突破了诗经四字的形式，用多字排列，灵活多变，句式跌宕起伏，一改过去诗歌的短小，绘制出个性化的宏大的诗歌长卷，极大地丰富了中国诗歌的表现能力和深厚的思想内涵。民间疾苦、风俗神话、政治历史、花草树木、风电日月、人生哲理等万事万物，奔涌于笔端，酣畅淋漓地抒发了胸中的思想和情感。屈原的诗歌语言瑰丽华美，想象丰富奇绝，思想深邃浩大，借鉴诗经比兴手法，将赋、比、兴糅合在一起，并创造了香草美人的比喻范式。例如：“沅有芷兮澧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湘夫人》），此句就是比兴手法，用芷兰香草比兴湘夫人。句中”公子”作贵族女子解。“山中人兮芳杜若，饮石泉兮荫松柏”（《山鬼》，将美人比喻为芬芳的杜若）此句就是赋中的对仗加上比喻的修饰手法。所谓香草美人，实际上是代指作者美好的政治理想。屈原的这一手法，成为之后历代文人惯用的暗喻形式。屈原成为我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奠基人，对我国后代的文学创作具有重大深远的影响。屈原在政坛上的生命是短暂的，但他在中华文明的天空上是一颗永不熄灭的恒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