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考大学到峨眉

耕耘者

吴永平

　　我生在长在江南水乡的嘉兴县（今嘉兴市南湖区、秀洲区）。1977年7月，我从嘉兴第三中学高中毕业，在那文革刚结束、百废待兴的年代，初踏上社会，不知路在何方？我是长子，按政策规定应去插队落户接受再教育，但父亲在＂牛棚＂接受隔离审查，家里需要我，居委会主任是隔壁邻居，知道我家的情况，也就没强要求，我呆在家中无所事事。

　　我的班主任潘敏老师对我很好，见我没事干，就向校方推荐，让我去看管一个所谓与“四人帮”有牵连的张伯良老师，每天三毛钱的补贴。做看管工作就是看住别出事，无论是白班还是晚班，都有大量的空闲时间，我找了许多能找到的书籍看，消磨时光，充实自己。

　　10月21日，传来了恢复高考的消息。张老师见我没其他路可走，但喜欢看书，有点基础，就建议我考大学。在那＂读书无用论＂的背景下，我的四年初高中，大都是在学工、学农、玩耍中度过，没学到多少知识，参加高考无凝是个很大的挑战。我想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就产生了考考试试的想法。在张老师的辅导下，我开始复习语文和数学。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间就到了开考日子。我报考的是文科，两天时间考了政治、语文、数学、史地四个科目，我懵懵懂懂走进考场，又懵懵懂懂走出考场，自我感觉政治、语文考的还好、史地一般、数学很差。因没抱太大希望，考后也就没去多想能不能考上的事。

那年的冬天似乎特别的冷，雨水也似乎特别的多，每一、二个月我要去乡下＂牛棚＂给父亲送东西，走在寒冷、泥泞的雨中，听到广播喇叭里反复放送的巜洪湖水浪打浪》，心中常会泛起丝丝凄凉。

　　快过年了，每逢佳节倍思亲，出于我父亲也在＂牛棚＂的同病相怜的情感，我与另两名看管（高中同班同学）商议后，在除夕前的一个深夜，偷偷地带张老师回了一次家，家就在三中校园内，与家人相聚，我们三人还担任望风。此事被校方知道了，我的看管工作也就结束了。

　　转年1月份的一天上午放学时分，我隔壁邻居一位三中学生兴冲冲跑来喊道：“吴永平，你考上了，学校门口有红榜”。我三步并作两步跑到三中门口，看到了一张红纸上写着四个人名字，三个是77届应届生，一个是低一届的学生，其中就有我，当时我的喜悦心情难以言表。事后一打听，才知道这只是上了分数线，还需体检和政审。 

体检后我在家中等待，迟迟没见动静，就托父亲的同事去打听，被告知成绩还可以，但政审未通过，第一次高考就此结束。

第一次参加高考能上分数线，给我增添了信心，1978年春节后，我开始第二次冲刺，到三中参加了高复班。我本来是喜欢文科的，特别喜欢文学，但＂牛棚＂中的父亲带话给我，搞文学、写文章有政治风险，还是搞理工科好，加上受到＂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影响，我转向选择理工科。在备考的几个月里，我除了学习就是学习，除了复习就是复习，经常挑灯夜读到天明。参考、上线、体检，政审还是没通过，第二次大学梦又破灭了。

　　第二次高考失败后，很多人劝我不要考了，政审不会通过的，还是找个工作得了。当时嘉兴办了很多工厂，有就业的机会，许多高复班的同学都考上了嘉兴第二毛纺厂。而我想已经考了两次，都上了分数线，放弃有点不甘心，还是再作最后一搏吧。

出于家里收入来源的考虑，我就到嘉兴食品厂做临时工，每个工作日9毛钱，主要工作是包装月饼、烘烤面包。我比较喜欢烤面包，每一炉有一点时间间隙，可以看会书。工友们见我一边烤面包，一边看书，就戏称“眼镜”、“书呆子”。 

1979年4月，与我有同样境遇的一位考生向邓小平写了一封信，邓小平作了批示，刊登在《人民日报》上，原文记不住了，大致意思是：父母是父母的事，不应牵连到子女。这个事情给我打了一剂强心针，毅然结束食品厂工作，全身心投入到第三次高考。

　　努力总会有收获，第三次高考成绩出来了，我的分数上了重点大学线。我找到班主任潘老师和教数学的张老师帮助填报志愿。他们认为，我的分数报江浙沪一带的部分重点大学应该没问题，但考虑到政审的因素，应该选择别人不愿意去的偏远地方的大学，就让我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和西南交通大学中选一个，那时对选什么专业都不知道，只因不喜欢吃面食，而四川有大米，就填报了西南交大机车柴油机专业。

接到入学通知书后，我欣喜若狂，喜极而泣，奔走相告，见到一个同学，就喊一声＂我考上大学了＂，转身向另一个同学报喜。

9月初的一个艳阳天，从＂牛棚＂里放出来不久的父亲，还有我的母亲，用一根扁担，挑着行李，把我送到上海北站，登上181次列车，经过50多个小时的颠簸，跨进了峨眉山麓的西南交通大学的校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