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乡僻壤》之《柳暗花明》

简翁

　　

又值高考、中考时期，我再次想起四十多年前的此时，我参加高考、中考的情形，真是今非昔比。

《穷乡僻壤》之

第九章 柳暗花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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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10月的一天，我在新集公社参加通讯员新闻报道工作会议。中午时分，从广播听到恢复高考制度的消息，出席会议的许多青年人立刻兴奋起来，再也坐不住了。

消息很快的传遍了街头巷尾，村村庄庄。

回来后，我却陷入了深思——

上大学，是我从小就期盼的一个美好愿望。可是，在“文革”期间，上大学靠成份，凭推荐，我自然没有那个福份。父母没有很好的身份，家庭没有很高的地位，何况又是外乡人。现在居然能凭真本事参与竞争，而且又是一种公平的竞争，我何苦而不为呢？然而，很遗憾，我们读书的岁月实在是太惨太惨。自1965年入学，至1976年高中毕业，恰是文革十年。我们学到的东西，少得可怜又可怜。虽然我在学校算是个“高材生”、“优秀生”，可是别人不知道，我难道还不知道自己肚里有多少“油水”吗？如今，要参与竞争，我有些胆怯。

我的很多同学都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纷纷想挤上了第一趟“列车”。

根据父亲的意见，我选报了大学，我的妹妹选报中专。而面临考试的时间又是极其紧迫，大家几乎都没有复习的机会，我却检出了几本旧书，草草地看了几天。就这样，我和大家一样都打了一场无准备之战。

虽然，只考了两三门功课，失败却是真真实实的。我的老师们都为我深深惋惜。仅以四分的差距，而名落孙山。妹妹亦如此。

因此，我没有参加复试，我没有参加体检。同学惊讶，父母责骂，我自己也苦恼。我自幼生性脆弱，自尊与自卑同时滋长。那天，我得知复试的名单没有我，失声痛哭。回到家，父亲淡淡地说了句“明年再考”，母亲却毫不留情、喋喋不休地责骂我的无能。后来，我写了一首《自恨二十韵》，诗中写道：

“……有语无处说，有理无处辩。

只怪子不勤，语数未深研。

一辜父母恩，二辜亲人愿。

夜晚不能寐，白昼食不甜……”

1978年元旦前夕，我又写了一首诗，诗中引用了陈毅先生的“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的一句。后来，过春节时，我用红纸书写作春联张贴在我家门上，以示其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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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生活不可能那么尽人意愿。家庭，不仅仅是拮据，而是面临饥寒交迫。为生活，父母经常吵吵闹闹。我作为长子，理所当然要为家庭竭尽全力，分忧解难，那时，外出做临时工，是件很不容易的事。在队里拚了命，又能多苦几个分工？况且，大队又死死抓住我不放：搞通讯报道、搞文艺宣传……年前，我一直在大队编写、导演、排练文艺节目，直到“春晚”结束。

何去何从？自然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许多好心人劝我将大队的事摔去不管，家中的事丢下不问，自己复习，来年再考。我想，大学自然是要考的，摔去大队的事，丢下家中的事，恐怕都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我犹豫不决。

这年的春节，我过得很不轻松、很不愉快。尽管春节间天天从这个队到那个队去演出，但“心病”却在不断加重。不久，公社文化站又借我一个星期，刻印一册宣传材料。

到了新年正月十几，学校开学，不少的青年，其中有我认识的，也有我不认识的，纷纷到学校参加复习，准备迎考。

我呢，依然举棋不定。想去学校复习班参加复习，但钱呢？十元钱的复习费哪里来？此期间的生活费又哪里来？我没有勇气向父母开口，十元钱以至更少一点，对于他们来说都是何等地难！我只好回到大队宣传队，白天参加劳动或写稿，晚上回来在家复习。有时，从同学那里借来一些资料看看。

四月初，我高中班主任张家锦老师见我未到学校参加复习，托人打听；南京人马肇统老师建议我到学校刻写资料，一则苦点钱，二则听些课。我“见钱眼开”，答应了。后来，我为我这一段经历而感到耻辱，耻辱倒不是为钱，而是自己志短。

我“正式上班”后，每天去得很早，回来很晚。尽管每天刻写没有硬性指标，但是我从不懈怠。我每天早上到学校后，都有一大摞的讲义放在我的案头，我只有埋头拼命地刻写。不过十日，我执笔的中指肿了，肿得比拇指还粗，铁笔很难握住，刻写的速度也慢下来。我只好不停地活动活动手指，铁笔捉松些。在家吃饭时，筷子也懒得拿，只好拿勺子，要不用左手。白天在校除了要刻八至十个小时的讲义，晚上回得家来还坚持复习三、四小时。记得那一段时间里，我的眼皮跳得特别厉害，对学习也有影响。后来，才知道是眼神经疲劳过度而造成的。我玩命的学习，有人称之我“拼命三郎”。

到报名时，我又犯难了。

我很想报考大学，学文科；老师们也鼓励我。但我觉得这样在把握不大。和其他同学相比，他们在校复习几个月，把握肯定比我大。如果，我退一步的话，报考中专也许会好一点，但理化成绩又不行。

为了早日摆脱家庭、跳出“农门”，我放弃了上大学的理想梦想，选择了中专。

那时，我对数学特别感兴趣，尽管头脑笨拙，不灵活，在几个月里，我做了数以千计的数学题，而且不少题目是有一定难度的，稿纸堆叠起来足有尺把高。我还给自己制订制度与学习计划：早上5时起床，跑步后读半个小时的书或背概念，中午看一个小时的语文，晚上做两至三小时的数学、化学或物理两种。在这期间，学校对我还算照顾，起码部分讲义没有要我花钱。

刻写工作，一直进行到高考前5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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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中考时的狼狈相不断地出现在我脑海中。

中考是在7月底进行的。

中考前几天，真不巧：

其一，我又打了场疟疾，一般人是隔一天打一次，而我年年都有一场，且是一天一次，持续5天。

其二，父母拌嘴，半月有余。我从学校回家，经常没有一口吃的。真是“祸”不单行。我无可奈何，只得忍气吞声。

中考的地点，是安排在百禄公社的百禄小学。还好，那时，我刚刚学会骑自行车。为了我，母亲跟庄上的邻居借了一辆自行车，借了手表，借了钱和粮票。

7月29日下午，我和高中同班同学刘洪高一同骑车前往距新集公社以东二十余里路的百禄小学。百禄小学在百禄街西头，三〇八公路路南，路北便是百禄中学。此时的百禄街像过年一样热闹非凡，我和刘将自行车存放在准备好的教室里，看过考场，便走上街，打听到住旅社要两元一晚，我俩实在舍不得，只买了几块烧排（大烧饼），返回百禄小学。

校园里，这里一簇，那里一拥，带队的老师在给自己的学生们临场指导。我和刘都没有在校复习，便漫无目的的在校园徘徊着，刘还不时地向我问上一两道题目。晚上，不知是谁找来了一张大芦蓆，铺在校园内的一株大柳树底下，三四人便一齐挤在上面，横七竖八的躺着。

夜渐渐地深了，参加考试的学生们陆续地散去，刘和其他几人都顾不得蚊虫的叮咬，疲惫地睡去。我精神亢奋，怎么也睡不着，仰望着天空满天星辰，思绪万千，感慨万分——

“突突突，突突突……”远处的田野，突然传来了手扶拖拉机的声响，而声响越来越大，久久不断，原来是在施干粪。“突突突，突突突……”还在不断地吼叫着，仿佛要打破这万籁俱寂的深夜，为我唤来灿烂的明天。其实，天，还是黑着，手扶拖拉机还在吼叫着；我的心反而更加沉重了，唤起我无数的思索……

突然，我头脑里散出一个奇怪的念头，“天空中，那一颗星是我呢……”

我眼睁睁地度过了一夜。

早上起来，我和刘洪高到河边洗了洗脸，啃了些冷烧排，又用手在河边捧了些水喝喝。我们的早餐就算用过了。

我们进入考场后，考场内，摆放着一条条位板，长4米，宽不出20公分，板面极不平整，离地面高40－50公分，坐在小板凳上，趴在上面写字极不舒服。居然，也就从这里走出一代一代的人才。

考试时，我的情绪极好。监考老师时常站在我的面前伫立观看，还同另一位老师耳语、惊讶、微笑……后来，我知道那个考场（全是新集公社的学生），我是唯一考上学校的，刘洪高坐在我的前排，考得也不错。但他总是缺少自信，时常想偷看我的答题，而收获甚微。他是在我同学中最不幸运的一个，连续考了四次，成绩均在分线内，年年参加体检，就是未被录取。我的右手是一个女生，高我一届，她也想从我试卷上得点收获，终未能，且考得很惨。

在第一天考后，我的自我感觉极好。

第二天晚上，几个人睡在大树底下的芦席上，情况更糟。半夜，忽然下起小雨来，几个人依然如故。我就这样也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第二天的考场上，我依然如此兴奋。

……

考试一结束，我的情绪不知为何更加高涨起来，抑制不住的内心喜悦。后来，直觉告诉我，我一定能考上学校。熟悉的同学问我考得怎样，我却淡淡地说不怎么样。但只要有心观察我，即便可知。那天，我几乎有点发狂，在回来的路上，从百禄街到新集街，一路高歌。

到家后，我悄悄地叫母亲为我准备上学的行李包裹。母亲将我刻钢板得来的70多元钱，全部给我购置了将来要用的东西：卫生裤、卫生衣、胶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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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队宣传队也许是因为我半年多未去，或是其他原因，几乎解体。

中考后，我回到队里参加劳动，早早晚晚，我又把自家的屋前屋后覆了一些泥，又垫了两间小锅屋的地基，准备来年自己垒两间小锅屋。

一切都是那样的轻松自如。

但是，那轻松自如的日子并不长久，继而带来的是焦急不安，两个多月过去了，一点消息也没有。

九月的一天，陈佳俊的父亲（当时在公社安置办做事）来我家说，南京来人招工了，按政策我们家可以摊到一个名额，他已把我的名字填报上去，估计现在表格已送到南京。我又是一阵兴奋，兴奋之余又多了一份焦虑——

在中考与招工面前，我的理想是读书。真的，那时，我多么想有机会再读点书。真的，我的确是这样想。再则，我对此次中考有较大的把握。若退一步说，即使今年考不上，明年一定要考上。我想，如果能把招工名额让给妹妹去该多好啊？我郑重地跟父母交换了我的想法，母亲便带着试试看的心情去公社找陈父，他表示赞同，只悔当初没有征求我们的意见。

十一月初，考试成绩及体检通知下来了，考试成绩同我当初预测的相差无几。总分是281分，其中语文79分，数学83分，政治62分，理化57分，这成绩在公社还算是前几名。在体检中，色盲给了我一棒，很多专业封死了我的路，唯一只有文科类。如财会、税务，而这类招收的人数少得可怜。唯一的选择只有师范文科类。我回到南京读书的愿望破灭了，只好填写了淮安师范、海州师范的志愿，因为招收的人数多。

又过了一个来月。通知下来了，我被录取在淮安师范文科班，而校址就在灌南，说是淮安的分校。原来学校本部因扩招，人数、班额暴涨，大本营驻扎不下，便如此罢了。除了灌南设班，灌云、涟水、沭阳等县均有专业班。为此，这样做，也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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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新生活即将开始。

妹妹的通知也下来，她被分配在南化八化建，去宁的日子定在12月30日。

双喜临门。

真是双喜临门。

人们在纷纷向我们祝贺之时，母亲却添了一丝忧愁，没有钱：请客要钱，至少一桌；置办行李要钱，原来一套，现在要两套……

其他考上的同学，先后给学校的老师送烟、送糖，而我不敢向家中要钱，又羞愧于见学校的老师。

大队宣传队的同事、生产队的乡亲，分别为我送行。在那些日子，我第一次醉酒，又连续醉了几次，一切都是因为兴奋过度。

队里的乡亲、父母亲的朋友送来了粮食，送来了脸盆、被单……

1978年12月15日下午，文强、文清兄弟俩各自用一辆自行车把我送到灌南。上学时，一床旧被子，一只小木箱，一只脸盆，一只水瓶而已。

我告别了乡亲，跳出了“农门”，开始全新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