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钟山”手表

自由人

我的“钟山”手表

张武昌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手表是非常稀罕的物件。也是婚嫁三大件之一，谁家姑娘结婚，要是男方给送一块手表，简直能轰动整个村庄，那是身份的象征。

上世纪七十年代，在香港新闻媒体界工作的叔公每月会汇款给爷爷当生活费。爷爷收到汇款后，凭汇款单到银行兑换，银行都会附赠一张等值的“侨汇券”。“侨汇券”又叫侨汇物资供应票、侨汇商品供应券。这类“侨汇券”有工业品票、粮票、油票、布票，还有糖票等。只有侨眷才有机会得到这样的票证。用这些“侨汇券”可以到“友谊商店”去购买当时紧俏的商品，如缝纫机、自行车、手表、电视机等。父亲用“侨汇券”加三十元托人买了一只“钟山”手表。

1977年，大哥初中毕业，当时入读高中需走后门，家里也确实缺乏劳动力，因此离开了学校，回到农村加入了农耕大军的行列。因为“文革”大哥入学比较迟，所以初中毕业时的年纪比较大，已经到了17岁。他赶上了大集体生产的尾声，参加了生产队的专业队，专业队的任务就是搞副业，哪里需要劳工就会被派到哪里去。父母亲为了让他表面风光一些，母亲用9个银元给他换了一只“海欧”牌的走私手表。

1979年，大舅恢復了工作，分配到石培小学教书，父親把“钟山”表送给了大舅。幾个月后大舅買了个鬧鐘，又把“钟山”表还给了父亲。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大哥获公安部门批准前往香港定居，“海欧”手表就留给了父亲，父亲把“钟山”手表给了二哥。

二哥高中毕业后补习了二年没考上大学，到村庄附近的学校当代课老师，二哥在学校代课4年后，也经公安部门批准前往香港定居，“钟山”手表就名正言顺地留给了我。

初初以为“钟山”手表是广州制造的，因为广州有个地名叫中山市，后来才知道它的厂址在南京市。五钻“钟山”表是在1959－1960年研制生产。九钻“钟山”表则在1974年左右生产，“钟山”表生产也已步入成熟期。1976－1984年是“钟山”表鼎盛时期。

手表给我后，我把它戴在手上，并带到读书的学校。心里有点得意，因为我不但有手表，还有收音机，以及照相机。我所读的学校是刚由普通高中转制为职业技术学校，本来不想入读，当地教育部门为了保证职校学生不流失，下文规定其他普高不得收录被职校录取的学生，我没有其他办法可以转学，硬撑着读完了两年的职校。职校毕业后，再到下洋侨育中学插班读高二。

上世纪八十年代， 由于手表是稀缺物品，一律凭票购买。当时结婚都讲究家里有“三大件”，即手表、缝纫机和自行车。手表排在首位，这既是婚后新生活的用品，也是家庭生活水平的体现，拥有这“三大件”的婚礼才叫体面。想买手表即使有票有钱，也要找关系走“后门”。

上世纪九十年代，“钟山”手表也仹随着我度过了五六年时光，其间也不知道修理了多少次。后来，市场上开始流行的石英表走时精度高、不用上弦，而且价格便宜、外观时尚，要上发条的机械表逐渐被淘汰，我也换上了一只二哥从香港带回来的石英表。后来我在一家百货公司上班，也有卖钟表，于是我也换了一只日本制造的“西铁城”全自动机械手表，之后又换了一只“精工”牌手表。我的“钟山”牌手表也就成了历史，被父亲存放在抽屉里。父亲离开我们时，“钟山”手表被二哥收藏起来了。

随着智能手机的出现， 戴手表的日子越来越少了。「精工」手表戴在手里显得有点重，智能手机里的时间非常准确，而且智能手机还可以调校闹钟，我的「精工」机械手表也开始退役了。

时光记忆的老手表，它们是有故事的。听着嘀嗒嘀嗒的声音，仿佛回到了年轻时代。走过了几十年，那些遗落在某个角落里的记忆，有些已经开始模糊，但是老手表却让我找回昔日的美好回忆，重现家的温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