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改名伴随的“别扭”

张利

安阳桥

　　父亲改名伴随的“别扭”

张利

中国人，特别是有点文化的人自古用在起名上的功夫是动脑力的:有乳名、大名、还有字、笔名、绰号，种种。更有者遇时代变迁、见美好景致、被事物激励即可应时更名。吚！更名是快事，高兴就改喽，越是名人改名频率越高。

然，我父亲的改名却不同常理，实属无奈，何谈快事？不料，竟应了唐代一古诗中的诗句:“异姓更名数，难教弟子寻。”兮！比之难寻更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父亲叫张向凌，但他参加革命之前的名字叫张祥林。为什么改名？这与他工作生活的年代息息相关：革命生涯所迫。奶名一改却难解难分的“别扭”伴随人生。

父亲1922年出生在河南省安阳市纪家巷，上有一个大他6岁的哥哥张敬之。“别扭”的故事就发生在这哥俩之间，影响了张氏全家及下一代。

安阳老城楼一角（父亲的出生地）

　　民国时期我父亲的家庭还是比较稳定的自由职业人家。据悉，其在安阳安家还与袁世凯有点瓜葛。原住凤阳的穷苦人家的我祖爷爷张鸿儒因凤阳受灾，逃荒至汉口，跟随当时清朝的进士王琏当差(衙役)。王琏后为祖籍在安阳的袁世凯部下参政员。1880年左右，袁世凯下野，于安阳隐居，王琏随之于安阳并在该地修建一片瓦房。我祖爷爷便跟至入住纪家巷。不久取王琏家丫鬟为妻，暂定居王家后院马厩内。中华民国建立后，王琏谢世，家业败落。由于王家无力偿付我祖爷爷的工钱，便将马棚院内三间房及院子做为工钱抵付。爷爷张星伯便于这座院落中问世，与奶奶莲氏成家后养育了他们的儿女。多年后，由于爷爷在政府当遮务的较好收入，用20银元又买下临街的一间房子和院子，形成宽敞的前后院落。

解放后的爷爷张星伯

1945年奶奶连氏

　　天有不测风云，人在旦夕祸福。1937年卢沟桥事变，河南受日寇近逼。日军的炸弹投向父亲的出生地安阳城。各有所居的百姓人家陡然震荡，甚至房倒屋塌，离索逃难。张氏的小富即安也转世破灭。父亲说：“由地洞出来第一次亲眼见浑身带血的难民倒地，吓坏了，冒着浓烟滚滚的街道跑回家，在家人的惶恐中，幼小的心灵第一次感到涑然。但我不像大人们想如何逃生，我只想能不能上学？”学校停课了，何处去？出走，读书！1938年3月，16岁的张祥林第一次结小伙伴在硝烟弥漫中茫然寻找求学路。失败了，逃难的百姓喊：“前面有日本兵”，把同伴吓坏了，拽他掉头回转。熬了一个月，父亲不甘心，再次结新伴，挟一床薄被、揣一块银元择路再行。不料，那同伴吃不得苦，半路又回头了。父亲陷入孤苦的沉思，他还是个孩子，战乱中求学，难啊。但是，年轻气盛的青年人没有回头，读书对人是有影响的，或许是“敢于闯荡”的涌动，或许是“逼上梁山”的无奈。前进一步，他找到了在外地当记者的哥哥。这哥俩是张家唯一亲兄弟，岂能不帮。已接受抗日思想的大伯辞去记者，躲过日军视线，辗转荒野山路亲自送弟弟到了“华北军政干部学校”（国民党与共产党合办的）。在朱瑞教员的影响下，父亲懂得了要读书先要赶走日本侵略者，他辗转踏上了寻找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的革命道路——直奔太行山。

1938年安阳被日本侵略者占领(网络下载老照片)

民国时期的大伯张敬之

1938年奔赴太行山时的父亲张祥林

　　初中尚未毕业的父亲在八路军中是稀有文化人了，组织分配他去中共新华日报工作。从此终生与报界结缘。为了保护已被沦陷的安阳老家不被鬼子发现“通共”的嫌疑，父亲改了名字；同理，大伯为了掩护家人，参加了国民党。这一举——弟弟名字的更改和哥哥身份的更改之“别扭”伴他们一生。

我的奶奶实在太想念还未成年的小儿子，托人到处打听，哪里也未有“张祥林”的踪影。在当妈的心灵里确信儿子平安，于是在堂屋四面点香祈祷苍天保佑。就在全国解放前夕，亲属劝慰奶奶：太行山五月大扫荡”很残酷，八路军牺牲很多，也许……。奶奶承受不了，哭喊着祥林的名字，埋怨当哥哥的太狠心。万没料到，老人家一下子背过气去了。奶奶不在了，家人也绝望了。1949年5月安阳解放，街道革委会敲锣打鼓给家里送来“光荣烈属证”并贴在大门上。可家人不忍心看，咋就光荣不起来腻？1949年9月21日组织上派父亲以黑龙江日报记者身份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到北京踞老家很近了，他试探给老家地址投了封信，家人收到啦！哇！哇！哇！张祥林的确不在了，不到5个月“转世”一个活脱脱的——张向凌。改名？原为了革命不连累家人，可现实让亲情付出生命代价，岂止别扭？又一乎，那惊喜……。10月2日，老家派不识字的家庭妇女、但却是张家主事的我大伯母到北京与他的小叔子见面。那一刻，那一刻啊，找不出合适的语言形容。身着斜襟灰布袄、后脑挽着疙瘩鬏的伯母开始是捶胸顿足打自己，而后挥双拳揍面前的小叔：“你呀你，咱娘是想你想死的；你大哥被你们抓了，历史反革命，蹲在北安监狱。”老天爷啊，这是咋啦？！刚刚还为政协会议上亲自请毛主席题写了《黑龙江日报》报头、又10月1日参加开国大典的欢呼而兴奋，这会儿亲人的噩耗……，面对失魂破落的嫂子，巨大的落差让父亲幸福和难过的泪水交叉而下。

参加开国大典的父亲张向凌

伯母姚秀珍

　　北安是中共第一个省级政权，早于新中国5年建立。父亲是1945年党中央派出的建立东北根据地的干部大队成员、到达北安的195人之一。那时全国尚未解放，新政权的第一个监狱自然建在北安。同在一个城镇，弟弟是共产党在执政，哥哥是国民党在服刑。坚定的共产党人父亲实在太纠结了。按理说是哥哥冒死送弟弟出走，理应感谢才是。可是，但可是，可但是：一个推翻哥哥那个政权而执政的官员，一个被弟弟新政权专政的对象。这是为啥？这不是编排，都是事实。父亲辗转反侧、坐卧不宁。终于，他的“主义”、他的“党性”高于一切，他没有去探视。然而，亲情的涌动他责成我母亲每月给无生活来源的老家人寄生活费，几十年未间断。大伯入狱全家断粮，其长子张家骏也因历史反革命的父亲关系在校受歧视，他依然辍学减轻家里负担，只身扑奔共产党的他叔叔，在哈尔滨安排了工作。

北安时期的父亲

在拜泉相识的父亲(张向凌)、母亲(王恩洪)

　　直到大伯刑满释放，父亲将其哥接到家中小住。他们战乱分手后15年第一次见面，一个身着深灰直襟盘扣上衣、一个身着深蓝中山装的哥俩面面相视，都心里酸楚，一肚子的话不知从哪倒出。他们抄着浓重的河南音：“你爪？”“我中！”河南话比较硬棒，但简洁明了。

1978年第二次见面的张氏兄弟（左：大伯、右：父亲）

此生我只见过一次那哥俩的父亲——我们的爷爷（前排中：爷爷张星伯、左妹妹张梅、右作者张利；后排左堂哥张家骏、右父亲张向凌）

　　历史没有就此打住，那“别扭”对他们的纠缠莫名其妙又来一轮。

大伯刑满释放回安阳水泥厂当工人，父亲继续他中共省委宣传工作。猝不及防，什么“文化大革命”来啦。大伯再次因为那个历史罪名被打倒；奇怪的是，中共高级官员的父亲也同时被打倒，罪名是“走资派”。同一性质的运动，同样的“造反派”打手，同时打倒不同阶级的人物。这，这，啥逻辑？历史还讲不讲理呀？子女参加批斗老子的斗争会，眼见挂着“三反分子张向凌”大牌子、耳灌“打倒张向凌”口号的现场，孩子们往哪钻呀！然而，大伯是更让人恨的国民党，批斗的手段见血啦。

更没想到，张家这两个长辈同时影响了我。1968年我三次报名去生产建设兵团，因是走资派子女而未批准，只好让集中改造走资派子女的柳河接纳了。毛主席说我们是“可教育好子女”，有希望，我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党组织外调时找我谈话，让我写清亲属关系中大伯张敬之的历史问题。公布柳河知青第一批新党员没有我，那二老谁影响了我不得而知。咋个嘛？“别扭”到......，我无语。文革运动结束后平反冤假错案：父亲不仅恢复官职，赶上改革年代还升了职；大伯一反常态以国民党元老身份当上了安阳市政协委员。兜兜转转这哥俩成了新时代的同志，当政的香饽饽啦。历史还有点良心哈，虽然哭笑不得。

文革后期恢复工作的父亲

当上安阳市政协委员的大伯

1991年父亲回到安阳老家（前左大伯张敬之、右父亲张向凌）

　　这坎坎坷坷的生活工作中，我不服，一直很努力、很奋进的。但是始终不能割舍亲情。1967年，文革大串联时我和妹妹张梅借机“串”到安阳老家。堂姐特别带我们去奶奶墓地祭扫，说是墓地，其实只是高出地面不多的小坟包。虽然没见过奶奶，但知道她是为我们的爸爸而死的，为这位母亲的心震颤。伯母在纪家巷胡同口指着一个蹬三轮车的中年男士悄声说:“那个就是与你爸一起冒死求学中途逃回来的。你爸当官喽，他还在摆摊过活。”见伯母说到我父亲杨杨脖，瞅到那人撇撇嘴的神态，我忍不住走近想与他打个招呼，那人下意识扭过脸。哎！我们的民族啊，同是老乡的一代青年一个闪念人生差之千里，他心里不知会怎么“别扭”那。2021年，庆祝建党百年之时，北安人把我接到黑龙江省委旧址参加座谈会，我替已经过世的老爸讲述了“从延安到北安”的红色历程。但因第一次来北安，揣个私心:中午休息时，我向接待人提出去看看北安监狱，让对方错愣一下。我说明理由，他表示理解。在高墙、电网外我驻足良久，心里五味杂陈，最终还是拿起手机拍照了监狱全景。照片发到老家群告知他们的父亲“当年”就关在此监狱，现大伯唯一在世的儿子——我的三哥没有眼泪，他认为父亲因国民党而被共产党“专政”是正当的。他只再三感激，50年代时叔叔（指我父亲）月月为没有收入的他家寄生活费，供他们读书。 而今堂妹（指我）还怀念着他父亲，让他感动。

2013年再赴安阳时在爷爷、奶奶、大伯、伯母墓地祭扫

2013年我和妹妹一起回老家安阳市纪家巷（老宅已不见了，只有老街牌依旧）

　　国共两党在中国近代史上纠缠不清，也活生生地在我的父辈人身上纠缠不清。这就是中国的一段历史，父辈们的坎坷人生。

一个时代翻过去了。改革开放后张氏后代阖家欢

　　

注:(1）文中有关张氏在安阳安家的历史摘自大哥张家骏撰写张氏家谱的记载；(2）文中父亲参加革命经历的记述参考父亲的自传《在革命的大潮中》；(3）奶奶的过世、街道送“光荣烈属证”、伯母进京看小叔情节是作者与妹妹1967年文革大串联到安阳老家时听伯母姚秀珍讲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