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时代的那些事儿（一）

铮

忆海片言 一百四十三

一、荡起双桨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六月一日变成了我们老年人的节日。

没等那天到来，大家就开始在群中互祝节日快乐。

甚至，小学群、中学群的同学，会自动组织起来，搞起类似当年的庆祝活动。

公园里、大道上，中老人，佩戴起红领巾，行标准的队礼，唱着《少年先锋队队歌》，列队前进。

一曲曲《让我们荡起双桨》、《我爱北京天安门》和《小螺号》少儿几代人的经典曲子响起来，大家唱了又唱。

人们似乎又回到那个儿童时代。

大家在寻找儿时的青春记忆，也有一些人，中老年人用这些慰籍自己从奔放燃烧到心理和生理激情慢慢退去的心灵。

每个人在儿童阶段获得的快乐都是一样的。

但是，每个人生长于不一样的时代，不一样的环境，遭受过不一样的苦难，受到不一样的学校的、社会的、书本理论上的和生活现实的不一样的教育。

所以，每个人的“三观”，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又都有这样那样的差别。

“三观”的基础，有好多，都来自各自的儿童时代。

二、幸福缘分

冥冥中，我觉得，我们的“三观”种子，有些就埋藏在我们幼年的原始记忆里。

我脑子中最早的朦胧图画，就是弟弟的出生。

一个晚上，我还没有睡觉。哥哥姐姐逗我玩，我想到要进妈妈房间，不想被来来姆妈赶出。她怀里抱着个包裹，认真对我说：“野毛狼来了。”我吓得飞跑。无疑，那个包裹里是刚出生的已经安静下来的弟弟。

那年，我不满三周岁。

这就注定，我生长在一个多情多义、互帮互济的多弟兄、多姐妹的家庭，这是我一生幸福的缘分之一。

我能努力想起的第二个模糊景象是一次夜间的游行。

黄昏，老家门前，一片喜庆景象。街上邻居家和我家，都用竹竿扯出红旗。每家的屋檐下，都挂起了点亮的灯笼。

我家的两个墙角，还添上董师傅做的五角星灯，由于是不同风格，点缀布满石子的街道，显得格外好看。

入夜时分，游行队伍从南向北街敲锣打鼓而来。

队伍到家门口，突然，我看到，一盏五角星灯自燃烧毁，另外一盏也被游行人取走。

后来知道，那天的游行是小镇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

那年，我四周岁。

这就注定，我的童年，成长在新中国的红旗之下。

尽管在以后，我们的人生并不泡在甜水之中，经受磨难和曲折。

但总的讲，我们的大半辈子，没有遭受战火的蹂躏；我们的大半辈子，处于难得的相对和平稳定的环境之中。

用网红语言说，没有什么和平年代，我们庆幸能生活在这样一个和平的国度。

这是我一生幸福的缘分之二。

我童年，自由活动的场所有好几个：临街的前面院子，后面的马家大院，西房后的糠房小院，最后面河边的烧酒作坊工场。

前院由临街二层小阁楼、朝南的正屋、朝东的灶屋以及邻居家的北山墙加两家间的围墙组成。这是真正我们自己的家。

马家大院有马家朝南正屋，朝西屋，朝东屋以及靠巷子的朝南屋以及朝南大门堂围成。据说靠巷子的屋是我家早先的祖居。

我幼年阶段，那里空闲着。马家的舅奶奶还健在，她居住的房间就在靠我家前院的第一间。

糠房的院子不规则，但堆有煤，酒坛和杂物。厕所也在那一带。小时不知为什么要糠房，后来知道做酒的工场，准备发酵，地下和泥混在一起，作为保暖作用的稻糠是少不了的。

“三关箱”的作坊工场是工人生产、生活和休息的地方。

长大后，参观过绍兴城“迅哥儿”家的三味书屋和百草园，发现，那里，好像也就这么大的天地。

那时，我四周岁半上下。

这就注定，我出生在当地相对富裕的家庭，父母都是文化人。家中有酒坊收入，父亲还在给国家工作。

那时的条件，谈不上吃多好穿多好。有一点，是我明显有别于我的小伙伴的，那就是从来不愁学费杂费老师向自己催交。

这就注定，我有一个重视教育的家庭。只要你想读书，家里总可以保证足够的经费供给。你们读书就要明理，明理就要为国家为人民做事，做对老百姓有用的人。

虽然，后来历史的进程发生了预料不到的问题。但是，家长灌输给我们的这种观念、影响我们一生。

尤其是，我们都能够哪里跌倒，从那里爬起，面对挫折和困难不屈服。

这也是我一生幸福的缘分之三。

儿时，我就记着哥哥姐姐带我有趣的地方玩，记忆最深的还是去镇上的小学。

那里，我喜欢是老柏树。树干上，坑坑洼洼，爬上去，不小心就被柏树的针刺得生疼。旁边有颗长着双叉的树，一次我不小心被夹住，只好请来学校的工友帮助解救。

那时候，小孩童可以跟着哥哥姐姐进教室。哥哥上课，我可以静静坐在桌底杠子上玩耍。没办法，那时，每家都有弟兄姐妹好几个，不带孩子上学，家中有人带孩子。

那时的学生，对这些，见怪不怪。相反，他们中有些人还希望在课堂上看到这些风景。

那时，我大致五周岁。

这也注定，我在幼年的成长和古镇文化息息相关，和有着悠久历史的余西小学有关。

这所学校，革命前辈朱理治小时候上过，革命时做过学校的老师。这所学校，母亲在大学毕业后在这里做过几年的校长。

到现在，我档案的个人经历上都明明白白写着：1951.9到1957.7，余西小学读书。

这也是我一生幸福的缘分之四。

三、启蒙记忆

从小喜欢在小学无拘无束地打、闹、玩，可是，真正要我去上学，我就不干了。

依稀记着有一天，我刚满五周岁。算下来，是在1951年的九、十月，反正，是过了开学季。家里人突然说要送我去学校去上学。

当然，这都是我妈说了算。可是，这次，家里人，包括后面作坊的工人，一致表示赞成。

原因当然只有一个，我给他们带来的麻烦和干扰太大。

幼时，我性格其实算比较安稳的一种。但属于那种“闷头厌”。不是在家用小手再抽都乱翻被蜈蚣咬了，就是在作坊和工人玩，不小心被惹毛，几个小时地哭个不停。

妈妈为作坊忙里忙外，外祖母整天做家务。三个哥姐在外上学，弟弟请邻居带着。

这样，没到七岁八岁狗也嫌的年纪，我就成了累赘，做了“众矢之的”。

我记着，第一次上学，我表现的非常不情愿。像祥林嫂，是大人用绳子绑扎，送去了学校。

小孩子，心情会瞬息变化。那天下午，我随邻居孩子放学跑回家，变得很开心。

因为，我亲身体会了，在家虽然自由，但学校里有同学、有老师、有集体，有禁锢在家这个小圈子里的想象不到的快乐。

同学们都很爱护我，基本都是比我大的孩子，他们像小哥哥、小姐姐那样保护着我，疼我。

老师也很关心我。刚进校，是打着两条辫子张老师，第二年，张老师调城里，换来了秦老师，施老师。

刚启蒙，就发现我们后来的世界实在太小。

秦老师，多少年后，知道他的弟弟是我姐姐在武汉工作的同事，秦老师也成了我哥哥原来工作岗位的南通市教育局工作的干事；施老师，她爱人是当年的区文化股长，几十年后，他就是我在县中工作时领导我的沙校长。

比起其他同学，我受到很多优待。也许，因为迟到到校，也许，没有像有些同学上过幼稚班。

我入学前的受教育的知识基础为零。做作文，不会；老师只要求我做简单造句。算数，不会做加减，老师只要我抄写“1到60”的阿拉伯数字。

记不太清楚，是过了多少时日，我才慢慢赶上了班级的大部队。

那时体育娱乐活动比较多。早上，大家都做着像船夫拉蓬姿势、铁匠打铁还有农民锄地动作的体操。每个星期，各班级的自编歌舞，在操场中心的土堆台上演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声会响彻整个校园。

课堂上的活动也不少，老师教《拔萝卜》、《狼外婆》等课文，老师总不忘给大家有机会在课堂表演情景片段。我个子小，只能表演表演“小兔子“、“小老鼠”的角色。

班主任也会在学期末排名次，第一学期我得了第8名。第二学期，我退步，也得了20名。我虽然没有优秀大同学可以戴白纸质量大红花的光荣，但也有戴上十字型蝴蝶花的喜悦。

显然，老师对名次的评比标准不仅仅是考试成绩。

都是一些琐碎的记忆。

但是，今天只要仔细体会，就会看出，那时老师的教育方式也和前卫。完全符合今天的现代教育理论：分类施教，情景教学，快乐教育，鼓励教学，素质评价等等，应有尽有。

毕竟，我们的古镇小学，是当年正规的公办学校；所有教师，都经过正式师范学校的培训，由上级教育机构任命。

也就是这样，我开始了深刻意义的人生受教育的第一步。

四、“马家”之谜

从小就知道我家有个作坊，叫马家烧酒坊。

童年时，母亲张罗酒坊的事情，外祖母则是家务后勤。小作坊里有三五个工人，自己煮饭，烧菜，喝酒，休息。公私合营后，酒坊在原址经营一两年，就并去了总厂。所有的人全都去了金沙上班。这些，都是57年、58年以后的事。

长大，才慢慢从外祖母以及母亲口里知道烧酒坊前世今生的历史。

清末民初，受张謇兴办实业的影响，1910年前后，外祖母和他哥哥，也是我们的舅爷爷开办酒坊。由于是马家兄妹合办，所以地方上都称酒坊为马家烧酒坊。

半个世纪，社会风云变化，酒坊也有个兴衰败起伏的过程。

以后在老家马家人逐渐稀少，有亡故的，有出嫁的，也有干革命后在外工作不回家的。

大概在上世纪四十年前后，大舅爷爷去世，舅奶奶信佛，不管事。此后，烧酒坊所有的实际经营事务全都转到外祖母，而后又转到我妈妈手里。

酒坊虽然它改过名号，解放前后叫个“顺兴公”，但老百姓称马家烧酒坊的名号一直没有改变。

以至于到前些年，我家余西临街老宅面前，赫然在门口挂上的是马家烧酒坊的牌匾，上面还称该酒坊是马家的嫡系后人继续承办过产业等等。

这样书写多少是家乡后代人的一些误会，其实，我家旧宅门口应该冠以我外祖母或我母亲的名字旧宅。退一步，充其量只是后期马家烧酒坊店堂的旧址。

虽然，酒坊在解放后的买卖业务进出确实在二层小阁楼的底层。但是，前期烧酒坊的真正生产和营业的地点，都在现在已经不像原样的马家大院以及院子后面到小河边的作坊里。

如同我前面描述，后面院子有个四合院，朝南正屋，朝东朝西屋都是马家的，南面是我家最原始老宅，靠弄子还有一个狭长的天井。

据老人们说，日本兵来这里骚扰过，“和平军”来这里抢过酒坊里拉磨的马匹。解放战争时期，粟裕将军、陶勇将军也来此休息过。

比我大十岁的哥哥小时候，他们和父母一家都住在舅爷爷家的朝东屋。

我家住的前院，原址是个染布坊。我家出资买下后，先翻盖了朝南屋、再盖糠房和朝东的灶间，最后建起了靠街的二层的板房小阁楼。听哥哥讲，前院的真正成型是在上世纪30年代中期到40年代初期。

至于后面的作坊房，本是我家和马家共同财产。那些房子在上世纪60年代全部倒塌。现有的房子都是在原地址改建而成。

老牌匾上讲的“清代建筑”还是有的，只是，它应该是马家院子正屋的那一块。

可惜，历尽文革年代的风雨，这些，都已经不复存在。

清代的古迹，还有的就是马家先人栽种的牡丹和柿子树。有一棵柿树，我们童年时就一百岁了，每年专结小柿子；还有一棵，年代稍近些，我童年时，六十几岁，专结大方柿子。

秋天，收获柿子季节，外祖母总要告诫我们不要忘记种树的祖宗。

每年六月，院子花坛上盛开的牡丹花也是一绝，是大号粉红的那种。上世纪五十、六十年代，马家的后人回来，最感兴趣是要看看那两棵古老的柿子树以及牡丹。

五、叔侄先驱

马家是大户人家，外祖母的哥哥、弟弟都是读书人，哥哥是清末的秀才。

其实，他们先人的生活，也像过山车一样是跌宕起伏。

老人告诉我，太姥爷是在盛大生日庆典时大小便失禁中风离世，而老太姥爷却是被逼债无奈自杀亡故的。

外祖母出嫁后，因为外祖父吸大烟，家中一贫如洗，日子过得非常艰难。一家全靠外祖母起早摸黑地折箔、卖祭祀品为生。母亲生下后，外祖母就搬去哥哥家长期住下。

从马家兄妹合伙做起生意开始，两家人日子有较大的好转。有一段时间，生意做得红火，也确实赚了些银子。

赚了钱，舅爷爷的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包括我妈妈都去城里洋学堂读书。赚了钱，舅舅搞地下工作被抓，家里可以带金条请人去苏州监狱营救。

也许，那个阶段是做生意的高光时段。可是，旧社会社会程序混乱，经常有土匪和地方政权勾结，盘剥勒索明抢暗劫。

更主要，马家烧酒坊在反动派当局这边没有背景。相反，父亲是外地来的读书人，舅爷爷的儿子在离老家不远的北新桥闹革命，母亲从小受影响，不断给新四军有过支持。这些，统统都成为社会各方势力随意欺负找明目刮钱的理由。

酒坊遭地方当局和地痞流氓勾结大的抢劫一共有八次。没有办法，为了安全，一段时间，我父母只好带着哥哥们迁居唐闸。

好在，不管明目张胆的抢劫者，还有夜里来得蒙面“强盗”，都是谋财不害命，不会抢酒坊的生产资料，更不会破坏酒坊的正常生产。

也就是这样，好长一段时间，酒坊的经营，外祖母一个人支撑管理，也还能跌跌撞撞地周转运行。

从上代开始，马家人都重视读书。

那个时代里，外祖母作为妇女，没有读过书。但她要我们孙辈认真读书最直白的教育却是："只有念书识字，肚子里有了学问，强盗抢不走，灾难轰不走。”

在国家动荡危亡的年代，明理的念书人很容易走上革命道路。

那些年，马家给家乡、给国家、贡献了几个好儿女。

好儿女一，马一行，原名马尔骏，是舅爷爷家的二儿子。

他18岁考入上海大夏大学文学院。1936年至1938年初，在上海清心女子中学、私立海门中学、江苏省南通中学任教。

1938年秋参加革命，1941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余西地区最早的共产党员。

抗日战争期间，在陶勇领导下，他与梁灵光（广东人）、罗卜生（南通州余西镇人）等人在北兴桥南通县政府从亊抗日救亡工作。曾在苏北抗战支队、新四军挺进纵队、苏中第四专员公署财经处任政治协理员、编辑、处长。是第一任县长梁灵光的秘书。

上海解放后,在苏北和苏南行政公署财委任处长、副主任。1952年任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副部长。

文革前是上海市财政局、税务局局长、上海市计委主任。

小时候我见过他几次，长大也见过几次。知道他对我们一家弟兄姐妹关心，知道他在动乱中吃过苦受过罪，也知道他对家乡的工业建设尽过力，帮过忙。

好儿女二，是舅爷爷家大儿子，叫马尔骢。

童年时看到他的照片，外祖母说他在年轻时身患伤寒症亡故。差不多时间段，马家的大女儿，我的大表姨未结婚患就患肺痨身亡。

从此，舅爷爷、舅奶奶她们信起佛来，吃素，每天念经文不止，一直到她们去世。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大哥到市委档案馆工作，从旧档案中知道大表舅是南通地区最早的党员之一。他是搞地下工作劳累去世的。因此，他是烈士。

现在互联网上，不能再单独查到这位默默无闻，连父母弟兄姐妹和亲戚都不知道他是做什么的革命战士。

只有小心查阅在南通活动过的革命前辈刘瑞龙、朱理治的事迹，那里的文献才出现他的名字。

有一篇文这样写：“刘瑞龙喜欢阅读革命读物，他了解到恽代英创办的利群书社，已经成为当时长江中上游宣传马克思主义等新思想、新文化的重要阵地之后，学习恽代英的“太阳系”精神——人人都要做太阳，将周围的人像行星一样吸引过来，周围的人又将其他人像卫星一样吸引过来，传播革命思想，成立了南通师范革命青年社，团结了一批有为青年，包括顾民元、马尔聪等。”

这里的马尔聪就是大表舅。我认为，这里的骢误记成聪，因为，他弟弟原名叫马尔骏。弟兄的名，应该在意思和偏旁结构上相似。

在南通博物苑藏品中，有一件非常珍贵的革命文物藏品，那是1927年通师进步学生追求真理、渴望接受进步思想所阅读的《马列主义书目》。

这份《马列主义书目》是刘瑞龙为通师学生进步组织“革命青年社”成员列出的一些进步书籍的书名。在书名的下方还有寄书者和借阅者的名字缩写，如“楚”“民”“马”“瑞”等。

这里的“楚”字，代表着中国共产党早期青年运动领导人之一肖楚女同志。“民”是指南通英烈顾民元，母亲表妹的丈夫。“马”指马尔骢，“瑞”则是指刘瑞龙同志。

九十多年过去了，当我们再次展开这份《马列主义书目》时，仿佛又一次看到当年“革命青年社”的一个个热血青年为了追求真理，义无反顾的影子。

好儿女三，是我外祖母的弟弟，我的小舅爷爷。

在我过去的回忆美篇中有过这样的记载：

“当年这是高大开间的房子，有走外祖母在时，每年春节都要再在堂间挂上马家的祖上的画像，贡上祭品。到了晚上，点上蜡烛，灯火摇曳，庄严而肃穆。舅爷爷是唯一有大幅照片的主角，大头、大眼及和善的面容，此外他还有一个参加武昌起义过程中途生病回家的弟弟，是外祖母也是他的姐姐守候身旁伺候到去世。”

“儿时听外祖母说起，小舅爷爷死前还在不断地痛骂黎元洪，说黎是“床下英雄”。长大读历史，才知道黎是民国初的重要人物。黎元洪是武昌首义后被迫推上军政府总督高位的，而且还真有“床下总督”之称。他是否真的是被革命军从床下拖出来的？我那位舅爷爷在武昌首义中和他究竟是何关系？这只能是淹没在历史中永远的谜。”

有一次，翻看余西古镇网上资料中，有人说到有一个姓马的余西人，参加过辛亥革命。

后来再也找不到这篇帖子。

最近在百度，搜到有一个叫马甸清的人，上面做这样介绍：

“在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纪念日来临之际,我们更加深切缅怀从余西古镇走出的反清义士马甸清先生。

马甸清(1890—1914)，生于1890，去世于1914，字又春，南通余西人。幼聪颖,年十二已修《十三经》,入县高等小学校,考入江苏英文专修馆,馆废,转学江苏高等学校。

辛亥革命,武昌起义,赴武汉,入敢死队。经人荐言当局,任巡记,旋擢都督府秘书。时清军得汉阳,武昌甚危,马先生独无所惧,都督黎元洪倚之。因先生性格恬淡,不愿宦途,遂辞去官职,黎爱其才,欲资助留学美国,马先生又力辞。

主笔[中华民国公报]期间,所言与黎相左,即与张振武别组[震旦民报]。因谮者间之,报事以罢,淹郁汉上,病肺疾归,民国四年二月八日卒,时年二十四岁。”

上面的珍贵载录，我没有敢漏掉一个字。

我断定，这个马甸清，就是外祖母的弟弟。

首先，两人出生和去世时间相符；其次，字“又春”和我大舅爷爷的名号“小春"对应；而且，参加过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并与黎元洪意见相左一样；最后，义士是在武汉中途归因肺疾身亡对得上号。

正是这段短短的文字，使一个马家的、真实的、在清末民初追求真理、不怕牺牲的革命才子的形象耀然纸上。

春去秋来，暑来寒去，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

有道是，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一段故事；一次回眸，岁月便是一抹风景。

如今，马家几位叔侄先驱追求的理想已经在祖国大地实现，他们那些可歌可泣的救国活动业绩，将永远记载在中国革命的历史史册之中。

本文共两篇，该篇为第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