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智取遵义战斗的老红军余勋光

戴廷耀

　　2002年3月26日 在南昌九四医院第三病区，还住着一位老红军余勋光,我走进他的病房时,余老很热情地叫我坐、并让我倒茶喝,他坐在病床上接受了我的采访。

老红军余勋光1916年出生在吉安县方福墟山背村，1930年参加红军，在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六团当战士，1932年入党,1934年随部队从兴国出发，经于都河参加了长征，从正军职位置上离休。

老红军余勋光是智取遵义的健在者，在电视剧《长征》中，观众看到的难忘一幕，红军化装成敌人的溃军，诈开城门，攻占遵义，8天后，在这里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时年19岁，参加红军已五年的余勋光亲自参加了这次战斗。

现年八十七岁的余老在采访时，兴致勃勃地谈起了亲身经历的这段历史故事。

红军长征突破乌江后，团首长指示我到一营去，和曾保堂同志一起负责前卫营攻打遵义的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我当时在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六团政治处任俱乐部主任。曾保堂同志在第一营当营长。那时，第一营是我们团的主力营，又称前卫营，团首长向我和曾保堂同志交代，在这次战斗任务中，任何事情都由我们两人商量、决定、处理。

临战前，军委刘伯承参谋长和张云逸副参谋长还亲自到我们团向团长做了攻打遵义的战略部署和有关指示。军委明确决定，把攻打遵义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交给我们团，团首长接到这一个指示后，立即就向我们全团营以上干部传达了这一指示，并确定把攻打遵义和前卫工作交给我们第一营，会上，团首长还强调了攻打遵义的重要政治意义和战略意义，要我们第一营不惜一切力量完成任务，一定要夺占遵义城，确保党中央和红军主力顺利到达遵义。

第一营接受任务后，更立即投入战斗准备。部队在向遵义进攻的途中，路经乌江附近，（离乌江大约20公里处一个山堡上，山堡上有一个亭子），天刚拂晓，就和王家烈的部队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战斗，这场战斗大约打了两个小时，敌人就被我们打死了一部分、俘虏了一部分、打散了一部分。那时王家烈的部队最怕和我们红军打仗，因为我们红军战斗力强，是一支战无不胜的人民军队。我们称王家烈是豆腐军队，有两杆枪（即步枪、鸦片烟枪）。他们只要听说和我们打仗。枪一响，就被吓坏了。在战斗中，我们趁敌人在逃跑慌乱之中，紧追敌人不舍。

为了减少部队的伤亡，刘伯承批准6团团长朱水秋，政委王集成的建议，以先头部队分头化装成敌溃军智取遵义。

1935年1月7日凌晨，在一片细雨蒙蒙中，红6团第一营营长曾保堂（江西信丰人，曾任山西省军区副司令员,我曾去太原采访时,曾保堂己逝世.），团俱乐部主任余勋光带领红军战士，化装成敌人溃军，巧妙地叫开了遵义城门，接着将守城门敌军缴械，随后攻入城区，主力部队接到信号后立即跟进，守敌三个团在睡梦中乱作一团，慌忙弃城而逃，红一军团红二师顺利的占领了遵义城。9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军委纵队进驻遵义。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召开，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遵义会议。从此，确定了毛泽东在我党和我军的领导地位，中国革命和工农红军出现了历史性转折。

在夺占遵义城后，我又奉命回到团政治处，仍在俱乐部工作。进城以后，团司令部、政治处全部住在王家烈的一个军官的会馆里。（现遵议会议纪念馆）。部队在遵义住了约四天，突然接到上级命令，叫我们团把房子让出来给中央军委住。

这样，我们团就搬到新城去了。部队在遵义期间，一边整休部队，一边配备干部，一边擦拭武器、一边准备过旧历年。

部队在遵义大约住了一星期，团里又接到上级命令，叫我们立即从遵义出发，路经娄山关、桐梓开往土城，部队过桐梓时，因情况变化。又住了好多天，在桐梓时，我们部队得到了打土豪缴获的英国炮台烟。抽烟的同志吸起来十分来劲，吸的很香。在桐梓还打下了两个山洞，缴获了不少东西。

在向土城出发，路径桐梓以北的新站镇时，和部分民团打了一个小仗，然后部队直奔土城。

经过几天的急行军。部队刚到土城，就接到中央命令。叫我们停止前进，准备迎接新的战斗任务。

当晚，部队在土城召开了党员干部大会，动员部队指战员拿岀战斗力，打土城以北尾追我们的川军。紧接着，全团以营为单位拿出战斗力，召开了战斗动员大会。之后部队当晚就开往离土城十五公里处的一个村子。和川军、刘湘部队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战斗。

那时，刘湘部队号称“教导师“、“模范师”实力很强，战斗打了一天一夜，我们伤亡不少，在这种紧张的战斗情况下，二师发起猛攻，冲杀数次，仍没拿下敌人的制高点,但我们还是给敌人一个有力地痛击,使敌人伤亡惨重。根据当时的战况分析，刘湘的部队占领了有利地形，加之武器装备好.我们部队从遵义到土城，经过了十多天的急行军,到土城后又即刻参加战斗，所以这次战斗打得不满意,二师全体指战员对这次战斗一直感到遗憾。后来战况一天天紧张，朱总司令亲自到土城以北二师的指挥所指挥战斗，用号兵调二师重新向敌人发起猛烈攻击，这样才打退了敌人，使我们的状况有了好转。这以后，我们部队就奉命转移，向土城以东继续前进。

余勋光参加了中央苏区五次反国民党“围剿”的战斗和二万五千里长征。

先后历任战士、班长、宣传队长、指导员、连长、团俱乐部主任、红一方面军北路军五团政委、军委野战纵队第二梯队政治处主任、红29军组织科科长、陕北骑兵支队政委、延安八路军留守兵团骑兵团政治处主任、中原军区第3旅第7团团长、东北民主联军松江军区哈南三分区参谋长、第四野战军第39军第152师副师长、广西军区南宁军分区副司令员、广西军区宾阳军分区司令员兼第152师师长、江西省南昌军分区司令员、公安军上海市总队总队长等职。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二级解放勋章。

1988年被授予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