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往事点滴

博士舟

文革往事点滴

文革，全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指在中国广阔大地上，于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开始持续了整整十年的一场影响深远的运动，影响面之广，全国几亿人口几乎没有人未被卷入，几乎沒有哪一个领域没有涉入。至今已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其当时的一些重大事件、人们的思维方式等等，今天的社会生活方方面面仍然一定程度上受其影响。对于这样一场史无前例的历史事件，中央早已做出专门决议，历史学家也有广泛的论述，我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群众，自然没有资格、没有必要也没有这个水平去做更多的论述和评论，只想做为一个过来人把自己亲历的一些印象深刻的芝麻大小的事原原本本地回忆记录下来，以汪洋大海中一滴水的身份反映出当时生活之一斑。

文革的正式爆发是1966年5月16号中央通过的五．一六通知，但这场运动並不是突然爆发的，在之前数年内已在各个领域中形成了相应的气候。当时我正在读大学。记得从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毛主席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之后，从文艺界就开始了对一些电影、戏剧、小说等进行批判，后来逐渐推广到其他领域如哲学、历史学等。作为普通大学生，我们当时是支持、拥护和紧跟中央的思想的，头脑中也是尽量学习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去认识当时社会上出现的现象的。

到了1965年夏，我们按正常计划毕业了，根据国家需要我们被分配到不同工作岗位上了。和往年不同，我们这一届毕业生分配到单位后，在从事本职工作之前，先要到农村参加一期四清运动，也就是说要到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上好阶级斗争这门主科。我被分配到的七机部研究院，甚至于没有到单位报到而是直接单独集中学习和下农村搞四淸之后才又集中，分配到不同单位之后才去各自的单位报到的。

我下去参加的为期约八个月的四淸运动时间约过半，这时全国的政治形势已是风起云湧。先是北京市挖出了邓拓、吴昤、廖沫沙三家村反党集团，随后中央改组北京市委，並在人民日报社论中指出北京市委主要领导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修正主义者。在北京的大中小学开始出现学生们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批斗老师和学校领导的现象。社会上也刮起了破四旧、批斗阶级敌人、抄家等红色风暴等。这些“好得很”的“革命行动”经电台、报纸一宣传，迅速在全国各地响应。66年八月初我们这一期四清还未结束，当地学校批斗、戴高帽子游街的现象就出现了。到了八月中下旬我们结束四清，在集宁休息的几天中，集宁市街道就出现了群众给揪出来的坏人戴高帽子游街的现象。更让我们吃惊的是有一天竟然发现被戴高帽子挂大牌子的正是半个月前还是我们大队第一小队四清工作组组长的地方干部邱某，胸前大牌子上大字打了X的是“逃亡地主邱XX”。阶级斗争真是太复杂了，阶级敌人伪装的太巧妙、埋藏的太深了。我们要努力学习，否则会跟不上形势，甚至可能被历史所淘汰！

我们在集宁的酒店休息了几天后又集中到了约一年前参加工作报到的卓资山，等待着每人的具体工作单位分配，之后陆陆续续公佈了各单位的人员名单。我们清华自控系分到这一研究院的六名同学中包括我、王京武在内的三名同学分到了某某部，並于九月初乘火车到了呼市，並到了该部报了到。这时研究院和某某部的文化大革命已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正常的各项工作也受到了严重影响。加上条件限制，我们一起的几十名新同志由于还需要再细分配，没有宿舍可安排，只好暂时安排在呼市的旅店中住宿，在市面自己解决就歺问题。这时呼市的市面上也到处反映着文革风云的影响，到处是红色海洋（墙面刷红漆，写满毛主席语录）、天空响彻毛主席语录歌。很多商店饭館门面被大字报遮挡，看不见其真面目。有一天下午吃饭时，我和王京武同学一起在一小卖点买了几个烧饼和一包猪头肉，然后进了另一家小饭店想买一碗稀饭或面条就着。我们进店找了个座位坐下来准备买稀饭时，把烧饼和猪头肉放在桌上盘子里准备吃的时候，一位穿白衣的约四十多岁的服务员过来了，指着桌上的猪头肉说：“这个东西不能在这里吃!”。我一下子就反应过来了：这是个回民饭店。由于门口标识被大字报盖住了，我们不知道这是回民饭店。但此时並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服务员走后，我对王京武说：“赶紧吃！赶紧吃！”我们刚把猪头肉塞到嘴里，剩下一个空盘子时，那位服务员又拐回来了，一手用姆指食指揑着盘子，一手揑着鼻子，走出饭店门，把盘子扔到了房顶上了。我们知道是犯了错误了，只好悻悻地离开了。这要是在平常，服务员非揍我们一顿不可。好在我们不是故意的，以后要多多注意才是。

几天后，我们被进一步分配到了研究室，並被这屋塞一个、那屋加张床地安排到了具体岗位和宿舍，我们至此算是有了具体工作岗位。这时某某部的文化大革命正在进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阶段。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其前不久出现的新名词。毛主席号召群众起来造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反，北京的青年学生最先响应，他们起来给学校领导贴大字报，开批判会，把矛头对准基层党组织。按历次政治运动的经验，把矛头对准党的领导，那是反党。针对北京高校当时的混乱状况，为了把运动统一纳入党的领导下，中央和北京市委决定往大学派工作组，由工作组领导运动。工作组进驻学校后，认为前一段学生的一些行为是反党性质，把少数头头关起来，定成反革命进行批判。毛主席得知这一情况后很气愤，认为这是阻碍了运动的发展，打击了左派势力，是推行了一条压制、反对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虽然这一提法最初是针对北京大专院校的情况的，但社会上的机关、企事业单位等开展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也出现了类似情况，所以也出现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活动。我们这些新参加工作刚从四清农村回来进入研究单位的小青年，参加到单位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首先要了解情况，然后才好表明态度。这时，群众，包括各级干部，基本上分成了两派，一派是前一阶段因向领导提意见挨整现在要平反的所谓造反派，另一派则是前一段整过造反派或者支持、同情这么做的人，即所谓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现在需要检讨、为造反派平反的人，以机关干部和基层领导为主。我们新分来的二十多人经过了解，大部分人形成了一种看法，选我执笔写出了表态大字报，主要观点是，要响应党的号召积极投身文化大革命，但在运动中要按照党的一贯传统，摆事实讲道理，不做出不符合党的政策的行动。这在当时形势下实际上是一种所谓保守派的观点。此后，就作为一普通新职工参加各种会议、活动，並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同时正常进行科研业务工作。

到了66年12月份，我们室有关人员约十几人就一起到北京来出差了，住在二院招待所。我们单位是新成立的研究室，尚不具备独立研发能力，而是选用了兄弟单位研发的设备为我所用，我们是到兄弟单位学习熟悉设备的。自此之后的一年多时间内，虽然我们人事关係在内蒙，但人一直在以北京为据点，只偶尔回内蒙处理一些临时事物，直到1968年北京建立了新的研究所我们的关系才从内蒙古原单位分出来转到了新的研究所，这是后话。在北京出差的这段时间里，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活动，主要是参加二院的活动，批判走资派，参加北京市的有关活动。

67年初随着上海一月风暴而来的是全国各单位出现夺权潮，我当时所在的二院，大到厂所，小到科室，不时有游街和宣佈夺权。游街有点像演戏：一个小队在办公室集合、准备，头头手提脸盆和木棒，群众列队在后，组织者（群众组织头头）一声问：“准备好了吗？”，大家齐答：“准备好了。”，游街队伍就出发了，沿着大院和街道转一圈，並宣布某某科室被夺权了，从今以后某某科室一切党政财文大权从走资派手中夺回归某某革命群众组织所有。66年底至67年初，我们还参加了北京市几个高校举行的批斗被打倒的各级当权派，包括中央、北京市、七机部的领导干部等。通过这些活动，我们体会到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这场运动的必要性伟大意义。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蓬勃兴起

图片来自网络

1966年秋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接见全国各地来京红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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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指挥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毛主席来了

（视频来自网络）

　　67年夏天，因工作需要，我到上海出差並一待就是几个月。这段时间我住在上海西南郊的中山南二路龙山新村03单位招待所，上班在北边的曹家渡上海无线电一厂，每天早晚乘公交车往返。我有个喜欢到处跑跑看看的习惯，不仅上下班乘公交接触了广泛的社会面，周末也乘公交甚至步行到各处转转、看看，所以很快我就熟悉了上海的地理环境，不仅能听懂大部分的上海话，还能讲上几句日常交流的上海话，对上海比北京还熟悉（我在北京读书生活多年，但那时限于条件，並没有在北京广泛活动，对北京的地理或生活环境当时並不熟悉。）上海是文革的一个示范区，一月风暴发源地，当时的上海大权早已牢牢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我平时主要在街道上的宣传栏中看各种大批判材料，例如批判所谓旧市委（陈丕显、曹荻秋等）反毛主席的言论等，批判文艺届名人如赵丹、周信芳等的错误等，参加了在上海文化广场举行的批判曹荻秋大会。九月末我返京时，由于文革武斗影响，铁路运营不正常，从上海到南京只好搭乘03单位一辆去南京的卡车，即使这样，一路上不时被手持红缨枪的群众武装要求停车检查。

转眼到了1968年初，春节过后我们从上海回到北京仍住二院招待所。这时七机部在北京木樨地新组建的某研究所准备工作已就绪，不久就要正式宣布成立和开始工作了。这个所原来是公安部的一个从事公安设备研制的研究所，由于某种原因下马了，后由七机部接手，除专业不对口的技术人员另行安排工作外，大部分人员、场所、设备等转入七机部新建所，技术人员以我们内蒙转来的人员为基础，加上从部内某它单位调入的、新毕业分来的（66至68届毕业生）等几部分组成。行政、后勤人员则基本上是公安部原研究所留下的人员。这个新所的业务工作在七机部统一领导下开展，而文化大革命也在根据国家形势要求部署开展。

文革一项最重要的任务是批判走资派，走资派当然首先要是当权派，然后他当权期间要在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们这个所是新成立的，新领导是由七机部委派从别的单位调来的，对其以前的情况並不了解，也揭发不出其以前搞过什么资本主义的罪行。对公安部原所的各领导其之前的运动中已揭出了不少各类问题，归入七机部后，这些问题就要继续进行揭发批判，所以对这几位原领导的批判揭发成为当时运动的一个重点。这些人的情况又各有不同，一类是技术方面的干部，有的历史上或家庭、社会关系的问题或平时讲过错话，运动中被揭发出来，进行批判。例如一位黄姓技术干部，当时四十多岁，解放前曾在上海外资企业搞技术，文革运动中就以“大洋奴”的名义批判。此人在文革前的某次大概是小组会上替万恶的地主讲好话，说地主“还不是省吃俭用，一条皮带也要用十几年！”，这不是给地主涂脂抹粉吗？还有一位当时也是四十多岁年纪，老家江苏无锡，本人当时在上海读书，家里有地，是大地主，靠出租土地剝削为经济来源，期间其父去世，他是老大，出租土地或收租都是他的名义。文革初期这段历史被揭发出来，要给其本人定为地主分子，其本人不服，认为他当时是学生，不是地主分子，专案组认为以他名义出租土地、收取地租，所以他就是不折不扣的地主分子。为此专门多次召开批斗会。此人就是顽固不化，被打得鼻青脸肿也不承认自己是地主分子。还有一位老家苏北，抗战时期参加新四军，后一次战役队伍被敌人打散，此人跑回老家，后又参加革命，应该算老干部吧。运动中这段历史被揭发出来，定为“大逃兵”，加上还揭出平时（政工干部）工作中的问题，多次大会批小会斗。有一次小会上其原支部一委员（工人）揭发其贯彻反动的阶级路线，发展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人入党。此人不服气，当场反驳这位委员说“这不是咱们支委会一起讨论定下的吗？”这位工人委员怒睁圆眼，大声喝斥道：“现在是批判你呢！你不要东扯西扯！”，才压住了这位“大逃兵”的气焰。我们这些来自七机部的新参加工作不久的技术人员，对这些人的情况不是很了解，一般就是参加批判大会，会议开始或中途一起高呼革命口号，如，“大洋奴黄xx必须老实交待！”“大叛徒某某某不投降就叫他灭亡！”起到造革命声势的作用。

随着运动的深入，对干部审查逐渐结束，对历史上没有什么问题，平时工作中表现不错的干部，给以解放，进行三结合吸收到领导班子中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原所一位领导（政工干部），群众反映不错，认为可以解放了。解放前要自己对自己的问题有一个明确认识和表态，要自己先写一张大字报。当时报纸上的文章，平时开会发言等的普遍做法是先写一段或读一段毛主席语录（叫最高指示）然后才是正文。这位领导可能是由于太过紧张，以至于自己写的什么可能自己都不知道，甚至检查看一遍，有错误也看不出。当时毛主席极为著名的一句语录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句到处被引用的语录，这位老兄在他的待解放的表态大字报上写成“最高指示：千万不要阶级斗争”。大字报张贴前估计也没请别人帮助把把关。大字报一贴出后，马上被人发现了，並迅速被取下了。这可是“严重的政治问题”呀！如果有人揪住不放，打你个现行反革命，也证据确凿，你也有口莫辩。好在当时的革命群众没人和他过不去，一致认为是笔误，虽然错误是严重的，影响是恶劣的，但还不是态度问题，更不是政治问题。这位老兄只好再反复提高认识，才算过关。在又一次的表态大字报上一开始的最高指示，仍然是这一段，但可能由于过度紧张，又写错了，写成“千要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弄得大家哭笑不得，最后再一次检查之后也就被解放了，不久结合参加了新的领导班子了。

文化大革命按照毛主席的佈署，分阶段进行。1968年7月，姚文元在红旗杂志上发表“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指导性文章，之后，工人阶级占领原来由知识分子占主要成分的各个领域，如高校、研究院所等，从工厂抽调老工人组成的工宣队（全名：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随后也进驻到我们所。他们进驻后的任务就是领导开展文化大革命，抓阶级斗争。对知识分子进行改造，指出知识分子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在一次学习会上，工宣队长严肃地指出知识分子的感情与工人阶级的差别，他举例前不久刚刚发生的两件事。一件是几天前的一个中午，突然发生地震，知识分子被地震惊醒，第一反应就是往外跑，逃命（按，我自己那天正睡午觉，被地震惊醒，确实马上从三楼跑到院子里躱避。当然估计工宣队不是指我一个人）。而工人阶级首先想到的是如何抢救国家财产和阶级兄弟（未举出实例）。这就是差别。另一个例子，前几天所里职工被安排拨院子里的杂草。工人阶级拔起草来，奋不顾身，不怕苦不怕累不怕脏，而知识分子拨草像在“捏虱子”，並指出这是所里工人评价知识分子拔草的原话。通过工宣队的教育，我们进一步认识到改造自己非无产阶级思想的重要性和艰巨性。

清理阶级队伍是文革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把群众队伍中的阶级敌人清理出来。在全所动员大会上，工宣队长以高昂的斗志和洪亮的声音，宣布，我们一定要把暗藏的阶级敌人挖出来，不论他们埋藏的有多深，伪装的多么巧妙，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听同事（从别的单位调我们所）讲，他们原单位就在清队中挖出了一个阶级敌人。一年轻人结婚，单位给了一间房子，同事们帮忙打扫。当时墙上贴了不少报纸等，还有一张主席像。一位同事拿扫把清除这些张贴物，一面扫，一面吆喝：“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按，这是66年6月1号人民日报头版发表的陈伯达撰写的社论标题。是陈伯达撰写则是文革后知道的）。这不是骂****吗？这可是货真价实的现行反革命啊。不久后的清队中被揭发出来了。这次所里清队，我们室也掲出了一件有点类似的事件。当时我们都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单身。晚上下班吃完晚饭后，有的就到办公室看看报纸等。有一年轻人喜欢练毛笔字，经常随手找张旧报纸，在空白处练字，抄写旁边的内容等。有一次在“参考消息”上抄写旁边印的毛主席语录：“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是中国人形容某些蠢人的一句话，⋯”。这条语录是针对旁边一条介绍帝国主义做的事，有针对性。这位老兄在抄写这段语录时，当抄到“这是中国人”时，大概临时有事，停下了。过后就把这件事忘了。这张报纸后被人发现，觉得有点问题，曾在群众中传看过，这次清队被旧事重提，报纸原件也送到了工宣队（一位朴素的马老师傅）手里。马师傅就在全室会议上引导大家掲发，並提示：阶级斗争新动向，“咱们室有沒有？”，停顿片刻，看大家默不作声，便补充道：“胡写乱画方面的”。我们当时就知道马师傅所指的是什么事。因为此事在事发时（清队前约几个月）室领导小组成员曾拿着这张报纸让大家辨认是谁的笔迹，我们一下子就辨认出了，只是没挑明。其本人也认识到闯了大祸，但当时没有进一步追查。这次这位同事再也坐不住了，承认是自己所为，是严重错误。我们都知根知底，知道他不是现行反革命，但要他吸取教训，引以为戒。我当时发言讲，⋯的错误造成恶劣影响，一定要吸取教训，⋯。这位同事胆子小，被这件事吓得晩上睡不着觉，中途坐起来，啊啊了几声，又躺下了。

那时我们都是二十多岁刚工作不久的小青年，经历也类似，知根知底，平时在一起也喜欢开玩笑，甚至搞恶作剧，例如起外号。一个关系很好的同事给我起外号邱吉尔（二战时英国首相），我就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叫他马歇尔（二战期间美国著名将军）。后来还在一次他外地老同学的来信（刚收到，还未交他本人）信封上把收信人改成马歇尔，寄信人地址改成美国国务院。这封信交给了这位同事时，他一看就知道是我搞的恶作剧及真正是谁写来的信，也没当成什么异常的事。这次淸队时，不知工宣队如何知道了这件事，这是不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在一个晚上，工宣队队长就到我们的宿舍里（我们二人还有另外二人的集体宿舍）询问这件事。我们当时已躺下了准备睡觉了。队长进屋后开门见山问夏某某（这位同事）：夏XX，你前几天收到了一封信吗？谁给你来的信？这位同事马上知道是问同学的这封来信及为什么信封上有马歇尔和美国国务院字样。就如实回答，是老同学的来信，他们（指我及其他搞恶作剧的同事）胡来，信封上乱改！我在旁边自己也感到闯了祸了，连忙做检讨，“这事是我干的，不应该，以后一定改！”工宣队长查清了来龙去脉，既没有什么背景，又确实与阶级斗争和阶级敌人扯不上干系，也就作罢了。

清队搞完了，虽然最终沒有揪出来反革命，但群众受到了教育，这个阶段就算胜利了。因为毛主席早就指出，並不是每一个具体单位都存在暗藏的反革命。

在文化大革命最乱的1968年，为了稳定局势，中央对很多单位、部门、系统实行了军管，派军队干部进驻各单位。七机部进驻了以韦统泰为首的军管会。听说韦是四野出身，是54军的。七机部各院、所也进驻了军代表。这些军代表在刚来时，人们都当成毛主席派来的，给以厚望。后来实践表明，其中有些人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並不那么高，毛泽东思想水平也不怎么样，有的在群众中威信很差。我们所的军代表中有一名姓柳，广东人。来所后，尽管职工住房紧张，但还是为每位军代表安排了独立的一间住房。这位代表来后不久就和住处附近一居民的女孩子（大概20岁左右，无业居家）有了不正常关系。这种事很快就在群众中传开了。他的住处在一楼。有一次晚上九十点钟，他们正在屋里火热时，被早在旁边守侯已久的工厂青年工人逮了个正着。这件事使这位军代表颜面扫地，也使其他军代表难堪。不得不召开全所职工大会，让这位军代表做检查，並随后调回原单位做进一步处理。随着913事件林彪反党集团面目暴露，军代表本身的日子也不好过了。没多久开始揭发军代表推行的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並把韦统泰等头头拉到各单位批斗揭发。

林彪被打倒后，四人帮势力却更猖狂了，此后又继续乱了几年。此时毛主席年事已高，全靠周总理苦撑。在周总理毛主席先后去世后，四人帮加紧了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最后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在之后召开的党的十一大会议上宣布为期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了。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正是我二十多岁至三十多岁，一生中年龄段最好、精力最充沛的十年。十年文革给国家造成了巨大损失，我个人也耽误了宝贵时间。粉碎四人帮后，党和国家不久就走上了一条新的道路，开始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至今又过去了四十多年了。这期间各条战线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国家空前强大，人民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国家一定会更加富强，人民的生活一定会更好！

2022/5 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