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记忆

朵朵奶奶

我的童年是在城里度过的。父母工作忙，我两岁多点就去了整托幼儿园，一星期回家一次。

幼儿园是一幢二层的日式小楼，有很多房间，还有一个大院子，院子里有游乐设施，幼儿园伙食很好，困难时期孩子们没感觉挨过饿。

1961年夏天我结束了幼儿园生活，准备上小学了。

八月的一天，我妈带着我到街道办报名去。迎面碰到了邻居王大娘，该王大娘和我妈都姓薛，名字接近，关系也挺好。她带着她家小力刚刚从街道办报名回来。我妈和王大娘热情的寒暄着。王大娘问我妈：“你们娘俩这是去哪啊？”我妈说：这不小杰从幼儿园毕业了，我带她报名上学去。王大娘问起了我的年龄，我妈如是回答。王大娘说：这年龄怕不行吧，今年上学的孩子多，不到七周岁的孩子学校不收。我妈一听愣住了，她思量了一会儿，然后转身拉着我的手回家去了。（多年后我好痛恨这一转身呦）

我上幼儿园较早，年龄比其他小朋友小，大班孩子这个时候都退园上学了。我的处境很尴尬，即上不了学又没地去。于是我妈决定把我送到姥姥家去。

姥姥家在关内，我妈带着我坐完火车坐汽车，还坐了牛车，最后来到了高墙大院的姥姥家—河北省乐亭县汀流河公社下属的一个自然村，大薛庄。至此开始了我的异地农村生活。

一九六一年城乡差别还是比较大的。姥姥家没有水果，没有大米，整天吃粗粮，还有红薯干。

为了提高我的生活质量，姥姥把胡萝卜蒸了晾干，给我当零食吃。姥姥家院子里有一棵枣树，从枣子开始泛红，姥姥就央求前后院的舅舅们给我打枣吃。

我的穿戴在庄里也是鹤立鸡群的。冬天出去玩，棉袄外面要套上棉猴，戴上毛线帽子和毛线手套。庄里的孩子就一身棉袄，连罩衣都没有。

我的冬装是妈寄过来的。跟棉猴一块寄来的还有给姥姥的止咳糖浆，我记得糖浆洒了，污染了我的棉猴。

一次和庄里的小朋友玩热了，我把手套摘下放一边回家时忘了拿了。回家不多时从外面来了一个老头，说是给我送手套来了。他跟姥姥说：“这东西咱庄的孩子见都没见过，不用寻思，准是杰的。”至今我都记得那副手套和帽子都是粉色的，手套的背上还有缝着蓝色毛线的花。

姥姥所在的庄子有所学校，有初小和高小。大姨家的大表姐就在庄里学校念高小，她吃住在姥姥家，放假才回自己家。

农村学校房屋设备十分简陋，毛茬桌椅，玻璃用纸沾贴着，教学是合班上课。我曾趴在窗台向里面探望过，听着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我好羡慕。长大后好后悔没在薛庄上一年级呦，不然我就提早一年中学毕业了。

小小年纪的我居然参加过生产队劳动。

记得那活是摘棉花。秋天的田野里棉花成熟了，棉桃咧开了嘴，露出了雪白的籽棉。上棉花地干活妇女是首选，家家户户得派人出来。于是大姨出工了。

下地前妇女们的腰上都围上了一个有兜的大围裙，每人把着几根棉花垄前行。她们要把籽棉从棉朵壳里拽出来，放在围裙的兜里，兜装满了去地头找人过秤，然后把棉花掏出来放在有专人看管的大口袋里。现在想想，当时是按交回籽棉的重量给干活的人记公分的。

摘棉花的妇女身边都围绕着几个孩子，可别小看了这些小孩子，她们可是一群心灵手巧的人呦。那小手往棉朵里一抻一拽，白花花的籽棉就被拉出来了。这活挺适合小孩子的。反正我干的挺好，又快又干净，只是一双小手被坚硬的棉朵壳扎的够呛，手疼没商量。

我还发现了一个秘密。原来她们围的围裙是两面有兜的，劳动结束后藏在里面兜里的棉花是要被带回家的。这事人们好像心照不宣。大锅饭好吃呦，大河有水小河满，小河无水大河干。

我还参加过起红薯的劳动，那活挺累，小孩子都不大愿意干。就记着孩子们把两三根红薯秧缠绕在一起，权当跳绳跳着玩了。瓜藤给孩子们带来了快乐，我的心里既高兴又心酸。我的幼儿园是有跳绳的，单人的集体的都有，这城乡孩子之间的差距咋会这么大呢？

关里人口密集，庄与庄之间相距较近，农家烧柴紧张。记得大表姐放学回自己家的途中背上总要背个筐子，筐子里装个耙子，她边走路边搂草，那筐草是用来烧火的。

大姨父会用秫秸编锅盖。那锅盖两层，剪成圆形，用麦秸编的条状的东西把边包上，缝好，盖上面再坠上个把手，然后把它们放进一个坑里，盖严实，用硫磺熏，（好像是硫磺）时间到了，把锅盖拿出来那秫秸的颜色就白净多了。大姨父把锅盖拿到集市上卖，大概块把毛钱一个。现在想想那地方应该缺木头，不然他们咋不用木头锅盖呢？

六十年代初河北农村的生活很苦，人均口粮三百斤左右。红薯就成了填饱人们肚子的主要食物。

人们发明了红薯的许多吃法。把生红薯晾晒成干，用碾子压成面，掺到棒子面里，蒸成饽饽吃。那东西太过劲道，掉地下能弹起来。再有就是把红薯蒸熟了晾晒成红薯干，相对来说红薯干要好吃很多。缺点就是晾晒期间天气要好，天不好红薯要发霉的。

记得大表哥当年在外边读书，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回家取干粮，他的干粮就是一袋子红薯干。

庄里家家户户都有红薯窖，秋末冬初把鲜红薯全部下窖。每天的伙食中必然有红薯相随，有蒸红薯，红薯棒渣粥，红薯棒子面饽饽……别说下过窖的红薯很好吃，（一种白皮红薯）特水灵，能当水果吃。

当地人家的房子是起脊的，高高大大，厢房都是平顶的，天气好的时候厢房顶上一水的全是红薯，也挺壮观的。

我很好奇，庄里没有马车。拉脚的拉货的都是牛车。老牛走路慢慢悠悠的，有时还会打着响鼻。碾房里拉磨的是驴，驴被蒙上眼睛在碾道里一圈一圈的转着……大姨经常去碾房碾压粮食。抗去一袋子棒子，碾成大小棒渣，棒子面。有时是一袋子红薯干，碾成红薯面。大姨跟在驴后面，嘴里不停的要喝着驴，手中的短笤帚不停的扫着碾过散开的粮食，为的是让粮食碾压的更加均匀。然后是筛，箩，除去糠皮，分出大小棒渣和面粉，再分别装袋。小粒白棒渣有点像大米，做成粥喝的时候我差点给当成了大米。那个时期我从心眼里思念故乡的大米呦。

刚到乐亭的时候我被当地孩子们起哄，他们叫我“小胯子”。因为我说的一口东北话。可没出几天我就满嘴的老忐（tan)话了。我的语言能力极强，改变不了环境就只能改变自己，以使自己融入到其中。

到现在我对姥姥家都是高墙深院的印象。连着五排高高大大的灰色瓦房，每排房一个大院子，一个院子套着又一个院子，院子里有东西厢房，姥姥家的房子居中，出南门要穿过俩个舅舅家的堂屋和院子；出北门要经过另一个姥姥家和舅舅家的堂屋和院子。现在想想那应该是祖产吧，不然咋会和亲戚们住在一起？姥姥去世后族人们要求大姨和妈必须把房子卖给前屋的舅舅。（我姥姥没儿子）

往事如烟，悠悠间过去了六十余年，可昔日的场景依然清晰可见，怀念永远的大薛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