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军用摩托车 联想“准备打仗”时代

东北装甲第一团

　　谨此献给曾当过兵的40、50后和在军营长大的50、60后及没有经历的后来人。

今天，我在《今日头条》看到一张80年代初军人驾（乘）摩托车的图片。突然，我想以《由军用摩托车联想“准备打仗”时代》这个话题，在这里与大家交流。愿能勾起过来人对曾经的回忆，激发后来人爱国、爱党和爱军的热情。

　　这是我在《今日头条》上看到的图片（1980年拍于杭州）。从牌照上看，应该是南京军区某个后勤分部的。我入伍时的军装，我印象深刻的摩托车 。

我对摩托车并不发烧，但我对它记忆犹新。因为，我接触摩托车较早。我出生在1960年代。小时候，摩托车这玩意在我眼里跑得最快，驾驶者还能把整个身体亮在外面。骑上它，最牛B！我们都称它“屁驴子”。那时，摩托车在军事活动中主要承担保障任务。也可能是车少的原因，只要一有发动机动静，人行就想知到是什么车。摩托车的声音清脆明亮，从起步到加速换挡时的声音从大到小、从短到长，大小有序、间隔不一，赋有节奏，给人以享受。骑（驾）摩托车的军人戴着墨镜和白手套，有时还背着枪或戴着坦克帽，威武庄严；速度快的时候，猫腰扣眼、目不转晴，衣服被风吹得向后扬起，既像猛虎扑食又像雄鹰翱翔，勇往直前、所向披靡。别提让人多羡慕了！小时候，电影《奇袭》里的摩托车追中吉普的情景我至今不忘。我常问父亲陆上什么跑得最快，他告诉我是摩托车（当时应该是）。那个年代，“屁驴子”在大多数人眼中是个稀罕东西，别说近距离接触它，就连能看上电影在银幕中见到它都很难。可我却不一样。

　　那个时代农村如过年似的看电影。人太多，后到场的只能在背面看反影（来自网络）。

　　当时，部队每周至少放一次电影。这是当时的沈阳军区坦克第10团礼堂。吕建伟供。

　　上述礼堂现在内部。作者拍于2019年。

小时候，我常玩摩托车。装甲兵一直是机械化程度较高的部队。上世纪70年代，由于战备需要，部队分散隐蔽配置（驻防）在山区。指挥连侦察排3班、有线排通信班和各营营部编有摩托车。指挥连驻在三沟的一个半山坡上，在连部通往主路的道旁，停放着十多台相互倚撑的报废了的苏式两轮摩托车和1台日式（应该是缴获的）三轮摩托车（有倒档，挎斗有门）。我经常与几个小哥们一起推着瘪了胎的两轮摩托车到坡顶，再骑上它顺道路往坡下放（滑）。反复推，反复放。其乐无穷。有时一玩玩到吹熄灯号。为抢“屁驴子”玩，哥们间半红脸的事也发生过。

　　当时玩的两轮摩托车（来自网络）。印象比较深。那时，听说这两轮摩托车是捷克斯洛伐克的。现在想，应该是部队组建时装备的苏联货。

　　当时玩的三轮摩托车（来自网络）。印象非常深。

　　同上（来自网络）。

小时候，我常看摩托车训练。我常到训练场看摩托车基础驾驶训练和通信综合练习中的摩托车收放线训练。走“8”字、过障碍，安上络车收放线。有时还有玩原地（飘移）180度转向的。那个威风啊！

　　当时我军装备的长江750摩托车（来自网络）。从牌照上看，应该是沈阳军区机关或直属单位的。

　　当时我军装备的东海750摩托车（来自网络）。

小时候，我常学开摩托车。作战值班室有1台长江750（三轮）摩托车（通信员驾），收发室有1台幸福（两轮）摩托车（收发员到驻地邮局取报纸和信件用）。我常到跟前看怎样发动、起步……记忆最深的是收发员徐长春（73年从黑龙江省呼兰县入伍）和119（作战值班室代号）通信员曹建忠（石家庄人，部队子弟，77年13岁入伍）对我挺够意思，手把手地教过我。我也偷着小范围地溜过。我还在他们驾车起步不注意时，提（抬）过摩托车后轮，使其空转不能起步。弄得像轰空油似的。等他们一往后看时，我撒手撂下就跑。快乐无比！

　　当时我军装备的幸福摩托车（来自网络）。从牌照上看，应该是北京军区步兵（军）的。

我刚入伍时学的是汽车驾驶专业，后改为坦克专业，对驾驶和有关机械常识较熟。我到师司令部工作后，也时不时地到纠察队，就近在修理营院内开开摩托车。原地180度也体会过。

摩托车虽不是重要装备，但机动性好，小巧便于隐蔽，是很好的运动（保密）通信工具。由于摩托车的特点，它又是好掌握而又难控制的车辆，易发生伤亡事故。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部队进入山区按“山、散、洞”要求分散隐蔽配置（驻防）、部队超负荷训练随时准备打仗和常态化防间保密的情况下，摩托车或是在训练场上超难度驾驶训练，或是在营区内分队间、营区外部队间穿梭通信，或是在为新建战备设施快速完成通信线路架设任务……口令是绝密的，都是以运动通信方式按时间阶段传递的（每日1个），一旦发生丢失和泄露（当日口令），必须全军区立即变更。接到新口令后，立即用摩托车传达至分队。那时，摩托车很忙，它经常出现在军营内外。摩托车，正是一个“准备打仗”时代的真实写照。

　　1977年南京军区驻浙江某部防化分队进行防化侦察训练（来自网络）。

　　当时沈阳军区坦克第9团官兵在训练间隙。柴益科摄，刘汉武供。

　　当时我军使用摩托车执行军事任务的宣传作品（来自网络）。

让我们看看“准备打仗”时代：

20世纪50年代我国对国家安全形势的估计是乐观的。毛泽东虽然在1955年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强调，要做好应付帝国主义突然袭击的各种准备，但基本判断是“世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可能维持和平”，中国可以争取到一个较长时期的和平环境。依据这一基本判断，国家工作的总体布局以经济建设为重心，军事建设置于服从地位。毛泽东在1956年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十大关系讲话中明确提出，要大幅度压缩国防费，把更多的钱用于建工厂、造机器。那个时期的军队建设全面贯彻1953年底召开的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所提出的军事建设的总方针和总任务，转入和平时期建设轨道，有计划分步骤地开展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努力建设一支能够应付现代战争的革命军队。1956年制定的积极防御军事战略，要旨是“争取持久和平，随时准备应付突然事变”，国家军事政策、国防部署、军队建设、作战思想等都要适应争取和维护长久和平的要求。

　　毛主席在1955年国庆典礼上。

一、备战整军

进入20世纪60年代，我国开始改变对国家安全环境的判断，看法趋于严峻。导致这种改变的主要原因是中苏关系发生逆转，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期的两党分歧逐步演化为国家对立，苏联终止全部对华援助，特别是终止执行旨在援助中国发展核技术的《国防新技术协定》，并且在中印边界争端中偏袒印度，背离同盟约定。更为严重的是，1962年四五月间苏联驻中国新疆的机构在伊犁、塔城地区策动6万余边民越境出走，威胁我国边境安全。中苏关系恶化，使我国因中苏同盟关系而享有的“背靠沙发”的安全态势不复存在。有鉴于此，我国开始调整国家安全战略，在提出反对修正主义的同时，把准备打仗提到了议程。1960年1月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建议会议“接触一下”军事问题，并提出“国防尖端这个东西要切实抓一下”，争取“在八年内搞起来，搞一个吓人的东西”。1月22日至2月27日，中央军委在广州召开扩大会议，林彪传达毛泽东对战争威胁的分析：大的战争、原子战争可能打起来，也可能打不起来。目前的可能主要是打不起来。但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的威胁就依然存在。依据这个判断，会议讨论了战略方针和国防建设问题，形成了1960年国防建设工作纲要。林彪在会议上针对美蒋可能发动的进攻，提出把“北顶南放”作为指导国防建设的战略方针，要求根据敌情我情加强国防建设，突出重点。这是一次动员和部署“准备打仗”的会议。

　　1962年四五月间苏联驻中国新疆的机构在伊犁、塔城地区策动6万余边民越境出走（来自网络）。

20世纪60年代初期，我国发展遭遇重大挫折，国家安全形势也趋于紧张。首先是台湾蒋介石集团以为有了可乘之机，蠢蠢欲动。1960年9月国民党在台湾召开八届三中全会，蒋介石提出“反共复国时机很快就要到来”，要求“加速完成各种准备，迎接胜利”。会后，台湾当局开始大造“反攻复国”舆论，并加紧进行“反攻”军事准备。

　　台军50年代备战（来自网络）。

1962年初，蒋介石成立以他为首的“反攻行动委员会”，作为反攻大陆的最高决策机构。国民党军由平时状态转入战时状态，连续进行有美军参加的联合登陆作战演习，把岛内战争气氛推向高点。

　　60年代的蒋介石（来自网络）。

在此期间，印度也企图借中国内政外交出现的困难局面实现自己的领土野心。从1962年初开始大力推进所谓“前进政策”，试图通过加大军事压力，迫使我国承认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并退出阿克塞钦地区，中印边界全线紧张，流血事件频发，把自1959年开始的中印边界地区的军事对峙推到战争边缘。

　　60年代中印边境两国士兵对峙。

此时，美国没有袖手旁观，它虽然萌生了利用中苏失和拓展自己战略利益的企图，但又认为中国的“好战”性格对其在东南亚的控制权构成威胁，因而于1961年升级在越南南方的军事干涉行动，开始实施“特种作战”，并插手中印争端，公然承认麦克马洪线，给印度提供武器装备；同时对蒋介石的“反攻行动”采取暧昧态度；一些美军将领公开表态支持蒋介石，渲染台海紧张气氛。

1962年2月，中央军委召开常委会议，周恩来在会议上讲话，提出“整军备战”方针，要求按照这个方针调整军队编制，将作战师分为值班师、普通师、教导师，以提高军队的战备水平。值班师满员齐装全训，配备在第一线；普通师编2个大团，配备在第二线，半训练半生产；教导师编3个小团，配备在第三线，主要搞生产、训练民兵。随后，中央军委召开编制装备会议。会议从2月开到5月，先在广州开，后搬到北京开，围绕着“整军备战”研究讨论军队整编、装备以及军工生产等问题。会议涉及到的政府有关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负有责任的国防工业、战备动员等问题，一时难以达成共识。毛泽东得知后指示，把“整军备战”改过来叫“备战整军”。用备战来统一认识，加快了会议进程。会议就军队编制制定了南轻北重、前轻后重、下轻上重、机关轻连队重的指导原则，以使我军能够既适合于进攻又适合于防御，既适合于山地又适合于平原，既适合于打仗又适合于建设（国家），提升了部队应对各种突发情况的能力。会议期间，中央军委鉴于东西两个方向紧张局势加剧，召开专门会议研究应对之策。根据毛泽东指示，决定中印边界方向采取稳定方针；东南沿海方向作为重点，采取紧急战备行动，防备蒋介石铤而走险。5月31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加强东南沿海地区战备工作的指示》，提出实行紧急战备的八项措施，要求部队从物资和思想上做好出动准备。6月10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全国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准备粉碎蒋匪帮进犯东南沿海地区的指示》，强调不管敌人来不来，都要认真充分地做好准备，在思想上、工作上都要放在打的上面，决不可有丝毫侥幸心理。

　　周恩来总理（来自网络）。

确立“备战整军”方针，拉开了我国一场大规模、旷日持久的战备行动的序幕。1960年初，全军员额270万，编制装备会议后军队进行整编，经过2年多时间，精简了机关，充实了连队，压缩了院校，理顺了指挥领导体制，同时军队规模得以扩张。到1965年初，全军员额达到447万，增加了约65%。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紧急战备指示，军队立即开展战备动员，进行应急战备训练，调运战备物资，加强战场建设，迅速进入紧急战备状态。

　　60年代解放军（来自网络）。

二、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

到60年代中期，虽然蒋介石反攻大陆势头得到了有效遏制，中印边界紧张局势也得以缓解，但中国的国家安全形势在总体上却更趋紧张、更趋复杂。美国在“特种战争”严重受挫后，于1964年初开始酝酿扩大侵越战争，4月间形成了大规模轰炸越南北方的战争计划，并先行升级了在老挝的侵略行动。印度支那局势进一步恶化。8月5日，美国借口所谓美舰受到攻击的“北部湾事件”，开始对越南北方实施轰炸，把“北炸南打”战略付诸实施。苏联则在中国北面舞枪弄棒，中苏边境地区的火药味渐浓。1963年7月苏蒙签订《关于苏联帮助蒙古加强南部边界的防务协定》，苏军随即进驻蒙古。1964年上半年，中苏边界谈判中止后，苏联开始向中苏边境地区调集兵力，同时频繁举行针对中国的军事演习，边界摩擦事件逐渐增多，中苏对立有了军事对峙的味道。

　　越南（美军侵越）战争（来自网络）。

首先引起我国高度警觉的是美国扩大印度支那战争。我国一直对美国在印度支那的侵略活动保持警惕，认为这些活动主要是针对自己的，并认为美国有可能从这个方向把战争扩大到中国来。我国对美国扩大印度支那战争行径的反应，就是坚定地支持越南抗美。早在美国紧锣密鼓筹划升级侵越行动时，中共中央就明确表态支持越南的反侵略行动。中国对越南实行了长达12年的大规模无偿军事援助，先后派出防空、后勤、铁路、工程等支援部队总计达32万人次，提供的物资总值（按照当时国际价格计算）达200亿美元。在大力支持越南抗美的同时，我国提升了战争戒备程度，以防美国恼羞成怒，把战火烧到我国。毛泽东是从抓战略后方建设推动新一轮战争准备的。早在5月间，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就提出了三线建设问题，指出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要准备上山，上山总还要有个地方。6月8日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讲话，其中谈到每个省都要有一、二、三线。16日毛泽东在北京十三陵管理处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十三陵会议）时他讲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地方抓军事，一个是培养接班人。关于地方抓军事，毛泽东强调各大区、各省要抓民兵、修械厂、军工厂等，不能全靠中央。8月6日，美国开始实施“北炸”翌日，毛泽东在审阅谴责美国战争行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时批示：“要打仗了，我的行动得重新考虑。”毛泽东放弃了骑马沿黄河、长江进行考察的计划，准备应付可能的战争局面。在加强提防美国的同时，我国把防备苏联也提到了议程。1964年4月总参谋长罗瑞卿鉴于中苏边境地区出现的紧张局势，向毛泽东提交了关于新疆地区的战备方案，提出苏联在我北部边疆制造紧张局势，企图可能有二：一是防御性的，二是进攻性的，而前者的可能性大，但我们要做好准备。如果打，有大、中、小三种可能，中、小打的可能性大，但我们要准备它大打，以确保主动。毛泽东阅后，批示“照办”。在此前后，毛泽东曾多次讲到不仅要防备东边的帝国主义，也要防备北边的修正主义，防备它们合伙整我们。

　　依据国家安全形势变化以及备战升级，我国再次调整军事战略方针。

一是由准备应付局部战争转变为准备应付正在迫近的有核背景的全面战争。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交战，必须举国迎敌，这对于中国来说就是全面战争。这两个超级大国都握有核武器，同它们交战必然是有核背景的战争，要准备它们使用核武器。美、苏咄咄逼人，要准备它们早动手。毛泽东在十三陵会议上讲“准备打仗”问题，所要求的就是做举国迎敌准备。1965年4月，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关于加强战备的指示，提出“要准备对付美帝把战火引到我们的国土上来”，“我们要准备大打，准备快打，准备两面都打”。5月间，中央军委召开全军作战会议，会议明确提出：打与不打，要放在打的准备上面；美国和苏联是否会联合起来侵略中国，要准备苏联参战；打不打原子弹，要放在打原子弹的准备上面；迟打还是早打，要准备早打。以后，这个方针逐渐被表述为“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应该说，当时对战争紧迫性的判断还是留有余地的。周恩来在接见出席全军作战会议人员时说：“今天的战备会议，大家都想到战争会来得很快，会大打，会当年打，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联合打，甚至打核战争，这些都是从最坏处打算，我们要做这个准备，这是完全正确的，是毛泽东思想。”但“打得快，打得大，打核战争，两面都打，是不是马上就来呢？不是，还有一个过程。”但在战略指导上则必须立足于准备应付最严重情况，就是毛泽东所强调的“要从困难着想”，“不妨把困难想多一些，想尽”，惟有如此，才能从容应对各种复杂局面。

　　二是由“北顶南放”转变为“诱敌深入”。林彪设想的“北顶南放”，以长江为界，对从朝鲜半岛和黄海、东海北部方向来犯之敌，坚决顶住，寸土不让；对从中南半岛、南海和东海南部方向来犯之敌，则放进来打，切断退路，围而歼之。毛泽东在1964年以后思考反侵略战争的作战方针，否定了“北顶南放”，认为“敌人一定要从东北来？还是走日军老路？我看不一定。从广东来，得到什么东西？也不一定”，而对我们威胁最大的“中间突破”，一是从天津上来，奔向北京；一是从青岛上来，奔向济南；一是从连云港上来，奔向徐州、开封、郑州；一是从长江上来奔向南京，从而把我们南北切断，地区分割。应付敌人的“中间突破”，毛泽东主张还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顶是要顶一下，顶不住就走，但重心不能放在顶的上面，而要放在把敌人放进来打的上面。先是消耗敌人，待扭转敌我力量对比后，再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这套打法就是“诱敌深入”。这套打法的好处是，可以发挥人民战争优势，扬长避短，是我国实行积极防御的有效办法。实行这套打法，就要求搞好地方武装力量建设，各大区、各省都要建设自己的“小三线”，准备一旦被分割能够各自为战，独立应敌。毛泽东根据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经验，又预计到诱敌深入可能不灵，因此要两手准备，既要准备在沿海地区打，又要准备诱敌深入，把敌人诱至国土纵深地区打，但战争准备要立足于诱敌深入。

　　林彪。

三是把战争准备重心放在战略后方建设上面。1964年4月，总参谋部作战部经过调研提交了关于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报告，指出国家经济建设防备大规模侵略战争的问题很突出：（1）工业过于集中，全国60%的主要民用机械工业和52%的国防工业，集中在14个百万以上人口城市。（2）大城市人口多，而且这些大城市大都在沿海地区，防空问题尚无有效措施。（3）主要铁路枢纽、桥梁和港口码头，一般多在大、中城市及其附近，缺乏应付敌人突然袭击的措施。（4）所有水库的紧急泄水能力都很小，一旦遭到破坏，将酿成巨大灾害。建议国务院组织专案小组，根据国家经济情况，研究采取一些切实可行的积极措施。这个报告引起中共中央高度重视，迅即研究所须采取的措施。6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要搞三线基地”，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建设要快。并说“攀枝花搞不好睡不着觉”。以后，毛泽东又多次强调准备应付敌人的大规模入侵，一个是战略方向问题，一个是战略后方问题。各省要有自己的战略后方（小三线），国家要有国家战略后方（大三线）。并称之为，“靠山傍水扎大营”，搞好了，反侵略战争就有了可靠支撑。毛泽东曾提出：“要研究斯大林的经验。斯大林一不做工事，二不搬厂，三不准备打游击战，只是仓促撤退。要研究蒋介石的经验，他没有搬，搬得很少。他是靠外国生活的，靠我们在敌后牵制住敌人，才保住重庆。”苏联在战前不重视后方建设，打起来才匆忙把大批工厂从西部搬到东部，造成战争初期的混乱和被动。蒋介石在抗战中从东南退到西南，只搬去很少一点工厂，大部分没有动，因为他完全指望外国援助。

这一次军事战略方针的调整，牵引军队建设全面转入临战准备轨道，部队训练、武器装备发展、战场建设、后方基地建设、物资储备等都向“早打、大打、打核战争”聚焦，军队编制随之进一步扩充，规模日益庞大。

　　三、要准备打仗

1969年3月2日，侵犯中国黑龙江省虎林县珍宝岛地区的苏联边防部队率先开枪，中国边防部队实施反击，打死打伤苏联边防部队60余人，自己牺牲17人、伤35人、失踪1人。15日、17日双方再次激战，苏军先后付出伤亡170余人的代价，中国边防部队阵亡12人、负伤27人。珍宝岛事件是中苏边境地区局势持续恶化的结果，虽然武装冲突规模有限，时间有限，但影响巨大而且深远。

　　珍宝岛中苏边境争端。

　　珍宝岛中苏边境争端。

　　我军愤起还击。

　　我军愤起还击。

　　我85炮还击。

　　被我击伤的苏T-62坦克。

　　当时苏联安葬自己阵亡官兵。

　　珍宝岛战役宣传画《生命不息，冲锋不止》。

苏联迅速加强了针对中国的军事部署，在不到1年时间里，其驻扎在亚洲的陆军数量增加到70多个师100余万人2万余辆坦克，空军各类飞机数量增至3000余架，海军各类舰船增至800余艘。9月初成立专门针对中国的中亚军区，并调换了中苏边境地区各军区和军兵种的主要指挥员，提高作战指挥能力。苏联还加大了对中国的战争威胁，扩大边界冲突，频繁进行武装挑衅。8月13日，苏军侵入中国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突袭中国边防巡逻队，打死28人。苏联强硬派还扬言对中国实行核打击，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甚至就此征询美国的意见和试探东欧诸国的态度。

　　铁列克提我牺牲的部分官兵照（来自网络）。

　　事件中唯一活着的“烈士”袁国孝（来自网络）。

　　《解放日报》报道（来自网络）。

中苏边境爆发激烈冲突后，美国高层注意到苏联的强势，开始担心苏联“整垮”了中国，美苏之间的战略均势会随之被打破，而且美国对苏联乘自己陷于越战泥淖之机，大肆推行南下战略，向东南亚、中东、非洲扩张势力范围，早已如芒在背，它有了实施“联华抗苏”战略的强烈愿望。但在珍宝岛事件期间，美国在公开场合仍然坚持既有的对华敌视态度。总统尼克松宣布，决定投入六七十亿美元建立“卫兵”反弹道导弹系统，以对付“中国共产党的潜在威胁”，并说“苏联像我们一样，不愿使他们的国家暴露在中国共产党潜在的威胁之下”。国防部长莱德尔在国会作证时则明确说，中国仍然是“亚洲和平最危险的潜在威胁”。给世界的印象是，美国仍然把中国视为“主要威胁”，而对苏联则继续致力于维持战略均衡。面对美、苏叠加的军事压力，我国进一步绷紧了战备弦。在4月召开的中共九大上，政治报告中提出：“决不可忽视美帝、苏修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危险性，我们要作好充分准备，准备他们大打，准备他们早打；准备他们打常规战争，也准备他们打核大战。总而言之，我们要有准备。”在九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提出：“过去讲过了，就是要准备打仗。无论哪一年，我们要准备打仗。人家问了：他不来怎么办？不管他来不来，我们应该准备。”此后，“要准备打仗”成为指导备战全局的重要方针。如果说20世纪60年代中期提出的“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方针，主要是针对美国的，那么1969年提出的“要准备打仗”方针，则是既防美也防苏，把美、苏视为同等敌人。

在“要准备打仗”方针牵引下，军队乃至整个国家迅速进入临战准备状态。（1）加快推进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就开始的“三北”防护工程，到1970年底在一些防御要点基本形成了依托山势的永备工事与野战工事相结合，掩蔽部、堑壕、交通壕相贯通的防御体系，可以储备粮、水、弹药以及屯兵。守备部队依托这些工事可以长期坚守、独立作战，迟滞敌军进攻，为国家转入战时状态争取时间。（2）全面展开战备交通、战备通信、后勤战备、人民防空等战备工程建设。从1969年到70年代中期，在“大三线”地区基本建成了由成昆、焦枝、湘黔、襄渝、枝柳等铁路构成的铁路网，在三北地区的主要战役方向建成了数千公里的把前线与后方基地连接起来的公路网，长江、黄河的交通和航运条件得到改善。国防通信网建设成绩显著，基本上形成了由地下通信枢纽、长途地下电缆、微波通信网、架空明线构成的以指挥所为中心的通信网络。后方基地仓库面积迅速扩大，作战物资储备充足，前沿阵地的弹药储备大幅度增加。各大中城市开展群众性修筑防空洞活动，制订对空防御作战计划和战时人口疏散计划，建立群众性消防、抢修、救护、治安等专业队伍，组织群众开展防空演习等。（3）扩大民兵武装。毛泽东在听取珍宝岛自卫反击战情况汇报时指示：“地方武装要像割韭菜一样，小县一个营，中县两个营，大县三个营，可以不断地生长力量，生长主力部队。”军委办事组座谈会据此部署民兵建设，要求全国各县建立民兵营、团，一旦打起来，能够建立地方武装，并补充野战军。至1972年全国组建民兵独立团1671个、独立连51330个，共计943万余人。（4）大规模扩编部队。连年扩军。1969年军队扩编达到一个高潮，陆军增加了3个军部，组建28个师，改建2个师；空军组建了2个军部，组建8个飞行师，2个高炮师；到年底，军队员额达到631万余人，超过了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的军队员额（627万余人）。

　　当时我人防工程（来自网络）。

　　当时我人防工程（来自网络）。

　　至今还在的当时沈阳军区坦克第9团官兵的部分宿舍。可以说是半地下。作者拍。

　　至今还在的当时沈阳军区坦克第10团停放坦克的车库。作者拍。

　　当时我民兵（来自网络）。

　　当时我民兵（来自网络）。

1969年1月毛泽东批准《人民日报》全文登载了美国新任总统尼克松的就职演说，表示中国注意到这篇演说中所表达的对华政策新动向。12月间，毛泽东看到中国驻波兰大使馆关于美国驻波兰大使表示尼克松本人愿意同中国领导人进行“重大的具体会谈”的报告后说：“找到门道了，可以敲了，拿到敲门砖了。”随即毛泽东批准恢复已中断了3年之久的中美大使级会谈。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会见美国记者斯诺，明确说道：“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做旅行者来也行，当做总统来也行。总而言之，都行。”向美国释放出愿意进行首脑对话的信号。1971年4月，毛泽东批准参加世界第31届乒乓球锦标赛的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打破了中美关系的坚冰。随后，周恩来通过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转告美国政府，愿意接待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或国务卿、甚至总统本人来北京进行直接商谈。尼克松很快传来口信，表示接受邀请。7月间，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敲定了美国总统访华行程，并以双方公报形式宣布了这一消息。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抵达北京。毛泽东当天下午在中南海住处会见了尼克松，对他说：“来自美国方面的侵略，或者来自中国方面的侵略，这个问题比较小，也可以说不是大问题，因为现在不存在我们两个国家互相打仗的问题。”这表明，中国不再把美国视为现实的战争威胁，中美之间的问题可以通过协商解决。毛泽东于1月间在和周恩来等人谈如何答复美方口信时说：“基本问题是，无论美国也好，中国也好，都不能两面作战。口头上说两面、三面、四面、五面作战都可以，实际上就是不能两面作战。”这番话道出了推进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重要战略意图。

　　尼克松访华（来自网络）。

　　尼克松访华（来自网络）。

　　尼克松访华（来自网络）。

中美共同启动关系正常化进程，使我国安全态势有了重大改变，扭转了两线作战的被动局面，拓展了国际战略空间。据此，我国军事战略方针也随之有了调整。首先，军事战略重心转到“三北”方向。如果说1969年讲“要准备打仗”是准备同时应付美、苏两家，而这时讲“要准备打仗”则是只准备应付苏联一家。从这个时期军事建设和战争准备实践看，战场建设、装备研发、部队训练、物资储备等都瞄准对苏军作战，突出提高“三打三防”（打坦克、打飞机、打空降，防原子、防化学、防细菌）能力，特别是着重提高有核背景下的打击坦克集群的能力。其次，初步修正大战已经迫近的判断。虽然这个时期没有放弃“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方针，但是已不再认为大战迫在眉睫。7月24日，毛泽东召集周恩来等人谈国际问题，曾说道：“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可以利用矛盾，就是我们的政策。两霸我们总要争取一霸，不两面作战。不过我也不大相信会打，但准备打。苏联原来搞威胁，威胁不灵，威胁不搞了，只搞演习。如果是真要打，就不搞演习。”当时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叶剑英也多次讲：“从现在看来，战争可能推迟一点，我们突破了帝国主义封锁，把苏修孤立起来了。”1975年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文件指出：虽然战争不可避免，但战争在三五年内打不起来，有可能推迟，我们必须争取可能的时间，搞好工作，准备打仗。据此，这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和安排超编干部的报告》，决定用3年时间减少军队员额160万。这个举动表明“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观念，有了一定程度的转变。

　　当时南京军区某防化部队防核化训练（来自网络）。

　　“准备打仗”时代宣传画（来自网络）。

　　“准备打仗”时代宣传画（来自网络）。

　　“准备打仗”时代报刊宣传（来自网络）。

　　“准备打仗”时代解放军炮（100mm）兵部队打坦克研练（来自网络）。

　　“准备打仗”时代民兵炸药包打坦克训练（来自网络）。

　　“准备打仗”时代民兵高射机枪（12.7mm）和手中武器打飞机、打伞兵训练（来自网络）。

“准备打仗”时代全民皆兵打坦克训练宣传画（来自网络）。

　　“准备打仗”时代实行军事化管理的小学生。中间小男孩，扎的是制式士兵腰带，衣兜里装的肯定是毛主席语录（来自网络）。

　　“准备打仗”时代四条屏年画（1975年高少飞作）。陆军装甲兵军事行动中的前方尖兵（来自网络）。

　　“准备打仗”时代四条屏年画（1975年高少飞作）。海军舰艇部队备战行动（来自网络）。

　　“准备打仗”时代四条屏年画（1975年高少飞作）。空军航空兵部队备战训练（来自网络）。

　　“准备打仗”时代四条屏年画（1975年高少飞作）。全民皆兵齐备战，军民团结守边防（来自网络）。

我对那时的印象是：部队昼夜习武忙，防毒面配身旁，集会全员携武器，枕戈待旦颇紧张；全民皆兵学用枪，纸条米字贴玻窗，各行每业抢进度，举国备战又防荒。

　　“准备打仗”时代沈阳军区坦克第9团争分夺秒训练备战。这是官兵训练中夜间进行坦克自救（履带连接）。柴益科摄，刘汉武供。

　　“准备打仗”时代防毒面具配至单兵，置于宿舍挂在墙上。图为64式防毒面具。

　　“准备打仗”时代，部队轻武器以班（哨）为单位（用木架或木柜）管理（存放）；所有哨兵、分队值日员、厨房值班员等携枪带弹；官兵集会必须携带编配轻武器（后渐调整要求为值班分队）。图片来自网络。

　　当时沈阳军区坦克第9团枕戈待旦。白纯羡供。

　　“准备打仗”时代民兵射击练习（来自网络）。有条件的小学五年级学生也要进行轻武器相关知识、操作等学习掌握。我本人小学时，56式半自动步枪射击获3发27环成绩。

　　“准备打仗”时代玻璃窗上贴（米字）纸条（来自网络）。据专业人士讲，这种方式在冲击波作用下，可使玻璃震裂概率降低30%。这是防止玻璃震裂分离最有效的方法。

　　“准备打仗”时代宣传画（来自网络）。

由于国际环境不断趋于和平和国家军事战略方针的调整，从80年代初开始，我们军队中保障性的摩托车少见了。这也有科技进步、战争形态变化和建军理念转变的因素。但摩托车仍然是军队中不可或缺的装备，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摩托车在军事中的作用变特殊，军用摩托车在发展。

　　现在特战训练中的三轮摩托车。

　　现在特战训练中的两轮摩托车。

　　现代卫生勤务用的四轮摩托车。

光阴似箭。转眼间，我们这些人已年过半百了。“备战”，既是过来人一生中的记忆，更是国家发展进程中的一个时代符号。

吃水不忘挖井人，幸福不忘毛主席。如今，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4亿人民达到小康以上生活水平，中国已稳稳站在世界舞台中央。这一切，都归功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审时度势创造的“准备打仗”的时代奠基。愿星火相传，世代永记！

祖国万岁，万万岁！



一名爱国、爱党、爱军的老兵

2022年儿童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