蝶变在农村中学

嵇益民

蝶变在农村中学

——我在陶巷中学六年整
嵇益民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甪直中学响应上级 “把学校办到家门口”的号召，拓展了好几所下伸学校，我记得刘织雯校长开设了溇里初中，许维益老师开设了蒋浦初中，许品人老师开设了陶巷初中。

1973年春，正在甪直镇七年制学校当民办教师的我被淞南公社文教组叫去，要我开学到陶巷中学去，因许老师年事已高，让我去把他换出来。许老师是我初一时班主任,是我敬重的老师之一，我去换他是应该的。我怀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豪迈情怀走出了文教组。这一去，直至1979年5月进甪直中学，我在陶巷中学整整待了六年。

三月的江南，春雨绵绵，一个多雨而又多情季节。去陶巷中学的第一天，也是下着密密的细雨，细雨如飘飞的情丝, 种在农耕的广袤的绿野里。同去的还有顾元春，范崇德，沈福忠，当船靠上陶巷四队我们租住的农户家河埠时，我们的头发都是湿漉漉的紧贴在额上。我们把行李一件件搬进屋，看到苏州籍的范崇德还带着一盏台灯。范老师很浪漫，他幻想着住在农家小院里，晚上在台灯下看看书、写写东西。我们马上正告他，这里的农村都没电，条件可是很艰苦的喔。

第二天，我们去了陶巷中学。学校在一个断头浜底上。和陶巷小学挤在一起，没有围墙，没有花木。南北两排屋子，小学的课堂还好一点，中学的两只课堂是两间又矮又小的下场屋。原来陶巷中学的学生来自碛砂、陶巷、陆巷、郭巷四个大队。如果造教室，四个大队必须出资。但那时大队都穷，拿不出这么一笔钱，再说谁也不愿自己出了钱却把学校建在别人地盘上，所以，陶巷大队只得把自己活动的两间屋借出来当教室。

那时的农村学校，条件之差比你现在看到的西部贫困学校还差。但大家还是安下心来，听从了负责人顾元春的安排：我教初二语文，顾元春教初二数学，范崇德教初一语文，原有的两位女老师陈佩玲、张荣珍，一个教初一数学，一个教英语。但是, 范崇德很快被甪直中学调了回去，于是我任教了两个年级的语文。陶巷中学就此开始运转。

教室，是土木结构的，抬头看去，没盖房砖，是农村里所说的“冷摊瓦”，从“冷摊瓦”的缝隙中有时望得见青天。北面没有窗，斑斑驳驳的墙面，灰不溜叽的，手指一戳，泥沙会往下掉。南面是早已褪了色的一门一窗，窗上当然是没玻璃的。地面是凹凸不平的泥地。教室里设施也是十分简陋。一块破旧的木黑板，课桌凳也很破旧，讲台是一只更加破旧的课桌。据说，这些家当都是许老师当年带下来的。网上有一段流行语：“黑屋子，土台子，里边坐的是群泥孩子”。这段话倒没说错，这是那个时候农村教育的真实写照。

毕业照之一

条件艰苦，设施简陋，但阻挡不了孩子们求学的热情，求知的欲望。桌子支不平，学生们就用小瓦块、木头块把桌子支平。没有桌兜，学生就用麻线绷在桌框上当抽屉放书。

碛砂、郭巷离学校很远，学生们老早就要从家里出发，背着书包，提着中饭上学了。晴天还好，下雨天要踩着泥泞的羊场小道，走过摇摇欲坠的竹夹桥，一不小心，就要滑一跤。一个雨天的早晨，我就见有学生披着雨披，裤管卷到膝盖上面，蹒跚着走到教室门口。然后放下书包和中饭，到门前的断头浜里洗脚，再脱下雨披，他侧面身上都是泥，只见他在河边拔了一把草，蘸着河水擦干净衣服，然后一声不吭坐到自己位子上看书了。

下雨天，外边下大雨，教室里下小雨，学生们从来不受外界干扰，把座位移一移，或团在一起，几十双明亮的小眼睛还是紧紧盯着老师和黑板，或者认认真真做作业。一到阴天，教室里就黑咕隆咚，这也难不倒大家，只要把座位搬到唯一的窗下，问题就解决了。

有一个学生曾跟我聊起一件事，珍宝岛事件后，大队开会喊口号：打倒别咧卜落夫，打倒裤子筋，还说怎么苏联人穿得剩条筋，别咧卜落夫拉肚子倒方便的。其实这是苏联两位领导人的名字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那位学生很感叹地说，这都是没有文化害的啊，我们再不认真读好书怎么行！

学生学习非常刻苦，午休时，大家都在教室做作业，从不出去疯玩，当天作业当天毕，十分自觉。他们也很爱劳动，放学后，总是把教室打扫的干干净净，尽管教室里尘土飞扬，叫他们出来吸口新鲜空气，但谁也不肯“撤退”一步。

陶巷中学的学生就是这么可爱。

毕业照之二

顾元春和我才共事了一年半，他和陈佩玲、张荣珍就离开了陶巷中学。我成了孤家寡人。1974年9月，开学了，上面调来了一位新老师，一看原来是张燮君。张燮君是我的学弟，在高中我们就是老搭档，他各科成绩都很好，随便什么学科都可以胜任，他一来我就定心了。后来又来了肖林生和姚福民，陶巷中学总算没停下来，仍正常运转着。

张燮君来了一年后，1975年暑期被调去张林中学，姚福民因落实独生子女政策老早就离开了农村。现在学校只剩我和肖林生两人，而学生人数却越来越多。学校虽已翻修，但缺少课桌凳，我们只得让学生自带；窗上没玻璃，发动学生每人带一张塑料薄膜糊上；教室尚缺一只，就向村民租借。但教师呢？哪里来？我向上级领导紧急报告后，领导让陶巷小学的毛惠珍调过来。毛惠珍是我老同学，教中学绰绰有余。还缺的老师只能就近解决。好在当时碛砂、陶巷、陆巷、郭巷四个大队有很多七三届的高中生，田间劳动也满两年（这是做民办老师的必要条件），经大队推荐，上报批准同意吴金男、吴香男、顾永兴、张林荣、李和根为陶巷中学民办教师。招兵买马成功，九月份，学校如期开学。

后来毛惠珍、吴金男、肖林生、李和根先后离开陶巷中学，但又招进了许阿元、任桂根、夏菊泉。从此后学校一直保留着七八名老师，而且清一色是20多岁的小伙子，教师队伍终于稳定下来，学校也充满了朝气。

我们八名老师，夏菊泉是工农兵大学生，毕业后分配到陶巷中学，其余都是民办教师。民办教师是拿工分的，报酬无法和公办老师相比。但老师们胸怀宽广，心中唯有学生，无人计较个人得失。当时我们这种农村学校教学资源十分匮乏，除了一本课本，什么参考资料都没有。但困难吓不倒我们，我把我租住的厨房间的东西搬了，稍微整理一下，挂上一块小黑板，让它成了办公室。——本来我们也有办公室的，由于教室紧张，这只办公室也做了教室。办公桌只能放在教室里，大家无法集中在一起。而我租住的地方虽然离村外的学校有三百米，但有一个租借的教室就在我住所边上，办公室设在这里也不错。——现在总算有了一个办公室，早晨大家先来办公室集中一下，准备一下各自一天的课程，若有问题马上探讨、协商。放学后，大家仍集中到办公室，批阅作业，交流教学情况。老师们在一起集思广益研究教材，有时为了一个问题，争得面红耳赤；有时为了一道解题，大家围在小黑板前站好半天。这种认真负责的精神，特别是老师们有一颗热爱教育的心，让老房东看了也很感动。

我们老师还形成一个共识，即要教好学生，必须家校共管，所以我们常利用课余时间家访，向家长汇报学生在校情况。我和张燮君就多次去过四个大队。从学校到郭巷大队去，要沿着澄湖岸绕半天。若穿越柴积浜村过去，却只有几百米路，但中间隔着一条河。有次去郭巷家访，一个老师说我们“横渡”过去吧。不知他从那里借来一只菱桶，我俩竟划菱桶过去，到河中央我吓得闭上眼睛，至今想起仍心有余悸。家访虽累，但效果是极好的。有一回，陆巷放电影，我们也赶去看了。快到电影场时，就听见有人说，老师来了，只见放映机前摆着一排长凳，竟然是家长为我们准备好的。我们真是好激动啊。

尽管陶巷中学的老师换了一批又一批，但无论是谁，皆无怨无悔，默默把满腔热血倾注在三尺讲台上，为高一级学校输送很多优秀学生。1976年，我们为甪直高中输送了十几名学生，他们都是我校的佼佼者，同时他们也是幸运儿，因为在他们进入高中第二年，国家恢复高考，他们很多人又迈进了大学之门。

居伟民，陶巷初中毕业。后入人民大学，经济学硕士。中信信托有限公司董事长，现任中国投资公司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

他们是：

陶海林，考上海军工程大学，后又浙江大学研究生，现为省机关正处干部。

金菊林，考上江苏师大，后任甪直中学副校长，甫里中学校长书记。

邹培生，考上扬大，老师。

吴金荣，考上江苏师大，后任甪直中学教务处副主任。

陆海兴，考上扬大，老师。

陶金荣，考上江苏师院师专班，后任市级机关党校校长。

姚林泉，考上兰州大学，现是苏大博导，学术委员。

还有李君图，博克集团董事长，省市日化协会会长。

沈杉楠，甪直镇党委副书记，人大主席。

1977年，甪直中学要办重点班，让我们输送尖子生，我们送了五名学生，结果有四名进入了高一级学校。他们是：

袁凤男，就读南师大。

戴菊根，就读苏州大学。

邹林全，就读北师大，后南师大研究生，现为江苏理工学院材料学院书记。

金泉福，考入徐州煤炭学校，后又进修为本科，现是苏州某公司的总工程师。

孙金男，虽差几分落榜，但他凭其在学校打下的坚实基础就职于乡政府。

笔者和吴金荣（左，陶巷中学毕业）、甪直中学校长沈玉方（右）合影

　　笔者和陆珍林（陶巷初中毕业，后考入苏州大学政教系）

后来又有两位女学生进了新的学校：一位陆珍凤，南京军区军医学校，另一位李花梅，苏州评弹学校。

期间还出现了许多优秀的学生：碛砂的金雪根，金雪林，陶海根，陶海荣，陶巷戴香明，戴香泉，陆巷的许杏元，李秋根等。

（可能还有同学进入高一级学校，恕我统计不周。）

刚进南京军区军医学校的陆珍凤

李花梅在评弹学校

我们还有两位民办老师也进入了高一级院校。他们是肖林生，去了洛阳外国语学院。李和根，去了苏州地区师范。后都成为地方干部。

记得东坡先生曾说：“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我突然想到，我们到陶巷中学来不也是为了实现我们的目标，在向最难处攻坚吗？我们每一个陶巷中学人，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在此都经历了一次蝶变，我们的面前也曾摆着艰苦的条件、恶劣的环境、重重的困难，这是我们的茧，但我们有目标，有梦想，有决心，有毅力，这是我们破茧的动力，我们用我们稚嫩的翅膀拍开了茧，蜕变出来，将来必定会成为一只斑斓美丽的蝴蝶，翩翩起舞在广阔的天地。

2022年4月20日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