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丁耶先生</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杏花春雨</p><p class="ql-block"></p><p class="ql-block">谨以此文献给我的文学启蒙老师</p><p class="ql-block"> 丁耶(1922---2001)先生,我的恩师,已经远行21年了。回顾我与先生的相识、相交,颇有传奇性。那逝去的岁月,让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p><p class="ql-block"> 1974年我下乡前,一位叔叔告诉我,有机会寻找下诗人丁耶。从此这个名字走进了我的脑海里。</p><p class="ql-block">下乡后沉重的体力劳动,累得我早已忘记这码事了,但是我有一个习惯,每逢下雨天不出工,就写点东西寄到县文化馆。没想到几天后文化馆给我回信。信中说: 很高兴知青能在艰苦的劳动之余写作,希望你坚持下去,落款是黄滁。那一刻,我兴奋异常。仿佛身在黑暗的隧道里,前方亮起了一束光。</p><p class="ql-block"> 终于有一天, 我搭车去了县城。我来到了县文化馆“创作组”,推门进去, 看到桌子旁坐着一个干瘦的小老头,我对他说:我是来找黄滁老师的。我从他的眼神里看到了兴奋,我们的手握在了一起。我把“作业”交给他,黄老师谈我的习作和写作风格,非常亲切。刹那间,我感觉他像我的长辈一样慈祥,实在 。</p><p class="ql-block"> 我突然想起了那位叔叔嘱咐我"寻找丁耶诗人"的话语,就问他:黄老师,您认识丁耶诗人吗?他突然间不说话了,沉默了好一会儿,接着他轻轻地说了一句:受冲击了!我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就赶紧告辞了。他一直把我送到楼下。阳光下,我看到他卷起了裤脚,俨然一个乡下老农打扮,一脸地皱纹和沧桑。</p><p class="ql-block"> 第二年的夏季,县里通知我去参加文化工作会议。会上,分组讨论的时候,黄老师来到我们组里,他像小孩子一样高兴,谈话特别幽默,笑话不断。我悄悄地问我身旁的人:你认识丁耶老师吗?他笑了,指着黄老师大喊一声:就是他!那天,黄老师站在地中间,朗诵起他四十年代的成名作《外祖父的天下》。他眼睛发光,挥舞着拳头,我们为他鼓掌。他又“隆重”把我推出来,他说:我和你们讲过,有一个女孩子文笔清新,特别讲究辞藻的华丽,每次来信稍加整理就是一篇散文,就是她!接着黄老师又说:假如一个年轻人病怏怏的,你给他一个劲地穿新衣服,有啥用,他还是个病人啊。反过来,他是个健壮的小伙子,衣服穿得旧点又有什么关系啊?他还是个健康的人啊!我觉得先生好像委婉地批评我的文风,初学写作,一身学生腔,笔下的人物瘦骨嶙峋。然而更大的收获是,我了解到黄老师的"辉煌"往事 。</p><p class="ql-block">其实他是个“老革命”。1935年,13岁的他因和日本警察的孩子打架,离开辽宁岫岩老家,逃到北平念流亡中学,“七七”事变后,又流亡到湖南、广西和四川。1940年,他在重庆报刊上发表处女作《家》,“丁耶”是他18岁发表作品时的笔名, 他曾得到著名作家碧野、杨晦、冯雪峰的扶持。1947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受到国民党特务的跟踪,后在南京地下党的保护下,来到华北解放区找诗人艾青。用他自己的话说找艾青就是找真理。新中国成立的时候,27岁的他已经是7本诗集在身的大诗人了。1955年就是中国作协会员,1956年调入吉林省文联筹建中国作协吉林分会。1957年反"右"运动,先生就跌入了万丈深渊,被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p><p class="ql-block"> 天哪,我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啊!原来不厌其烦地教诲我,经常给我写信的黄老师就是我苦苦寻求的丁耶先生啊!正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尽管先生是在寒夜里寂寞地发着光,他的光温暖着一群热爱文学的年轻人。</p><p class="ql-block"> 可惜好景不长,几个月以后,先生来信告诉我,不要和他联系了,他被调到县化肥厂去了。 后来听说是因为他在文化工作会议上表现得“忘形”,放“毒”腐蚀知识青年。</p><p class="ql-block"> 后来我到县化肥厂去看过他。 他对我说他从1957年就开始写长篇叙事诗《鸭绿江上的木帮》,由于文革抄家,手稿都没了。他现在又开始写了,他的妻子精神不好,犯病的时候就撕他写的东西,好的时候又给他粘好。妻子是因他被打成右派气疯的。先生那天面带愁容,他说头上戴着一顶帽子,发表不了作品的。正赶上中午,先生在食堂请我吃了一顿饭,高粱米饭,外加一盘炒豆芽。</p><p class="ql-block"> 后来,我高考离开了乡下。1979年我在大学校园里收到先生的来信,他告诉我,结束了20年的劳动改造,回到省作协任专业作家了,我为先生的平反由衷地感到高兴。先生告别了苦难,迎来了创作的春天。</p><p class="ql-block"> 先生20年的积蓄像火山一样爆发了,10年间他写了100万字散文、随笔,广州花城的《随笔》和四川的《龙门阵》是他的阵地,海外也时常转载他的文章。“解放”后的先生各种荣誉接踵而来,他很多的作品被选入《四十年代诗选》及《新文学大系》和《抗日诗选》等选集中。可先生对得奖是清醒的,他对自己某些作品并不满意,一声叹息:该给奖的不给,不该给奖的都给了,谁知是好事还是坏事?</p><p class="ql-block"> 1 991年我收到他寄来的3本书《鸭绿江上的木帮》、《边外集》、《少年的磨难》。转年我回故乡,跑到长春他家里看望了先生,带给了先生一方砚台。先生和我开玩笑:你这是让我还写大字报吧?没有想到这是和先生的最后一次见面。</p><p class="ql-block"> 2001年9月6日,先生病逝于长春吉林省人民医院,骨灰安放在长春市殡仪馆革命公墓。我很内疚,因调动工作来到江南,工作繁忙没有再和先生联系,以至先生走的时候,我并不知晓。现在想来,深深地遗憾。云水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