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嘉陵：拷机

五哥放羊

拷 机

文/ 刘 嘉 陵

拷机即传呼机，又叫BB机，BP机，呼机，寻呼机。东西就那么一个，却有一大堆名字，像早年间的作家。 “拷”字音译于英文call，有人索性将“拷机”写作“尻机”，因为“尻”同“拷”和“P(屁)”都挨得上，而且把位置也暗示出来了。

我曾挂过一只数字的拷机，享受过被人家随时从人堆儿里拣出来的乐趣。不过许多情况下，数字总难免让人猜来猜去，费事，况且无法听拜年话。好友间使用数字拷机，不得不互约暗号，每次打在一串号码尾处。拷机一响，该不该打这个电话就一目了然了，如战争年代的口令：土豆，地瓜！古伦木，欧巴！还有个广为流行的尾号是：119。把这个火上房的报警电话号码硬拉来做传呼尾号，也是为了增强对方回话的紧迫感。

后来我又换了个汉字显示的拷机，故事更多了。我们单位有位同事姓佐，我向别人介绍他时喜欢说：这位姓佐，黑田大佐的“佐”。他每次传呼我时，显示屏上都写着“左先生”，单立人儿就这么被 pass掉了。前几天他再次传呼我，字面上又有了更新的名堂：“火先生”。虽然我知道的确有姓火的国人也生活在这个公鸡形的国土上，但我还无缘与他们结识。瞧一瞧“火先生”前面的电话号码，我知道又是姓佐的同事。回话时我真想先祝贺他，因为现而今一个人若同“火”沾了边，说明他已成气候，不可小觑了。一位“火”起来的先生，即使一个寻常的电话，你也须当作十万“火”急的电话，尽快回应的。

3月份我妻到深圳出差，偏巧我6岁的女儿发烧。两天后烧刚退，我就赶上个不得不出席的业务性饭局。席间拷机响了两次，第一次显示屏上写道：“快点回来，刘【儿童】。”我歪着脑袋读罢信息，心头一热，觉得传呼台小姐蛮有人情味的，她那里噼哩啪啦往键盘上敲字时，一定想起许多年前她盼望父亲回家的情形。第二次拷机响起时，意思还是一个，可“刘【儿童】”变成了“刘女士”。我吃惊不小，难道孩子的姑姑来了并对我的外饮行径愤愤然不成？回家后我问女儿第二次是谁打的传呼，她指了指自己的鼻尖。我说那怎么人家把你当成“刘女士”了呢？女儿转着眼珠告诉我，这一次她装成了“女的”。

我总想知道自己的名字显示给对方是哪几个字，因为我不止一次被人家以香港那位女明星命名。写这篇文章时，我在家里给自己打了个传呼。传呼台小姐问：“先生您贵姓？”我说：“打全名吧，刘嘉陵。”我特意把“陵”字说得很重。很快地，挂在衣架上的拷机响了，我拿起机器一看，坏了，上面写着“请速回电话，刘加林。”无论如何，“刘加林”和“刘嘉陵”都是风马牛。我在拷一些不常联系的朋友时，明明说出了自己的全名，对方回话时还是先问：“哪位打传呼？”我心说你不是明知故问么？现在看来，我错怪他们了。

我偏爱节奏感强的传呼文字，最好是《三字经》（中国戏曲里叫“垛字句”）和快板书这类古老的节奏，如“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昔孟母，择邻处……”有一次几位亲朋等我赴宴，我妻传呼我时，显示屏上写着：“请速到，王女士”。我一面在电脑前忙活一面想了个同样节奏的回话：“俺偏不，刘先生”。这一呼一答若打着竹板连起来说，则效果更佳。

拷机是信息时代的奇迹之一，蟋蟀一叫，满街尽是垂首人。要是早上几千年，大概就无需烽火台、消息树和什么“探马报知”了，英雄李玉和也用不着看家中窗上是否有红蝴蝶，凭着拷机就能知道“外面有狗”了。但拷机纵有千般妙处，也自有它不可人之处，它让你再也无法处于一种宝贵的隐匿状态。挂拷机的人就像那些专门供客户垂钓的大鱼，把拷机号交给对方，如同把自家的行踪公诸天下，难怪我的一些朋友都有意的“欠费停机”了。

北京人和许多南方人都说“呼我”，沈阳人却说“传我”。窃以为前者更婉约一些，后者容易让人想到一些司法程序。当然还有更不婉约的，“拷我”成了“抠我”。

（选自刘嘉陵散文集《妙语天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