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style="text-align: center;"> “生产队里的事,你要多做点!”</h3><p style="text-align: center;"> -- 怀念母亲(三)</h3><p style="text-align: left;"><br></h3><p style="text-align: left;"> 一九七七年六月底的一天下午,我在生产队的地里干活。我当时在柳州市郊区的沙塘公社沙塘大队插队,整个大队都种植蔬菜,所以我是正儿八经的菜农。</h3><p style="text-align: left;"> “哎,刘洪,你看!” 妇女队长满婶冲我喊了一声。“那边路上,是你妈咩?” 满婶到过我家,见过我母亲。</h3><p style="text-align: left;"> 远远望去,在村口的路上,走着两个中年妇女,城里人装束。两人中有一个是我母亲,另一个是苏妈妈,苏霖丰的母亲。苏霖丰是我的室友,近一米八的个子,却被所有人喊为小苏。两位母亲都在柳州市袜厂工作,下早班后坐车来郊区看望孩子。</h3><p style="text-align: left;"> “是我妈,满婶,还有小苏的妈,” 我有点无措,母亲来,可我还在地里干活。</h3><p style="text-align: left;"> “队长不在,我作主,你和小苏跟记分员讲一声,去陪妈妈吧,” 满婶很通情达理。</h3><p style="text-align: left;"><br></h3><p style="text-align: left;"><br></h3>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 照片摄于1995年2 月,左二为满婶</h5><h3><br></h3><h3> 我跟小苏忙不迭地在沟边洗了洗手,洗洗锄头,荷上肩,向村里走去。小队办公室和会议室同在一排泥砖房,斑驳的墙上有一块地方坯整过,有红油漆写的标语 “农业学大寨”。</h3><h3> 会议室前有块空坪。两位母亲已经和一些老人、孩子聊上了。看见我们,妈妈们都很高兴,仔细盯着我们,问长问短。村里的老人和孩子饶有趣味地凑上前来,听我们聊些什么,弄得我和小苏急忙把妈妈们带到插青宿舍。</h3><h3> 根据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建起来的插青宿舍只有一排,也是泥砖房,四个房间,住着五男二女共七名插青。房与房之间的隔墙两米高的模样,上不封顶,真有好事者,不必出去,便可相互串门。</h3><h3> 我们房间一门两窗,窗户很小,两张床顶在两边墙角,中间一张还算结实的桌子,一把摇晃的椅子,下乡时袜厂赠送的樟木箱摆放在各自床尾。我的箱子上面堆着未洗的衣服裤子,衣服堆里扑放着一本翻开的《水浒传》。几个月前队里发的充作口粮的芋头红薯散乱地堆在另一边墙角。</h3><h3> 妈妈们关心的自然是我们的口粮,担心我们会挨饿。</h3><h3> “阿妈,苏妈妈,没用担心,” 我对妈妈们说,“看,这么多的芋头红薯,几时才吃得完?” 小苏也在一旁点头附和。</h3><h3> 说实在的,杂粮我吃不惯,偶尔煮些来吃,也是换味口而已。我下乡插队不到一年,每月尚有十块钱补贴。当时粮店的米卖一毛三分钱一斤,面条二毛五分钱一斤。我跟小苏搭伙,如吃面条,必煮一筒(一斤装),拌些油盐,无需菜,吃得淋漓畅快。</h3><h3><br></h3><h3> </h3>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 照片摄于1995年2 月 昔日插青宿舍前</h5><h3><br></h3><h3> “阿妈,我带你看看厨房。”</h3><h3> “好啊!”</h3><h3> 厨房就在宿舍后面。空间不大,三块泥砖便是一个灶,七名插青共用三个灶。最占空间的是一个硕大无比的水缸,两只水桶。水缸需三担多水方能装满。</h3><h3> 母亲看看水桶,又看看我,问:</h3><h3> “挑水要走很远的路吗?”</h3><h3> “不远,一趟十来分钟吧,” 我明白母亲的忧虑。“大家很照顾我,一般不要我去挑水。”</h3><h3> “其实,我很能干了,” 为安慰母亲,我自夸起来。“莫讲挑担把水,我连挑两天的射桶,也一点问题没有啊!”</h3><h3> “挑射桶?”</h3><h3> “是啊!”</h3><h3> 所谓的 “挑射桶”,是菜农必干的农活。射桶,就是改装过的水桶,比一般的水桶小。在近三分之二高的位置上斜插一根竹筒,半米多长,口径三、四公分。筒口处理得好,从桶里倒出来的水便可射出很远,并呈扇状。给大片菜地浇水尤其淋粪水,必得 “挑射桶” 。</h3><h3> 我连挑两天射桶的那一次,是和另外两个村里小伙子一起干的,他们可是和插青不一样的啊!我们三人几乎没有歇息地穿梭在厕所、水沟(粪水需要稀释)、菜地之间。炎热的夏天,顶着骄阳,我穿着粗布工作服,汗流浃背,肩头磨得通红辛辣。凭着年轻气盛,我竟然没被累倒,反而,心里生出和贫下中农完全结合在一起的感觉,欢快无比。</h3><h3> 我所在的公社,在缩小城乡差别上相当与时俱进。每天出两段工,早上八点至十二点,下午两点至六点。干活时由各人自定休息方式,抽烟、喝水、吃东西、钻进竹林里撒尿、躲日头等等。我没敢跟母亲说,我学会了抽烟。</h3><h3><br></h3> <h5 style="text-align:center;"> 照片摄于2013年12月 昔日生产队菜地</h5><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我们再回到队委前的空坪时,社员陆续收工了,两位妈妈和社员们聊了起来。我母亲二十四岁从乡下到城市生活,虽说过了二十年,她仍保持农村妇女的特点,质朴、善良、乐意助人,熟悉农活,村里的妇女跟她也有一见如故的感觉。</p><p class="ql-block"> “你有个好仔噢,” 一位大婶说,“做事不偷懒,看他个子小,那天挑菜去蔬菜公司,我怕有百十斤重哦。”</p><p class="ql-block"> “前次下好大的雨,一大早要赶收番茄,” 一位大姐说,“队长挨家拍门,好多人都不愿出工,你家刘洪来了啵,送完番茄,一身湿漉漉的。”</p><p class="ql-block"> 母亲听到社员表扬我,高兴得眼睛眯成一条缝,嘴上不停地说:“他好多东西不懂的,你们多教教他!”</p><p class="ql-block"> 有个叫志兴的大哥,文革前在柳州师范学校附中读过两年初中,有文化,是队里的骨干。他走上前对我母亲说:</p><p class="ql-block"> “ 我们队一个礼拜两个晚上读报纸,总是刘洪给我们读,还读毛选第五卷,教我们好多东西。”</p><p class="ql-block"> 我是生产队的文化辅导员,母亲这下才知道,她笑得更开心了。我那时拿的是全队几乎最低的工分,八分。</p><p class="ql-block"> 小苏和苏妈妈也从另外一社员堆里走出来,我们便一起向村口走去。妈妈们要赶乘七点钟最后一趟公共汽车回柳州。小苏母子俩在前边走,我们在后边慢慢跟着。</p><p class="ql-block"><br></p>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 1970年代的手扶拖拉机(网上图片)</h5><h3><br></h3><h3> 顺路,我带母亲看了队里的手扶拖拉机。华主席说一九八零年全国要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我们小队一年多前分到指标,购买了这台柳州拖拉机厂生产的手扶拖拉机,还有一台抽水浇灌机。</h3><h3> 手扶拖拉机房的旁边是牛棚,队里养有四、五头水牛,犁耙耕翻土地,全仗它们,手扶拖拉机根本指望不上,手扶唯一的功用就是跑跑运输,送蔬菜给一些工厂食堂,或干脆运送社员到遥远的佘地(种植经济作物如花生、木薯、油菜籽的荒地)干活。冬天寒冷时,拖拉机常常点不着火,几个壮实汉子捣鼓半天,就是启动不了,惹得黄队长骂声不绝。</h3><h3> 母亲对手扶拖拉机挺有兴趣,可能她觉得新农村就应该这样吧。“那你还会开手扶拖拉机咯?” 母亲问。</h3><h3> “当然会啦!” 我满不在乎地答道。我确实开过几次,但很不熟练,只敢在平坦的柏油马路上开。乡下常流传车翻人伤的故事,我的胆子还是小。可我那句近乎于拍胸脯的话却让母亲很自豪。</h3><h3><br></h3>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 照片摄于2013年12月 昔日小河边</h5><h3><br></h3><h3> “阿妈,你看,我晚上就在这里洗凉,又省事,又舒服,” 我们走到一条小河边。说是小河,其实是好多条水沟汇集而成的。“看那边, 是我们的队办企业,粉厂,” 我指向不远处的一所低矮的房子,房后有一块晒谷场。“我们队生产的干切粉,蛮受欢迎噢,一毛八分钱一斤,好多人来买,我和小苏也经常买。”</h3><h3> “你下次回柳州,买一些带回来,让妹妹们尝尝,” 母亲吩咐道。</h3><h3> “好的,阿妈。”</h3><h3> 顺着小河往上看,阳光下的菜地铺出去很远,田里静悄悄的。突然,远处腾起一条水柱,忽隐忽现地竟看到彩虹的影子。我知道,那是黄队长正用抽水浇灌机淋菜。“阿妈你看,我们现在淋菜都是机械化的了,” 我跟母亲介绍说,让她看到一幅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美好景象。</h3><h3> 有些事我当然没有跟母亲说。浇灌机是由上级摊派买的,若可以选择,生产队绝对不会买。机器有抽水功能,可以把水喷出很高很远,可以省去不少人力。而从高空下来的水柱、水块、水珠很有力量,可以把菜地砸得惨不忍睹,要是砸到秧苗地,结果肯定是毁灭性的。因此,用机器喷水基本是针对瓜豆类或成熟的菜蔬,而且一定是在干旱又赶不及浇水的情况下用。使用浇灌机的权利,队长不会轻易转给其他人。当然了,他每次用,都要发泄一次内心的不满。</h3><h3><br></h3>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 照片摄于1983年5 月 桂林月牙山</h5><h3><br></h3><h3> 母亲大老远来看我,前后三个钟头,连水都没有认认真真地喝上一口,更不要说留下让我招待她吃饭了。往汽车站的路上,我只希望时间过得慢一点,我可以听她多唠叨几句。我从小就没有与母亲亲近的机会,也没有这样的习惯,我后面跟着三个妹妹。母亲永远那么忙碌,根本顾不上我,当然这也看出她对儿子的信任。我心里忽然升起对母亲的眷恋,竟舍不得她走,甚至想去拉她的手或衣角。</h3><h3> 我忍住了,只是尽量挨近她。</h3><h3> 母亲侧过身,重复她之前的吩咐:</h3><h3> “生产队里的事,你要多做点。”</h3><h3> “我会的,阿妈,你放心。”</h3><h3> 以后呢?估计母亲不会去想这个问题。她的儿子如此出色,她不需要担心将来。她自然不知道她的儿子有想过,只是没有结果。</h3><h3> 曾经,冬季农闲时分,我躺在宽阔的佘地上,晒着暖洋洋的太阳,望着湛蓝的天空,盯着一块白云,问自己:每天锄地、种菜、浇水淋粪、割菜、挑到菜场、开开手扶拖拉机… …然后呢?</h3><h3> 白云纹丝不动,我的脑子也就不动了。</h3><h3><br></h3> <h5 style="text-align: left;"> 我与小苏(右) 摄于1980年5月 师大校园内</h5><h3><br></h3><h3> 二位母亲坐进公共汽车,朝我们比划着,你们回去吧,累了一天,还要做饭呢。我和小苏都没有做声,没有挪步,直到汽车开远了,我们才挥挥手,然后调转头走回村里。</h3><h3><br></h3><h3> 2022.5.10 母亲节 写于多伦多 </h3><h3><br></h3><h3><br></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