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觅福州九中的往事记忆（8稿）

林正德

寻觅福州九中的往事记忆（8稿）
林正德
在福州的中学之中，哪一个学校的校园有古典美，我以为一个是福州高级中学，其前身为英华中学的校址；一个为福州外国语学校，其前身为福州三一学校、福州第九中学。我要写的主要是对福州九中的往事记忆。 福州第九中学校门（网络图片） 一走进福州市仓山区公园路39号福州第九中学的校门，首先映入眼帘的主干道两旁耸立着两排参天蔽日的大樟树。樟树，又称香樟树、绿化树、行道树，别名香樟、樟木、瑶人柴、栳樟、臭樟、乌樟，植物全体均有樟脑香气。这两排樟树至少有百年历史，依旧枝繁叶茂、郁郁葱葱，彰显着悠久的年代和顽强茁壮的生命力，交错的枝梢繁盛地伸展出密密匝匝的绿叶，浓荫形成了天然的太阳伞，使主干道成了美丽的林荫道，正是有诗曰：“一径通幽凉夏至，日光星点叶隙间。风送蝉鸣回声杳，涤荡温柔似呢喃。” 林荫道（网络图片） 林荫道是一条上坡路，其左侧石阶下去是一个小操场，置有几个篮球场，其北面是原三一学校中学部教学楼。
光绪三十三年（西元1907年），英国圣公会传教士、圣公会福建教区首任主教贝嘉德（Horace MacCartie Eyre Price）博士委派爱尔兰都柏林大学传教士万拔文（W.S. Pakenham-Walsh）主持真学书院和广学书院。由于当时福州本地百姓会说官话会写汉字的人很少，会英语的人更是屈指可数，包括中国牧师在内，为了能在福州高效地传播福音，除了大力推广平话字（福州话罗马字）外，学习英语也成为当务之急，当时全体福州华人牧师写信给圣公会差会要求设立教授英语的学校。于是，差会决定设英文班，由都柏林大学福建布道会负责，万拔文兼任英文班的事务工作，同时调了来必翰（Rev. W. P. W. Williams）来福州。由于万拔文极力提倡创办“汉英”性质的学校，经差会同意，他就着手创办“圣马可书院”，校址设在施埔（今为盲人福利院院舍）。 三一学校首任校长万拔文（网络图片） 万拔文在他的回忆录《在华生活二十年》回忆道：1907年，“我们主教紧急召我去见他，看起来好像当时俄罗斯在福州的茶叶贸易大幅衰减，所以他们决定放弃俄罗斯的在榕领事馆。而我的一位至交布兰德先生在福州做生意。他听说那块地和那些房子要出售，赶紧为我们的传教团获得了首次的优先购买权。/我闻讯立刻和主教赶去俄罗斯领事馆商谈，当天就完成了这个百年难遇的交易。当我们站在领事馆办公室里，眼看着各种契约一一签字，那种感觉真是无法用言语表达，终身难忘……” 万拔文撰写回忆录《在华生活二十年》封面（网络图片，来自孔夫子旧书网） 1908年，贝嘉德又派传教士山景崧协助万拔文。1909 年8月，都柏林布道会接受英国教会差会之请，把圣马可书院归入都柏林布道会系统。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英国圣公会于1907年购买原俄国领事馆及其周围的4座洋房和园地，由兴豫和上海外国工程师设计施工，经过五年设计、施工，新校舍终于竣工，圣马可书院和广学书院、桥南两等小学校三校合并成立“福州三一学校”迁入新校园。 三一学校旧校门（网络图片） 三一学校校门基石（网络图片） 三一学校石碑（网络图片） 三一学校英文石碑（网络图片） 这幢三一学校中学部教学楼雄伟壮观，是由万拔文先生亲自设计的，用现代话说就是“炫酷”，这是中式古宅书院无法比拟的，它是一座典型的英式风格的建筑，屋顶呈三角形，方形的窗户，拱形门，还有走廊，环境十分优美，这在当时多为破烂不堪的棚屋区的仓前山，绝对是一道靓丽的风景线。1912年，万拔文回到中国，他看见拔地而起的新校园新校舍，与他当初草图设计和构想完全一致，激动万分，热泪盈眶，他把大半生心血都献给了这所三一学校，包括其夫人在内，他们的幼子也夭折于福州。
三一中学教学楼老照片（网络图片） 第二排左1为万拔文（网络图片，来自孔夫子旧书网） 在林荫道的右侧矗立着一座高大巍峨的教堂——圣马可书院礼拜堂，后礼拜堂成为三一学校的礼拜堂，改名“三一学校礼拜堂”，民间称“三一堂”。该教堂仿上海圣约翰大学教堂形式设计建造，落成时间为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建筑正面朝北，占地面积434平方米，单层，青石砌成，平面十字形，立面呈哥特式建筑风格，正中辟门，门前有三角形雨披，尖尖的三角屋顶直冲云霄，显得庄严肃穆。从老照片看，原来内部装饰呈哥特风格，富丽堂皇，正面哥特式尖券窗，侧窗为维多利亚式拱窗，地板用彩色瓷砖铺就。原教堂墙上嵌有一块碑石刻写着：“归荣上帝/ 勒石者为贝会督嘉德，于千九百十有贰季三月二十二日作志。本学校之戍由环球安立间会献，感谢于英之伦敦者也，千九百有八年事也。”其中“贝会督嘉德”即圣公会福建教区首任主教贝嘉德博士，“环球安立间会”即安立甘会（英国圣公会）。 三一书院教堂（图片来源：《倪柝&声生平特辑》） 三一学校教堂内部（网络图片） 三一学校是教会学校，由英国圣公会出全资，所以，十分重视宗教教育，《圣经》是必修课程，每个礼拜全校师生都要在教堂做礼拜。三一学校出了好几个宗教名人，如：张光旭(1898-1973年)，又名家聪，字位辐，英文名Michael，生于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罗源县飞竹乡洋头村人。宣统二年(1910年)入八年制福州汉英书院(即三一中学前身)就读。民国27年，圣公会福建教区选派张光旭赴英国牛津大学攻读研究生。在此期间，受中华圣公会派遣为英国两大主教之一的约克大主教的“圣侍牧师”，作为大主教在主持礼仪时的临时顾问。民国29年学成回国，任福建省高级神学院主任，兼圣公会福建教区教育工作及牧师，并继续在三一中学任教。民国31年初，张光旭当选为福建教区主教。民国32年10月10日广西桂林圣约翰堂为其举行“祝圣”仪式，升其为福建教区正主教(会督)，为中国人担任正主教之第一人。此时还兼任福建协和大学董事长。薛平西（1904-1995），曾任福州市三一中学副校长,福州市三(一)陶(淑)联中校长,英国设菲尔德座堂和利物浦堂牧师,福建省中华圣公会主教，福建省基督教三自爱国会名誉主席,福建省基督教协会名誉会长,福建神学院名誉院长,福州市“三自”爱国会顾问，为福州市政协1-5届常务委员，福建省政协1-4届政协委员。值得一提的是，薛平西的夫人陈宝珍是我在附中1962年初一时的英语教师，听说是代课的，当年她四五十岁，中等身量，人比较瘦，像一根细软的藤萝弱不禁风，一张圆圆的猫脸有些打皱，烫着灰白头发，戴着一副眼镜，看上去，就是教会出身文质彬彬的气质。她为人和善，说话不疾不徐，从不大声训斥学生，她教英语是地道英式发音。我与她接触不多，印象不是很深，但感觉她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女人，英语教学水平造诣颇深。在后来的几年不见了她的踪影，不知何故，因为像她这样一个主教夫人若文革时期还在附中的话，至少要挨一些大字报，但我没有这个记忆。有人说，在上世纪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曾看见她又在附中任教，据一认识她的人回忆说：“回想一下，在省军区礼堂附近遇见她，她说腰痛不适合站，不想去教了，要辞职，这应该是上世纪80年代初的事。”一位曾任三陶联中校长兼陶淑女中校长薛平西的夫人居然不是附中正式教师，因为像这样英华中学老教师出身的老资格教师理应被评为特级教师，然而，遗憾的她不是。有人回忆说：“薛主教和宝珍老师是我们家最好的朋友，太祖母在世时，他们常来探望。他们的子女××哥和××姐与我也很好，前10年坚持到花巷做礼拜，现80多岁，心脏不好，无法出来。很想念他们！”刘玉苍（1906-1967），福建教区副主教，曾任圣公会福州支区主席，福州三一中学校牧，福建协和神学院教务长。倪柝&声（1903--1972年），原名倪述祖（Henry Nee），归信后更名倪柝&声（Watchman Nee，倪儆夫），1916年就读于著名的英国圣公会所办的三一书院，他是第一位对西方基督徒具有影响力的中国基督徒，中国基督教新教自立教会运动“地方教会”运动兴起人之一，从2022年3月6日起至2023年，美国华盛顿特区的圣经博物馆举办为期一年的倪柝&声生平特展。 张光旭会督（网络图片） 刘玉苍主教（网络图片） 薛平西主教（网络图片） 旅梅三一校友欢迎张会督校长薛牧师摄影纪念 民国三四年三月九日六都（网络图片） 倪柝声（网络图片） 1952年三一中学由政府接收，改名福州市第九中学,那教堂便失去应有的作用，我看一张教堂的老照片，屋顶上有“图书馆”三个大字，看来，在上世纪50年代有段时间可能改为图书馆之用。我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看见教堂时已成废墟，那颓圯的拱门，破败的凸窗，陈旧的石壁，到处散发着坟墓般的腐败气息，连周边的山包也快成了垃圾场，其右侧大榕树落下的枯叶满地都是，触目可及一地鸡毛。
教堂（时为图书馆，来源：福州外国语学校）【2006-2007年】 在1958年大跃进、大炼钢铁的高潮中，福州九中在该教堂办起了校办机械厂，首任厂长为陈春钦老师，他毕业于马尾船政学堂的福建省立高级航空机械商船职业学校高工学校，所以动手能力非常强，他人又精明能干，工作能力超强，是福州壶山林氏中医内科第六代名医林英藩的女婿。在陈春钦厂长管理下的机械厂办得红红火火，蒸蒸日上，是全市办得最好的中学校办工厂，为此他曾三次连获省市劳模的荣誉称号，这在九中老师中是惟一的。他还曾任总务处主任、年段长等职，在文革中受到了冲击批判。
不过，我印象比较深刻还是上世纪70年代，该教堂里面摆满了一台台机床，传出了一阵阵刺耳尖锐的机器轰鸣声，打破了校园的宁静。

三次荣获省市劳模的陈春钦老师（图片来源：陈春钦老师家人提供）

福州市1959年劳模大会教育系统全体代表留影，前右2为陈春钦老师（图片来源：陈春钦老师家人提供）

在福州九中五七工厂前留影，右为陈春钦老师，拍摄时间文革时期（图片来源：陈春钦老师家人提供） 在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我因上山下乡病退回家待业，而我家所在公园居委会里也有好多新老三届生待业在家，当时全国都掀起大办政治夜校的热潮，蹲点我们居委会的下放干部、我的老邻居、已故著名月老刘含怀和另一位下放干部老王想搞一场新年文艺演出，让我和另一位老三届生俞平生负责策划这场演出。我在《清庐往事》一文中回忆道：“我还编导了一出双簧，是讽刺在越战中的美国佬，在前台表演的是福九中校办工厂的一位小青年，而在后面说快板词的人，是我请一位附中老同学来帮忙，他是山东籍人士，普通话说得很溜，实际上是一位可以当话剧演员的料子，他们的配合非常默契，浑然一体，惟妙惟肖。”“最近，有当事人跟我提起，当年我们宣传队还自编自导一出最近，有当事人跟我提起，当年我们宣传队还自编自导一出大联唱《三代人听广播》，陈×饰奶奶，郭×饰儿子，杜×饰孙女，现在仔细回忆是有这回事，一场演出总有个集体的重头戏，大联唱应该就是。既然是自编自导，唱词只能由我来写，只是后来多次搬家，原稿已找不到，本人不会谱曲，那唱曲应该是移花接木吧。”“新年文艺演出的地点就在清庐地下层，演出那天晚上，刚装的数盏200支光大灯泡将整个地下层照得一片通明，整个居委会的男女老少倾巢出动，纷纷前来观看演出，把清庐地下层挤得水泄不通，整场演出持续近两个钟头，取得圆满成功，我主导的那两个节目都受到热捧，尤其是那个双簧快板剧赢得了阵阵喝彩声和掌声。一个小小的居委会居然能成功举办一场文艺演出真是有点不可思议，这只有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才能办成。”该文中提及的演双簧的九中校办工厂小伙子就是来自九中机械厂开车床的郭×，也就是大联唱《三代人听广播》饰儿子的，他1978年参加高考，考进福州师专（现闽江学院），现已退休。值得一提的是，公园居委会文艺宣传队成员绝大多数都是新三届九中校友。 公园居委会文艺演出队在陶园里排练照，后排左一为郭× 公园居委会文艺宣传队在陶园里排练照，前2排举臂者为郭× 陈培涛老师的外甥女给我发帖回忆道：“我，虽然也是福州九中的学生，且因为培涛舅舅的关系，从小就在九中校园里游荡，却不知庐山真面目，我一直不知道你说的那个教堂，原来就是福九中的校办工厂所在地，也常在这个校办工厂里头学过工，那个工厂虽小，但也分有翻沙组、车床组、装配组、冷作组、钳工组，我当初被分配在钳工组，我当时挺沮丧，觉得做车床工好玩，装配工有趣，钳工最没意思，每天的活就是学着锯螺丝（当时的螺丝配件品种没有现在这么多，规格不对，太长）刚上手时笨手笨脚，连着搞断几根钢锯片，担心厂长师傅训斥，垂头丧气。后来回家听舅舅说厂长和他关系很好，钳工是最有技术含量的工作，才安下心来。没干多久就毕业了。”
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因校办工厂经营不善和政策改变，设在教堂的九中校办机械厂也倒闭了。之后，教堂就成了停车棚。由于该建筑长期缺乏维修，损坏十分严重，2010年教堂被拆除，修建羽毛球场，仅留存嵌墙的那块“归荣上帝”教堂奠基石碑，将其安置于原址西侧一棵大榕树下前方，新筑一个刻有“教堂旧址”四字的碑座，上面是那块教堂奠基石碑。这样，一个可能成为世遗的景点彻底消失了，而原来损坏程度比三一堂更严重的竣工于1861年的石厝教堂经过修复，却在今日重放异彩，即将成为烟台山世遗的重要坐标。究竟世遗景点重要，还是一个小小羽毛球场重要，孰轻孰重？当年的拍板者是不是脑子灌了水呀？
福州外国语学校校内的“教堂旧址”石碑（拍摄：林轶南，2012年5月） 林荫道走到头矗立着一座思万楼，建于1919年，系三一学校部分校友（教师）为纪念第一任校长、英国传教士万拔文发起兴建，于1925年竣工。它实际上是一座钟楼，呈三层塔式建筑，造型具中世纪罗马风格，坐南朝北，正对学校大门，占地25平方米，高约18米左右。钟楼建成后，都柏林李逊公园基督教堂赠送一座紫铜大钟，悬挂于楼顶，钟上刻有诗章一行：“要对万国万民宣告主是王。”该楼1988年公布为仓山区级文物保护单位，2020年1月公布为福州市第八批文物保护单位。
我的依稀记忆中，在我就读象山小学（前身三一小学）还在九中的时候（1958年以前），上下课还是靠思万楼敲钟，那悠扬的钟声回荡在整个校园的上空，只是后来才升级换代改成按电铃。
思万楼（网络图片） 在林荫道尽头的右侧有幢二层洋楼现为校友楼，原为俄国领事馆官邸。
话说19世纪60年代，福建船政处于始创发展期，福建茶叶等土特产大量出口，外贸年年创汇带动社会经济繁荣，大量外国商人涌入福州，1863年，荷兰、丹麦、瑞典、挪威、西班牙、葡萄牙等6国相继在仓前山建立领事馆。同期，也有许多俄国商人在福州从事砖茶贸易。茶叶作为舶来品来到俄罗斯的时间是17世纪，但在整个17世纪，茶叶在俄国的内外贸易中所占比例尚不足以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1689年，沙俄政府和中国签订了协议，由此开始向北京方面派出皮毛商队,每一个官商队都配一个交易员，负责商品的出售和茶叶的采购。到了18世纪，中国三大茶叶集散中心为汉口、福州、九江，再到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中叶，中国三大茶叶集散中心则演变为汉口、上海、福州。清同治四年九月(1865年10月)，俄国首任领事德理到任，于1866年在今公园路39号建造领事馆。1872年，俄国在福州仓山开办第一家砖茶厂，随后，他们又在靠近茶叶产地的建宁府的南雅口、太平、三门和延平府的西芹等地设厂，到1876年福建境内已有9家俄商砖茶厂，分属阜昌、新泰、顺丰等3家洋行。但好景不长，随着福建茶叶贸易的衰落，俄商生意大受影响，相继关闭茶厂、洋行离开福州，使得俄国政府撤销了在福州的领事业务，准备撤馆。英国圣公会传教士、圣公会福建教区首任主教贝嘉德获悉此消息，他即召来万拔文一同赶往俄领事馆，不失时机买下其房地产。
原俄国领事馆办公楼必瀚楼是一幢面向东南的两层砖木结构的白色洋楼，现已被拆除，而领事馆官邸也是砖木结构的两层洋楼，我印象中以前外表呈米黄色，由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校方一直将其视为必瀚楼。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该楼就作为福州九中校友会活动场所，1996年福州九中校友会组织校友们捐资，对该楼进行修缮，结果，施工方把原来保存完好的木制俄式门廊拆毁，改造成英式混凝土门廊。2006年，俄国驻福州领事馆官邸被公布为仓山区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作为“烟台山近代建筑群”的一部分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俄国领事馆官邸（网络图片）
已故福州烟山鹊桥创始人刘含怀先生是三一中学老校友，其原名刘忠涵，闽清人，1919年二月初十生，民国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就读于福州三一中学。1997年7月，他在“校友之家”的原俄国领事馆官邸举办他和他夫人吴莹玉女士金婚宴会，宴请了一百多位亲朋好友，其中有多位嘉宾也是三一中学老校友，本人因与刘老是清庐的几十年老邻居，也有幸被邀请参加他的金婚宴会，他给每位出席嘉宾都赠送一套精美相册，内有刘含怀、吴莹玉伉俪新拍的金婚纪念婚纱照。在刘老题词赠予本人的其撰写的《刘含怀婚恋情缘集·我的生命没有空白》一书中，有篇《金婚倒计时》道：“我每天注视着《港台信息报》右上角香港回归倒计时的天数。/明年7月1日。香港就要回归祖国了。我很幸运，紧跟着这震撼世界历史的日子之后，也迎来了我和我的妻子跨越半个世纪的爱情苦果的里程碑——金婚。”“当然，岁月、记忆、怀念、对比，这是经常浮漾在我们老人脑际的几个词儿，看到即将到来的金婚，怎么不会联想到世上万千人在经历他们的纸婚、棉婚、锡婚、银婚……时看到的是潋滟湖光还是惊涛骇浪？”“用什么‘金’？是红灯花烛？排筵设席？还是重度蜜月？我读了女诗人舒婷写的《结婚那一天》，好像向我建议：‘……不可错过当年的老夫妻，相偕到照相馆重温鸳鸯梦。徐娘半老不惜浓妆艳抹，手拈艳花做羞答答纯情少女状，已背伛塌肩的丈夫憋一口气，吸住挺起的肚子，再扮一个轩昂少年郎……’对，就这样，去照相馆，你再披一次白天鹅般的婚纱，我再装一次穿燕尾服的绅士。/你说好吗？/‘好!和50年前那张结婚照并排挂在墙上，再题四个字：“金婚岁月”。’妻显得颇为跃然。”后来的结局是金婚纪念照拍了，墙上挂了，还在九中原俄国领事馆官邸排筵设席，隆重庆祝金婚大喜之日。

《刘含怀婚恋情缘集·我的生命没有空白》封面 刘含怀先生题字 刘含怀、吴莹玉伉俪当年婚纱照（来源：刘含怀家族画册）
刘含怀、吴莹玉伉俪金婚照（来源：刘含怀家族画册） 刘含怀、吴莹玉伉俪在原俄国领事馆官邸前合影（来源：刘含怀家族画册） 在原俄国领事馆官邸北侧有个羽毛球场，由于我的表姐在九中任教，且家住九中，她要好的同事我几乎都认识，记得，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曾与陈天聪老师在这羽毛球场打过羽毛球，当年他还是青壮年，个子高高瘦瘦的，身高一米八以上，是个体育爱好者，也是一位很活跃人物，算是九中名人吧。
从思万楼往右下方走是一个小操场，在操场前方是一个砖土砌成的主席台，其后方是一棵百年榕树。查《福州市城市古树名木目录》（2020年），在《仓山区二级古树名木目录》（2020年7月），这棵古榕在目录中，编号：闽A00178，树围为7.65m。这棵古榕是三一学校或九中的准校树，它伟岸峻拔，树冠庞大，覆荫蔽地，饱经风霜上百年依旧虬枝苍劲，枝叶扶疏，四季常青，“垂一方之美荫，来万里之清风”。
九中小操场前百年古榕（网络图片）
我小学是在象山小学就读，象山小学的前身是桥南两等小学校（两等小学堂），它是由英国圣公会创办的小学，后并入三一学校转为三一小学。1952年10月25日人民政府接办了三一学校，更名为福州第九中学,三一小学更名为象山小学。1958年夏天，也就是我们三年级时，象山小学搬迁到万春巷24号原福州十二中旧址，与福州九中完全脱钩。当年，这个百年榕树下主席台前面的小操场是以前三一小学、1958年未搬迁九中前的象山小学开大会、做广播操的地方，也是我们小学生活动的主要场所，我们在那里踢毽子、跳牛皮筋绳、跳绳、跳格子、弹玻璃珠、拔纸牌、老鹰担鸡等，所有当年少儿该玩的游戏都玩过。
主席台、大榕树的后面有一大块空地，是凹凸不平的沙土地，其北侧是教堂，西侧是教堂边的大榕树。每逢冬季来临，林荫道大樟树上结出了一串串酱紫色的果实，时不时有一大群从北方来南方过冬的灰椋鸟或白头翁飞到树上抢食果实。
上世纪五六七十年代，整个社会都缺乏要保护鸟类意识，1958年甚至还把麻雀列为四害之一，要全民共诛之。当时，许多年轻人都喜欢打气枪玩，上海气枪厂不断扩大产量，推出一款又一款新式高压气枪，我上初中时也买了一把气枪。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每逢寒假校园无人之时，我从清庐老家的二楼窗户远远望见大群的灰椋鸟往九中的樟树方向飞去时，就赶紧取了气枪跑到九中打鸟去。那时候，九中可以随便出入，传达室一家人我都认识。我常常在那几棵大樟树下来回窜动，追逐着鸟儿乐此不疲。当无鸟时，我时常漫步到那块空旷的空地上，那里空无一人，十分安静，我时而来回踱步着，时而停下脚步，呆呆地发愣着、遐思着，时而眺望着两侧枝繁叶茂的大榕树，那上面常有麻雀、黄莺鸟、白头翁，只是那叶子太密树又高，很难发现鸟儿的踪迹，只是谛听着鸟儿在歌唱。
在小操场的后面，即东面是一幢红砖二层教学楼，这是民国十四年(公元1925年)用史荦伯纪念款建成的，是原来三一小学校舍，也是象山小学1958年夏未搬迁至万春巷24号原福州十二中旧址之前的校舍。我在《我的母校——原福州市象山小学》一文中道：“象山小学每年段只有两个班，我是1班，教室就在一楼中间靠右边的一间教室。记得我们的班主任好像是姓毛的一位女教师，中等身量，她当年年龄四五十岁，扁平的脸盘已打皱，头发绞成数根辫子再绕在脑后，挽成一个大髻。她是以前三一小学的留用老师，在我的久远依稀记忆中好像还是一个信教的老处女。”

原为象山小学校舍的红砖楼（来自福州三一学校85周年校庆纪念卡，网友有心无力提供）
到了上世纪60年代，这幢红砖楼成了教工宿舍、校图书馆，我表姐在该楼二楼左侧分到一间小房间，她即从原来居住的清庐搬到这房间。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一个春节，我表哥从上海回榕探亲，一天，应我表姐、表姐夫邀请，我们一家人到她宿舍聚会。当时，那楼里好些房间还是空着，我们就在其宿舍右侧一间原来是大教室的空房间聚会，临时弄了个炉子煮菜。记得，那天买了一只鸡，准备炸鸡，我二哥毛遂自荐说他会炸鸡，让他当烧这道菜的主厨。我们在旁观看他炸鸡，都说这鸡已经炸熟了，叫他快熄火，谁知他眼高手低，又刚愎自用，听不得别人劝，说还没炸熟，结果把好端端的一只鸡全烧焦了，真成了“烧鸡”，几乎全弃掉，成了这次聚会的最大难忘插曲。 先父母在九中红砖楼前合影（1985年12月） 这幢红砖楼的楼下成了图书馆，由于我酷爱看书，我表姐就介绍我与图书馆管理员卫人老师认识，他的办公室就在这幢楼一层左侧一小房间。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曾出版了好些内部书籍，只有学校、图书馆、党政机关等单位及一定级别的领导干部才能购买，普通人购买不到。卫老师每隔一段时间就要上新华书店内部书店购书，我就托他购买内部书籍，这些书籍一般都是些国外出版的文史政治书籍，文学类内部书籍则不多。卫老师取出新华书店内部书店开列的书目给我看，那时的我可是饥不择食几乎都要购买，诸如：《美国政府机构》《阿尔巴利亚史纲》《混乱时期的伊拉克》《回到非洲去（上下）》《阿富汗史（上下）》《奥地利简史》《舒伦堡回忆录》《勃列日涅夫传》《鲍尔斯回忆录》《梅特涅》……那些回忆录及传记都很好看，而各国简史则比较枯燥，但我还是都通读过，也有所收获和启发。这几天我又翻阅几本当年的内部书籍，发现这些书字体都是特大号的4号字，因为这些书就是供领导干部参考之用。在《阿富汗史》一书中，有段话我印象深刻，几十年过去了仍有记忆，现摘录如下：爱弥尔“条约的签字——于是，这个条约在阿富汗的新年元旦，即公历3月21日正式签字。爱弥儿正在签名时，他从钢笔里抖出了一些墨水溅在英文条约文本上，大声嚷道：‘坏了，坏了，我们该另订条约啦！’戴恩这位著名的波斯语文学者马上回答说：‘这不过是漂亮的脸上的一颗黑痣罢了’，并援引哈菲兹的诗句：‘只要这位设拉子美人接受了我的爱情，为了她那印度黑痣，我愿让出撒马尔罕和布哈拉。’这个恰如其分的引语，虽然缓和了局面，但阿布杜勒·库达斯大声嚷道：‘看！陛下，戴恩先生把撒马尔罕和布哈拉送给您了！’戴恩马上道：‘不，这颗黑痣是在英文本条约上的，所以爱弥尔放弃了撒马尔罕和布哈拉。’这个条约至今仍有‘黑痣条约’之称。”1901年，“锡尔达尔”哈比布拉正式被宣布为阿富汗爱弥尔。据《360百科》《哈比布拉汗》词条介绍：“阿富汗国王(1901~1919)。阿卜杜·拉赫曼汗之子。1872年出生在撒马尔罕。1901年10月 3日继承王位，即着手解决和英国殖民者的关系。1905年 3月21日，双方签署‘黑痣条约’，同意英国掌握阿富汗的外交，以英国每年支付16万英镑补助金为交换条件。内政则由阿国王全权处理。”在文化凋敝的文革时期，能够看到像《阿富汗史》之类内部书籍并非易事，我十分感激卫老师帮助我购买这些内部书籍，每个人对我的好，我都会铭记在心。听说卫老师已去世多年，特写下这些回忆，寄以遥念追思。 《阿富汗史》封面（网络图片，来自孔夫子旧书网） 美术老师黄鸿恩1942年9月生，祖籍福建省仙游县，1962年从福建师范学院美术系（现为福建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毕业执教于福州第九中学(后改名为福州外国语学校)至光荣退休。高级教师，全国美术教育研究会会员，中国美术家协会福建分会会员。1997年他被国家教委艺术教育委员会、中国中小学幼儿教师奖励基金会、中国艺术教育促进会授予“全国优秀中小学美术教师”称号。近半个世纪含辛茹苦哺育美术学子五百多人，不少当年的学生早已成为美术、设计领域的大家、行业领军人物，仅中国美术学院就有9名教师，包括院长许江、副院长宋建明等。 黄鸿恩老师在绘画（网络图片） 我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认识他的，当时他的宿舍是在红砖楼二楼我表姐宿舍隔壁，我去过他房间数次，房间面积不大，网上有人回忆说是50多平米，我印象可能还要小些。在他房间的墙上挂满了他的油画作品，当时他还不怎么出名，只是一个普通中学的美术教师，不过，据我了解他的油画水平在我省美术界还是名列前茅，在教学楼走廊墙上悬挂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伟人的宣传画，全是出自他之手。他中等个，五官端正，属于帅哥型，头发有些天然的卷曲，说起话来有点卷舌。他为人热情，我同他挺谈得来，不过，可能他是因为搞艺术的缘故，性格有些孤僻，不太合群，以至于他独身多年，在他步入中年时终于结了婚，但没多久又离异了。据知情人透露，他妻子X×是福州无线电厂职工，曾与其是夜大同学，她穿着时尚，是性格活泼率气的漂亮妞，说话直率有点嗲，不像是个很有心计的人，是个独生女，跟黄鸿恩老师可能年龄差距有点大，有代沟，据说她比较幼稚，喜欢把夫妻间的矛盾告诉母亲，而她母亲一再干涉他们之间的事，很是强势，导致他们婚姻的破裂。
有人说黄鸿恩老师画的一幅女子肖像像极了他的妻子，皮肤白皙，高鼻梁，长长黑黑的睫毛，扑闪扑闪的大眼睛……如下图，诸位看官以为像不像？
黄鸿恩老师画作（网络图片） 我是1982年结婚的，通过我表姐请黄鸿恩老师为我画一幅油画，在清庐老家原来有一幅民国时期的油画，画的是一艘帆船，该画色彩比较黯淡，也不知出自何人之手，我就用这画框及画布请他重画一幅油画。他欣然答应了，过些天他画出了一幅花卉静物油画，我将此作挂在我新房墙上。2004年9月，我的旧居清庐被拆毁，这幅油画连同其他一些字画因无处安置都被处理掉了，现在想起来有些可惜。
黄鸿恩老师自画像（网络图片） 陈培涛老师的外甥女也回忆说：“因为当时没有开美术课，黄鸿恩老师在我们年段担任团总支的工作，所以只有在团队活动的时候能见到他，听他上团课，组织团队活动。当年我结婚的时候，舅舅还请他帮我做了一个很有特色的圆型窗花式的大喜字剪纸，当时没有见过的这么漂亮的作品，让我简陋的婚房蓬荜生辉。另外还请陈启涛老师画了一幅紫藤的国画，他也是福州的国画名家。”
后来，我家搬到台江区去，就再也没有碰见黄鸿恩老师。他2002年退休，2019年3月30日与世长辞，感觉他走得太早了，十分惋惜，他的音容笑貌依然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 黄鸿恩老师画作（网络图片） 据《福建文艺网》作者王晓静一文报道，2020年11月25日上午，《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黄鸿恩书画艺术回顾展》在福建省画院隆重开幕。本次展览由福建省画院、福州市仓山区文联联合主办，福建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福建美术出版社、福州市美术家协会、福州外国语学校协办，黄鸿恩学生联谊会、福州市仓山区劳动者书画摄影协会承办。本次展览共展示了黄鸿恩先生的油画、水彩等作品78件，以此来追忆和缅怀黄鸿恩先生。出席开幕式的领导嘉宾有福建省文联副主席、书记处书记、福建省美协主席王来文，福建省书法家协会主席陈奋武，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巡视员宗晓明，福建师范大学台湾美术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李豫闽，原福建省画院院长、民盟中央美术院副院长郭东健，福建省画院副院长刘东方，福建师范大学美术学院主持工作副院长、福建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罗礼平，福建省美协副主席、福州市美术馆馆长郭辉，福建美术出版社社长、总编辑郭武，福建省美协副秘书长梁星，仓山区文联主席林曦，福州外国语学校校长廖素娟，福建省画院名誉院长孙志纯，原福建省画院副院长杨挺，原福建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院长胡振德，福建省美协水彩画艺委会顾问、中国水彩画家学会理事林有光、原福州九中校长庄才水、福州九中校友联谊会会长陈华棣、黄鸿恩亲属黄卉子等，黄鸿恩生前单位同事、亲属、学生、社会各界人士、新闻媒体、书画爱好者等参加了本次开幕式。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黄鸿恩书画艺术回顾展》在福建省画院隆重开幕（网络图片）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黄鸿恩书画艺术回顾展》在福建省画院隆重开幕（网络图片） 在红砖楼的背后是大操场，也就是足球场。宣统三年(1911年），英国圣公会决定在福州仓山创办教授英语的学校——三一学校，由都柏林大学福建布道会负责。民国十三年（公元1924年）都柏林布道会拨付600英镑（约3000元）购得10余亩田地，辟为足球场，是当时福州中等学校惟一的符合规格的足球场，三一学校和协和书院是福州地区最早开展足球运动的学校，也顺理成章足球成为三一学校传统体育项目，比赛总是名列前茅，三一足球驰名遐迩，历久不衰。记忆中，我小学时曾在这足球场上踢过足球，不过，更多是看别人踢足球或观看足球赛。每逢下午下课时间，那绿茵场上总是热闹非常，许多九中男生在球场上踢足球，在南面的球门靠近铺顶巷子，时常有人射门踢“高射炮”球，把球踢到围墙外的铺顶小巷子里去，没办法，就有学生爬坐到围墙上头，央求路过的行人把球扔上来。我一同学回忆说：“我家就住在九中足球㘯后面，九中学生常把足球踢到墙外去，那些足球掉到我家院里，有的邻居藏起来，剪掉三分一，加上绳子，就成了水井吊桶，经常有学生骑在墙头央求依伯依姆把球还给他们，可是总有人对他们爱理不睬。”这老同学的父亲是先父林君泽上世纪50年代在福州市仓山第二联合诊所（麦园联合诊所）工作时的老同事，她还回忆说：“我父亲曾是三一书院足球队的，晚年的他讲起当年足球队的事仍然眉飞色舞。”
三一学校足球队队长（网络图片） 球场东面墙角长着好几棵桑树，记得，上世纪90年代我儿子上小学时喜欢上养蚕，而蚕宝宝需要桑叶为食，到哪儿弄桑叶呢？我就想起了九中足球场东墙角这几棵桑树，于是，每天中午吃完午饭后，我即匆匆忙忙跑到九中足球场边上，从桑树上采摘了几片桑叶回家给桑宝宝吃。我们看着养在盖子打满孔的针剂纸盒里的桑宝宝一天天长大，也算是一件趣事。后来，我儿子稍长大些，兴趣转移了，不再养蚕了，我就免了每天去采桑叶的差事。
在足球场的北侧是大礼堂，这是一座木质结构的可以容纳近千人的大礼堂，象山小学还在九中时曾在这里开过大会，九中在这礼堂举办的文艺会演，我也曾跑去观看。记得，1958年，在我小学二年级的六一儿童节，我首批加入少先队，入队仪式就是在九中大礼堂里举行，当我戴上鲜艳的红领巾，心中充满着无限自豪感，就像入队誓言所说“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出一切力量!”
福州外国语学校足球场（网络图片）
福九中的老师我认识好多位，这里介绍一位我不认识又带有传奇色彩的老师郑锡安。
在福建省屏南县屏城乡前汾溪村有一位为官清廉、贤德治家的人物郑德馨（1895-1982年），其台甫取意于《陋室铭》中“惟吾德馨”，字唯吾。他早年就读于福州基督教道学院，在福建协和大学西文系修完大学二年级课程后，投考海关、邮政、盐务均被录取。他最终选择去盐务局工作，先后被派往安徽、云南、河南，1935年夫人病逝后申请返回福建，担任福州盐务分局局长，直到1949年后才离职。郑德馨一生清廉，立德立行，以德载誉。他的老三公子郑锡荣在《追忆父亲惟吾德馨》中写道，他在福州洋口英华中学读高三那年，在报名参加抗战政府航空员体检时，校长陈芝美特意把他叫进办公室，一贯神情严肃令人生畏的陈芝美校长当时却和颜悦色向他夸奖父亲郑德馨：“为官清廉，absolutely clean，真是丝毫不苟。”那时福州仓前街的居民用朗朗上口的福州方言歌颂两位清官：“盐务郑德馨，邮政张启真”。 郑德磬屏南县屏城乡前汾溪村故居（网络图片） 郑德馨的大公子就是郑锡安，他后来是福建师大教授、抗日老兵，2015年荣获国务院颁发的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纪念章。老二郑锡康，中将军衔，在南京解放后参加抗美援朝，多次立二等功、三等功，后来从南京军区被调到福州筹建福州军区总院。从外科主任到业务副院长。老三郑锡荣是上海市一名中学退休老教师，他把毕生勤俭节约省下的40万元全部捐给家乡屏城前汾溪小学，并成立屏城中心小学教育基金会，专门资助鼓励优秀的贫困学生。
现在说郑锡安老师，他早年毕业于福州英华中学，后考入燕京大学西语系。在燕京大学学习期间，学业名列前茅，一口字正腔圆的英语连教他的美国老师都赞叹不已。在燕大学习期间，燕京大学“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的校训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燕大校友，郑锡安曾受到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的耳提面命，在信仰、追求以及英语的语言能力等诸方面都有长足的提高。在燕大毕业前夕，郑锡安婉拒了校长让他留校任教，毅然回到自己的母校福州英华中学任英语教员，成了英华学校最年轻的教师之一。1951年7月，学校被人民政府接办合并，英华学校被取消，英华的教师被分流到其他学校。而身为屈指可数燕京大学高材生的郑锡安老师竟为三校合一的福州第二中学（后来的福建师大附中）所不容，他在福州九中找到了一份工作。上世纪50年代初正是排英反美的年代，学校不安排上英语课，郑锡安老师无奈改教语文科。郑锡安老师阅历丰富，文学功底和表达能力都非常强，虽然他不是中文专业出身，但他教起语文来，照样“爽皆引据大义，正之经典。”他比其他语文老师更出类拔萃，获得语文组同行和学生的高度评价。

私立福州鹤龄英华中学全体教职员摄影纪念（三七.十二.八），后排左一为郑锡安（图片提供：原福九中退休老师郑×） 李白有诗曰：“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是金子总会闪光的，后因为国家教育事业的需要，不久他就被抽调到福建师范学院（今福建师范大学）外国语言学系当英语教师。几年以后，他被评为教授、英语博士生导师、博士生答辩组领导人，成为福建省英语界泰斗级的人物。2007年福州外国语学校（原福州九中）建校100周年校庆，郑锡安老师在百忙中来九中参加百年校庆活动。
郑锡安教授退休后不久，就被复办后的福州英华英语学校聘任为校长。在英华工作期间，如何把英华办成颇具英语特色的中学，郑校长鞠躬尽瘁，率先聘请外教、分小班教学、每年都委派教师赴美进修、开办英语角、建立英语广播、组建英语演艺团等。每年的毕业典礼上，郑锡安校长都用英语致辞，鼓励毕业生将来在各行各业、世界各地为国争光，为英华添彩，也正是他在英华执棒这十年间，使“英华斋”重铸辉煌，使复办后的英华英语学校成为私立中学的翘楚。1998年他离开英华学校，从此英华风光不再。 郑锡安老师在百忙中来参加2007年福九中建校100周年校庆活动，中立者为郑锡安教授，左为福九中陈可春书记，右为原福九中退休英语老师郑×，现定居美国。（图片来源：原福九中退休老师郑×） 陈培涛老师曾经是我在清庐旧居时的老邻居，当年，他正值壮年，身材修长，宽肩膀，就像一扇宽木床板，他有一张长长的马脸，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炯炯有神的眼睛忽闪忽闪的，一看上去，就是一位典型的教书匠模样。他于1921年9月8日出生于福建省福州市闽侯县南通镇罗洲村，1937年到1943年就读于福州三一中学，1943年至1945年在福州三一中学任教，1945年至1949年就读于福建协和大学文学院，1949年7 月获学士学位。有挚友提供一张他穿学士服的毕业照，他头戴学士帽，身穿学士袍，显得意气风发，神采飞扬。大学毕业后，他就来到三一中学（后来的福州九中、福州外国语学校）执教，曾任教导处主任、英语教研组长等职。在那场文革浩劫中，陈培涛老师也被抄了家，剃了阴阳头，罪名是白专典型学术权威什么的，其实他从未参加过什么反动组织，但那些学生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打倒再说。 陈培涛老师福建协和大学毕业照（来源：陈培涛老师亲人提供） 这几天，友人发来一张福州私立三一中学卅一级同学留影照片，其中中圈左5就是陈培涛老师。这是个人照汇聚的老照片，为什么这么弄？我询问陈培涛老师的外甥女，她是这么回复的：“小时候我在培涛舅舅家的相册上看见过，当时很好奇，曾问过，好像是说毕业时并没有照集体相，是后来几个同学相聚时弄的，我舅舅有几个同学是富家子弟，喜欢拍照，自己冲洗照片。这张照片文革时，红卫兵抄家，中间有两个带着DG帽子，还成了舅舅参加反动组织的怀疑证据，可笑吧。我舅舅剪入的照片是在上海拍的，有放大的一张，现在也不知去向，还有很多旧照片也都不见了。”
福州私立三一中学卅一级同学留影，其中中圈左5就是陈培涛老师（来源：友人提供） 因我的另一文提及陈培涛老师曾是福建协和大学兰醒球教授的学生，又扯起一段往事，他外甥女发帖给我说：“日军侵犯福建，福州的三一中学大部分师生转移搬迁至武夷山（原崇安而不是协和大学搬邵武）部分学生还在福州，搬迁后伙食不好，或吃不惯，吃不饱，学生颇有意见，集体向校方提出伙食由学生自治，校长同意，1941年4月15号，学生团体自行组织做饭，正当饭刚做好之时，空袭警报响起，大家纷纷跑出校门，向山野躲避，培涛舅舅班上有个同学正好生病，跑不动，培涛和另两三个同学就留下陪他，其他班级也有几个学生因有其他事情和连日频频拉响的警报产生侥幸心里，没有离开学校。警报拉响一阵后，生病的同学在寝室频频祈祷，培涛和另外两个同学想出来看看飞机走了没有，刚走到门外，只听一阵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在校园里响起，顿时，整个校园黑烟弥漫，他们吓坏了，从围墙的豁口上飞身穿出学校，拼命逃命，跑过山野，跑过水田，也不知跑了多久，直到跑到瘫在地上为止，当时，喉咙干的冒烟，就跑到水田边喝水，有农民劝阻，说水田里这两日刚刚施了大粪，喝不得，可是他们觉得不喝就要死掉似的，还管他粪尿了。喝完脏水，两个人对视，一阵狂笑，他笑他大花脸，他笑他黑包公，原来两个都被炮弹弄得一脸乌黑，返回学校，再想从豁口上翻过围墙，却怎么也爬不上去了，进了学校才发现，刚才站在培涛身边的另一个同学在炮弹爆炸响起时，被削去了半个脑袋，死去了，别班也有两三个同学被炸死，食堂里刚做好的饭菜全部被烟土弄得黑乎乎的，完全不能吃了。因为战乱，很多同学在考完试就匆匆回家，毕业时同学散在各地根本聚不起来，所以没有毕业照，后来弄的剪贴照。我舅舅毕业后考上协和大学，但因战乱，外公在上海的生意破产，家境曰渐困顿，为了保证两个妹妹一个弟弟有书念，他申请休学两年，到三一学校当了两年老师，教小学生读书，挣够学费才回协大读书，1949年毕业后又到九中当老师。”

在上世纪70年代，他租住在清庐三楼，正好就在我房间楼上，他煮饭、烧菜、洗衣等都在那房间里，每当晚上上面常演奏起锅瓢碗奏鸣曲，甚至有时上面会漏下水来，搞得我很是不得安宁，不过，那时候的人们居住条件就这样，无可奈何。听他亲友讲一趣事，有次他从北峰九中分校回来，特买了两只番鸭用麻袋装着，一心想给家人改善伙食，谁知北峰路途遥远，坐班车时装在麻袋里的番鸭竟被憋死了。这没放血的番鸭总不能白白丢掉吧，勉强去毛煮了吃，谁知那些小孩子个个嘴巴都很刁，不吃这鸭子，只好大人硬着头皮吃，一连吃了好几天才算消灭掉鸭子。

图右为陈培涛老师，左为三一学校副校长薛平西（来源：陈培涛老师亲人提供） 后来，九中给他分配了房子，他一家从清庐搬了出去，打那之后我就很少再碰见他。弹指一挥间，几十年时间便过去了，如今他已是一位百岁老人，很是高寿，虽然他坐上轮椅，身体状况总体还不错。没想到，此文刚写出没多长时间，忽闻噩耗，陈培涛老师于2022年6月28日凌晨3时05分（农历五月三十日）在福州家中安详离世，天年寿满，愿陈培涛老师一路走好！
刚刚辞世百岁老人陈培涛老师（来源：陈培涛老师亲人提供）
在上世纪80年代，九中迎来了多位附中校友的新老师，他们都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受益者，从福建师大等大学毕业后分配到福州九中任教。
1966届高中4班YY是其中之一。我在一部大书《非常十年》里写了将几个人物集于一身的一位人物，我是这么写道：“这人中等个，人奇瘦无比，瘦得活像丝瓜，他戴着一副白边胶框眼镜，镜架坏了，还用胶布粘起来，一双稍有些鼓出来的眼球如猫眼一般发亮。”似乎这样的描写与其有些神似。
1967年7月20日，在福州市发生了一起火烧省交际处事件，这应该是福建文革史上最大的一次武斗事件，如果要把这事件抹掉不提，那么，福建所有的文革事件都是不值一提，也就是一片黑屏。我与YY打交道也是从这一事件开始，与其可谓不打不相识。在《非常十年》一书中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

当我们获悉一小撮狂徒放火烧了交际处大楼时，大家如同撅破纸灯笼——一个个眼里火，我们怒不可遏，肺都气炸了。22日早晨，我们挥笔刷写了大标语，诸如：“强烈要求省军管会严惩七二０交际处××会一小撮放火、打人凶手！”、“××会一小撮坏人火烧交际处大楼必受到法律制裁！”、“强烈抗议××会一小撮狂徒殴打我人民解放军战士和八·二九战士！”等。
我们写好了标语之后，一群男同学便一起上街张贴标语，从校门口一路贴到了红心路口，我们的标语写得很大，而且是我区八·二九方面最早出现的标语，所以是十分引人注目的。
当我们贴完了标语、归来途中，迎面走来了九·××兵团“731”江尚峰、倪兆强一伙人，他们也是出来张贴标语的，只见他们一伙人对我们不怀好意地讪笑着，我们也瞋目相视，彼此一句话也没说就走过去了。
在他们才走过去，我们就发现刚刚我们张贴的标语竟被“731”他们的标语覆盖了，他们贴的是声援武汉地区造反派的标语，怪不得他们刚才会皮笑肉不笑的样子，这些人真卑鄙，什么事都干得出。
我们几个同学愤怒极了，石达志、郑永铭二人便走上前来，把覆盖在我们标语上面的标语给揭取了下来。接着，我们又走一小段路，又发现他们故伎重演，我们自然当仁不让，总之，一路上他们把我们的标语几乎全部覆盖掉了，我们发现一幅，就不客气地揭掉一幅，让我们的标语重见天日。
当我们走到接近校门口的一个十字路口时，又是一幅我们的标语被他们覆盖掉了，石达志、齐绍和郑永铭几个人便上前去将“731”的标语给撕揭下来。就在此际，忽然迎面又走来了一个九××兵团的小头头姚自强，其手里拿着一小瓶药水，他看见我们把“731”的标语撕下来，就上前来质问我们说：“喂，你们怎么把我们的标语给撕下来了？”
“谁撕你们的标语哟？是你们把我们刚刚贴的标语给覆盖了，你没理搅三分，还想吃人呀？”刘友礼气呼呼地道，我们都憋了一肚子的气，全泄到姚自强的身上。
“谁覆盖你们的标语哟？我明明看见是你们在撕我们的标语！”姚自强在闭着眼睛说瞎话，他在强词夺理。
“明明是你们覆盖我们的标语，还猪八戒倒打一耙说我们撕你们的标语，真是岂有此理，想不到你姚自强竟变得如此蛮不讲理。”我也气愤异常地道。
“姚自强，你欺人太甚了！你不感到太霸道一点么？”与姚自强同班的郑永铭也愤怒地瞪着他。
“什么霸道？我又没有覆盖你们的标语，我是刚从医务室看完病出来的，手里还拿着药咧。”姚自强持着药瓶的右手稍稍抬高了一点，又强辩道，“我只明明看见你们在撕我们的标语。”
“难道731不是你们九××的人么？他们覆盖我们的标语，我们将它揭掉，有什么错？”许晓光感情冲动地伸手在姚自强的肩上推了一下。
“你们仗着人多势众要打人么？你看你看，把我的药水都弄溅了。”戴眼镜的姚自强将眼睛凑近药瓶看着。
“你别血口喷人，你说清楚，谁打了你？”许晓光气极了，又逼上前去。
姚自强这人也是欺软怕硬的，他看见高过他一个头的许晓光气势汹汹地向他逼上前来，不由自主地倒退一步，语气较缓一点说：“你别这么凶呗，你看我的药水不是都被你弄倒了。”
“姚自强，我今天算是看透了你，原来你也是一个这么不讲理的人。”我又愤愤地道。以前我跟他算是有一点交情的，如今看来该绝情了。
“现在，武汉事件是头等大事，你们把我们声援武汉地区造反派的标语给撕了，真不应该！”姚自强又摇摇头指责我们说。
“我不管其他事情，反正，是你们九·××的人把我们的标语给覆盖掉了，我们就是要揭掉！”许晓光仍是用大嗓门开炮。
“反正我没覆盖你们的标语，我只看见你们撕我们的标语。”姚自强又在强词夺理着，大概，他看到他一个人斗不过我们这么多人，便准备溜了。
“谁叫你们覆盖我们的标语，你们覆盖我们的标语，就是要撕掉！”许晓光的嘴巴仍不饶他。
“算了算了，跟你们这伙人说不清楚。”姚自强说着便溜之大吉，他一个人逞不了凶狂，倒害怕遭皮肉之苦，赶紧走为上。 《非常十年》网络刊头画 我想，不用说也猜得到YY是这故事里的哪一位。
在7.20火烧交际处事件发生后，我们附中八·二九新革会被“九·××”一伙人用暴力赶出了学校，转入地下斗争。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10月14日《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下达之后，尽管“九·××”一伙人一再用暴力阻挠我们新革会返回学校，11月下旬，我们新革会终于又返回学校里来，由于原来队部被“九·××”东野强占，为了避免和他们再发生冲突，又重新找了一个新队部。这个新队部是设在我以前待过的初三（3）班教室里，这间教室是孤零零的一间教室，毗邻初中教学楼，这间教室如今天已破损得十分严重，这是一间没人要的教室，一座不设防的城市——罗马。

当年附中八·二九新革会后期的队部 一天，我们队部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他就是YY，经过一番交谈，我明白了他的来意。这个YY是“九·××”主体组织红卫兵战斗团最早成员，好像是勤务组成员，他与红卫兵战斗团一把手L××是肝胆兄弟，这些日子他被调到×××思想红卫兵福建革委会红28团。所谓红28团是革委会直属的专案组，他们专搞省市委领导干部的专案，革×会的那些反省委第二书记范式人、反老区、反老区干部黄国璋、林白等的材料，大多出自他们之手。而我们是保老区、保老区干部的，在这一问题上观点是截然不同。
他坦诚地亮出今天的来意：“我今天的来意是要跟你谈关于如何实现我校革命大联合的问题，谈谈韩先楚的问题。你知道，我也认为韩先楚是打不倒的，中央首长的多次讲话都已经明确地表白了这一点，那些四·×Q、王××他们一意孤行，执迷不悟，肯定是要犯大错误的。”
听他这么一说，我很兴趣，他又说，“我人长期在外面，跟九·××的人联络不够，恐怕未必有几个人会听我的，不过，我们可以联络其他组织和我们同观点的人，譬如，××兵（即××前线红卫兵），咱们一起去找T××，好吗？他可能也是《向北京》观点的。”
后来，我就跟他一起去××兵队部找××兵头头T××。T××是位初三学生，他看见一个八·二九、一个九·××突然一起来找他，好生奇怪，听我们说明来意之后，表示道：“诚然，《向北京》的观点是比较客观的，我们××兵是讲究现实的，对于韩先楚的问题，中央已经多次打过招呼了，看来，中央是想保他的，虽然他是一个残酷镇压革命造反派的陈再道第二，可是，他的手里却掌握着枪杆子，扳不倒啊。”
我也说：“尽管我们八·二九和你们××兵在韩先楚的问题上看法还有差距，但是，韩先楚是不能被打倒的，这一点的看法我们三个人都是一致的，我们应该把全校所有不赞成打倒韩先楚的人统统串联起来、联络起来，不妨先成立一个联络站，为今后实现全校革命大联合打下基础，你看怎么样？”
“是啊，这个主意是可行的，联络站可以叫促进革命大联合联络站，你们××兵怎么样呀？”YY也侧过头来问T××。
T××思索了一小阵子，提问说：“那个红×会也是不赞成打倒韩先楚的呀，你们也想吸收它参加联络站吗？”
“以我个人的观点来看，红×会也是一个群众组织，是可以参加这个联络站的，不过，如果你们都不赞成它参加的话，为了照顾你们的感情问题，红×会可以先缓一缓，以后再协商。今天，我们主要是谈论我们三个组织成立联络站的问题，假如我们能够达成协议，那由我去说服红×·×《向北京》井岗山公社那些人，让她们也来参加我们的联络站。”我又打开话匣子道。
“你们的建议等我们研究一下再说吧，我一个人是做不了主的。”老谋深算的T××有意推托说。
在这次谈话之后，我先拟了联络站《公告》初稿，其中我将八·二九的“支韩”与《向北京》的“批韩”做了折衷，改为“帮韩”，我想，这个口号或许两派都能够接受，这也是我们所能做出的最大让步了。这个初稿在我们组织内部先做了讨论之后，过了两天，我又邀YY一道前往××兵队部再次找T××谈判。
我说：“我草拟了一份联络站《公告》初稿，请你们二人看看，大家讨论讨论。”说着，我便从口袋里取出了初稿，递给他俩。
YY先接过稿子阅了一遍，然后，便递给了T××，他转过脸道：“我个人是基本上赞同《公告》中所阐明的立场观点，就看你的了。”
T××不露声色地将稿子仔细地看了一遍又一遍，阅罢表态说：“好吧，既然你们要我讲，那我就讲，我是不赞同‘帮韩’的口号的，‘帮叶’跟‘支韩’还不是一回事，至少也得提‘批韩’才马马虎虎。”
“怎么‘帮韩’还不行？我们将‘支韩’改为‘帮韩’，已是我们做出最大的让步了，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赞成‘批韩’的口号，谁知道你们站在什么立场上‘批韩’呢？”我的态度也很强硬。
“其实，问题主要并不在于《公告》上，我对这个联络站是抱怀疑态度的，光我们××兵跟你们这些人搞联络站有什么用？九·××、红×·×他们买我们的账吗？我可不想得罪他们那伙人呵。”T××总算说出了他的心思。
由于T××缺乏诚意，他过分地注重于他山头的利益，致使我们为促进我校革命大联合的又一次努力付诸东流。
尽管联络站没搞成，但在后来的日子，尤其是在文革刚刚结束后的那些日子，我和他们都成了好朋友。
我和YY经常互相走动，其父亲是一位已故知名国画家，他曾把他父亲画的一幅老虎国画送给我，以前他也是出身于殷实家庭，在后来的日子，他曾因为一张其父亲拍摄或保存的中国第一架水上飞机“甲型一号”的老照片与一位福州知名作家发生版权纠纷打起官司，当年他父亲与中国首架水上飞机研发者、曾留学美国学习航空工程、以后又分别任美国通用飞机厂和波音飞机厂总工程师的巴玉藻和王助十分熟悉，经常出入马尾福建船政局，故才有这照片。他家里有一架老掉牙的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铜制照相机三脚架，我有一架海鸥牌120照相机，因为拍摄需要，曾向他借过几次三脚架。YY是一位无线电与收音机爱好者，我一直很想组装一套音响设备，曾多次请他帮忙。

我国第一架水上飞机1918年在福州船政局“海军飞机工程处”诞生（网络图片） YY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九中任英语教师，学校还分配他一小房间为宿舍，我时常有空上他那里做客聊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上海、深圳相继创立证券交易所，他成了最早的股市弄潮儿，我听他说他炒股硕果累累，煞是羡慕，而我对股票一窍不通，就设法弄一笔钱委托他帮我炒股，从此，我三天两头跑到他那边打听股市行情，好像我投进钱后股市行情一直不太好，买的股票也没什么涨，后来，我想把款取出自己学着炒股，他也很干脆将款如数退还给我。接着，他又帮我找在闽江证券公司工作的他的学生为我开了个账号，从此，我便自己炒起股来。
再后来他结婚了，其夫人为其中学同班同学Y××，因他夫人是个有洁癖的人，我就少到他的新房（还是那宿舍）做客。Y××在成为其夫人之前我就认识，她是六中校医，经常上我医院找我看牙齿，我也为她治疗了好几颗牙齿，应该说她是我的粉丝，对我极端信任，是一个很讲义气的人，能够肝胆相照的人。她还介绍好几个六中的同事到我那里看牙齿，其中一位是著名福州籍电影明星郑罗茜的母亲，看其相貌就知道相貌是会遗传的，所以，人的基因很重要，甚至性格、气质、才气等都会遗传。她还想介绍她的校长W到我这里看牙齿，可是，W校长一听说我的名字，就说不用她介绍，他自己就跟我非常熟，接着，他即一个人风风火火找我看牙齿了。Y××不知我与W校长的妹妹是文革中同组织的患难与共的老战友，在我们被赶出学校之后，她的家也是我们组织活动的一个点，我经常上她家去，认识她全家人，自然包括W校长。
我退休后家搬到台江区去，与他们失去联系多年，前两年，YY突然打电话来，原来还是他夫人要询问关于牙齿的问题。前一阵子，我听说YY退休后，创办了一所外国语学校，并任校长，事业搞得红红火火，他这个人确实很有政治头脑和经济头脑，是个十分务实的人。 福州籍电影明星郑罗茜QQ头像（网络图片） 1966届高中2班校友C××也分配到九中历史组当老师，我的已故高中班主任李振祥老师生前多次对我说，文革初期他被打成“反革命”的日子，什么人都害怕跟他接近，一天晚上，高三2班C××和LXT两位女生突然上他的房间来找他，对他的大字报表示支持，令他感动不已，感恩之心一直铭记在心。1966年4月24日，李振祥与附中其他8位青年教师写出了我校第一张大字报《揭开我校阶级斗争的盖子》，一时轰动全校，随后，在6月初文革运动大幕正式拉开的日子，李振祥老师等人就被打成了“反革命”。本人也是保李振祥老师的死硬派，在风雨如磐的日子里，曾与班上另外三位同学贴出长达36张纸的大字报《我们的看法》，为李振祥等老师及其大字报进行辩护，因此，特别理解这两位高三2班女生深夜冒巨大政治风险造访李振祥老师之举。汤显祖在《牡丹亭还魂记》曰：“岁寒知松柏，患难见真情。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诚然，要识别一个人，看其在患难时期的表现十分重要。尽管到了1967年运动进入另一阶段之后，她俩成了“九·××”的女“哼哈二将”，我们成了对立面，但是，我还是很敬重她俩的人品。多年前，C××上我医院找我看牙齿，我同她聊起天来，她聊到我写的新写实长篇小说《非常十年》，我说在书里可能有你的身影，你介意不介意呀？她说她只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能够被写进你的大书里不胜荣幸。但愿真的如此，我写的只是历史曾经发生过的故事，对于她还是很有好感的，敬佩她在李振祥老师最困难的日子，能够伸出援助之手。我已有许多年没见到她了，前几年听说她患病，也不知近况如何，衷心祝愿她早日身体康复！
1966届高中3班校友WMX也分配到九中，在学校里也分到一间宿舍房间。我偶然在九中林荫道上遇见他，他这人很热情，总会拉我聊上好一阵子。我已有许多年没见到他了，最近，在福建师大附中“校友之窗”网上及一些附中老同学群里突然看见一位署名1966届高中校友××洲的人时常发表诗词和书法作品，俨然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明星，我好生蹊跷，这么闪耀灼眼的高三明星我怎么就不知其为何君呀？他怎么在文革中就不冒个泡呀？我询问多位高三校友，均不知此君，查遍高三旧通讯录，也没发现有这名字，我再重点查4班，没发现，再查3班，也没发现，我就在几个姓W的人中排查，再问一位高三校友那个WMX是不是就是××洲，终于有个肯定的答复，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改名了，怪不得在旧通讯录里查无此君。

通讯录（网络图片） 在1969年8月底我去上山下乡前夕，几个同学聚集在我清庐老家搞了一场冰淇淋聚餐，为我和一同上山的C同学饯行，这一冰淇淋聚餐饯行在全国知青中恐怕是绝无仅有的。我在《非常十年》一书中记录了这一片段：

为了这次聚餐，我们忙碌了一整天，黄树希从朋友处借来了一架冰淇淋搅拌器，刘友礼和我又从冷冻厂拉回了一麻袋的碎冰，我们用鸡蛋、牛奶粉、淀粉、白糖、可可等原料自制冰淇淋，用了大半天的时间制了一桶的可可冰淇淋，此外，我们还买了好几粒大西瓜以及啤酒和40度的玫瑰酒等。
我在我的房间里摆了一张桌子，炒了面，烧了几盘菜，开了几只罐头，大伙儿放开肚皮大吃冰淇淋和西瓜，肚子差不多就给撑破了。
“今天，我们是为李晟和树希饯行的，第一杯酒，为他俩一路平安，干杯!”刘友礼站起举着酒杯高声说。
“对，祝他们二人一路平安，干杯!”众人纷纷附和、碰杯。
“今天的可可冰淇淋好吃极了，比店里的冰淇淋还好吃，我提议为劳苦功高的友礼和李晟干杯!”叶思声兴高采烈地嚷起来。
“这冰淇淋搅拌机可是我借来的，我也有功劳啊。”黄树希急忙自报功劳说。
“对对对，树希也有一份功劳，就为他们三个人干一杯!”林建中也喜笑颜开地道。
又是碰杯一饮而尽。
“像今天这样的聚会，今后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再有，这是我们中学时代的最后一次聚会了，我提议为我们的友谊干杯!”我的青春的火热的血液在血管里沸腾着，动情地提议说。
“对，为我们的友谊干杯!”众人不约而同地嚷起来，这是何等的炽情、何等的真诚啊!青春的友情像火焰一样在熊熊燃烧着，它将吞噬一切邪恶、卑鄙和罪恶，让整个世界充满着彩色与梦幻，青春是多么美丽啊，青春的友谊又是多么令人宝贵啊!
黄树希随带来了一架手风琴，这时候，他道：“来，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唱一首歌吧。”说着，他把手风琴皮带套到身上，欢快地拉起了苏联歌曲《我们举杯》的旋律，我们不禁纵情歌唱了起来：

如果在节日里，
有几个好朋友同我们欢聚一起，
我们要回忆起最珍贵的一切，
唱起了愉快的歌，
我们要回忆起最珍贵的一切，
唱起了愉快的歌。

同志们来吧，
让我们举起杯唱一曲饮酒的歌，
为自由的祖国我们来干一杯，
干一杯再干一杯，
为自由的祖国我们来干一杯，
干一杯再干一杯。

门德尔松曾说过，“音乐是人类思想、情感与精神生活自由表现的艺术。”我们在歌声中倾注了自己的哀伤、友情与喜悦，音乐使我们的感情净化了，升华了，我们的友谊如同链环一般紧紧相连，沉浸在聚会的美好时光之中。
唱完了《我们举杯》，林建中又嚷起来：“树希，你再演奏一支曲子吧。”
随即，黄树希又拉起了《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这首脍炙人口的美妙的旋律，唤起了我们种种梦幻与遐思。
“树希拉得太棒了，来，我们为树希的出色表演干一杯!”林建中又提议说。
“我不喝啤酒，我要喝玫瑰酒，这玫瑰酒香极了，来，干!”黄树希说着，将一杯玫瑰酒一饮而尽，他今天可是开怀畅饮，喝了一杯又一杯酒。
“对，今天大家都要痛饮一场，让我们都永远记住今天这美好的日子，‘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尊空对月’，我们今天要喝个一醉方休。”刘友礼也兴奋地附和道，他虽说心脏有病，但喝起酒来也够凶的。
我们频频地碰杯，大家已经酒酣耳热，还在那儿不停地碰杯，连最苍白的面孔都因有了酒意而变成红苹果般的面孔。黄树希一向有海量之称，今天他也喝得头重脚轻，昏昏欲醉，他的脸上充满着酒精刺激的兴奋大声嚷嚷：“今天我是喝得最多，真要喝醉了，‘但愿长眠不愿醒’。”
“你今晚上喝醉了不要紧，就在我家睡，跟我睡一个床铺。”我笑道。
“我今天确实有点喝醉了，但还不致于醉到回不了家的地步，酒精确实是一个好东西，它可以使人忘我，忘却人世间的一切烦恼和痛苦，不会喝酒的人是不会生活的……”黄树希酒后话也增多起来。
“树希，来，再干杯。”刘友礼又为黄树希的杯子斟满了酒。“你喝醉了不用怕，我可以当你的保镖送你回家去。”
这一天晚上，从不醉酒的黄树希居然真的喝醉了酒，他过于逞能了，喝得头重脚轻，整个世界都颠倒了，但还不致于醉得像一堆烂泥。他把手风琴搁在我家里，为了安全起见，由刘友礼护送他回家去。他回到自己的家里后，便呕吐起来，一直吐到世界末日来临，这难忘的一次告别聚餐终于结束了。 我的老家公园路30号清庐（来源：刘含怀家人提供） 实际上那天冰淇淋聚餐还邀请两个九中校友，C同学初中在九中，他俩系其在九中的校友。其一为丁文波，当时他还只是一个书法爱好者，尚未出名，据说师从谢义耕,尤工汉隶篆刻。我和C同学上山到尤溪县汤川公社溪边大队插队，他和C同学有通讯往来，我没看过他的信，只看见他的信是毛边纸信纸用毛笔书写。上山返城后，由于C同学的关系，九中足球队校友们的聚会有时也邀我参加，我上C同学的家有时也遇见他，C同学与其都嗜爱喝酒，我上C同学的家，他总要从茶几下面取出一瓶葡萄酒，我们几个就喝上几小杯。
丁文波喜欢喝酒，也喜欢打麻将，有人在美篇中这样描述：“一次，来打牌的人多一个，我不打，就坐在文波身后看他打牌，看看他究竟为什么老是输钱？只见他一边喝酒一边打牌。头两串，他精神饱满，头脑清醒，出牌张张精彩，下家别想吃到他的牌，碰吃牌都很正常。随着时间的推移，他酒越喝越多，神情越来越模糊，常常打错牌，乱碰牌，有时一进的牌，打成了两进。这样边喝酒边打麻将，他能不输吗？”
渐渐地，我与他也比较熟悉了，也上他的家串门子，他的寓所在仓山区下藤路一幢二层小楼。他比较早走向社会，是福州市耐火砖厂工人，不像好些附中校友书生气十足，早已“看破红尘”，人情练达，世事洞明，他很健谈，说话滔滔不绝，又十分诙谐，我很喜欢跟他聊天。我颇赞同他的学生刘榕建对他的评价：“潇洒，严谨，智慧，博才，豁达，洒脱，率性，浪漫，天真，斑斓，咨意著微吟，酣畅于博闻而強见，融合参透，仰观着浩瀚的汉碑世界，俯察着智慧的內心府藏，风景独好于他几分微醉中，畅快人生，咨情笔墨，不汲汲于荣名，不戚戚于卑位……” 书法家丁文波（网络图片） 后来，我们相继成家，其夫人也是我附中1966届高中4班校友WQH，她还是我们附中八·二九新革会的老战友，接着，我们又各自乔迁新居，便疏于往来。他成名是后来的事情，应该说与一位“伯乐”陈苏先生有关，其时任福州市工人文化宫副主任，甘为人梯，提携了一批来自工厂企业的业余书法家、画家，在市工人文化宫第二礼堂展厅为他们举办个人作品展，其中就有日后成名的书法家蒋平畴、丁文波等人。出名后的丁文波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福建省书法家协会会员、福州市书法家协会常务理事、福州市仓山书法家协会主席、福州印社社员、当代著名书法家、篆刻家，著有《丁文波隶书前后赤壁赋》,并参与《隶书》教材编撰。
福州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陈苏（网络图片）
2015年丁文波突然仙逝，享年70岁，我是后来才知晓这事，据友人告诉我，他嗜爱喝酒，身体是被酒精烧坏了，当时他身体各项指标已严重超标，而自己却浑然不知。我为失去一位挚友感到痛心，呜呼！“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昨暮同为人，今旦在鬼录。”
2016年12月3日-5日，“丁文波书法篆刻作品展”在福州市画院隆重举行，同时，丁文波篆刻研讨会在福州画院学术厅召开。2019年5月21日，一场以纪念已故著名书法家刘老苍先生和丁文波先生为主题的书法艺术纪念展暨座谈会在仓山区文联展厅（仓山区鲁贻图书馆）举行，主办方从热心藏友提供的两位生前创作的书法作品中精选四十幅作品参展。 2019年5月21日，《刘老苍 丁文波书法艺术纪念展》暨座谈会在仓山区文联展厅（仓山区鲁贻图书馆）举行（网络图片） 参加那次冰淇淋聚餐的还有一位九中校友X××，我与其不是十分熟悉，在他的一篇美篇中写了自己简历，还是看他自我介绍：“X××出生于1945年，1958年福州市仓山区第一中心小学毕业。1963年福州第九中学初中毕业。1966年福州九中高中毕业。1966年10月进入福建省体工大队足球队。1970年8月分配福州二化PVC车间维修站。1974年8月进入福州大学化工系机械专业学习。1977年8月分配福州二化设计院设备组。1988年8月调任二化机厂副厂长。1989年8月调厂开发部工管财务科科长。1994年6月调福州二化供应公司任经理。1996年8月调福州利缘贸易公司任经理。”
X××是屈指可数加盟福建省足球队的福州籍中学生之一，可惜刚进省队恰逢文化大革命，体工大队也陷入于运动的漩涡之中，省足球队也解散了，直至1970年才重新组建。当时的省足球队队员大多数都是厦门人，十分排斥外地人，好在他技术过硬，总算在队里站稳脚跟。
前一阵子，我们在电话里聊天，他告诉我一件事：他刚进省体工大队，军宣队看见他是新来的年轻人，就让他到专案组搞专案，搞陈景润的堂兄陈景×的专案，此人在体工大队搞财务工作，专案组不仅要查他个人历史问题，还要追查他的社会关系，正好先父与其是朋友关系，可能其与先祖母还有点亲戚关系，否则，先祖母怎么会借钱给他呢？总之，陈景×交代了一长串其朋友的家庭住址，这样，他“按图索骥”就来到清庐我的家，他一看这不就是我的家么？他不久前还参加了欢送我与C同学上山下乡的冰淇淋聚餐，就在清庐我家。在我1969年9月去上山下乡之时，先父还关在牛棚“学习班”里，他被释放出来时间为1970年春夏之际，随即又被“疏散”到顺昌县元坑公社去。X××外调先父只能在这一段间隙时间。
我保存有先父留底的《福州市社会卫生人员审查考核表》，有一段写道：“1947.2-1949.6曾与伯叔及堂兄弟们联合投资兼营木材生意”。X××外调就是陈景×与先父一起搞木材生意这件事，据他告诉我为此他曾外调仓山一带十余人，究竟都是些什么人，我也不太清楚，只记得有一人是我的堂叔林君×，其儿子林×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大名鼎鼎的九中足球队队长。我的堂叔林君×很有经济头脑，颇会做生意，一度曾将生意做得很大，赚了许多钱，在现公园路9号的那幢三层洋楼“卧云山馆”（现福州第二电器厂厂区）据说就是他的房产，只是后来他做生意亏本破产，把它卖掉了。
早在明清时期，福州就是全国木材的主要集散地，其木材市场和辽宁省丹东市大东沟的木材市场被称为“大清帝国双绝”。《明季北略》记载：“福建延汀邵建四府，出产杉木，其地木商，将木沿海放至洪塘、南台、宁波等地发卖。外载杉木，内装丝绵，驾海出洋。”鸦片战争之后，全国木材市场需求量猛增，福建成了上海等地木材市场的主要供应地，而且大多经福州转运外地，如闽海关税务司报告所言：“由于建筑、制造业所引起的对木材的需求是如此之大，以致最有利可图的工业便是砍伐和贩运木材——以木筒或木板的形式，运到其他需要它们的口岸。”五口通商后，据当时英国驻福州领事在1846年的报告中说：“在福州的出口贸易中，木材是最大的一项，几乎占全部出口贸易值的十分之九。完全是由于庞大的木材出口，福州才成为有名的商港。木材产自该省的北部。”民国时期，木竹材的转运更达鼎盛时期，根据海关统计资料，福建省木材输出值，在1912年约为274万元，以福州港为最多，占总输出值的99.9%以上。
我的祖上一辈就是靠木材生意起家的，而先父与其伯叔及堂兄弟们联合投资兼营木材生意也属于很正常的商业合作行为，有什么可值得劳民伤财搞外调呢？当时的陈景润尚未出名，不然的话，是不是也应该去调查一下他与其堂兄陈景×究竟是什么关系呀？

现公园路9号的那幢三层洋楼“卧云山馆”（现福州第二电器厂厂区）（图片来源：池志海拍摄/2011) 在《非常十年》一书中，我还写了一些九中校友的故事，那是在1967年7.20火烧省交际处事件发生之后，福州城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各学校的八·二九组织大都被赶出学校，进入地下斗争状态，我写道：


一天中午，已经12点了，我快要吃午饭了，突然，外面有人叫我。我出去一看，竟是市九中八·二九32111战斗队的一个同学，我认得他这个人（其弟弟是我小学同班同学），但我同他并不熟悉。
那同学对我笑了笑，开门见山地说：“徐绍英今天从城里出来了，她叫我来叫你。”
“徐绍英现在人在什么地方？”
“她正在我的家里，她待会儿就要走了。”
“那你等会儿，我马上穿一下衣服，就跟你一起去，你进来坐一坐吧。”
“不啦。”他依然站在房门外等候着。
我随他去，自己就进屋迅速穿好外衣，然后跟家里人说了一声，便同他一块儿去他家。
这个九中同学名叫吴立国，是个高三学生，他的父亲是一位卖冰棒的老头，他每天总在这一带叫卖着冰棒，所以，也可以算是一个“知名人士”吧。吴立国的家也在我家附近，没走多久就到了。
他的家在一幢破陋不堪的小木屋里，我跟在他的后面也走进了屋里，那是一间低矮狭窄的小房间，可是，里面却挤满了人，单是一架单人木板床铺上就挤满了五、六个人，那个徐绍英也紧缩着身子坐在当中。
徐绍英看见我来了，对我打招呼道：“李晟，你来啦。”
“绍英，你什么时候出来的？”
“刚刚才出来的。”
这时候，吴立国的父亲从别的房间为我张罗了一张凳子来，我一边赶忙接过凳子，一边对他说：“谢谢。”
我拣了个较空的地方坐了下来，这小小的房间里挤了10多人，师院的林郁老师、牛西楚老师也来了，还有十二中八·二九的小廖也在这里（他家也住在附近），除此之外，都是市九中32111的人。
我同林郁老师和牛西楚老师打招呼说：“林郁老师、西楚老师，你们什么时候来的？”
“刚来不久。”林郁老师微笑着回答。
那个徐绍英自从当上了F司副司令之后，她的地位变了，也成了一位举足轻重的头面人物，在七·二０事件发生后，她也成了革×会方面欲捉拿的对象，所以，她此行是秘密的。
此时此刻，徐绍英环视了一下众人，用慢条斯理的腔调说：“今天，南区几个学校的八·二九的人都聚集在这里，就开个小会吧。自从七·二０交际处事件发生后，同时又发生了武汉七·二０事件，我们八·二九联司和F司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F市笼罩着一片白色恐怖，那些革×会像疯狗咬月亮一般狂妄，他们妄想消灭我们八·二九，我们八·二九在F市的惟一据点——省交际处大楼——被他们放火烧了，现在，我们八·二九联司和F司在F市连立锥之地也没有了，各个学校的八·二九分部不是遭砸了，就是被赶出了校门，他们所施行的暴行就跟法西斯一样……”
那个九中32111头头郑大森用着嘶哑的声音插话道：“我们32111战斗队也被我们学校的红××、九××、海防兵采取联合行动封闭了队部，扫地出门，他们一伙人仗着人多势众，为所欲为，横行霸道，实在是欺人太甚了！”
“看来，各个学校的情况都是差不多的，我们附中新革会也被九××他们赶出了学校，被迫转入地下斗争。”我也跟着说。
“是啊，革×会的行动是一致的，他们是有计划、有组织、有步骤的。”徐绍英又继续道，“我们也必须把我们所有的八·二九力量都组织起来，同舟共济渡过这个艰难的时刻……”
“反正，你绍英姐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干。”那个郑大森同徐绍英是很熟的，所以，他毫无顾忌地再三插嘴。
徐绍英用手掌拍了一下坐在她身旁的郑大森膝盖上的腿部，微笑着道：“怎么能这样说呢？我今天还是一个人偷偷出城来的，以后也不可能常来，F司那一摊子的事情还要我去做咧，南指的事情主要应该依靠在座的你们去做。今后，南区的八·二九如何开展活动，南指如何搞法，大家可以谈一谈，议一议。李晟，你说说吧。”
她点名点到我的头上来，我只得发言说：“我说就我说，依我看，要搞南指，首先必须要找个落脚点，这个落脚点不能设在哪个人的家里，不管哪个私人住所多宽敞，这么多人来来往往，进进出出的，总是十分不方便的。最好哪个学校八·二九还能够立住脚，指挥部就设在那里，譬如高级中学，那里的情况可能好些，我们应该要跟《鬼见愁》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如果一时找不到落脚点，只好有什么事情再互相联系了，就像今天这样，主要还是依靠各个学校各自为战，打游击战争，人民战争。”
“李晟的话有一定的道理，私人住家是不宜做指挥部的，倘若被革×会的人发现了，他们肯定要来砸的。市高级中学《鬼见愁》同我们几个学校的人来往不太密切，不过，我们还是应该要跟他们联系联系，我们应该要想方设法把南区所有八派力量都联络起来，譬如市机革、省工、八工、八·二九教工等，能够联络的都尽量联络起来。”林郁老师也道。
“当前的形势是敌强我弱，我们不能以卵击石，不宜公开设据点同他们对着干，我们的一切活动都应该是隐蔽的，就像当年搞地下工作一样，我们应该要讲究革命的策略性。”牛西楚老师也说。
这个牛西楚老师是个华侨，他和他爱人（市九中教师）的家都在印尼，都是当地有名的富豪，然而，他们因为热爱祖国，都投入于祖国的怀抱之中，并献身于崇高的教育事业。牛西楚同刘文非老师一样也卷入了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大风暴中去，并且，皆成了铁杆八·二九分子。
“你们几位的意见都很好，现在，我们F市两派力量的对比是悬殊的，特别我们区更是思想兵的巢穴和大本营，我们是应该要讲究策略性的，只有有效地保存了自己的力量，才能谈得上如何同他们作斗争。我们应该尽快地同我们区所有八派组织都联系上，尤其是我们F司的各校分部，市高中《鬼见愁》人数还是不少的，你们应该要设法同他们联系上，我遇见他们的头头的时候，也会跟他们说一声的……”徐绍英又在滔滔不绝地做着总结性发言。

《非常十年》网络刊头画 时间又转到1967年8月，眼看着8月29日即将来临，这是我们八·二九组织的节日，我们区指挥部也准备搞些庆祝活动，有人提议借来一辆带篷的大卡车，等29日清晨从省气象台同派组织那里弄来一只氢气球，运到我们区来放，这个主意虽然不错，但可操作性有点难，于是，我就改主意想放孔明灯，以前附中夏令营篝火晚会上就过放孔明灯。我的主意一拍即合，获得众伙伴们支持。我们对具体操作事宜进行商量，决定把制作孔明灯的地点放在省军区大院里，因为省军区副司令女儿和副参谋长女儿也是我们组织的战友。
我在书中写道：

第二天清早，我刚吃完早饭，林圆圆和郭晓东就来到我家，这是她们第二次来我家。由于军区里有一个内部文件，叫军内干部子女不要参加地方上的各组织，不要参与地方上的文化大革命，这是为了防止军内高级干部子女参加了地方上的派别组织，会产生种种不良影响。尽管文件是这么规定，但是，林圆圆和郭晓东并不退出我们新革会，她俩的心还是和我们的心紧紧地联结在一起。我们出于关心爱护她们，就叫她俩少参加一些我们的活动，只是有空的时候来玩玩，我们有事情也会通知她们的。
我把她俩迎进了客厅里，还端上两杯茶水给她们，我也在一张石圆凳上坐下来，对她们道：“今天是你们自己来的，还是金老板叫你们来的？”
“我们早就想来了，正好昨天下午金老板来找我们，于是，我们便来了。”林圆圆回答说。
“那你们知道我叫你们来的用意吗？”我又问。
“要搞孔明灯，是吗？”林圆圆略为歪着脑袋望我。
“是啊，为了庆祝八·二九革命行动一周年，我们南指也要搞些庆祝活动，我们准备放孔明灯，可是，孔明灯的体积很大，在房间里舞不开，最好要放在院子里制作，这样子，目标就更大了，所以，必须要有一个安全的环境，我们考虑了一下，认为最合适的环境就是在省军区大院里搞，省军区靠着我们附中，以后，要燃放孔明灯，就从省军区大院里放出来，让九××、红××的人都看见，那是再好不过的了。我叫你们来，就是要跟你们商量这件事，我未到过你们的家，不知道合适不合适、方便不方便作为制作孔明灯的场所。”我向她们亮了底牌。
“要在我的家制作孔明灯是没问题的，不过，我们二人的家都在军区大院很里面，以后要燃放孔明灯不怎么方便，我倒有个建议，九中八·二九的赵一兵的家就住在我们附中大门口的斜对面，跟马路就隔着一堵墙，如果能够在他的家里制作孔明灯，以后放孔明灯，一飞就飞到马路上，人家也不知道我们是哪儿放出来的，那才是再好不过的了。”林圆圆道，接着，她又脸转向郭晓东说，“晓东，是不是，那个赵一兵的家就靠着马路旁？”
“是啊，九中赵一兵的家跟马路只有一墙之隔，并且，他的家也有一个院子，他的父亲是省军区的一个处长，假如能够在他的家里搞的话，比在我们家搞要好。”郭晓东也附和说。
“赵一兵？是不是铁军的？”我又问道。
“他是铁军的。”林圆圆点点头。
“我认得他这个人，他这个人顶有趣的，以前我看他一天到晚总是戴着八·二九袖章在大街上走来走去，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才对他这个人有印象，不过，我同他并不熟悉。”我想了想，又说，“这样吧，我设法同他联系一下，如果可能的话，就在他家里搞，你们二个也参加制作孔明灯的小组，由于军区里面进出不方便，我们只派搞过孔明灯的金老板、袁芝青，再加上肖进仕、徐雪真组成制作孔明灯的小组。”

当我来到林郁老师家的房门口时，正准备叫唤林郁老师，却听见房间里传来了一阵吵吵嚷嚷声，林郁老师爱人的“花腔女高音”像机关枪一样在发火着：“就你积极，就你锤垫，就你傻瓜，就你爱出风头，也不拿镜子照照自己究竟是一副什么模样，都老骨头一把了，还自以为是十六、七岁的红卫兵小将，也在瞎蹦达，你逞什么强哟？想当左派还是想当官？老实说，你这人一辈子也甭想当官，我跟着你也算是倒霉透顶，你这人当不了左派，当右派、反革命倒有份，你若不被挨打挨揍，我就烧香拜菩萨了。”
“嘘，你小声一点好不好？别像进站的火车吼得凶，外面人家会听见的。”这是林郁老师的声音，他息事宁人地劝说她。
“听见又怎么样？我就是要让人家都听见。”她的声音又提高了八度。“你这个人是全世界最‘锤垫’的一个人，人家都比你乖巧得多，不是随大流，就是当逍遥派，而你却偏偏要当什么少数派，害得我一天到晚都要替你担惊受怕，我嫁给你算是眼睛被老鼠叼了去——瞎了眼。”
我站在门口犹豫了一阵子，是叫唤呢，还是回避，最后还是下定决心叫门，既然来了，而且是有要事相商，就不管他老婆发什么淫威，还是要闯进去，我叫道：“林郁老师。”
林郁老师听见唤声，出来开门了，他一看见是我，脸露笑容道：“是你呀，小李，进来吧。”
我进了房间，看见林郁老师的老婆正坐在一张小圆桌旁边的凳子上，她穿着一条深赭色的裙子，把肥胖的右腿搁在左腿上，像一块松糕一样松软的圆脸肥肉横生，嘴里仍在气虎虎地喘着气，余怒未息，不过，她看见我进来，还是对我点了点头，表示打了招呼。林郁老师的爱人也是一位教师，她在五七中学（原华侨中学）教外语，是一个上海人。
我坐下后，看见房间里的火药味还很浓，就对林郁老师说：“林郁老师，你有空吗？咱们一起去找一下大森，好吗？”
“好啊，现在就去。”大约，林郁老师为了摆脱他老婆的叱骂，他也不知我为何要去找九中的郑大森，便一口应诺下来，借机逃之夭夭——从这点上说，我来得很适时，他因此才有了逃脱的跳板。
林郁老师说着，随手就抓起衬衣往身上一套，便跟我一起逃出了他的家。出了楼之后，我管不住自己的嘴巴，随口道：“林郁老师，刚才跟师母闹矛盾了？师母发起脾气来，简直是雷婆发淫威——好厉害呀。”
“嗨。她就是这么个人，刀子嘴，豆腐心，唉——”他摇摇头，摆摆手，又道，“不说这一些，你拉我一起找郑大森有什么事呀？”
于是，我就把要搞孔明灯一事一五一十地向他诉说，林郁老师听罢，略略思索了一小会儿，表示赞同说：“你们的设想很不错呗，就按你们的方案办。”
郑大森的家是在临江的一幢小木屋里，我这是第一次上他的家，得通过一条很长的狭窄的阴暗的过道，忽然间，一只老黄狗从我的脚边窜了过去，真把我吓了一大跳。我这个人很怕狗，很怕狗会咬了我。
林郁老师在郑大森家的房门前叫唤着他的名字，郑大森应了一声：“来了，谁呀？”接着，他就从楼上的小木梯上下来了。
他看见是我们，笑容满面道：“是你们呀，快进来坐。”
我们进了屋里，那是低矮破陋的木房，连地面也是潮湿的土地。我和林郁老师在一条长凳上坐了下来，开始了谈话，林郁老师简单扼要地将我们的来意向他说明，并向他询问说： “你们九中的赵一兵这人怎么样？”
“这人还可以，他是初二的一个学生，我们32111都是高三的，他是铁军的，我们学校的铁军只有两个人，听说他的父亲是省军区的一个什么处长。”郑大森回答。
“那你能不能跟他联系联系？”我也问。
“这个没问题，包在我的身上好了。”他爽快地一口应诺。
以后，我们约定明日上午在我家开会，再具体商榷关于制作孔明灯的问题，也请赵一兵来开会。
这几天，金从栋、肖进仕、袁芝青、徐雪真以及家住省军区大院里面的林圆圆和郭晓东都聚集在九中的赵一兵同学家里，紧张地制作着孔明灯。由于赵一兵的家是在省军区大院里，出入不方便，而我又不会搞孔明灯，所以，我没有直接参与制作工作，但是，我的心却时时牵挂着孔明灯的制作。
27日早上，肖进仕来我家，他兴奋不已地告诉我道：“李晟呀，感谢上帝，我们的孔明灯总算赶做出来了！”
“啊哈，孔明灯做出来了！太好了！向你们致敬！”我也高兴得只差一点儿没蹦跳起来，装腔作势地向他挥起手。
“我们这几天连续作战，几个臭皮匠凑在一起，群策群力，集思广益，‘集得三人智，聪明抵一仙’，终于在昨天下午把孔明灯赶做出来了。”
“那你们一共做了几盏孔明灯呀？”
“做了两盏，一盏是用棉纸做的，一盏是用粉红色毛边纸做的，我们还在孔明灯的下端各系了一条‘庆祝八·二九革命行动一周年’的标语，那孔明灯做得可精致了，还糊了金纸边，简直可以参加灯展……”
“那孔明灯有没有携些传单呀？”
“当然有呀，我们还是用彩色毛边纸印的，这样，传单从天上撒落下来时，就像天女散花一样五颜六色。”

孔明灯（网络图片） 1967年8月29日是1966年8月29日行动一周年的纪念日，这天早上，那个高一（4）班的绰号为“半疯癫”的陈细妹原先是位“大老保”，如今她也加入了九××兵团，今天她竟一个人在校门口独自跳起忠字舞来。
“半疯癫”自个儿放声唱着《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歌：“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我们有多少贴心的话儿要对您讲，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对您唱……”
她一边唱着，一边对着校门口的毛主席画像翩跹起舞，手舞足蹈地大跳起忠字舞来，狂热地做出种种表现无限忠于毛主席的舞姿，动作矫揉造作，没有一点艺术的美。不过，她一个人独唱独舞倒吸引了不少人驻足，好些九××、红××、海防兵的同学都聚围在四周，看她出洋相。而那个“半疯癫”见到有这么多人围观她表演忠字舞，如若服了兴奋剂一般兴奋异常，她越跳越起劲了，撕破了嗓门大唱道：“我们衷心祝福您老人家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在场围观热闹的那伙人都是吃饱了饭，撑着肚子没事干，他们故意在乱喊乱叫喝彩着：
“来一个，‘半疯癫’，再来一个！”
“好不好，妙不妙，再来一个要不要？”
“要！‘半疯癫’，再跳一个。”
那个“半疯癫”真以为那些人是欣赏她的“优美”的舞姿，而不是成心看她出丑，她高兴得合不拢嘴来，果真又继续跳起忠字舞来。她跳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还在不停地跳着，就像《红舞鞋》里的珈伦穿了一双红舞鞋无休无止地跳个不停。
这个“半疯癫”中等个，剪着红卫兵式的短发，人长得跟东施一般丑陋，她这人平日就是一副疯疯癫癫的样子，故才有“半疯癫”的绰号，她的家庭成份是工人，这年头是十分强调贯彻阶级路线的，所以，她高中才能够考入我们学校。
虽然当时我们对于领袖都是狂热崇拜的，但是，我们学校还不兴跳忠字舞，除了她之外，根本就没有一个人会在校门口独自跳着忠字舞，只有神经不正常的她才会这样做的。当然，“半疯癫”是不认为自己有什么不正常的，倒认为自己跳忠字舞是出于对领袖的崇拜与爱戴，是无限忠于毛主席的表现。她对有这么多人围观她的表演而感到沾沾自喜，洋洋得意，所以，她就越跳越起劲，却不知道人家是在看她出洋相，并不是在“欣赏”她的舞姿。
就在这同时，金从栋、肖进仕、袁芝青、徐雪真、林圆圆、郭晓东都聚集在省军区大院内的九中赵一兵家里，他们点燃了孔明灯的蜡烛，一小会儿功夫，那两盏孔明灯便充满了热空气，渐渐地开始升腾起来。
据说，一架喷气式客机在从事国内航班的飞行，往往要把百分之三十，甚至是百分之五十的能源耗费在起飞上，难就难在起飞上，如果看过日本电影《追捕》，就有这点感受。同样的，一盏孔明灯要飞起来的最初时刻也是最费劲的。
那盏棉纸制作的孔明灯大概扎糊得比较好，当灯内充满了热空气时，它便徐徐地上升了，越过了军区大墙，飞到了街上，飞到了我们校门口的上空，自然引起了正在校门口里面围观“半疯癫”跳忠字舞的那些九××他们的注意，连忙纷纷跑到校门口外边来观看。他们一看是我们八·二九放的孔明灯，便咬牙切齿地骂街起来。可是，正如一句土耳其谚语所说“大海不会因为狗吠而不汹涌”，那盏孔明灯在一片诅咒声中却越飞越高，他们只能仰天长骂，却无可奈何。
就在这时，另一盏孔明灯也飞越出军区大墙，飞到了街心上空，大约这盏孔明灯是用粉红色毛边纸糊的，稍重了一点，不然就是因为制作的技术问题，总之，这盏灯一飞起来就有点摇摇欲坠的样子，好像喝醉酒的李太白一样飘飘然，它在离地约四五米的上空徘徊着，底部又挂着一幅“热烈庆祝八·二九革命行动一周年”的标语，一会儿上，一会儿下，一大群九××的人跟在这灯的下面追逐着。
他们大喊大叫着：“抓住它！抓住它！”
“把叭儿狗的标语给扯下来！”
他们一个个像袋鼠一样跳跃起来，伸出长臂猿一般的长手臂，企图抓住那标语，可是，那标语就离他们的手指尖咫尺的地方，就是偏偏抓不着，有时候只差那么一点点了，忽然间孔明灯又往上跃了一尺，惹得他们大骂起来。
孔明灯又向前飘浮着，这时候又沉下来了，阿三、陈希琪几个人快步追了上来，争先恐后地跳抓着，欲当倪志钦第二。那盏孔明灯也许有点通晓人性，存心要捉弄他们，它总是飞得低低的，只差那么一丁点儿就要给他们逮住了，忽地一下子又升腾起来。有一回，高个子的陈希琪跃起的手指尖都碰到了那标语，但是没抓着，孔明灯可能这时也“吃饱”了热空气，它便神气地腾空而起，再也不跟那些家伙们纠缠不休，越飞越高了，跟着另一盏孔明灯的后面一起飞向蓝天，正是：“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九××那些家伙们没抓住我们的孔明灯，反而弄得一身臭汗，他们好不恼火地叫骂道：
“他妈的，这些叭儿狗好可恶，便宜他们了！”
“操他奶奶的，这些叭儿狗真该杀，气死我也！气死我也！”
他们回到了学校里，看见那个“半疯癫”还在独自不停地跳着忠字舞，便把一肚子的火气都发泄到她的头上，谩骂道：“他妈的，这个‘半疯癫’今天真疯了，讨厌！”
而在赵一兵家的肖进仕、金从栋他们刚才都为那盏孔明灯的命运紧紧地捏了一把汗，真玄呀，刚刚的场面真够惊心动魄的，就差那么一丁点儿要叫九××那些家伙把灯给毁了，如今危险期已经过去，那两盏孔明灯像彩色气球一样飘浮在高空中，那两幅标语如尾巴一般飘浮着，街上的市人们纷纷停下脚步，瞻首仰望那两盏孔明灯，议论纷纭。
在那孔明灯点燃的蜡烛的尾部系着一条导火索，当蜡烛燃断了导火索，一匣子就打开了，里面的传单纷纷撒落下来，那五颜六色的传单犹如天女散花一般，在高空中飘浮着，好奇的市民们用手指对天比比划划着，兴致勃勃地议论着，甚至连好些骑车子的人也停下车子，抬头往高空翘望，致使街上交通一时堵塞。我们的孔明灯吸引了许多人，我们的行动取得了成功，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和目的。 孔明灯（网络图片） 必须指出《非常十年》毕竟是小说，那个“半疯癫”在校门口跳忠字舞确有此事，只是时间不在8月29日那天。
我在书中没有写到九中发生的一件骇人听闻的事件，现在时间已过去半个多世纪，细节已记不清，且我也不在现场。那是1967年秋，为了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搞好革命的大批判和革命的大联合，被赶出各校的八·二九组织纷纷准备返校，九中八·二九32111战斗队在原象山小学教学楼二楼收拾一间教室做队部，忽然间，外面冲进了红××一伙人，他们气势汹汹，如虎似狼，要把32111的同学撵走，双方发生了冲突，红××一伙人丧心病狂，竟把我小说中“吴立国”原型人物从二楼窗户残忍地硬推了下去，结果，造成其大腿粉粹性骨折。后来，在上山下乡大潮中，福州市革委会有政策，被迫害受伤的八·二九同学可以照顾留城，他被安排在福州市灯泡厂当工人。前一阵子，我听九中他同学说，他身体至今仍留下严重的后遗症，恐怕将伴随他终身。
时至今日我没有听说有谁对此事忏悔或向受害者道歉。有个老红卫兵对忏悔一事有些感慨，为什么只有北京的老红卫兵有人忏悔，却不见其他人忏悔，难道其他人就没有干过坏事？他的愤慨是有一定道理的，我也主张凡是干坏事的都应该忏悔，不管是哪一派。
著名老三届学者徐友渔在《忏悔是绝对必要的》一文中说：“‘文革’中，有多少人写大字报揭发批判自己的老师、校长、同事、领导，甚至自己的父母，使他们的心灵受到创伤，使他们成为运动的靶子；‘文革’中，有多少人被侮辱（戴高帽子、剃阴阳头、挂黑牌、游街，‘坐喷气式’）和遭毒打，多少人被抄家被赶出大城市；‘文革’中，有多少寺庙、教堂被砸，多少图书馆、实验室被毁……这一切，显然不只是那几个元凶大恶亲手所为，那些干过错事坏事的人，难道真的还认为那是‘革命行动’？难道以为可以借口‘狂热盲从’、‘上当受骗’而一推了事？有多少人敢说自己做错事、做坏事只是由于认识和信仰的原因，而没有实际利益的考虑，比如在众人面前表现自己革命，为了向上爬而不惜落井下石，或者为了自保而毅然决然地‘站稳立场、划清界限’ ？我认为，忏悔是绝对必要的，至少对于那些伤害过他人，并非只犯了小过小错的人是如此。据我所知，‘文革’中不少受过巨大伤害的人，虽然知道不可能一一追究刑事责任，但对这世道究竟有没有公理，人们有没有良心还是极其看重的。有的校长、教师等了十几年、二三十年，终于等到当初批斗过自己的学生的道歉，这对他们是莫大的安慰。当然，绝大多数情况是苦等几十年毫无音信，受害者的创伤永远无法愈合，这不公道的世界对他们而言是终生灰暗的。如果没有成千上万的人站出来忏悔和承担责任，‘文革’这场悲剧对于中华民族而言同时也是一场闹剧，一出滑稽戏。它有行为的受害者，却找不到行为者。‘文革’这段历史的记载犹如神话，什么坏事都是‘四人帮’一伙干的，那几个人就像孙悟空，吹一把汗毛就会变成成千上万个，并且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地做尽坏事。其实，在我看来，忏悔说到底是为了过失者自己，忏悔固然不能抵消过失，却使你的道义立场发生转变。如果你连正视过去、公开悔悟的勇气都没有，那么，你欠下的那笔债将终生尾随着你。”
我引用了这么长一段话，是希望能够引起我们全体老三届人的思索与反思。

九中红砖楼，惨剧发生地（网络图片）
1969年，福州和全国一样掀起了上山下乡大高潮，我在《非常十年》一书中写道：

3月27日，是市九中学生上山到沙县的日子，也是我市最早一批学生上山下乡的日子。从中午起，九中校园内外，便是锣鼓喧天，人流熙熙攘攘。九中32111的郑大森等人也上山去，金从栋、肖进仕、刘友礼、陈大宏等人都聚集在我家，准备为他们送行。
这一天的天气很热，火盆似的太阳眩惑人目地照射着大地，使人觉得到处太阳都在闪眼，热气在蒸腾着，沉闷的空气令人难受。

这时候，九中的郑大森等人也跑到我家里来，郑大森大大咧咧地道：“李晟，有没有开水给我一点喝，我嗓子干得要冒烟了!”
“有啊，我今天这里成了开水供应站，你要一桶开水，我也给你一桶开水，免费供应。”我也笑着说。
　
过了一阵子，郑大森他们也走了，我们一伙人也全都离开了我的家，前往九中。今天市九中就像节日一样热闹异常，到处都是欢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之类的大红标语，校园里尽是一堆一堆的人群，送行的人大概比上山的人要多好几倍，有家属、亲戚、朋友们，也有同学们，锣鼓声敲打着震天响，扩音器里播放着豪言壮语和有关知识青年问题的语录。即将去上山的同学和尚未去上山的同学都未曾真正体验过上山下乡的滋味，所以，大家也不懂得怎么苦、怎么愁，有相当一部分人还是怀着满腔的热血和希望，满怀着上山下乡干一辈子革命的豪情壮志，也有一部分人只是顺从命运的摆布，既不那么激进，也不那么悲观，当然，还有少部人是看破了这一切，已经意识到我们这一代人是时代最不幸的牺牲品，看穿了这一场大骗局，知道悲惨的生活正在前面等待着我们，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一切毕竟还仅是理性认识，而不是感性认识。
出发的时刻终于来临了，我们和郑大森他们紧紧地互相握手道别：
“再见了，朋友们、战友们!”
“祝你们一路顺风!”
在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中，在喧天的锣鼓声中，在无数人的夹道欢送下，贴着标语、插着红旗的卡车满载着首批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们缓缓地启动，车队是以一辆宣传车为前导，先游街过市一趟，然后再开往火车站。
“再见了!”
“一路平安!”
“别了、朋友们!别了，亲爱的故乡!”
郑大森他们都挥动着持着红花——本应戴在胸前——的手，同我们依依不舍地挥别。

那次送别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他。他到沙县插队一年多，即首批上调到三明钢铁厂当工人，当时，我还羡慕他是一个幸运儿，谁知没过几年时间，即惊悉噩耗，他已因病离世。“郑大森”的原型人物乃九中1966届高中郑山生同学。
对于他的离去，我感到很难过，但我有点不明白，为什么好些好人都如此短命呀？我只能说一切都是命，一切都是上帝的安排。鲁克列斯说：“死亡是另一种生的起源。你的死是宇宙秩序中的一段，是世界生命中的一段。众生互相传递着生命，正如赛跑的人一般互相传出生命的火把。”如今，郑山生同学已离开我们许多年了，但我还会时常想起他，因为他是一个好人。 第二排左5为郑山生同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