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毓英女子中学拾零（5稿）

林正德

　　福州毓英女子中学拾零（5稿）

林正德

1842年《南京条约》之后，福州开埠，外国传教士开始进入福州，美部会和美以美会于1847年分别在福州建立了教会。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4月15日，柯林牧师和怀德牧师夫妇乘大帆船“赫伯尔”号由美国波士顿启程来华，9月7日抵达福州，建立美以美会，自此福州成为美以美会的远东“宣教”中心。由于当时福州城里的官僚儒生们极力排斥外国人来华传播文化、教育、医学、宗教，他们只能在还是坟山的烟台山山顶建立福州基督教天安堂，次年麦利和教士又相继来到福州，于是他们共同建造了天安堂，这是东亚卫理宗教会的发祥地。

天安堂是美以美会在福州、也是在整个东亚建造的第2座教堂，与最早建成的茶亭街真神堂都是在咸丰六年(1856年)建造的(网络图片） 由于麦利和教士是茶亭真神堂、仓山天安堂、英华书院的创建人，在那些传教士中名气比较大，地位也比较高，他于1859年底返回美国，1861年在纽约整理出版《生活在中国人中间》一书，记录许多珍贵的历史资料，他在书中第十三章“学校”道：“传教团建立以后，逐渐感到建立中国女子教育机构的重要性。怀特太太胜任启动此项目，令人钦佩。可惜的是，她燃烧的热情终究没能持续到完成这项长期酝酿的计划。1850年秋天，一个小型建筑耸立在麦利和牧师建造的学校后面，这所女子学校里里外外都涂着灰泥。大概是1851年一月份，在麦利和太太的照管下，中国女子日校在此成立。房屋建造花费了55美元，学生们住在家里，只在学校吃午饭。这所基督教机构的成功创建令人欣慰，其对中国周边地区的影响有百利而无一害。平均每天有15个学生到校上课，这些小孩子的进步真是鼓舞人心。学校一直在运营中，偶尔会中断。由于麦利和太太不能继续监管学校，1856年夏天，学校暂时停止运营，直到1857年初，在基顺太太与麦利和太太的联合监管下，学校恢复运营。”1857年学校的年度报告写道：“麦利和太太与基顺太太对女生日校倾注了大量的时间。我们认为她们谦逊纯朴、工作劳苦，收获的主人（上帝）为之欣慰，以后必定会结出好果子的，今年，大概已经有30个女孩与学校密切联系。与寄宿学校相比，日校的课程涉及面既不广博也不深入。日校上课时间并不长，我们认为最好主要讲授《圣经》，由传教士提供课本。” 1861年美以美会教士麦利和（Robert Samuel Maclay）出版之《life among the chinese》一书中收录的天安堂版画（来源：life among the chinese） 以上是麦利和牧师记载的毓英女校前身沃格教会女校中国分校的大致情况。他在书中又道：“1858年，在新泽西的伍斯顿娲标礼和娲西利小姐的管理下，为中国女孩建立了女生寄宿学校，女子日校暂停。教会为学校提供了临时住宿的地方，这曾是基顺牧师管理的男生寄宿学校所在地。为了给女子寄宿学校提供合适的住读场所，便恳求巴尔的摩中国女传教协会帮忙。女传教协会热情洋溢，捐赠了大量资金，值得称赞。”
　　而在娲标礼和娲西利小姐管理下的女生寄宿学校就是“毓英女子寄宿学校”，其正式创办于咸丰九年（西元1859年），是美国基督教会卫理公会在东亚创办的第一所女子学校。最初校舍借用基顺牧师管理的男生寄宿学校所在地英华书院一座两层上下共6间的洋楼（地址在现福州高级中学内）。历时三年，迁至仓前山太古坪（今仓山区万春巷仓山小学内）,为原英商太古洋行所在地。光绪元年（1875年），又迁到美以美会创办的福音书院，其在望北台的一座三层洋楼。1893年购下外商经营的“太戊茶庄”作校舍，后再迁仓山区麦园路35号，即现在的十六中校址。
　　麦利和在《生活在中国人中间》书中第十章“建筑，土地占用等”写道：“从附上的图画中，我们可以看到河岸南侧的山顶和矗立山坡上教会的建筑。图片中总共有6座房屋，然而我们只能看到4座完整的房屋。从左往右看，首先出现的是房屋的一角，那座房子属于一位外国商人。再往右会看见一座低矮的平房，教区长R．S．麦克雷（R．S．Maclay）就住在那；一座两层高的房屋，旁边竖着一个旗杆，这里原来属于美国领事馆，但现在属于我们教会，教区长S．L．鲍德温（S．L．Baldwin）住在这；—座两层高的房屋，现在是沃女子学院在中国的分院，这所房子的右后方就是英国领事馆，同样竖着一根旗杆；右边是教区长温特沃斯博士的住所；在最右边，露出一个角的房子是另一个外国商人的住所，这所宏伟的建筑随后拆掉了，现在那里是一座外表美观且结构结实的英国圣公会。”“R.S.麦克雷”即麦利和本人，“S.L.鲍德温”即保灵，“鲍德温”为“Baldwin”的通译。是处所述“沃女子学院在中国的分院”就是英华书院的楼房，可能是鹤龄楼旧址。光绪七年（西元1881年），在麦利和等人倡议下，美以美会得到信徒张鹤龄的办学捐款一万美元（条件是学校必须开设英语课），购买了有利银行行址，建立“福州大学” ，后改名为“鹤龄英华书院”，并在1891年后拆毁洋行所建老楼，新建教学楼并命名为“鹤龄楼”。
麦利和《生活在中国人中间》第十章“建筑，土地占用等”一幅配文版画（网络图片） 19世纪70年代的乐群楼，左为英国领事馆（网络图片） 1858年女生寄宿学校初办时，原来只是小学，后来又办了中学,学校名为“毓英女子寄宿学校”，还开办附属保生堂，后来成了幼儿园。1893年买下“太戊茶庄”作校舍时，又称为“太戊女斋”，再搬到麦园路35号时，1909年改校名为“毓英女塾”。先后主持校务的有传教士薛承恩夫妇和白师姑。学校自创办至此时都没有固定的学制，以后学制定为8年制，再改校名为“毓英女子两等学校”。1925年增设初中部。1927年向当时的福建委员会申请立案，9月新学期开始时，正式定名为“福州私立毓英女子初级中学”，附设小学，这一校名一直沿用至1952年。
娲氏姐妹在1860年8月30日向教会的汇报中说：“寄宿学校于去年（1859年）11月28日成立。然而，当时招收学生的前景并不乐观。对于福州当地人来说，女生寄宿学校是新兴事物，没有人愿意率先光顾。学校一开办，就招收了一名中国小女孩。她独自待了8天后，另外6个女孩也加入进来。短时间内，4个学生又被遣送回家。”
由于当时福州社会对外来教育既仇视又畏俱，同时人们对“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根深蒂固，那些腐儒家庭、封建家庭是绝不送子女进入教会学校，只有极少数贫困人家的子女以及街头的流浪汉的孩子、孤儿等为了得到教会学校提供的微薄的津贴或免费的食宿才入学。娲氏姐妹办的“内女学”(即寄宿女学)开学时，原来动员来的学生由于受到“强大的阻力”和“邻居的偏见”都不敢来报到，通过一个教友协助，劝说了几个学生回来，但是不久又都跑光了，那位去劝说的教友也因为受不了邻居的责难，只得举家迁居避难，10个月后，“内女学”才招到 15个女学生，可见阻力是何等之大。在开学没多久，这15个女学生又跑走7个只剩下8个。为了招收并留住学生，教会为学生提供食宿及奖励，也给教师按留住学生的人数发放奖金。
　　民国时期曾任毓英女中校长的李淑仁在《私立毓英女子初级中学简介》中说是其伯母黄晖钦，她是“毓英在1859年创办时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学生”，“在《毓英女中》一文还有她的照片，标明‘我们的第一个学生’”。
　　当时，福州本地百姓会说官话会写汉字的人很少，为了能在福州高效地传播福音，研究并掌握本地的语言便成了这些传教士的当务之急。怀德牧师毕业于美国韦斯利安大学，后在耶鲁大学修神学，懂得医学，他根据福州话韵书《戚林八音》设计出的一种罗马化文字，英文也称作“Foochow Romanized”，平话字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了。他引入一套被称之为“William Jones音标”的记音系统来记录福州话的读音，这套记音系统全部采用拉丁字母，特殊的元音音素通过在拉丁元音字母上方添加特殊符号表示。后继的传教士和学者——美国美以美会传教士麦利和、美国公理会传教士摩嘉立（在福州生活了半个世纪）、E. H. Parker（英国外交官）等诸人又不断地简化、规范并丰富琼斯音标。为了使这套方案能真正充当文字使用，圣公会传教士爱尔兰人史荦伯做了一项重要的调整：将所有的特殊符号统一成两点并置换到元音字母下方，另根据福州话的调值为七个声调分别设计了声调符号，标记于每个字主元音字母的上方。这样，平话字就完全脱离了琼斯音标的胎盘，作为一款正式的罗马文字问世了。它从最初的方案到标准化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于19世纪下半叶定型。在19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平话字一度兴盛于福州话通行区的教会内，成为了信徒书写母语的首选，《圣经》《赞美诗集》以及大量的传教作品都使用了平话字,一些教会学校将平话字学习列入课程当中。由于传教士麦利和是平话字创造者之一，同时他又是开办英华书院、沃格教会女校中国分校倡导者之一，麦利和太太又是中国分校管理者，我推测平话字很有可能也列为毓英女校的课程之一。 怀德牧师（网络图片）

　　早期教会女学以教读《圣经》节本、《圣经图说》《天路历程》《马可福音》《路得记》等，毓英女校有布道队、主日学、查经班、灵修会和每日晨祷,70%以上学生参加。由于毓英女校是从小学办起，开始是教给学生初步的读、写、算的知识，为了能够让福州的民众更好的接受教会学校，教会女学也入乡随俗地开设了四书五经等中国私塾的课程，如《三字经》：“自太初，有上帝，造民物，创天地，无不知，无不在，无不能，真主宰。……”《女学三字经》：“为女子，异男儿，要端庄，要整洁，治头发，理衣裳。立无跛，坐无攲，勿大笑，勿高声……”以及《榕腔三字经》《小学四字经》《十诫歌》《五字经》等。毓英女校是从小学办起，起初没有固定的学制，到后来才定为8年学制，主要引进了西方小学课程体系，其中包括圣经、英文、算术、地理、修身、尺牍、图画、手工、音乐等科目，初中部还设置化学、生物、格物、天文等课程。每天早晨以及星期天都要参加宗教仪式，定期举行考试，严格教学管理制度，丰富课程安排，与传统单一的私塾课程形成鲜明对比，这样的教学形式也同样使得学生的学习生活充满乐趣。

在福州市仓山区公园西路26号（原陶园32号）有一幢两层带地下室的砖木结构的近代西洋式建筑，这是毓英女子初级中学校长公寓、兰醒球故居。该楼建于上世纪四十年代，1958年因社会主义私房改造，属于兰醒球所有的砖木结构双层洋楼一座、附屋楼上三间、楼下三间及附属空地全部被列入改造。1986年，福州市仓山区房地产管理局为落实侨房政策专门发文，将房屋整体退还。现在，该楼门梁上悬挂着一横匾写着：“快活林”，小字为“已亥春厚羲书”，最近“已亥”为2019年，不知该楼是不是变成“快活林”餐厅。在鼓岭梁厝西侧山中原有一幢兰醒球别墅，原为医学传教士兰玛丽亚及其养女兰醒球度假别墅。100多年前，很多在福州工作生活的外籍人士在鼓岭购置了房产作避暑用,兰玛丽亚的英文名叫马丽·卡尔顿（Dr. Mary E. Carleton），她给自己起了中文名“兰”。如今，房屋早已不复存在，但写有“兰界”二字的界石仍然立在旧址（即1925年出版的鼓岭地图显示的兰马利亚房屋所在处）。

原毓英女中校长公寓 公园西路26号 公园路26号《快活林》门匾

2023年2月，美国友人柏凯斯参访了当年兰玛丽亚曾居住过的鼓岭，尽管房屋早已不复存在，但写有“兰界”二字的界石仍立在旧址。（图片来源：柏凯斯）

　　兰醒球原姓郑,1888年2月4日生于福州，其父郑齐樑是兰玛丽亚在福州的朋友，于1887年逝世,其母在1890年又因车祸去世，年仅两岁的兰醒球被兰玛丽亚收为养女，取名兰醒球。兰医师本基督博爱精神，怀慈母爱女之心陶冶品德，坚定对基督教的信仰及确立舍己爱人之人生观，极大地影响其一生成长。兰醒球在美国完成了中学教育，又先后就读于美国巴尔的摩的古彻学院（Goucher College）和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学院（Teachers College, Columbia University），主修英美文学、教育学及宗教哲学等课程。她天资聪慧，学业成绩卓著，毕业同时获教育学、神学双硕士学位。毕业后，她不计宣教士收入低微,欣然接受美国卫理公会海外宣教士作为终身职务，决然远渡重洋返回中国。

兰玛丽亚在闽清六都善牧医院继任者、同样来自美国的海门薇医生在回忆录《海门薇医生在中国》一书中回忆说，兰醒球先是到闽清协助兰玛丽亚工作，她初到福州就是兰醒球去接船的。海门薇在书中这样描述兰醒球：“她是一个安静的姑娘，比我大几岁，目光柔和，带着幽默的笑纹。她的嘴唇抿着，说话很直率、很有逻辑，善于判断，很有常识……虽然受过良好的教育，却非常谦虚。我知道我交上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长远的朋友。”

1925年，兰醒球随年迈多病的兰玛丽亚返回美国。在陪伴兰玛丽亚走完人生最后一段旅程后，兰醒球又回到国内。她于1930至1940年接任福州毓英女子中学校长之职达十年之久。兰醒球教授率先大胆提出要改变中国妇女的地位，应先从学习改善家政方面着手，教会女学不但要培养对传道有用之人才，也要通过其对家庭产生影响，在校内开设家政课，首倡“模范家庭”，兴建“家政馆”，供学生在那里学习烹饪技术、做家务训练等，因此，她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赠授的“荣誉博士”学位。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兰醒球在1938年夏天沿闽江而上，把全校112名女孩全部用船转移到闽清六都，这里是她和养母兰玛丽亚一起生活过的地方。她为学校租了新校舍，安顿好全校师生。

后来，兰醒球任福建神学院教授多年，为培育新女性，提高中国妇女之地位，她不惜辛劳，呕心沥血，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抗战开始，福州地处沿海，深受日寇威胁，1938年5月，福建协和大学迁至闽北山城邵武。因抗战的关系，美国政府为了保护其侨民们的安全，要求他们全部返回美国。协和大学美籍教师全部离华返美，造成优秀外语教授人才极度匮乏。为应付当时紧急需求，确保协大外文系之声誉，兰醒球教授接受协大校长林景润博士之聘，由福州北上抵达邵武，担任协大外文系主任，讲授英美文学史及外文系的全部主修课程。她学识渊博，对教学一丝不苟，为人师表，以身作则，英语语音纯正，批改作业精细，对学生循循善诱，使受教者获益非浅，福州后来一批资深的英语教师如陈元豪(原福建师大附中校长、英语特级教师)、史继德(原福建师大外国语学院英语教师)、陈培涛(原福州外国语学校英语教研室主任、教导处主任)等当年都曾是其得意门生。兰醒球教授对英美文学的造诣博大精深，非一般中国人、乃至真正的英美人所能及，她对英美国家的文学和历史博古通今，在教学中旁征博引、应付裕如，用纯正的英语侃侃而谈，赢得学生和同行一致好评。她还酷爱音乐，常于主日崇拜时，于圣歌团之中以女高音独唱圣诗。

1945年5月，日军撤离福州，8月宣告投降，协和大学于11月迁返福州魁岐原址。兰醒球教授随校返榕继续担任协大外文系主任并主持大量的校务工作，直至美籍教授重返福州后，方功成告退。

她于1949年赴美，居住在波士顿。1950—1951年，兰醒球进入养母兰玛丽亚的母校雪城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此时她已经60多岁了。1976年后，她住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Pasadena市的美国卫理公会海外宣教士退休所。1979年3月18日凌晨5:45在美国家中逝世，后安葬在美国加州的帕沙迪纳陵园，享年92岁。

兰醒球校长（图片来源：兰醒球后人提供）

兰醒球校长（前右1）与外籍教师在毓英女中合影（图片来源：十六中）

福州毓英女子初级中学最后一任校长为李淑仁女士，她出身于基督徒世家，是一位十分敬业、十分高尚、很有风度的美女校长，常穿浅蓝色旗袍，举止温文尔雅。诚然，相貌是可以基因遗传的，她的女儿都长得很漂亮，一个女儿刘××是师大附中老校友、著名准校花、文革前福建师大化学系学霸加美女；小女儿是我1965届福建师大附中初中同班同学，是当年班上众多男生心中暗恋的“女神”，她高中也与我同是1968届福建师大附中同学。她们的表哥李国宁是原中国国家足球队主力中场球员，首位福建籍国脚。李淑仁校长一家曾客居福州市仓山区马厂街11号名宅忠庐，在1957年李淑仁校长曾遭遇不公正待遇。 国足李国宁（网络图片） 李国宁（右）与贝利握手（网络图片） 马厂街11号忠庐（网络图片） 马厂街11号忠庐（网络图片） 毓英女校自1859年创办到1952年人民政府接办，共93年历史，毕业学生约1200人（平均每年毕业约13人）。“毓英”的办学经费来源于卫理公会，主理校政者均为美藉女传教士。1888～1909年福州毓英女塾有毕业生117人，其中有机会继续深造的20人，约占1／6；就业17人，约占1／6；嫁给牧师的23人。在闽海关税务司任职的英国人华善在闽海关十年报中写道：“中国妇女解放的步伐迈得很快，任何地方都没有像福州这么明显，那些长期生活在福州的人们一定会深刻地感受到妇女们怎样从落后与黑暗中过渡到文明。”
目前，在网上能搜索到的毓英女校出的名人寥寥无几，只好说几个查到的。
　　许金訇（1865-1929），福州人，中国第一代“海归”女医生。1865年，许金訇出生于福州仓前山一个基督徒家庭，她的父亲许扬美是基督教美以美会在中国首批受圣职的华人之一，受到西方文化影响，支持妇女解放运动，反对女性缠足。在那封建的年代，女孩子按习俗都要缠足，许金訇在后来讲述她的不缠足经历说：“我之所以成为福建地区第一个不缠足的小姐，都归功于我的父母。当时我家附近缠足妇女嘲笑我说：‘多么好的一个姑娘啊，可惜却长着一双那样的脚。’我的耳边充斥着这样的声音，导致我羞于见人。”在她的再三恳求下，她母亲乘着父亲许扬美外出之际给她缠足。后来，许扬美回来就发现她缠了脚，把他妻子狠狠训了一顿。晚上，昏暗的屋里闪着烛光，父亲在虔诚地祈祷着。许金訇的母亲坐在床沿心疼地抚摸着女儿的小脚，告诉其说父亲早上已经同她谈了很久，坚决不许她缠脚，所以她脚上刚刚缠上的绷带必须拆除。她顿时情不自禁地恸哭着说：“他们都说我长着一双大脚，是个残废，我不要拆除绷带。”父亲祈祷完毕，转身来温和地劝导她：“你想上学吗？”她点点头。父亲说：“我也想送你去上学，但毓英女校不收缠足的女生，你说怎么办？”她沉默了，父亲的话是不能不听的，终于放弃了缠足。在后来的反缠足运动中，许金訇回忆说：“后来，我再也没有缠足，当我知道全世界都不缠足的时候，我终于对我的大脚释怀了。尤其是在医院工作的时候，这双大脚支撑着我，能为更多的病人服务。”
　　这样，12岁的她进入美以美会办的寄宿学校毓英女塾就读，主持学校工作的娲氏姐妹对学生的友善和关爱，娲氏姐妹自身所体现的慈祥、诚信和忘我的工作精神，都令许金訇深为感动，在这里她度过了一段非常快乐的时光。当时学校里没有音乐课程，而许金訇十分渴望学习演奏，后来一位宣教士的妻子用自己的风琴给她上课。她在毓英女校学业结束后，恰逢当时福州岭后妇孺医院的医生特瑞斯希望寻找一位女助手，她一眼就看中这个恬静能干的小女孩，许金訇由此进入医院作为其助手。 许金訇（网络图片）
1874年10月5日，毕业于美国纽约女子医药大学的西格尼·特拉斯克小姐作为海外妇女传教会的第一批医学传教士，从圣弗朗西斯科乘船驶往中国，在茫茫大海上漂泊了整整一个月后才抵达福州。她从美国和香港带了一些西药，在教堂设了一个小诊所，开始给妇女儿童看病，每周两次。次年，巴尔的摩一位女信徒玛高爱捐款，要求美国妇女海外传教会为她建一个纪念馆。教会选中了中国福州仓前山岭后的一片被称之为“开心谷”的墓地, 指定特拉斯克小姐负责建造第一所妇女医院。

1877年4月18日, 医院建成开业，为纪念捐款人而命名为马高爱纪念医院，但当地人习惯叫“岭后妇孺医院”，这是中国第一所妇女和儿童专门医院。

马高爱医院的医生、护士和患者（网络图片） 由于许金訇聪慧好学，任劳任怨，对病人充满爱心，给时任医院院长特拉斯克医生留下深刻的印象。特拉斯克希望她能得到比在福州更全面的教育，因此，她写信给妇女外国宣教会执行委员会，高度赞扬许金訇的能力和品格，并敦促安排让她去美国学习，必要时在美国待上十年，学成归来后做出更大贡献。
许金訇的出国安排主要由妇女外国宣教会费城分会的秘书基恩太太负责。对这个只有18岁的年轻女孩来说，决定离开她的家乡和祖国，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异国他乡求学很不容易，但许金訇带着坚定的信念和决心说：“如果上帝为我开路，呼召我去，我一定去；否则，我宁愿在家里工作。”她的父亲对她说：“我不能替你决定，你必须向上帝祷告。如果你要去，上帝会带领你的。”许金訇感觉到上帝对她说：“不要害怕，因为你无论到哪里去，我都会与你同在。”
1884年春，许金訇踏上了美国旅程。1884年5月9日，《纽约时报》刊登一文关于她的报道：“有一位深色皮肤、闪着杏色双眸、穿着绣花的中式衣裙、脚蹬绸缎便鞋的中国女孩来到了美国”，并详细介绍了她的出身经历和求学计划。许金訇一到纽约，即刻前往费城的基恩太太那里，在那里她见到了来自福州的赛茨夫妇，她从小在福州就认识他们，当时他们正在费城参加美以美会的大会，她和他们一起度夏，赛茨夫妇帮助许金訇学习英语。待到秋季开学，许金訇顺利进入俄亥俄州卫斯理大学就读。她在四年的时间里完成了俄亥俄卫斯理大学的课程，毕业后，1888年秋又入费城女子医科大学就读，于1894年5月8日毕业，取得了医学博士学位。美国大学的图书馆至今仍保留着她的博士证书影印件。随后，她在医院工作，并有幸被选为费城综合诊所的外科医生助理，这给了她参加所有诊所和讲座的特权。
后来，许金訇因患病准备回中国，那时她的父亲也卧病在床，她一生的朋友路得·赛茨姐妹，当时也要返回福州。1895年许金訇回到福州，乡亲们在宗族祠堂里为她举行了隆重的毕业庆典。
　　不久，她又回到马高爱医院行医，专给妇女、儿童诊病。起初，病人看她是个中国女子，不愿意让她就诊。但很快她就因医术高超而声名鹊起，找她看病的患者张袂成阴。1898年，美以美会任命她为福州城内医院——伍尔斯顿纪念医院（娲氏纪念医院）院长。她既诊治病人又开班授课，培养中国女医生，第一届毕业生中就有她的妹妹许淑訇，于1902年4月毕业。与她一起工作的里昂医生在年底的工作中报告中写道：“她不仅是我们的老师，而且在活出基督徒的身份方面，对我们的学生都有很大的启发。”1910年，她的母校威斯利安大学特别授予她理科硕士学位,以表彰她取得的成就。
　　1926年初，福州动荡不安，娲氏纪念医院遭遇匪徒洗劫，许金訇被迫携带妹妹许淑訇远走南洋，三年后在新加坡病逝。许金訇终身未婚，膝下无子，把整个生命奉献给了医学事业和她的病人,她常谦卑地说：“我只是告诉来看病的人‘请抬起头来，伸出手来’。” 许金訇（网络图片） 黄乃裳（1849年－1924年9月22日），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六都湖峰（今坂东镇湖头村）人，基督徒。是中国清末民初的华侨领袖、民主革命家、教育家。黄乃裳后来追随孙中山，是老同盟会会员，曾任福建省省长。同治五年（1866年），基督教美以美会的薛承恩、谢锡恩、李承恩等牧师来闽清传教，是年十一月，黄乃裳与其叔黄福居受薛承恩牧师洗礼，皈依了基督教。1867年冬，许金訇的父亲许扬美牧师被派到闽清传道，将黄乃裳收为助手，授劝士职。由于黄乃裳是基督徒，又是教育家，非常重视教育，他把女儿们都送到了西式学堂，大女儿黄端琼、二女儿黄淑琼都毕业于福州“毓英女子寄宿学校”，她们的中英文都很好。
黄乃裳（网络图片） 薛承恩牧师（网络图片） 黄端琼在毓英女校里与传教士薛承恩的女儿路得·赛茨（Ruth Marie Sites）是同窗好友，黄端琼管叫她“薛姑娘”。黄端琼成年后，其父亲黄乃裳有意在南洋为其择婿，可是，黄端琼在毓英女校接受了新思想、新思潮，不愿意成为封建婚姻的牺牲品，尤其是那个学成归国的学姐许金訇已经成为她心中景仰的榜样。于是，黄端琼趁父亲离开去外地传道的机会，和薛姑娘一道远赴美国。黄乃裳闻讯后勃然大怒，但黄端琼却继续在美国的行程，在多地参加美以美会女传教会的活动，又进入马萨诸塞州的拉塞尔学院学习。黄端琼在美国生活了约一年，不知是最终被父亲说服，还是出于无可奈何，她放弃学业回国。
　　1888年，国际妇女理事会在美国华盛顿成立，由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印度、挪威等国妇女为争取自身的基本权利而发起。1896年李鸿章出访欧美多国，和多方面的人都有接触，他曾造访美国妇女理事会展室，而加拿大总督夫人伊什贝尔·哈密尔顿-戈登正是国际妇女理事会主席，她们向李鸿章提出邀请中国妇女代表参加国际妇女大会一事。李鸿章结束访问乘船回国，那时在远洋航船上中国女性甚为罕见，他注意到同船乘客中有一名中国女子，便派一名下属去了解情况。这名下属和女子交谈后，又找来翻译罗丰禄，因为女子是福州人，不会说官话，而罗丰禄也是福州人。李鸿章看到的女乘客正是黄端琼。李鸿章了解到黄端琼的父亲黄乃裳是一名举人，三叔是两年前殉国的致远舰副管带黄乃模，便请她来见。李鸿章见她举止得体，英文流利，于是请她作中国妇女代表，出席国际妇女大会，又将介绍妇女理事会历史的书籍赠予她。和黄端琼同行的美国女传教士梅布尔·哈特福德也参加了这次会面，她又向李鸿章推荐在美国费城女子医科大学毕业的许金訇，得到李鸿章的认可，就这样他当即选定两名福州女性作为中国代表。
李鸿章（网络图片） 本来，黄德琼这次放弃学业归国是一件无奈之举，但因与李鸿章同船邂逅相遇，获得代表中国妇女去国外开会的机会使她感觉一切都是上帝的安排，心情顿时宽慰许多。她回国后很快就前往新加坡与当地华裔林文庆完婚。 林文庆、黄德琼伉俪（网络图片）
李鸿章归国后，举荐罗丰禄为使才，不久罗丰禄被任命为驻英国大使。1897年，罗丰禄赴英途中经过新加坡时，专门与林文庆会面，希望黄端琼仍能按之前的安排出席国际妇女大会，但却被林文庆婉拒。而另一位代表许金訇因病重也不能成行。
罗丰禄概述图（网络图片）
1897年，国际妇女理事会执行委员会决定将国际妇女大会推迟一年。1899年六月底至七月初，大会在伦敦举行。驻英大使罗丰禄派使馆随员沈瑶庆之妻刘拾云作为中国代表出席。刘拾云，福州人，父亲刘齐衔官至河南布政使，母亲林尘谭是林则徐长女。沈瑶庆，福州人，父亲沈葆桢官至两江总督，母亲林普晴是林则徐次女，而沈葆桢的母亲林蕙芳又是林则徐的妹妹。罗丰禄毕业于沈葆桢所办福建船政学堂，沈瑶庆成为使馆随员应与此有关。刘拾云在丈夫的陪同下参加国际妇女大会，她的一身中国服饰非常引人注目。为她担任翻译的是使馆翻译生、严复长子严璩。在这次大会上，刘拾云被任命为国际妇女理事会名誉副主席，希望她们回到自己国家后推动建立分会。
刘拾云（网络图片） 再说黄端琼的先生林文庆。林文庆(1869年-1957年1月1日)，男，字梦琴，福建省海澄县（今漳州市龙海区，一说为今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鳌冠村)人，其父林天尧，当时是鸦片种植园的助理管理人员。林文庆10岁丧母，16岁丧父，是由祖父母抚养成人的。他童年入福建会馆附设书院，后考入官立英文学校，不久升入新加坡莱佛士学院。1887年因成绩优异，获得英女皇奖学金进入英国爱丁堡大学医学院，是获得该项奖学金的第一个中国人。1892年获得医学内科学士和外科硕士学位，受聘剑桥大学研究病理学。以后，香港大学又授予他名誉法学博士学位。1896年黄德琼与林文庆结为伉俪后，积极支持并参与丈夫的社会改革事业。1899年，林文庆作为新加坡第一所女子学校——中华女校的创办人之一，率先捐献了建校舍的土地，他的夫人黄端琼也亲自到女校任教。黄端琼为林文庆生了四个儿子——可胜、可明、可能、可聊(料)。1903年，林文庆受肃亲王邀请前往北京，可惜不久传出林遇刺消息，黄端琼闻讯后病情加重，不久辞世。在好友与合伙人殷雪村医生的介绍下，林文庆于1908年4月迎娶其妹殷碧霞(1884-1972)，两人育有月卿(女)和炳汉(子)。1921年7月，林文庆受陈嘉庚邀请执掌厦门大学。到任当晚，他便召开会议，宣布要将厦门大学“办成生的而非死的，真的而非伪的，实的而非虚的大学”，“自强不息、止于至善”是厦门大学的校训，旨在激励厦大师生积极进取、努力开拓、追求至善至美的目的。其中“止于至善”四字便是厦门大学第二任校长林文庆取自于《大学》而提出。林文庆担任厦门大学校长达16年，期间，他还兼任鼓浪屿医院院长，为支持厦大，将他为人诊病所得、全年薪金以及夫人的私房钱献给厦大。1937年厦大改为“国立”，林文庆返回新加坡。1941年，在日寇的刺刀下，违心接受“华侨协会”会长的职务。战后，他对此深感内疚，闭门谢客。1957年元月，林文庆在新加坡逝世，终年88岁。临终遗嘱将他五分之三的遗产和鼓浪屿的别墅故居捐献给厦门大学。 林文庆（网络图片） 厦门大学校园内的林文庆雕像（网络图片）
黄乃裳的第二个女儿黄淑琼，又名露芙，1884年生于闽清县坂东镇湖头村，和家中兄弟姊妹一样，她受到了父母无微不至的关爱，黄乃裳把大女儿黄端琼、二女儿黄淑琼都送到福州“毓英女子寄宿学校”学习。黄淑琼从小受中西文化的熏陶，接受良好的教育，她的性格里又有沉稳和上进的底蕴，19岁的她已经是一位落落大方、内外兼修，像沐着朝阳的玫瑰一样靓丽的美女。 黄淑琼（网络图片） 1903年秋，伍连德和黄淑琼相识于新加坡。
　　据《360百科》“伍连德”词条介绍：“1879年3月10日出生于马来亚槟榔屿(今马来西亚的一个州)。1896―1899年留学英国剑桥大学伊曼纽尔学院(Emmanuel College, Cambridge)。1899―1902年考入圣玛丽医院实习。1902―1903年在英国利物浦热带病学院、德国哈勒大学卫生学院及法国巴斯德研究所实习、研究。后返回原马来亚，在吉隆坡医学研究院从事热带病研究。” 伍连德（网络图片）
　　1903年9月底，伍连德乘坐的轮船抵达新加坡。登船相迎的是黄淑琼的姐夫林文庆。伍连德还在英国时，就和林文庆通过信，他此行到新加坡，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请教林文庆博士，自己将来该继续做医学研究，还是开一家私人诊所。伍连德到新加坡后，就在林文庆家暂住。无巧不成书，此时黄淑琼正好也住在姐夫家中。伍连德在后来写的自传里专门用一章讲述婚姻家庭生活，但却没有提到与黄淑琼初次相遇的场景，甚至说“并非一见钟情”。不过，那天林文庆的府上聚会，黄淑琼也出席了，她见多识广，谈吐文雅，爱好文艺，甚至能熟练使用英文和宾客们交谈，自然成了一颗烨烨生辉的明星引人注目。诚然，有如此家庭和教育背景的黄淑琼身边不乏众多追求者，伍连德在《鼠疫斗士：伍连德自传》里写道，黄淑琼“百里挑一的娴雅美丽，在富家未婚男子中已广为认知。不少人前来求婚，或拜托媒人，或亲自登门拜访……”其中有二位是伍连德的最大情敌，其一是新加坡著名律师宋旺相，三天两头就到林家来献殷勤，他是一家业务兴旺的律师事务所的资深合伙人，后来也名列“海峡华人三杰”（林文庆、伍连德、宋旺相）之一；另一位则是当地著名大土豪陈武烈，拥有多座大宅和雄厚的房地产，多次邀请黄淑琼到自己的豪宅参观，用伍连德的话说，陈君“足以永远保证黄小姐生活舒适和世上的一切需要”。而伍连德也自知之明，他在书中说，“自己除了取得更高的学历外别无长处，而且前途未卜”。不过，对于登门求亲的众多追求者，黄淑琼及家人都还没作出任何承诺，黄淑琼不仅教养良好，还心高气傲，情怀抱负，“也根本不想寻求豪门望族或大财主”。她是一个爱才之女子，对于这个肤色黝黑、神采奕奕的伍博士年纪轻轻就在槟榔屿珠烈街开设私人诊所，积极参加华侨社会服务，反对吸毒和赌博，主张男子剪发辫，提倡女子教育，鼓励少年男女开展体育运动及创办文学会，这些都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伍连德对这位“异常的美丽”而又“不慕虚荣”的黄淑琼小姐自然心生倾慕，不能忘怀，他迫不及待地向她表白了爱慕之心。也许，他俩确实不能说是“一见钟情”，尤其是对黄淑琼而言，但她最终还是选择了伍连德。他俩最初相识于1903年9月底，但到了年底就订了婚，感情发展的速度也是够快的。黄淑琼回福州后，经过一年多鸿雁传书，1905年7月，他俩在新加坡的一个美国教堂举行了婚礼。 伍连德与黄淑琼婚礼照（网络图片） 伍连德、黄淑琼夫妇在南洋度过两年新婚时光后，1907年，伍连德收到一份来自中国的邀聘——清政府直隶总督袁世凯请他回国，担任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帮办（相当于副校长）。由于伍连德在欧洲求学多年，自由、平等、正直、科学的观念已扎根脑中，他在家乡组织禁烟协会，宣传抵制鸦片，正在遭受当局打压，而妻子身体羸弱，不太适应东南亚炎热的气候，也希望回到国内，与亲朋好友团聚。几经考虑，伍连德接受了袁世凯的邀请，于1908年5月，携妻儿（他们长子伍长庚刚满两岁）买船北上，从此开始了在国内30年的“医官”生涯。 伍连德、黄淑琼伉俪（网络图片） 1910年12月18日，在天津担任陆军军医学堂帮办的伍连德突然收到外务部右丞施肇基电报，要求他马上到北京。见面后，施肇基告诉伍连德，哈尔滨可能爆发了鼠疫，外务部需要安排医生到东北主持防疫工作。这个外务部前身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由于1901年辛丑条约上要求清政府设立外务部，班列六部之首，于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为外务部，当时清政府尚无专设防疫机构，而且日、俄都在争夺东北，1910年12月初，当疫情愈发严重时，外务部右丞施肇基收到了俄、日两国的照会，提出让他们来主持东三省的检疫、防疫工作，由于这事涉及主权问题，所以由外务部处理。最初，外务部选择的是丹佛大学医学博士、京师大学堂卫生学教员官谢天宝，但是谢天宝担心死于鼠疫，提出要去哈尔滨的话，先支付抚恤金，否则拒绝任命。这样，施肇基改选第二人选伍连德。当伍连德听施肇基说完后，当场同意。于是，施肇基举荐伍连德担任钦差大臣，并带着伍连德向那桐汇报，办好护照和公文后，马上回到天津就出发。那桐全名为叶赫那拉·那桐（1856—1925），字琴轩，一字凤楼，叶赫那拉氏，内务府满洲镶黄旗人，举人出身，晚清“旗下三才子”之一，时任外务部尚书、总理衙门大臣、军机大臣，据说清华二校门上的三个字“清華園”，就是那桐题写的。
施肇基（网络图片） 叶赫那拉·那桐（网络图片） 伍连德回到天津后，向妻子黄淑琼诉说这事。当黄淑琼得知丈夫要去东北防控瘟疫，她无法掩饰自己的忧虑，但最终还是表示支持。就在这一年，黄淑琼刚刚生下他们的第二个儿子，而且已经怀上第三胎。
伍连德一回天津，就让学生自愿报名到哈尔滨参加防疫工作，结果40人中只有两人报名，其中林家瑞英文好，而伍连德中文不好，所以带了林家瑞。1910年12月21日傍晚，31岁的伍连德带着助手和仪器，以“东三省防疫全权总医官”的身份，踏上了这片弥漫着死亡气息的土地。这时候，疫情在整个东北迅速蔓延，清政府抽调所能调动的陆军军医学堂、北洋医学堂和协和医学院的医护人员以及直隶、山东等地方的一些医生，陆续驰援东北。
24日，伍连德抵达哈尔滨火车站。当时，在哈尔滨附近的傅家甸，已经有24000人出现发烧、咳嗽、出血症状。27日，为了确认病人死亡是否为鼠疫引起，冒着感染鼠疫和被世人指责的风险，伍连德在傅家甸进行了中国医生的第一例人体解剖，而解剖禁令要等到三年后，即1913年，内务部颁布解剖条例，正式的解剖才被允许。此时伍连德只能依靠这一例解剖实例来做出判断，30日，细菌培养基上出现鼠疫杆菌团，证实解剖死者血液中存在鼠疫杆菌，鼠疫确认。伍连德发长电报给施肇基，从鼠疫确认、鼠疫传播途径、防疫措施等三个方面给出了九条专业意见，最重要结论为：“鼠疫在人与人之间传播，鼠到人的传播可以排除。”
　　1911年1月2日，北洋医学堂首席教授迈斯尼到哈尔滨，他不认同伍连德肺鼠疫的提法，不甘心接受伍连德指挥，提出大力灭鼠。伍连德向施肇基提出辞职，由迈斯尼担任防疫总指挥。而施肇基顶住压力，支持伍连德担任东三省防疫总医官，并取消迈斯尼防疫工作的任务。1月5日，迈斯尼到俄国铁路医院检查病人时，未戴口罩，未采取其他保护措施，结果被感染鼠疫于1月11日去世。
　　伍连德力挽狂澜于既倒，开始制定对策防范鼠疫：让疫区人员佩戴口罩，阻断呼吸传播的路径，伍连德专门设计了一款简易加厚口罩，后来人们把这款口罩称为“伍氏口罩”；奉天、长春、黑龙江等迅速成立专门防疫机构应对鼠疫；隔绝交通，防止鼠疫沿着人的流动大规模扩张；将鼠疫流行中心傅家屯全面隔离……。 “伍氏口罩”（网络图片） 伍连德最初发给施肇基的九条意见和采取的应对措施，成为中国最早的大规模疫情防治的科学应对方案。不难看出，2003年全国爆发的SARS以及这三年中国爆发的新冠疫情所采取的应对措施，都是借鉴了当年伍连德所采取的措施。 除了以上措施，伍连德还冒天下之大不韪，提出将感染死亡病人尸体焚毁，经清政府同意后，1月31日，傅家甸开始焚烧4000多尸体，焚尸持续三天，消除了最大的潜伏疫源风险。直至1911年3月底，东三省鼠疫全部被消灭。鼠疫前后死亡六万人，参与防疫工作人员2943名，死亡297名，殉职率10%。
　　1911年4月，万国鼠疫研究会在奉天(今沈阳)召开，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主持国际学术会议，伍连德任会议主席，来自11个国家的30余名专家出席，总结这次的东北大鼠疫。通过各国专家的溯源，他们认同这次鼠疫的来源是旱獭，第一批患者正是没有太多捕猎经验的猎人以及与他们接触的人。
　　之后，朝廷请伍连德去北京汇报工作。途中经过天津，他与4个月未曾见面的妻子黄淑琼在候车室短暂会晤。此时，他们的幼儿刚刚夭折月余，她忍住丧子之痛对丈夫说：“我只告诉你一句话，此去北京，朝廷封你做官，你不要接受。”伍连德甚为惊诧，问为何。黄淑琼说：“大清江山状如干柴，遇火即燃。身为学者，不必卷入其中，不如待在东北，继续防疫，同时置身事外。东北日俄俱尊崇你，算上世外桃源，也可研究事业。”黄淑琼不愧是辛亥革命先驱黄乃裳的女儿，颇有远见卓识。到了京城，果然肃亲王邀他做民政部下属的卫生司司长一职，负责全国的防疫工作。但伍连德听从妻子的劝告婉拒说，从历史上看，东北鼠疫或卷土重来，他要戍守那里，彻底除掉鼠疫。肃亲王感佩，赞其“国士无双”。

伍连德（网络图片）
当伍连德常年在东北主持传染病防控时，黄淑琼就替他在北京打理“后院”， 宴请宾客、待人接物。由于黄淑琼通晓英文，她在外国公使团（特别是英国人和美国人）中颇受欢迎，时常受到夫人们的邀请，一位美国公使夫人，每次周末聚会时，特意请她过去帮忙招待客人。伍连德在国内期间主持（或参与）创建了数十家医院、医学院、科学团体，这些工作也少不了黄淑琼的支持。伍连德在自传中写道：我那才华横溢的妻子做了大量的社交工作，建立了许多必要的关系，她和外交使团客人们“能用流利的英语谈论中国艺术和文化”，也讨论时事。“露芙之美高雅动人，令有教养的中外人士为之倾倒”。“如果说我们这种出于相互爱慕的婚姻生活完美无缺，那并不正确。由于我经常不在家，露芙经常被留在孤寂的北京家中，但她以勇敢的精神面对各种困难……我养成了一个习惯，无论去哪里，都会给她写信，介绍我在工作和考察过程中遇到的会让她感兴趣的事物。当我们还年轻时，我们经常一起享受旅游之乐……”当时的报刊经常报道或介绍她，1927年（民国16年）3月20日北京晨报社发行的《晨报》上就刊登了她的照片，题为《遨游欧美的伍黄淑琼夫人》。
当年《晨报》刊登黄淑琼照片（网络图片）
伍连德把黄淑琼留在北京，可能主要还是黄淑琼的身体条件不允许，除了她在福州毓英女学上学时就得过肺结核，后来她的颈部淋巴结也明显肿大，多次手术后仍会复发。每天在自家花园里晒太阳，成为她的日常疗养之法。由于民国时允许另娶“平妻”，除黄淑琼之外，伍连德还有一位夫人，名叫李淑贞。他们于1925年在东北结合。李淑贞一直跟随伍连德在外奔波，为其育有五个子女。黄淑琼和李淑贞从未见过面。
　　黄淑琼不仅是个贤内助，还是一个作家，是最早用英文在国外发表著作的女性，也应该是中国文化最早的国际传播使者。她用英文撰写中国古代四大美女的传奇，把中国之“美”向英语世界传播。1924年，她在伦敦出版了《杨贵妃》，英国剑桥大学第一位华文教授吉尔斯博士称赞她写的《杨贵妃》为“引人入胜的作品”，并亲自为之作序。这本书在欧美各国出售，再版三次。1931年，她在上海英国凯利和沃尔什公司出版《西施：美人中的美人》。1934年出版了《王昭君：被放逐的美人》，在国内和欧美轰动一时，也再版多次。遗憾的是，她没来得及完成“四大美人”中最后一部描写貂婵的书，便患肺结核不能继续写作。1937年，一直体弱多病的黄淑琼去世，享年53岁。
　　妻子的离世，对伍连德是个致命的打击，他的辉煌事业戛然停止。在《自传》中伍连德对黄淑琼不吝赞美和思念之词，却没有提及他和续弦的感情生活。伍连德喜欢摄影，在其后人保存的影集中有一本私家照，几乎全是伍连德给黄淑琼拍的，而且亲自装帧，二百多幅照片中，站姿、坐姿、正面、侧身，各式各样，千姿百态，正是：“细看玉人娇面，春光不在花枝。”
伍连德、黄淑琼伉俪在北京居所（网络图片）
1935年，伍连德获提名为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候选人，提名理由是：在肺鼠疫方面的研究尤其是发现了旱獭(土拨鼠)于其传播中的作用。按照诺贝尔奖的规定，提名是保密的。当时的伍连德并不知道这一切。或许他生前都未必知道。 这份提名名单直到2007年才解密，他已经去世将近半个世纪。
　　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伍连德举家重返槟榔屿，行医到1959年。1960年1月21日，突发心脏病去世。在自传《鼠疫斗士》一书序言中，伍连德写道：“我曾将大半生奉献给古老的中国，从清朝末年到民国建立，直到国民党统治崩溃，往事在我脑海里记忆犹新。新中国政府的成立，使这个伟大的国家永远幸福繁荣……”。 伍连德（网络图片） 在《百度百科》“施松卿”词条介绍：“施松卿（1918年3月15日—1998年10月22日），福建长乐大宏人，生于马来亚吉兰丹州 。新华社对外部特稿组高级记者，作家汪曾祺的夫人。”施松卿的父亲施成灿早年随唱戏的祖父到马来亚闯荡，她祖父后在马来亚开了一家药店，让儿子一边在药店当学徒一边上夜校。几年下来，施成灿终于考上了“医士”，应聘到一个小镇诊所当上了医生。又过几年，施成灿回老家福建结婚，随后把妻子带到马来亚，不久生了大女儿施松卿。她父亲施成灿热心于当地的社会公益事业，后来成了著名侨领。
　　施松卿跟随着母亲福建、海外两边跑，时而在老家，时而在南洋。由于家境殷实，她虽是女孩子，却也受到完整而良好的教育。她在当地上了小学，接着又在新加坡南洋女中和福州毓英女子初级中学读了初中,所以，她也成了毓英女校的知名校友。毕业后，她在福州华南女子文理学院附中和香港圣保罗女子学院读完了高中。她的学习成绩优异，中学时还获得了香港国文比赛第一名。 施松卿（网络图片）
1939年，21岁施松卿到昆明考入西南联大物理系，她的同班同学里有后来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杨振宁。就在此际她突然病倒，诊断的结果为肺结核。于是，一年后转学去了生物系，然而，念生物不比念物理轻松多少，她的病情趋向严重，只能休学一年，去香港养病。谁知她刚到香港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了，她只能拖着病体，辗转回到学校，转学外文系，并一直坚持到毕业。
　　因为长年的肺病，施松卿显得纤瘦，像一根细软的藤萝弱不禁风，而她又天生丽质，眉如翠羽，粉脸霞生，秋波湛湛，一颦一笑间自有一种怯弱不胜情的姿态，胜似林黛玉，于是就得了个“林黛玉”的外号，先是外文系的同学叫，后来就名扬全校。当年她的老同学许渊冲在回忆文章中道：“我第一次见到施松卿是在1940年9月的阳宗海滨。那时联大同学组织了一个夏令营，举行了几次跳舞晚会，跳的是圆舞和方舞，就是男女同学围成两个圆圈或者两个方阵，男外女内，手挽着手或背靠着背地边唱边跳。施松卿长得清清秀秀，淡淡的眉毛，细细的眼睛，小巧玲珑，能歌善舞，行屈膝礼时显得妩媚动人，无怪乎有人说她是林黛玉了。” 学生时代施松卿（网论图片） 当年施松卿实际上就是西南联大的校花，在她身边不乏众多追求者，光外文系便有两个，一个叫赵全章，一个叫袁可嘉，两人都是外文系学霸。赵全章中英文俱佳，能用中文写一手漂亮的散文，在1941年给陈纳德的美国航空志愿队做英文翻译官时，仅他一人被破格提为上尉。而袁可嘉也颇具才华，他写过一首《沉钟》：“让我沉默于时空，如古寺锈绿的洪钟，负驮三千载沉重，听窗外风雨匆匆。”此诗闻名一时，后来，他成了研究西方现代派文学的专家。可是，施松卿都把他们一一拒绝，因为不来电。
1945年夏天，施松卿大学毕业，那时太平洋战争正打得如火如荼，日军占领了马来亚，四处捕杀爱国侨领。她的父亲施成灿也是侨领，之前与当地群众关系融洽，所以没有被人告发，庆幸避过了一劫，然而家道中落。施松卿迫于生计留在昆明，她去了中国建设中学任教。中国建设中学位于昆明郊区，是一所私立学校，由联大校友创办。在这里，施松卿认识了中文系的汪曾祺。
　　汪曾祺是沈从文先生的得意弟子，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最后一个士大夫”，他一生爱吃爱玩爱闲逛，是文学界的老顽童。他们是1939年同时入校的同学，一个是中文系的“坏学生”，一个是外文系的“林黛玉”，彼此是未见其面先闻其名。
　　 汪曾祺（左）与沈从文合影（网络图片） 汪曾祺在西南联大是出名的“不务正业”，喜欢的课便去听，不喜欢的课便躲在宿舍和图书馆逃课，不及格、留级、无学位，他通通不在乎，颇有“自在神仙”的劲头。原来汪曾祺和施松卿都是1939年入校的，本应该1943年毕业，但西南联大对学生素来要求严格，只要有一科成绩不及格，学生便不能毕业。他的专业成绩虽然优秀，体育和英文却不及格，于是只能留级一年。
1942年5月，日军占领了缅甸，中国远征军在缅北作战失利后，日军自缅甸追击进入云南省畹町，占领龙陵、腾冲等城市在内的部分地区，当国家面临危急存亡之际，西南联大在以校务委员会常委兼主席梅贻琦为代表的爱国老师们的号召下，1944届全体男生投笔从戎，集体上前线当翻译，为在缅北和滇西击溃日寇主力，扭转抗日战局贡献了自己的力量。而不去参军的人就不能拿到毕业证书，汪曾祺便是其中之一，他只拿到肄业证书。毕业后，他找不到工作，过着一段潦倒的日子。后来，一个同学来看望他，发现当年中文系最负盛名的才子居然如此落魄，便把他推荐到中国建设中学任教，他的处境才略有改观。
再说施松卿从小就爱好文学，她听别人说汪曾祺是沈从文先生的得意门生，以后又经常在报刊上读到汪曾祺的作品，每次看着，她会不由自主地想起父亲收藏的那幅仕女图，画中女子只是淡淡的水墨勾勒而出，全然不着一色，却那么秀色可餐。当施松卿对汪曾祺当面诉说她拜读他文章的读后感时，汪曾祺顿时产生了“高山流水遇知音”之感，二人相见恨晚，爱情的种子也在悄悄发芽着。他俩时常结伴而行，施松卿喜欢吃昆明的胡萝卜。昆明的胡萝卜浅黄如金，粗长细嫩，多水分，味微甜，联大学生爱买了当水果吃，因为便宜，女生尤其爱吃，据说这种胡萝卜含有少量的砷，吃了可以驻颜。施松卿看见路边农民摆摊卖胡萝卜，她总会买一大把，洗了洗，放在嘴里津津有味地嚼了起来，一面吃着一面不自觉地看他，他笑着说她吃了胡萝卜越发变得秀美可人，她听着心里甜滋滋的，脸上却红了起来。
汪曾祺在创作时也情不自禁地将心爱的人写入作品之中，在他的早期小说《牙疼》和《落魄》中都有施松卿的影子。在小说《牙疼》一文中，他写道：“我记得很清楚，我曾经三次有叩那个颇为熟悉的小门的可能。第一次，我痛了好几天，到了晚上，S（指施松卿）陪着我，几乎是央求了，让我明天一定去看。我也下了决心。可第二天，天一亮，她来找我，我已经披了衣服坐在床上给她写信了。信里第一句是：‘赞美呀，一夜之间消褪于无形的牙疼。’她知道我脾气，既不疼了，决不肯再去医的，还是打主意给我弄点什么喜欢吃的东西去。第二次，又疼了，肿得更高。”“还好，又陆陆续续疼了半年，疼得没有超过纪录，我们当真有机会离开云南了。S回福建省亲，我只身来到上海。上海既不是我的家乡，而且与我呆了前后七年的昆明不同。到上海来干什么呢？你问我，我问谁去！找得出的理由是来医牙齿了。S临别，满目含泪从船上扔下一本书来，书里夹一纸条，写的是：‘这一去，可该好好照顾自己了。找到事，借点薪水，第一是把牙治一治去。’”这短短的一段描写是多么情真意切。”
　　他们在中国建设中学待了两年之后，1946年7月一同离开了昆明，汪曾祺去了上海，在李健吾先生的介绍下到上海民办致远中学任国文教员，而施松卿则回故乡长乐潭头，后在福州英华中学任教。之后，她又去北京大学西语系给冯至先生当助教。
　　1948年初春，汪曾祺离开上海到北京，与在北京大学西语系任助教的施松卿会合，临时借住在北京大学。失业半年后，才在北京历史博物馆找到工作。1949年1月31日，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北平宣告和平解放。3月，汪曾祺报名参加“四野”南下工作团，在武汉被留下来参与接管文教单位，后被派到第二女子中学当副教导主任。1949年5月，汪曾祺与施松卿结婚，两人终于修成正果，没有彩礼，没有房子，没有亲朋，没有酒席。他们商定这人生的重大节日属于真诚相爱的两个人，不搞世俗的繁文缛节，只是在那一天游故宫，逛北海，吃了两碗面条庆祝结婚。 汪曾祺、施松卿伉俪（网络图片） 1950年，北京市文联成立。汪曾祺从武汉回到北京，任北京市文联主办的《北京文艺》编辑。1954年，汪曾祺创作出京剧剧本《范进中举》，后获北京市戏剧调演一等奖。秋，调离北京市文联，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任《民间文学》编辑。1958年夏，他因为一首题为《早春》的诗被补划为右派，下放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1960年，汪曾祺被摘掉右派帽子，结束劳动，暂留农科所协助工作。 汪曾祺、施松卿伉俪（网络图片） 1962年1月，汪曾祺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回到北京，调任北京京剧团专职编剧。1963年冬，他与杨毓珉、肖甲、薛恩厚一起，参与改编沪剧《芦荡火种》为现代京剧，如同林斤澜所说：“由此揭开了他与样板戏、与江青十多年的恩怨与纠集，构成他一生写作中最奇异、最复杂、最微妙的特殊时期。”1964年，汪曾祺等人根据沪剧《芦荡火种》执笔改编同名京剧，由北京京剧团演出，现代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谭元寿出演《芦荡火种》的主角，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观看并接见了全体演职人员，祝贺演出成功。后来，毛主席观看了京剧《芦荡火种》之后说：“芦荡里都是水，革命火种怎么能燎原呢?再说，那时抗日革命形势已经不是火种，而是火焰了嘛!”他又说，“故事发生在沙家浜。中国有许多戏用地名为戏名，这出戏就叫《沙家浜》吧。”这样，《芦荡火种》被改名为《沙家浜》。该创作组汪曾祺等人按照江青传达的毛主席的意见三易其稿，1965年5月，江青在上海审查通过，并定为“样板戏”。 现代京剧《沙家浜》剧照（网络图片）
诚然，京剧《沙家浜》是八个“样板戏”最精彩的一个，该剧最出彩的无疑是“智斗”一场戏，而阿庆嫂一段唱段更是精彩叫绝：“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相逢开口笑，过后不思量。人一走，茶就凉。”这最后的“相逢开口笑，过后不思量，人一走，茶就凉。”一段原始出处是来自明代张梦征的《青楼韵语》。据《百度百科》“青楼韵语”词条介绍：“《青楼韵语》原名《嫖经》，或称《明代嫖经》。朱元亮辑注校证，张梦征汇选摹绘，刊印于明代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这部书不仅成为古代嫖界的指南，而且从很多方面反映出明代士人和妓女的心态。此书的一大特色是辑录了大量古代妓女诗词，辑选晋、南齐、梁、隋、唐、宋、元、明约一百八十名古代名妓的诗词韵语共500 余首，读之多有不凡之作。”

《青楼韵语》封面（网络图片）
1979年4月,《读书》创刊号《读书无禁区》道：“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对全部人类文化，不是采取仇视、害怕和禁止的态度，而是采取分析的态度，批判地继承的态度。”我想，要是汪曾祺以前没读过《青楼韵语》的话，他哪能对《沙家浜》“智斗”唱段锦上添花呀？ 1979年4月,《读书》创刊号《读书无禁区》（网络图片） 1970年5月21日，汪曾祺因参与京剧《沙家浜》的修改加工有贡献，而被邀请登上天安门城楼。可是，到了1976年江青倒台之后，汪曾祺第三次变成审查改造对象，被送进学习班。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他先后写下了十几万字的检查材料。
　　1981年，汪曾祺以短篇小说《大淖记事》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从而奠定其作为优秀小说家的文坛地位。1985年，中国作家协会第四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理事。1996年12月，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推选为顾问。1997年5月16日上午10点30分汪曾祺因病不幸去世，享年77岁。一年后，身为新华社对外部特稿组高级记者的他妻子施松卿追随而去。
晚年的汪曾祺、施松卿夫妇（网络图片） 先外祖父郑玉书系菲律宾侨领，辛亥革命后，随福建北伐军驻上海、烟台，任军医长，《百度百科》“郑玉书”词条介绍他道：“民国10年秋起，历任永春县工务局局长，厦门道道尹，福建省长公署高等顾问，孙传芳的五省联军咨议、联军总部财政秘书兼江苏烟酒事务局局长、安徽财政厅厅长，以及段祺瑞的财政、外贸参议。”可能先外祖父也是信基督教，他把女儿——先母郑绮云也送到毓英女校念书。先母郑绮云1916年12月4日生，1926年-1930年在福州私立毓英女子初级中学毓英小学学习，1930年-1932年在福州私立毓英女子初级中学学习。 先外祖父郑玉书 1929年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入闽,12月下旬，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在福建上杭县古田镇召开,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福建革命形势发展迅速，全省64个县至1930年3月已有23县建立了党组织，1930年2月15日至20日中共福建省第二届党代会在厦门市秘密召开。1930年春,时任中共厦门市市委书记刘瑞生、团省委书记陈柏生以及30多位从闽西革命根据地前来厦门领导工人运动的苏维埃干部和红军指战员,先后被国民党逮捕,关押在厦门思明监狱，营救任务落到时任福建省军委秘书陶铸的身上，陶铸组织劫狱，10分钟救出40人，这一历史事件后来被拍成电影《小城春秋》。
　　在这如火如荼的革命年代，福州各教会学校地下党组织活动都很活跃，在先母初三时班上的国文教师就是一个中共地下党员，他是一个时维鹰扬、思想激进的年轻人，经常在班上传播共产主义思想，并在班上发展了六七个要求进步的女生，准备发展她们成为地下党员，其中之一为先母。谁知就在这时，他的地下党员身份被暴露了，遭国民党当局逮捕，这样，命运的大转变戛然而止。
　　先外祖父郑玉书知悉此事后心如火焚，赶紧把先母转学到上海去，以脱离危险之地。1932年-1934年先母郑绮云在上海中德高级助产学校学习。网上查，上海私立中德高级助产职业学校创办于民国14年(1925年)，赁校舍于长浜路，与中德医院毗连，为学生实习医院。民国19年(1930年)市教育局立案、教育部备案。民国23年(1934年)院校迁址中正中路(今延安中路)457号，校长谢筠寿，董事会由潘公展、吴开先、江一平等13人组成，会长俞松筠。

先母郑绮云学生时代 1934年先母郑绮云在上海东南医学院学习，据《360百科》“上海东南医学院”介绍：“原东南医科大学于1926年5月29日在上海创办，郭琦元先生为第一任校长。1930年1月更名东南医学院。1949年底响应中共中央华东局‘面向农村，走向内地’号召，内迁安徽怀远，成为安徽省第一所高等医科院校。1952年迁址合肥，改名为安徽医学院。1985年更名为安徽医科大学。”1939年先母郑绮云毕业于上海东南医学院，获医学士学位。1939年-1940年在上海光华医院任医师，1940年-1941年在上海华昌染织厂任医师，1941年-1945年在上海开业。
上海东南医学院第二十九年级全体毕业同学留影纪念，前排左3为先母郑绮云 上海东南医学院第十三届毕业全体师生合影，第二排右3为先母郑绮云 1945年，先母随先父林君泽回福州，先是与先父一起开业，1954年先母郑绮云在福州市仓山区第五联合诊所任主任。1958年，该诊所改名为福州市仓山区仓前保健院仓安门诊部，文革期间，仓前保健院改名为文革保健院。
　　记得，我在象山小学就学时，放学后时常步行从烟台山崇圣庵巷沿着数百级石阶走下去，来到仓前街先母工作的诊所，然后，等她下班同她一起回家。那年头，福州民国时期正规医学院出来的女医师可谓凤毛麟角。她医术精湛，待人热诚，深受仓前街一带病人们爱戴，每天她都要接诊很多病人，她一直工作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才退休。 1959年国庆，仓山区仓前卫生站全体同志合影，前右3为先母郑绮云 先母郑绮云晚年照 《百度百科》“毓英女子初中”词条说：“1927年‘收回教育权’后，成立校董会，由校董会指派三人，组成三人小组主理校政，两年后改为董事会下的校长制。抗战时期，‘毓英’四度迁徙（迁往闽清、顺昌），二度易名（改为卫理公会所属的‘三联中’）。1952年7月，福州市人民政府接办‘福州毓英女子初级中学’，并将‘福州私立寻珍女子初级中学’和‘福州私立邮电学校’的女生并入，成立‘福州第二女子中学’，由初级中学改为完全中学，学校性质由私立转变为公立。”
　　福州市麦顶小学前身是“福州私立独青小学”，创办于1926年，1952年将麦园小学（原私立毓英小学）并入，定名“福州市麦顶小学”。而毓英女中幼儿园依然保留，我的老同学Y、C以前就在毓英幼儿园就学，Y同学的祖父是福州最早受圣职的本土牧师之一，据她告诉我，该园就在校门口石阶下去左侧的那幢三层楼的楼下，想必该楼也是原毓英小学的教学楼。她说，她小时候常患哮喘病，时常请假未去幼儿园。至于C同学的父亲是教会塔亭医院创始人之一，其姨姨是毓英女中教师，他们都是出身于基督教背景的家庭，所以才进了毓英幼儿园。
　　 毓英保生堂、幼稚园谢赛琼老师（图片来源：谢赛琼家人提供）
先母是毓英女中老校友，对母校有很深的感情，我小时候先母几次带我们家人到毓英女中游玩拍照。从校门口进入就是几十级石阶，其两侧廊柱及廊顶覆盖着长势茂密的三角梅，既可以庇荫，又增添美景，正是：“万紫千红竟芳菲，花开四季有阿谁，国色天香世人爱，我独赞誉三角梅。”（作者姚珠江）
我家人在毓英女中合影，中间左1最小就是笔者，摄于1955年11月 与家人在毓英女中合影，后排中间先母手中抱着是笔者，摄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
毓英女中主要建筑有两座洋楼，一座是灰砖三层楼，面积较小，是原毓英小学和毓英幼儿园的教学楼，于1995年前被毁。另一座是红砖二层教学楼，坐南朝北，两端向南突出，三角形青瓦屋面出檐，两座楼中间有天桥连接相通，该楼一直使用到2000年后被学校拆毁，重建新教学楼。
毓英女中教学楼南立面（火焰山摄于1995年，图片来源：福州老建筑百科） 毓英女中教学楼北立面（火焰山摄于1995年，图片来源：福州老建筑百科） 《福州第十六中学官网》介绍该校道：“1956年,‘福州第二女子中学’更名为‘福州第十六中学’男女学生兼收，成为一所优质公办完全中学(全日制初中和高中)。1986年，福州第十六中学取消全日制高中办学，成立福州旅游职业中专学校，学制为初级中学和职业中专。1996年，福州第十六中学创办英才中学。2002 年，福州第十六中学改为初级中学。福州旅游职业中专学校因发展需要，迁址到闽侯荆溪独立办学。”2019-01-23《福州新闻广播》报道：“今日上午10时，福州十六中正式挂牌‘福州高级中学联办初中’”。

福州第十六中学校门口（网络图片） “福州高级中学联办初中”正式挂牌（网络图片） 福州第十六中学校园一景（网络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