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的田塍路

卢冬林

国画插图：卢冬林

老家姚家地处偏僻的毛毛岭下。1985年春我家搬离姚家时，汽车还只能开到河对岸的芒下村，不能进入姚家，那时我们交公粮时，先要把稻谷挑到芒下村的马路边上，再请来汽车运到县城。

我在姚家生活二十多年，走的都是田埂路。所谓田埂路（家乡叫“田塍路”），就是利用田埂稍做修整形成的道路。姚家早年出村有两条路，一条通往塅上村，另一条通往芒下村。从姚家屋场去塅上村有一条主路，从祠堂门口向北一百多米到官圳边的墓前转向东，过砖瓦窑到塅上，全长大概一里左右。这条路比一般的田埂稍宽（两、三尺之间），上铺大小不一的乱石块，路上遇到有田里放水的缺口或水沟时，上面就搁块小石板或搁几根木头，路面石块已被踩踏得很光滑，看得出是一条年代久远的老路。从墓前过官圳向北再过河去芒下村，是一条曲折的土路，就是加宽了的田埂。河上架的是两尺来宽的木板桥，那桥板是四、五根杉木拼成木排状，桥脚是两根一丈来长的杉木上用榫卯架一根横梁，像一个大圆规，把几个“大圆规”插在河道里，搭上四、五个桥板，桥就架成了。桥板和桥脚用铁丝拴住，系在岸边的树根上。这样下雨涨水，桥被冲垮，桥板桥脚不会被冲走，洪水退了，很快就可重新架设好。

姚家在六十年代初移民，老屋被拆，老祠堂也坍塌了。两年后回迁重建时，新屋都建到了地势较高的垴上，于是，姚家人去塅上或进县城，一般都走垴上的一条田埂路，这条路也有两三尺宽，但全是硬土，没有铺石块。这条路在屋场后面向南可进入大坑、小坑两个山沟。七十年代有浙江来的民工，到大坑、小坑里伐木做枕木，用独轮车（用板车轮胎改做的胶轮车）通过这条田埂路把木头运到塅上村的河对岸。

下图为姚家村旧貌。

从小在乡间的田埂路上行走，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

姚家那条铺了石块的老田埂路，不但蜿蜒曲折，还高低不平，行走在上面，我感受不到阡陌纵横、袅袅炊烟的诗情画意，只是体会到了生活的艰辛和农民的艰难，那样的田埂路除了比较坚固耐用，别无长处。每年“双抢”季节的中午时分，石板被太阳晒得滚烫，挑着稻谷或扛着农具赤脚站在上面，脚底会烫得起泡。早年还没有拖鞋，去田里劳动只能赤脚，偶有穿木板做的拖鞋（称为“踏板鞋”）的，八十年代有了塑料拖鞋后，才有人穿拖鞋去田间。小时候的我赤脚走在滚烫的石板路上，只有小跑着快速通过，才可避免烫伤。时间久了，脚底长了老茧，才不觉得那么烫了。我就有几次恶作剧，烈日当空时，有蚂蝗爬到我腿上吸血，我会抓着蚂蝗放到路上的石板上，那蚂蝗会烫得竖立起一端，再试探向外移动，但很快会耐不住高温，缩成一粒黄豆大小，一动不动，几分钟后就会一命呜呼。下雨天或冰霜天气，石头路面才会里显现出它的优势，不像泥土路那样变得湿滑泥泞。

到塅上和柴源去上学时，我一般是走垴上这条田塍路，这条路相对还平整些，我还可滚着铁环去学堂。晴天还好，遇上雨天，就不好玩了，路上又湿又滑，极易跌倒。特别是冬天的早上路上结了冰霜，泥土被冻松，走几步鞋子就会沾上厚厚的泥，而且越沾越厚，这时你只能停下来把鞋底的泥用树枝或其他东西刮下来才能行走。

垴上这条田埂路经过姚家的牛栏，牛栏边有一条两米多深、一米来宽的水沟，水沟上搁几根树木并列成桥。一次，塅上村的小姑娘易仙娥牵牛归来，只见她一只手中抓着一只蚱蜢玩，正专心对着蚱蜢说：“唔（音ng，方言指‘你’）有娘吗？唔有爷吗？”经过这水沟时，忽然听到“咚”的一声闷响，易仙娥回头一看，吓得尖叫起来，只见她的牛已跌入水沟，牛背着地，卡在水沟中，四条腿朝天乱蹬乱踢，身体却动弹不得。我当时正好在旁边，看到这情形，赶紧叫来她父亲易顺生，后来又叫来几个大人。好在那牛跌入的地方是水沟进水口一端，比中段稍宽，大家用木棍把牛撬动，帮牛翻了身，才把牛救起。

我读小学期间（从七岁至十二岁），为生产队放养一头小水牛。平时都是早晨、傍晚把牛牵到田间地头或河岸去吃草，田塍上或田埂路边的野草鲜嫩，也是放牛的好地方。但若田里有红花草或载了禾时，牛是不能放的，只能牵着牛吃草，时刻注意防止它偷吃农作物。

某年春天里的一天早晨，还有点寒冷，我像平时一样牵着牛走在田埂路上，在过一水沟时，走在两根杉木搭成的“桥”上，因露水重，杉木变得湿滑，我一不小心，脚下一歪，人就滚到了水沟里。刚好这里是一个水凼，是水牛常在这里滚泥巴形成的。我从水凼里爬起，身上沾满泥水，只能哭喊着跑回家。正在煮早饭的母亲听到我的哭喊声，忙跑出门来，把我牵到家里，帮我换下身上的脏衣服。这时母亲有个惊喜的发现，除了罩衣裤子湿了外，我里面穿的毛线衣居然没有被水浸湿。母亲笑着说：“这毛衣还有这个好处，它不沾水。”这时母亲又突然想起，“你的牛呢？”我赶紧跑出去找牛，发现它正悠闲地在田里吃着红花草，我赶紧追上去把牛牵到了田塍上，心中忐忑不安，这要让人看到，我放的牛偷吃生产队的红花草，又要挨别人骂了。那时，小孩在外面闯了祸，被家长知道了，除了挨骂，往往还免不了挨一顿打。

冬天，天气寒冷时，是没法去放牛的，一般是早晚各喂一次牛。每年生产队会把稻草集中堆成垛。家乡人称“秆垛”，早禾秆叫“早秆”，牛比较喜欢吃，晚禾秆叫“迟秆”，牛不太喜欢吃，只能垫牛栏给牛保温。早秆迟秆分别堆放，然后按垛分到每头牛名下，作为冬天的牛饲料和保温材料。给牛喂秆时，还要把牛牵出牛栏到水沟或池塘去，让牛喝饱水，若气温特别低，只能在家烧一锅温水，挑到牛栏里去，倒在脚盆里给牛喝。

大概是我十岁那年的冬天，下了一场大雪，地上积雪有四、五寸厚。我从家里挑了半担温水、带了一个脚盆去喂牛，到了牛栏，先给牛喂好了水。把水桶脚盆送回家，又拿了一根茅担去三百米之外的老砖瓦窑边挑稻草，那秆垛离牛栏也有二百来米远。（那时的稻草，在打禾时，是四把禾打完后缚成一小梱，叫“一个秆”，放到田塍上晒干后，再把七个秆捆成一大把，叫“一把秆”，然后堆成秆垛。冬天喂牛，一般是早晨喂一把秆，傍晚喂一把。把秆散开放到牛栏内，任牛慢慢吃、慢慢嚼。）由于人小体弱，又穿着棉衣，加上积雪，天又冷，路又不好走，又没有经验，我这次挑秆吃尽了苦头。我在用茅担一端插好一把秆后，想竖起茅担举起这把秆，用茅担另一端去插另一把秆，可试了几次就是举不起来，后来勉强举起，插向另一把秆时又插歪了，刚担起来，秆又从茅担上滑了下了。折腾了几次，还是没有挑起来，累得精疲力尽，脚下的胶皮套鞋内也灌满了雪，手和脚都不听使唤，看着白茫茫的雪地，心中感到无助，又气又急，鼻了一酸，忍不住哇哇大哭起来。独自哭了一阵，也没有引起人的注意，更没有人来帮扶一下。后来静下心来，想了一下，从两把秆里各抽出一个秆，才把秆用茅担插好挑上肩。可是刚挑起走了几步，其中的一把秆就松散开了，秆又从茅担上一个个跌落下来。气急之下，我干脆把茅担丢下，一手拖两个秆沿着高低不平的田埂路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向牛栏，往返几次才把十几个秆拖到牛栏。回头看了看我走过的这段田埂路，只见白茫茫的雪地间留下一条扭曲的灰色的痕迹。

1971年暑假，我生了一场病，肚子疼，厉害时，疼得在床上打滚。到巷口村的卫生所请郎中看了也没有效果。母亲看我疼得厉害，束手无策，托人带口信叫回我父亲。父亲向生产队反映情况，队长易成生就立即安排塅上的熊大砚（人称砚军长）、胡湖生（人称湖公子，两人是当时生产队最有名的壮劳力），在这天傍晚用担架绑上摇椅，让我坐在摇椅上，把我抬到了县城去治疗。那时，从姚家到陈家都是田埂路，从陈家到雷神塅，也只有一条麻石路。过了雷神塅，才能走向宜潭公路进县城（当时，姚家人卖毛猪，也是用担架绑上猪，两人抬着走这条路进县城）。这是我唯一一次坐担架，感到被人抬着在高低不平的田埂路上行走，那摇椅一起一落颠波起伏，如果不是在病中，倒是一种难得的享受。到我父亲住处时（原电影院位置，现在的红商城）已是晚上了。父亲在单位食堂买了几份菜，给两位大叔各打了一“盆碗”饭（五两米），两人又累又饿，吃得很香。那几年粮食比较紧张，能让客人吃顿饱饭是最好的招待。砚军长和湖公子两位大叔吃完饭后就摸黑赶回了家。我已不记得生产队是如何给他们计算报酬的，可能是给每人记一天或半天的工分吧。我能得到生产队长和社员们的关心帮助，也算是享受了一次人民公社的集体的福利。我这次在县城治病，在县医院看门诊，吃了几天的药，在父亲的单人宿舍住了十几天，这也是我上初中之前与父亲相处时间最长的一次。父亲白天上班，怕我寂寞，还买了两本连环画给我看，其中有一本是手绘本《地道战》。那把摇椅还是父亲送我回家时，他亲自掮回姚家的，那时我们借住在姚顺林家里。回家后的一个月内，母亲每天早上会用白糖蒸一个鸡蛋给我吃，为我补充营养。那几年，三年级以上的小学生在双抢时是要去参加生产队割禾、栽禾的，劳动很辛苦，我因为生病，躲过了这一年的双抢，有点因祸得福的感觉。

高中毕业后，我回家务农，就天天行走在田野里。田塍就是我的路，我的路就是田塍，当时也别无他路可走。七十年代末，家乡开始实行责任制，把田分到各家各户耕种，我家也分了十几亩的责任田。开始时，我还没有学会耕田耙地，我家的责任田都是父亲请假回家耕耙的。到后来，我也开始学习犁田。

一次，我独自一人在小坑耕责任田，就闹了一个笑话。因是初学乍练，经验不足，把犁头插得太深，那牛拉不动，我“ 嘿、嘿、嘿”地叫了几句，那牛还是挪不开步，我气得用“牛梢”使劲抽打在牛屁股上，牛一受惊，向前用力一拱，只听“ 嘠”的一声，牛向前跑了几步，那犁还在原地，只见“犁弯”已被拉断成两截。我只得气恼地掮着断了的犁回家。这事被村里的老人当作笑谈，常说我是“爷不作田崽不惯”。其实，我父亲从小也种过田，他作田的能力并不比农民差。

母亲是姚家土生土长的人，一辈子在家乡的田塍上奔忙。母亲在家乡的土地上辛勤劳作，与父亲相濡以沫，共同养育了我们五个子女。那时，我们乡下没有托儿所幼儿园，母亲除了日复一日地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收工后还要养猪喂鸡，洗衣做饭，常常把孩子驮在身上干活。我母亲是怎样把我们四兄弟拉扯大的，我已没有太多的记忆。我只记得小妹很小的时候，母亲常驮着小妹出工。小妹稍大时由外婆帮着照看，外婆生病去世后，通过与生产队协商，由孤寡老人“绍外婆”（生产队里的“五保户”，我们村里不管男女老幼都叫她“绍外婆”）照看了一年左右，作为交换条件，我家负责给“绍外婆”挑水、砍柴。老人年近八十，行动不便，小妹不喜欢呆在老人住的屋子里（这栋房子早年是生产队的牛栏屋改建的）。这时已分田到户，不是集体种田，作息比较自由，天气好、条件许可时母亲会把小妹带去田间地头，一边劳作，一边看着妹妹在田埂上玩。

据我小妹回忆，在她四、五岁时，一次母亲到责任田里收割晚稻，她也跟着去田里玩，到收工回家时，她就坐在箩筐上，由母亲挑着回家的。行走在田埂路上，遇到茅草、荆棘，小妹的脸还被划伤了几处。

田埂的作用主要用来为水田蓄水，也方便人、畜在田间行走，有的慢慢形成了田埂路，更多的田埂还可以用来栽种农作物。栽“田塍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那时我们生产队会在早稻插秧后，在大部分的田埂上集体种上毛豆，或分户种毛豆。这在当时备战备荒、物资匮乏的岁月里，为缓解粮食紧张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种“田塍豆”也很有意思。插完早禾时，田埂上刚铺了一层几寸厚的田泥，还很松软。母亲常在这个时候带我去栽豆。她先用“镰铲”头在田埂上每隔一尺左右砸出一个小窝，再向窝里撒上一把灶灰，然后每个窝里摆上两、三根已长成三寸左右的豆苗，再教我站到田里，用手把田泥捧出盖在豆苗根部，如此用稀泥巴把豆苗一蔸蔸的盖好，栽豆就算完成。那躺在田埂上的豆苗过一个晚上，就会翘起两片子叶，向上生长。等豆苗长成一尺来高时，再次在豆苗根部敷上一层田泥，就可放任不管，等着收豆就是了。玩泥巴大概是我们乡下孩子的最爱，因此，栽田塍豆也是我儿时的一种乐趣。

每年冬天或春耕前，生产队社员都要去给田埂除草，用这种镰铲锄田塍。顺便也把田塍路和水沟修整一番。

离开老家近四十年了，其间经历了太多人世间的坎坷和辛酸，外婆、大舅、小舅都已离我们远去，认识的老一辈的乡亲健在的都已是髦耋之年。近几年回姚家去看望二舅时，村里很少有人能认识我了。村里的道路、住房也发生了改变，田野里也很少看到耕牛，汽车早就可以开到家门口了。我每次回到姚家，总喜欢在屋场四周转一转，在田塍路上走一走。这时，我会想起很多往事，生出许多感慨。和发小们在田埂下打猪草，在田埂上打洞烧窑，在田缺凼里戽鱼，捉蛤蟆牯……，这些儿时的故事，也会一件件地浮现在眼前。

人总是要老去的，趁着有空闲，还可自由走动时，还想去老家的田塍路上走一走，看一看。

录一首唐诗，作为本文的结尾。

牛得自由骑，春风细雨飞。

青山青草里，一笛一蓑衣。

日出唱歌去，月明抚掌归。

何人得似尔，无是亦无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