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旬老妪念母恩，曹佳凡

南南

八旬老妪念母恩

曹佳凡

旧时说，女人生产，一脚在阴间，一脚在阳间，生死攸关。儿女的生日，是母亲的难日。每个母亲都是用自己的生命去创造儿女的生命。

我的命是妈妈周慧音拼命争来的。今天是我的生日，我太想念妈妈了。

妈妈算得上是大家闺秀。外公在嘉兴开布厂，两任妻子养育了八个女儿一个儿子。也许是重男轻女吧，外公对女孩不太过问，但对妈妈却挺喜爱。妈妈性格活泼好动，高中毕业考上了“两江体育学院”，外公居然没有反对。1934年，爸妈喜结良缘，曾经育了两个男孩，因医疗条件差而夭折。婚后的好日子只过了两三年，日本入侵中国，爸妈随中国银行上海分行辗转迁往内地。先到浙江金华，生大姐时，遭遇日本投弹轰炸，一家三口，躲在一个大水缸边逃过一劫。所以给大姐取名“不凡”。在逃难途中，妈妈生下了二姐亦凡。之后经过云南到四川成都，已经是抗日战争最激烈胶着的时期。1943年5月29日，妈妈在成都的家中生下了我，产后大出血，在场的医生无法止血，妈妈休克了，医生吓跑了。危急时刻，邻居烧了一锅醋把妈妈熏醒，才把她救了过来。在那以后，妈妈生了小妹和小弟，她的生命延续到2002年8月30日，至今已整整二十年。

妈妈的音容笑貌一直萦绕在我心中，沒齿难忘。

我忘不了妈妈始终挑着家庭的重担。

抗战后期，爸爸来到四川内江市中行担任办公室主任。1951年三反、五反运动，爸爸因冤假错案失去了工作（到1982年才得到彻底平反，当时他已75岁高龄。）妈妈原在保险公司的工作也被精简辞退。一家人失去了生活来源。1953年全家迁回上海投亲靠友。（大姐留在四川读书）爸爸短暂地当过中学数学代课老师，在整风运动中又被打成右派，发配到浦东农村劳动教养。

从那时起，家庭的重担全由妈妈挑起。她不得已到上海向明中学应聘体育老师。虽然已是半老徐娘，五个孩子的母亲，依然在操场上奔跑，跳木马，翻跟斗，还带着学生到人民广场排练，参加全市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大会。妈妈在向明中学一直工作到退休。

我忘不了爸妈是一对“一起慢慢变老”的恩爱夫妻。从1951年到1982年的三十一年里，爸爸基本上没有收入。家庭生活来源，就靠妈妈的工资和大姐的接济。她自己节衣缩食，从不埋怨爸爸，还把爸爸照顾得很好。两口子相濡以沫，常常手牵手去复兴公园散步。爸爸老了不慎摔跤骨折不能起床，妈妈弄来一张帆布床，把下端剪个洞，方便爸爸解手。他们相互牵挂，不可分离。到后来，爸爸有个习惯动作和口头禅，只要妈妈出了家门，爸爸眼睛会一直盯着房门，嘴里不停的问：“妈妈呢？妈妈呢？”以致我有时会给他开玩笑，“你妈妈没在家，乖点！”他俩共同生活了六十三年，都活到九十一岁。

我忘不了妈妈对我们的付出。

1958年9月，为响应国家号召，同时也迫于爸爸是右派的压力，我报名到芜湖师范读书。那时我才十五岁呀！一个从未离开过妈妈的黄毛丫头，要去完全陌生的远方，让她多么揪心！送我出发的那天，妈妈带着二姐，小妹，小弟及亲友同学共十六人到火车站送我，小弟那时才九岁，在站台上又哭又跳的喊：“三姐下来，三姐下来...”火车一开，整个车厢哭声一片。到校没几天，妈妈给我的信就到了。她说，火车开动时，她的心像刀割一样的疼痛，同宿舍的同学看了信，又是哭声一片！

我在师范上学，妈妈每月的工资也就三十几元。上海家里五人，大姐在四川，经济的拮据可想而知。但妈妈每月寄给我六元零用（师范生不交伙食费），这在当时的班级里，也算得上是“中产阶级”了。这钱我也没有乱花，大部分用来买书订杂志。大姐工作以后，按月寄来生活费，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妈妈的压力。

家里经济虽不宽裕，但妈妈从不让我们受委屈。她倒是没有“重男轻女”。记忆中对小弟管得严些。最有趣的是，有次过节，小弟居然要妈妈给他戴蝴蝶结，因为姐姐们都有他没有。由于管得严，也养成了小弟做事认真，敢于担当的品格。妈妈只要有时间，会给我们做可口的饭菜加餐。我们的衣服都是她自己裁剪缝制。没有缝纫机，就在家裁好到同事马孃孃家去做。我每次放假回家，妈妈都想方设法买点布，给我做衣裙，我穿到学校同学们都说好看。有一条她做的百褶裙，好几个女同学都拿去穿过。

我忘不了妈妈对大姐女儿小伟的精心抚养。

小伟是妈妈的心头肉。大姐在西安的工作，姐夫又在延安，无奈把小伟留在上海交给爸妈照顾。那时妈妈还没退在上班，白天把小伟交给楼下邻居照看，晚上妈妈带她睡觉。冬天怕她起夜受凉，特地做了个棉布套子包在痰盂外面，晚上小便就把痰盂放在床上让她坐着解手。在学习上妈妈对小伟循循教导，而小伟十分乖巧听话，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在我们住的楼里，是人见人爱的小明星，如今已是西安中医院的泌尿科主任。

我忘不了妈妈对我婚姻的默许。

当年认识杨文虎正是文革期间，他刚从部队退伍，在遣送站等待分配，拿临时补贴，每月25元。因为两边老人都有些“政治问题”，老公公年轻时曾参加过民革，文革时就被统称为“国民党”，戴黑袖套。我爸爸是右派，双方都是“黑五类”，而文虎那时没有正式工作，更没有房子，所以两边家庭都有反对的声音。只有两位妈妈表示默许。1969年我们在原教育局后院的平房成了家。1971年初，大女儿杨军要出生了，妈妈坚持要我到上海去生，并且提前一年办了退休，以便帮我照看小孩。谁知她退休不久，学校教师普调一级工资。那时调工资是多少人的期盼！虽然一级工资不过几元钱，退休打折就更少了，但从那时算起，每月少几元钱，到妈妈离世，三十一年累积起来，也是个不小的数字。

现在想想，不是妈妈默默的支持，我和文虎也许走不到一起，那就不会有今天两个优秀的女儿和两个可爱的孙子，我的人生不知会是什么样子。

我忘不了妈妈对我工作的支持。

1985年8月，我由市机械局办公室主任调到芜湖重型机床厂，任期四年。这是一生中最有意义，最具挑战的工作。妈妈看我早出晚归，忙得不可开交，几次来芜湖帮忙照应两个女儿。1989年，在上海展览馆举办首届中国国际机床工具博览会，重机厂生产的TH6380加工中心参展。时任上海市长的朱镕基总理和机械部机床工具司长梁训瑄亲临现场，给予很高评价。赵新民厂长带了几十位工程师和技师去现场组装调试，十分辛苦。住宿安排在延安饭店，离我家不远。时年七十七岁的妈妈买了糯米，鲜肉，包了几十个肉粽子送到延安饭店给同事们品尝。妈妈用这种最朴实的行动表达对我的同事的敬意，也是对我工作的助力。这真是“礼轻情重”。

我忘不了妈妈的豁达开朗和幽默风趣。妈妈对待生活中的苦累，淡然处之。对儿孙的付出，从未想过要回报。反倒是我们给她买些衣物食品时，她竟然有点惶惶然，生怕加重了我们的负担。她喜欢交朋友。学校里不论年长年轻的同事她都相处得很好。邻里有事要帮忙，她跑的快得很。妈妈善于苦中寻乐。计划经济时期，生活用品凭票供应，家里的床单破了个大洞，又没有布票购买，妈妈把头从洞里钻出来，床单象裙子一样披在身上，她边哼着小调边手舞足蹈，弄得一家人哈哈大笑。

有次妈妈住在我家，她要我给她找个工作，我说：“現在有的人四十多岁就退休了，你八十六岁还想上班，那不是三十多岁的人也要退了吗？你想做什么工作啊？”妈妈说：“看看传达室总行吧？”我说：“你想等汇款单吧？”她立马接话：“汇款人曹佳凡”。一次出差上海，回家己是晚上八点多了，妈妈睡在床上。我拍拍她的脸，用上海话问她“肚皮饿吗？”回荅：“肚皮不饿，耳光吃了。”把我笑死了。

妈妈的最后时光是小弟夫妇精心照看的。尽管请了住家保姆，但有儿子媳妇的陪伴，她感到安逸，安全。医院给妈妈的临终诊断是“无疾而终”。及至我退休，已经是“子欲孝而亲不待”了。

妈妈的故事很多很平常。在我的记忆中，妈妈没给我们讲多少大道理，也从来不训斥我们，更不要说打骂了。她的一生沒做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但完成了最重要的两件事：做了自己该做的工作，为社会尽了责任；尽心养育子孙后代，为人类的繁衍和生生不息做了貢献。

亲爱的妈妈，答应我，如果有来世，我还做您的女儿。

佳凡八十生日感言

2022年5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