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年旧事（五）

山人

　　生命如歌：不一定悠扬动听，但肯定有难忘的旋律；

岁月似水：不一定波澜壮阔，但也不乏水花绽起；

陈年旧事：虽然平淡无奇，但却塞满我的记忆！

——题记

老中医

　　有些事想记住，却总是忘记；有的人虽没多少交集，却时常忆起！

一九七0年,我巳经读初中,不知怎么突然得了失眠症。那时候国民经济不发达,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很贫乏，家庭里根本没有电视机，也没有手机、游戏机之类，每天到了晚上八、九点钟就睡觉了。而我上床后却怎么都无法入睡,翻来复去,—直要拆腾到午夜一、二点钟方能迷迷糊糊的入睡,个中滋味真是难受。也曾去当时的保健站看过医生，吃过药，都没有明显的好转。后来,在邻居们那里得知，就离我们学校不远的“天桥村”有一个城里下放下来的“老中医”，医术十分精湛,那真是药到病除。于是,我抱着试一下的心理决定去找这个“老中医”摸一下脉。

就在得知此消息的第二天，我就向学校请了假,在早上七点钟就来到“天桥村”这个农村合作医疗室。到了一看,来就诊的人早就挤满了这间小屋，而且该中医一天只能看五十个病人,这五十人的号早就挂完了。看来我只能明天起早赶来挂号排队候诊了。第二天我在清晨三点钟就赶去挂号，还好挂号挂在第十几名，于是，我就和其他看病的人一起坐在医疗室等。这个医疗室很简陋，就是一间土坯墙的小屋、靠屋的里面有一排木格抽屉，一看就知道是抓中药的，屋中央是放的 凳子供候诊人坐的，在进门的一边放了一张陈旧的书桌，旁边有一把近乎破烂的滕椅，这肯定就是“老中医”坐诊的地方了。到了早上七点多钟，“老中医”来了,他个子不高,年龄在六十岁左右，在他没有什么表情的面部隐含着忧郁。听旁边候诊的人说：这个“老中医"以前在重庆城里是一个大医院的中医主任医师，后来被打成右派就下放到这里来改造，他姓杜，当地人都称他为“杜老头”。

“老中医”上班后就按挂号的先后顺序接诊，大约等了一个多小时，该我了，于是我坐到“老中医”桌前伸出手让他把脉，这时我迫不急待地向他表述我的病情，但我看他似听非听的，略显苍老的脸上仍然是隐含忧郁，他在我双手上把了脉后，又看了我的舌笞，整个处诊过程中没有说一句话，似乎也没听我说的话，很快就给我开出了药方，我就在这个诊室内用四元钱抓了两付药赶回了家，当天把药熬出来我分早、中、晚吃了三道，当晚睡上床很快就进入了梦乡，就这样，抓的二付药只吃了一付就把我当时的“失眠症”治好了。

大略在十年后，我从下乡的农村回到南桐当了工人，由于是三班倒的工作，又导致我产生睡眠障碍，于是又去到“天桥村”找这“老中医”问诊开药，却听当地村民说：“他已经去世几年了”，我愕然，然后想到，他应该是积劳成疾或长期忧郁而死，心中不由感到一阵悲怆！

受伤

　　我们的初中只读了两年，在1972年2月2日，我的生活轨迹也发生了转折，作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去接受“再教育”，插队到农村，开始了近8年的知青生活。

1972年的春节在公历的2月15日，我们在春节前的2月2日插队到农村，记得当天是家长单位的货车将我们送到了我们插队的“两河公社”（即现在的石林镇），然后由公社安排各个生产队的队长来接人，我们一共5人被安排在两河公社农林大队鱼池生产队。我们一行5个知青和送行的家长在魚池生产队队长的带领下，从两河公社所在地向着魚池生产队知青安置点出发，经过近四个小时的山路跋涉，终于来到海拔900多米的红冠箐安置点。当时的魚池生产队是由以前的四个队组成的一个大生产队，整个生产队就在海拔三百多米至九百多米的一片山坡上，红冠箐就是地处最高的一个小队，其余三个小队都在下面。我们知青安置点就是一间两室的独幢土坯房，三个女知青住一室，我们两个男知青住一室，房间里除了每人一张单人床外，真可谓是家徒四壁，其余被子、帐子及盥洗日用品和生活必需品都是我们自己带去的，另外就还有一个供我们煮饭用的柴灶，上厕所都必须到附近的村民家。在我们知青房附近有一家王姓村民，据说曾经在重庆出版社工作，反右时全家下放到这里。当时红冠箐的条件很差，由于离“公社”很远，去一次往返就要一天时间，这里的土地除森林外，基本上全是坡度很陡的山地，没什么稻田，主粮就是苞谷和红苕，因海拔较高冬天很冷，我们下去的时候是腊月，正是天寒地冰的季节，当天送我们去的父母认为将我们几个十几岁的孩子安置在这里不妥，他（她）们和生产队队长据理力争，要求从新将我们安置到山下的小队，最后，队长同意将我们安置到下面的小队，但由于要落实我们的住房和一些生活问题，无法立即下去，就只能暂时在红冠箐住下。

第二天送行的家长们都离去了，我们开始了新的生活，当时下乡知青插队第一年每人每月有8元钱的补贴，我们5个知青是在一起开伙，当时队里派人给我们准备了柴火，我们就要开始自己做饭吃，我们以前在家里也做过饭，但家里是烧煤，用柴灶煮饭，谁也没有实践过，加上队里给我们送来的柴都是刚砍下来的松树枝杈，是湿的，很不易着火，大家七手八脚，还不断地用吹火筒向着灶膛吹，折腾了近两个小时，好不容易才做出一锅糊了的闷锅饭，草草的吃了下乡来我们自己做的第一餐饭。

由于我们刚来，生产队也没给我们安排出工，下午，天空下起了濛濛细雨，很快山上就云遮雾罩，凝视着茫茫雨雾，我心里第一次有一种忧郁的感伤，而且莫名的升腾起了思家的情愫！晚上，我们两个男知青住在空落落的房间，昏暗的灯光映照着四壁绿黄色的土墙，门外是一望无际的黑夜，除了细雨落在屋顶青瓦上的沙沙声，四周寂静得可怕，我们只能早早倦缩进潮湿而冰冷的被窝（由于山高，一遇下雨空气就很潮湿），在茫然和迷惘中慢慢进入了梦乡。

　　春节将近，这里属农闲季节，第三天队里仍然没有给我们派工，我们两个男知青就商量着回家去耍几天，吃了早饭，我们就迫不及待的踏上了回家的归途。

在家里呆了三天，同队的女知青就带信给我们，让我们回生产队去搬家，因为她们都已经从红冠箐搬到了下面的明家湾小队，就等我们两个男知青回去将自己的用品搬下来。回去后才知道，原来我们走后，生产队分管知青的娄副队长去到红冠箐知青安置点了解情况，谁知女知青们见到他后就向他哭诉面临的困难，其主要诉求就是要求搬到下面条件稍好点的小队去，娄队长经不住女知青们声泪俱下的攻势，同意我们五个知青全部搬到明家湾小队他们家暂住，待确定新的知青安置点房建好后再搬离，于是，三个女知青就搬到娄副队长自己家腾出的一间房，我们两个男知青就搬到相邻的娄副队长的父母家腾出的一间房，煮饭在就在女知青那边。我们回来后很快就将在红冠箐的用品搬下来，并在娄副队长他们大家庭里安顿了下来。

　　在明家湾的第二天，又下起了濛濛细雨，队里仍然没给我们派工，而是由娄副队长的三弟娄必远带着我们两个男知青到后面坡上去砍柴，由于我们刚来，生产队也给了我们优待，我们可以去将生产队集体砍筏下来的松树树稍和枝桠部份整理拖回去作柴火。在娄必远的带领下，我们三个人戴着斗笠，披着蓑衣来到松林里，由于下雨，树林中到处都湿漉漉的，树枝上滴滴答答向下掉着水珠，看着地上横七竖八的树梢，我还真感到束手无策，不由地暇想，若是在家里，现在应该是正围着火炉，享受着温暖！而看着眼前的场景，情绪低落到了极点，这时娄必远对我们说道：“用刀将树梢和枝桠砍下来，然后捆好，再拖回去”，于是我们开始砍柴，由于我情绪不高，在雨雾中犹感压抑，有些心不在焉，拿刀砍柴的姿势不对，还没砍下一根枝桠，一刀就砍在了自己的左手腕上，当时我就叫起来了，他们两人跑了过来，我抬起被砍的手腕，看到手腕被砍了一条一寸多长的伤口，当时还没流血，看着伤口里面露出两根白森森的筋，顿时我就慌了，摸出口袋里的手巾将伤口包住，这时娄必远说道：“你顺着山腰的小路走出去，然后往下走，就能走到大队医疗站”，我用右手捏着左手腕的伤口就开始跑，也顾不了坡陡路滑，跑了一会，看见前面有一条拖柴形成的凹槽，这凹槽一直通到山下，于是奋不顾身的跳下去，朝着山下飞奔，说来也奇怪，平时在雨天走这种山路，即使小心翼翼也容易摔跤，但当时在这种又陡又滑的凹槽里奔跑几百米都没有摔倒，真是奇迹，也许人在特殊环境下能发挥最大的潜能吧！

来到大队医疗站，取下头上戴的斗笠、脱下蓑衣，医疗站唯一的李医生迎上来，看到我右手托着左手，手腕上扎着的手巾浸着鲜血，就过来解开我伤口上的手巾，拉我到椅子上坐下，然后用绵球醮着洒精给伤口消毒，看着伤口他说道：“你算运气好，伤口虽然看到了筋，但并没有伤到；更幸运的是没伤到主血管，不然，你可能要被人抬着回去！”接着他将伤口消毒后就上了点药，包扎好后并嘱咐我：“这是新伤口，你可以一周后再去换药”，从大队医疗出来后，我直接就踏上了回家的路。

回家没几天就是春节，初一刚过，我就揭开包扎伤口的纱布，当目及到感染了的伤口，当时我就差点晕过去，只见伤口周边变色的肌肉组织分别朝外面翻卷，整个伤口已经变型显得很大。我及时赶到地段保健站，值班医生看了我的伤口情况，说道：“伤口都感染发炎成这个样了，怎么现在才来？”我回答道：“在大队医疗站包扎时，医生让我过一周才换药”，保健站的医生怒道“乱弹琴！你这个伤口当时就应该缝针，现在伤口感染，已无法缝针，你只有去矿医院打针消炎，而且还必须打破伤风针”，于是保健站医生简单给我伤口消了下毒就包上，让我去矿医院，最后在矿医院打了破伤风针，并连续打了一周的青霉素，伤口才慢慢的消了炎，直到一个多月后伤口才愈合。

在家里过了两个月，我才回到生产队，真正开启了艰苦的知青岁月！

有惊无险

　　我们下乡就在本区的农村，离家不算远，因此，我们也经常在家里耍。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这批下乡同学，也进入了充满躁动和活力的年龄段，在这二十岁的年龄段，我们充满生命的活力，并具有一些冒险行为，而且喜欢干一些不计后果的危险事。

有一次，我们4个朋友从红岩煤矿的新风井骑自行车回万盛，当时我们就提出比谁先骑到万盛，当时这条公路也没铺沥青还是毛石子路，而且这条公路过了丛林沟来到一个叫猪槽湾的地方就弯急坡陡，几公里的环山下坡一直到万盛。我们4人骑车到这里时，谁也不甘落后，都没有刹车减速的意思，在4人中我年龄是最小的，但毫不气绥，骑着车飞速往下冲，连过那种又陡又急的弯都不带刹车，只感觉耳边呼呼的风声，结果我们4人相差不远的骑到万盛，近十里的下坡弯路，我们的时速竞达到50多公里，现在想起都感后怕，若稍有不慎必定是“车毁人亡”。

也在那个年龄段，我还学会了“高台跳水”，那时，一到夏天我们都在河里游泳，也免不了跳水，开始我只敢在不高的地方站着脚朝下的“立正跳”，后来不但能头朝下跳，而且敢在5米高的地方朝下跳，一点都不感到害怕。

有时我们骑车故意在人多的地方穿行，还时不时地放开双把炫下车技，那时南桐矿放露天电影，吸引周围几公里家属区的人前往观看，一旦电影散场，公路上都是潮涌般的人群，我们也经常骑车穿行在这密集的人流中。

　　有一次骑车，让我记忆深刻，一天下午，我们几个邻居相约骑自行车去相距十公里的温塘游泳。温塘那里有自然温泉水，很早国家就在那里建了室内澡堂和室外游泳池，当时到那里游泳或泡温泉只要几分或一毛多钱。

我们一共6人骑了3辆自行车，一车2人，到了温塘我们玩得很开心，我还记得玩得兴起时，我们爬上二米多高的游泳池围墙上，站在上面向下跳水，溅起很高的水花，高兴得手舞足蹈！玩累了，我们又骑车返家，当我们要到温塘河的桥上时，意外发生了，温塘河桥面是公路的最低点，从万盛方向来公路一个长下坡再一急弯就到桥上，从温塘方向过来的公路也是一个陡坡下来，到桥面时是一急弯，我们三辆车前后相距十多米向着万盛方向行驶，骑在最前面的是我的同学朱之华（当时也是下乡知青），他后座驮的他们邻居陈莽子，我骑的车距他后面十多米，当行驶到温塘河边下坡时，突然看到朱之华后座上的陈莽子从车上摔下来倒在公路上，再看朱之华骑的自行车瞬间就不见了，当时我心想肯定是从桥头路边摔下河去了，怕是凶多吉少！因为公路到下面河床有十多米落差，而且河边还是些乱石头，当我们后面两辆车刹停都到桥上了，于是我们停好车正准备下到河边看个究竟时，对面公路边干活的几个农民喊道：“摔下河摔死咯”！我们赶紧往桥头走去，刚走到桥头公路边，却看到朱之华奇迹般的扛着自行车从河边的竹垅旁爬了上来，我们问他是怎么回事，他也回答不出来，这时被摔在公路上的陈莽子已经起来，脸上被路面擦流了血，走路一瘸一拐，一副苦逼和无奈的表情，我们再次问朱之华是怎么摔下去的，又是怎么车无损人无伤的爬了上来，但他仍说不出所以然，当时我们想不会是双手离把导致吧，至于人车无损肯定是河边那垅竹子的“功劳”，我心里暗道，真还是有惊无险。在回家途中也不知谁悻悻地说道：“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后来还真应了验，我这个同学下乡没多久就去当了兵，而且是当时人们羡慕的汽车兵，复员后分配在了事业单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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