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王淦昌先生的一些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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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志成 　　1940年秋，金德椿和我从位于贵阳南边的浙大青岩分校步行到遵义，相约要从电机系转入物理系，于是就找许良英了解系的情况。许带我们登上了湘江西岸的小龙山，因物理系的图书馆、实验室都在山上的一个小庙里。奇怪的是庙门口有一副对联：上联是“科学至上”，下联是“物理第一”。当时国民党高喊“国家至上，军事第一”，小庙里居然有针锋相对的对联，我问许是怎么回事。许说是他写的，王淦昌先生很欣赏。他告诉我，王先生是一位难得有强烈爱国热情和正义感的科学家。入庙后，我翻阅着从战火中抢运出来的满屋物理书籍和杂志，闻着从外文原版书上散发出的特殊香味，真希望在这块小小的净土上，跟着王先生学一辈子物理。 物理系在当时是个冷门，原在物理系的二年级同学，舍理就工，转走了不少，留下的只有胡永畅和陈成琳，加上师范学院理化系的石之琅等只寥寥数人，而舍工就理的，除金德椿和我外，还有一位邹国兴，他是机械系三年级的优秀生，门门功课几乎都九十多分，是全校有名的好学生。本来他完全可以花两年时间学完物理系未学的课程，但他却自愿降级，跟我们一起学。尽管同班同学很少，有点冷清，我们的心却是很热的，都朝着一个目标——物理第一。 按浙大校方规定，教授每学期开两门课，王先生已经开了近代物理学和热学，但他考虑到电磁学教材对麦克斯韦方程及其应用介绍得太少，不能满足学习现代物理的要求，主动加开了一门电磁波，相当于现在的电动力学基础。这门课在浙大还是第一次开，当时参考书少，主要靠听课记笔记。邹国兴的笔记最全最清楚，大家常借来参考。但选修、旁听的太多，物理系的学生少，二三四年级学生合起来不到15人，外系来听的比本系多几倍，一个大教室都快坐满了。一下课同学就把王先生围住，七嘴八舌地问，问到下一堂上课铃响，有时下堂课老师都站在门口了，王先生向门口的老师道了歉，还向我们道歉。当时王先生在国内外已有很高声誉，我们都是些还未入门的毛孩子，有些问题一出口连自己都觉得幼稚可笑，可王先生仍认真作了回答。他尊重每一个学生，尊重学生提出的每一个问题。对那些比较深刻的问题，王先生往往不即时答复，要我们自己先考虑，下一节课再回答。王先生亲切地生活在学生中间，既是一位可尊敬的老师，也是一位最知心的朋友。当王先生从麦克斯韦方程推出电磁波的波动方程，得到波速就是光速，光的折射率和介电系数及磁导率有关等结果时，大家都觉得王先生已把我们引入一个意想不到的奇妙的物理世界了。 1940年一个冬天的晚上，王先生在遵义老城小学的一间教室里作学术报告，讲原子核物理。我从来没听过学术报告，害怕听不懂，不敢去。许良英把金德椿和我拉去了。遵义那时没有电灯，汽灯也不好找，报告是在两盏煤油灯下做的，王先生从卢瑟福α粒子散射，讲到人工核反应、现代炼金术，最后讲到核裂变，指出如果可控的核裂变链式反应能够建立，人类将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尽管那教室又暗又冷，听了王先生的预言，我们透过那暗淡的灯光和黑板上模糊不清的字，看到了人类的未来和物理的未来，都兴奋不已。 在王先生和束星北等先生的启示下，我们感到每天都有新的体会，一步步走进物理世界，前景越来越吸引人，学习热情越来越高。但国内政治形势却越来越严重，不久就爆发了令人痛心的皖南事变。白色恐怖也向浙大逼来，有的同学悲愤得想自杀，有的同学紧张得要出走。这引起我怀疑关门学物理对国家和人民是否真有利。我开始去“大家唱”歌咏队唱抗日歌曲，去贫民习艺所当义务教师，参加了“质与能“社的读书活动，并在许良英等人帮助下学习哲学，想找一条又读书又能救国的道路。 1940年夏，国民党令教育部统一出题，在大学生毕业考试时总考四年的全部课程，企图以此来压制爱国民主学生运动。浙大学生怒吼了，反总考的斗争迅猛展开，意想不到的是邹国兴和他的中学同窗好友梁允奇也贴出反总考的大字报，以后才知道，邹真有骨气，真不愧是王先生的好学生，他宁愿工读，也不去领“中正奖学金”，而且把别人替他代领的奖状也撕了。 1941年秋，理学院从遵义迁到了湄潭。湄潭是个小城，满街可见大学师生在活动，几乎成了个大学城。那一年王先生除了开热学和近世物理学外，又应化学系的要求，为他们三年级学生开物理化学。化工系二年级学生当时也在湄潭，也想听王先生的课，可教室太小，只能在门外或窗外听’，后来担任过华东化工学院院长的朱正华同学，就在教室外听完了物理化学。有些化学系同学如杨浩芳等，听了物理化学中的热化学不过瘾，还和我们一起学热学。班上的同学比在遵义时少多了，因此有更多机会向王先生请教，问得也更深入了，也更感到王先生尊重真理，尊重同学的精神的可贵。那一年从龙泉来了王兴廉、龙槐生、胡岳仁，从重庆大学转来韩康琦，比我们高两班的胡济民在上海治眼疾后回校复学，又加上1939年从上海大同大学转来的孟寰雄，都住在一起，吃在一起。教室、寝室、饭厅里谈物理，散步谈物理，连开玩笑都离不开物理。在我们学了“测不准原理”后，知道测量手段对精确度的影响后，就说要测量一个人睡着的时间多长，就得叫他的名字，听他的反应，要量度准确，就得不断地叫，结果他就睡不着了。当时我们处于里面热、外面冷的环境，白色恐怖使人窒息，湄潭、遵义陆续有助教、同学被捕，歌咏队、剧团都取缔了。爱国有罪，报国无门。1942年夏天，许良英毕业后拒绝应聘当助教，去桂林找党的关系；胡济民也想走，还是许良英劝他留下的。不久，解俊民也走了。走向社会，去抗日救亡第一线，成了物理系不少同学的心愿。 1942年秋，王先生为了培养核物理的研究力量，决定开原子核物理课。这在当时全国各大学中也是创举。那时核物理作为物理学的一个分支，尚在襁褓中，没有现成的教材和专著。王先生就利用他长期来所积累的资料整理成教材。王先生始终跟踪着核物理的发展，思索它的前沿问题。他曾想利用荧光来观测宇宙线的径迹，研究制造荧光物质。他还自己动手制作了一架小小的云室，在制作成功后，他带着孩子般的喜悦，带我们去双修寺物理实验室，指点云室中哪条是α粒子的径迹，哪些可能是β线。这一切都一次又一次地激发起我们学物理的热情，但这热情却一次又一次地被国民党的迫害所窒息。那一年，国民党一退数千里，水、旱、蝗、汤(指汤恩伯军队)使数千万河南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报上却是连串的“自首书”、“悔过书”；我们很熟悉的一些勤奋工作和学习的教师、同学被捕，被传审。终于我们懂得了要专心学物理，首先得有一个学物理的环境，这在国民党统治下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们把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身上。1943年8月，我含泪谢绝了王先生和物理系老师的慰留，走上了去桂林找党的路。 1944年秋，日本军队又把我们从桂林赶出来了。1945年3月我和桂林师范三位教师带了六名学生从广西步行到贵阳，比较值钱的毛衣毛毯都卖光了充路费，住在贵阳流亡学生接待处，茫茫不知所趋。这时一位校友告诉我：“王淦昌先生曾登报召许良英和你回校，许良英已回，你快走。”王先生总是在学生最困难的时候，伸出了援救的手。这样我才找到了落脚之处，六名学生也就读于遵义师范。 以后，我们就以助教身份从事秘密的革命工作。有些事当然瞒不过朝夕相处的物理系老师和同事，但他们从不干涉，而且总是默默地庇护我们。1945年金德椿在重庆被捕，上了脚镣，坐了大牢，经竺校长和王先生等人奔走，才获释。1946年，有人要校方解聘许良英和我，又靠王先生抵制，才得以工作到解放。 王先生早就把终身献给了物理事业，他言传身教，要我们把学物理、研究物理作为第一生命，而且在抗日大后方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为我们提供了他所能提供的一切条件。在他的启示下，他的学生在这条路上满怀热情地起步前进，他们中间有不少人跟着共产党闹革命去了，这在当时，是热爱物理、热爱真理，也热爱祖国和人民的一代青年的必经之路。 解放以后，王先生和我们先后到了北京，大家都忙，很少聚会，只能从报上知道王先生的成就和音容。但我们都知道王先生始终在关心我们的工作。五十年代初，周总理邀请一些科学家谈话，问起有什么要求，王先生说他有一个要求，他的不少学生至今都不在物理岗位上，希望能早日归队。王先生知道我们的心，我也渴望能回物理战线当一名小兵，只是身不由己了。 1957年一场风暴，我给戴上了一顶易戴难摘的帽。1961年到了新疆，想不到物理知识反倒用上了。六十年代，我戴着帽子教了三年半普通物理；七十年代，我摘了帽子教了五年半的中学物理。这两段教师生活，毕生难忘，学生给我的鼓励和支持，远比我传授给他们的知识珍贵得多。考试前，每当我辅导学生到深更半夜，而又必须回答我认为意义不大的问题时，就想起王先生对我的辅导，打起精神，不敢懈怠。 划右派后，我主动和老师、同学都断绝联系。我决不敢用“株连”这个不洁的词来亵渎我改造的虔诚，主要是不愿给别人添麻烦。因此我只能从报上公布的名单上来猜度王先生的遭遇。如果有一段时间见不到名字，就只能默祷平安。1971年我戴了近十四年的帽子摘掉了。我知道王先生一定关心这件事，就写了封平安信，信由人大常委会转，半年后，回信到了。王先生说久病初愈，才看到此信。六十年代他常去新疆，如果知道我的地点，不论多远多偏僻，一定要找到我、看望我。现在老了，不来新疆了，也不能看我了。接信后我真是热泪满眶。我知道王先生说得到做得到。入疆后我工作一贯勤奋，但随着岁月流逝，从一般右派演变为大右派、老右派。一位人大常委居然会不顾一切，不远千里想来看望我这个老右派，仅仅因为我是他的学生，因为我在困难之中，这怎能不使我万分感动！ 1979年我回到了北京，大家工作又很忙，七年多，只见了王先生五次。一次他和陈建功先生家属在一起修改为陈先生落实政策的报告，一次正碰上他拒绝他的远亲送来的并不丰厚的馈赠。他假期中还忙这忙那，接待那么多的客人，我问他，能有多少时间去实验室？王先生说，40%以上，以前自己动手做，现在只能指点指点，回答一些疑问。我听了又吃惊又高兴，王先生七十多岁了，热情还不减当年。 偶尔也听到人们对王先生的议论。例如有一次送卢鹤绂先生去车站，同车的一位401所的女同志告诉我们这样一个故事：她在饭厅中对别人说，来所一年了，知道有位王淦昌，就是不认识。凑巧王先生就在旁边用饭，当即走过来说，我就是王淦昌，我工作不深入，还没有认识你。卢先生很有感触地说，王先生以普通人自居，不脱书生本色，几十年如一日。 达到王先生那样的科学造诣，是很难很难的；达到王先生那样热诚待人，也是很难很难的；有那样的造诣，又那样热诚，就太难太难了。王先生虽已八十高寿，但身体健康，思路敏捷，记忆超群，他还能为祖国、为人民工作多年。衷心祝愿王先生健康长寿，并希望普天下学物理的人，都和王先生一样，像一团火，推动自己和别人向科学高峰挺进；普天下当教师的人，也和王先生一样，像一团火，把温暖给予周围的人，特别当他们处于最困难的时候。 （原文刊于《王淦昌和他的科学贡献》，科学出版社1987年出版。） 文章作者周志成先生和老同学一起拜访恩师王淦昌先生。照片1997年2月18日摄于王淦昌先生家。左起：许良英、胡济民、王淦昌、周志成、汪容 文章作者周志成先生祝贺恩师王淦昌先生九十华诞 　　 5月28日，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王淦昌先生诞辰115周年的日子。王淦昌先生是我父亲周志成最敬重的老师，从1940年代开始，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今天重读这篇父亲写于1987年王淦昌先生80寿辰的文章，仍然感慨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