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在镇北台下的小院里点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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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在镇北台下的小院里点燃
文/康世进

“南塔北台，六楼骑街”是文化名城榆林最重要的地标。这“北台”，便是镇北台，是明代长城遗址中最为巍峨宏大、气势磅礴的建筑物之一，冠名中国长城“三大奇观之一”和“万里长城第一台”绝不为过。

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为了应对国际关系的紧张局势，贯彻落实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思想，镇北台下修建于明万历35年的几处驻军营盘，进行了修葺改造，整整一个连队进驻，让孤寂已久的烽火台下重启人间烟火。院落里的窑洞有黄土高坡窑洞的外观形象，但没有其独特的地域质感和文化内涵。黄土高坡绥米一带的窑洞选址科学，坐字讲究，匠工精巧，以石头为主要材质，一般为三、五、七孔为佳，择奇数为吉；而这里的窑洞且不说建在古战场的尸骨纵横之上，建筑材料也是以砖为主，少了青石的坚硬和楞角。因是公家单位，又是“铜墙铁壁”般的军营所在，一线十几孔窑洞和别的建筑，无阴阳八卦之辨，唯随心所欲之造。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1987年，和平年代大背景下的镇北台，没有了“时刻准备打仗”的钢需，作为军营的两个院落兵去窑空，只有军分区教导队的几个官兵看守门户，以防军队财产流失。这时，刚好榆林地区创办艺术学校，经地方政府和军分区首长沟通协商，艺校落脚在此，森严壁垒的军营成了“百花盛开”的艺术园地。

艺校首届共招生108人，不多不少凑了个梁山好汉的吉祥数字。学生年令在12——18岁之间，分戏曲、舞蹈、声器乐三个班，学制三年，背粮学艺，不包分配，择优录用。教师是从地区秦腔团、艺术团、群艺馆以及各县艺术团体抽调的。因校址在镇北台下，离城远，当时的交通又落后，愿意去的人不多。我当过教师，在文工团的工作层面上还是个边缘人，所以被组织“应征入伍”，成为榆林艺校的拓荒者。

　　自从有了“艺术”的渗透，这座荒芜了数年的兵营，顿时鲜花朵朵，歌声阵阵，舞姿翩翩。当时，整个院落处处洋溢着青春的光芒。有人说，青春是一团火，而对于当时的艺校学生来说，艺校犹如一盏青春的灯，一首青春的歌，一首青春的诗，点亮了他们的人生，洗涤了他们的年华，托起了他们的未来。

这盏青春的灯，给他们以光明和方向。
　　当年，为艺术而生的他们，有的因文化课缺失，敲不开艺术院校的大门，徬徨在艺术的门口；更多的因为热爱艺术，一见艺校招生，不管三七二十一，放弃了全日制学习，奔着艺术二字而来；还有的根本就不知道艺术是什么，抱着打彩碰命的想法来试运气。但，能考进艺校，他们都是满心欢喜的。记得舞蹈班的吴飞，从子洲农村来到学校，风尘未洗，首先在校院里来了几个“虎条”（艺术技巧用语），一是释放心中的愉快，再是扎扎势煊耀一下自己的本事，那种表达天真可爱，尽管冒失但十分自然。还有来自佳县的孙晓玲姐妹，榆阳的崔丽萍姐弟，都是由父母把她们双双送进学校，大人们渴望她们通过艺校学习，寻找一个美好的未来。艺校也没有辜负家长们的希望，经过三年的因材施教，1990年毕业的时候，一百零单八将，鲤鱼跃龙门，全部分配在了地区文工团、民间艺术团和其它市直单位，吃上了公家饭，干上了艺术职业。可以这么说，艺校点亮了他们的梦，点亮了他们的未来。

这首青春的歌，给他们以磨练和成长。
　　当时的艺校，教学和生活条件十分艰苦。练功的地板是水泥的，把杆摇摇晃晃，取暖烧的是火炉子，搬碳倒灰，轮流值日，任凭你再怎有“艺术范儿”，也得经受烟熏火燎的洗礼。饭菜难讲营养，酸菜土豆烩一锅，日复一日，顿顿如此。苦焦的生活，成为这些每天练功需要营养补给的艺术禾苗们成长的障碍。也有不坐以待毙的，秦腔班的几个捣蛋鬼，把练岀来的功夫用在“盗窃”上，经常从灶房顶上的天眼里用绳索滑下去，偷吃给教师灶上的食品。我知道他们饥饿，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怜之心人皆有之。我当了八个月伙食管理员，让韩晓东，党小飞几个人帮忙收饭票，人家买5毛的菜，给2毛的票，他们还给退5毛，白吃了饭，还赚了3毛。日积月累，八个月亏了800元，领导以为我管理有误，其实我是心知肚明的。就因这，我本该1990年加入党组织，整整推迟了10年。尽管生活艰苦，但同学们求艺的精神生机勃发。每天早、中、晚三练功，约10小时，把杆和毯子成了他们的伙伴，汗水和泪水成了他们的答卷。正是有了这种磨练，他们的艺术技能飞速提升，李向东一口气能翻20几个小翻，张悦的舞蹈功出类拔萃。秦腔班在王俊鹏老师（特聘）的指导下，在器乐班的支持下排练了《白蛇传》《青蛇传》，张艳娥，吕世军，张冬青等人的演技艺惊四座，引起了地区领导的高度重视；舞蹈班在叶新华、孟海平（特邀）等老师的辅导下，排练了山西省歌舞剧院的《黄河儿女情》片断，令人刮目相看，其中高翔、冯朝晖、贺涛、吴飞、李亚莉、马艳丽、马尚宇、曹晓华、惠晓晴几个人提前一年招入民间艺术团。有了这些丰硕成果，才有了后来“一百零八将”背粮学艺没白背，不包分配全分配的结果。

这首青春的诗，给他们以诗和远方。
人们常说，人生是一条没有回程的单行线，包括春春，上帝不会给你一张返程的票。他们在艺术这条单行线上，没有返程，而是诗意化地踏上了更为宽广的艺术实践之路。三载春夏秋冬，弹指一挥间，艺校的这些学生，身怀“绝技”走向了广阔的天地。这批学生此后成了省、市艺术团体的骨干，有的当演员，有的当导演，在很多大型演出和晚会上能见到他们的身影或名字。据不完全统计，他们这批学生中，有正高职称的4人，副高职称的42人，还有3人成了艺术团体副处级以上领导。毫不夸张地说，是那届艺校学生，在新世纪里集体性地扛起了榆林艺术表演的大旗，让文工团和艺术团连续几届在省艺术节上获大奖。他们的艺术之路还在延伸，未来仍在召唤着他们。

　　“近朱着赤，近墨着黑”，有了这些学生们青春热血少年狂的感染，我才有了“返老还童”的心态和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我在艺校的第一个身份是文化课教员，然后才兼职办公室主任、班主任。当时学校老师大多数在城里有家，一到下午就回家了，我便“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我拿起勺把子给学生们打过饭，举着教鞭监督学生练过舞蹈功，暗里支持过学生偷老乡的洋芋玉米，给“胆大妄为”偷农家老母鸡的学生提供过“鸡肉猪肉一锅煮”的条件，亲历过用木棒和石块打死狗炖着吃肉的现场……青春，多姿多彩。

我给舞蹈班当了两年半班主任，相对而言，和他们走得更近一点。艺校点燃了他们的青春，他们又潜移默化了我的青春。我领着十几个不能回家过八月十五的学生，在镇北台顶上铺开报纸，摆下月饼水果，在月挂中天的时候，齐声咏诵：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我利用班主任的权力，自立班规，凡星期天回城的学生，必须给我纳“税”——这税就是油旋、肉夹馍、苹果、高橙饮料之类。马尚宇、李亚莉、郭少娟、惠晓琴、马二利几个“榆林城家”便成了纳税大户。我将这些“税收”所得犒劳了外县不能回家的学生。我与学生相处的既是师生，更是朋友关系。为了行动方便，我让学生们帮我学自行车，他们积极支持。六月盛夏，骄阳中午，他们把我扶上自行车，就躲在宿舍不管了。我是会蹬车不会下车，汗流浃背了，没一个人出来帮我下车，非要我答应犒劳他们一碗羊杂碎才扶我下车。我也不吝啬，外加一个油旋，他们高兴地连车带人直接抬到公路边的食堂里。特别让我记忆犹新的是89年大年夜，马文宝干脆没回家，和我一起感受别样的过年。那年那月那日，那情那景那人，历历在目。

我在艺校收获得不仅是青春，价值更大的是娶了个学生“老婆”，落了个老师“勾引”学生的坏名声。当时，在和舞蹈班几个学生的斟酌下，我把战略眼光瞄到了声器乐班的薛艳（我现在的婆姨）。有了主攻战略目标，战术策略就应运而生。经过死缠烂磨，一朵鲜花终于插在了牛粪上。当初我只所以看上她，一是感到她长相不错，人也正气；二是这个人有主意，不像别的女娃娃随风倒；三是她是靖边的，离父母远，管不了她，我过去老吃“丈母娘”的亏，很在意这一点；更重要的是这个人心眼好，有同情心；还有我喜欢音乐与歌声，她歌唱得不错，自然在“应征”之列。我和她谈情说爱时，还有这样一个笑话：为侦察她的心里活动，我经常利用检查熄灯工作，偷听她们那个女生宿舍里否谈论这事。有一次熄灯铃响了，她们为别的事争论不休，我踢了她们的门，并吆喝了几句假装已经走了，看她们会不会议论我。短暂的销声之后，一个女生问大伙儿，你们说康老师刚才踢门是用好脚踢的还是坏脚踢的？大家便又议论开来了，有的说是用好脚，坏脚没那么大的劲；也有的说不对，坏腿支不住劲，好脚踢不上那么大的力。说的我禁不住快要笑出来了，干脆还了一句：你们管老子好腿踢的还是坏腿踢的！这成了一个笑话段子，在同行之间流行。就因我娶了学生，后来我的那些学生，诸如吕世军、刘元勋之流，常开玩笑地称呼我“老同学”。自己做了辈低的事，也不会强求别人非得叫你老师了。

　　虽说在生活中我是那么浪漫和“吊儿郎当”，但我没有忘记我的人生追求，那就是创作。在艺校，我阅读了许多更高层次的艺术理论专著和优秀剧本，以此提高和充实自己。当时山西歌舞剧院有一台歌舞叫《黄河女儿情》，风靡全国。我是从学校的教学录相带上看到的。学校的老师以此为教学示范，给舞蹈班的学生排此节目，只从舞姿上抠过来抠过去，老师机械地教，学生机械地学。我找了很多资料研究《黄河儿女情》，特别是《舞蹈》杂志有一个专辑专门介绍了这一部作品，我反复阅读，连同封面的图像我直到现在还能记的。《黄河儿女情》中的那一群婆姨们，红袄绿裤花肚兜，缩肩梗脖腆着肚，哭笑无常的憨样傻样，土得掉渣，却土得可爱，土中透露出山里女子特有的酸溜溜火辣辣的野味和灵气。傻大姐的大脚丫，男扮女装的笨拙媒婆，洞房里别出心裁的“脱衣”，都让人感受到了一种艺术的魅力。《黄河儿女情》是“黄河派”歌舞艺术的开山之作，给我以很大的艺术启发。在此之后，我写了一个歌舞剧脚本叫《秋月的缺憾》，现在看来显然不成熟，但那种戏剧故事与诗韵歌舞的有机结合，已经开始了我的艺术创作追求。当时的艺术学校，为了弥补教学师资的不足，聘请了王俊鹏、何金仙、王乃兴、王宏、孟海平等省市专家授课，我从中也受益匪浅，取人之长补己之短。特别是孟海平和王宏，我和他们彻夜交谈，脸红脖子粗地争论，在他们身上，我找到了许多艺术感觉和艺术张力。

镇北台是古战场的缩影与见证，我写过一首歌词叫《万里长城第一台》，歌词是：“千年雄风常在，万里塞北风采，一条巨龙腾空舞，脊梁是我镇北台。金戈铁马，抖落岁月尘埃，功过成败，镌刻历史兴衰；云飞浪卷，彰显雄风豪迈，星转斗移，吞吐万千气概。南瞰厚重黄土，北望辽阔沙海，雄浑雄伟雄奇雄壮，万里长城第一台！”歌词是从烽火硝烟着手，而我所处过的镇北台岁月，则是满满的歌声与微笑。

青春是永恒的，和巍巍高耸的镇北台一般。
正如故乡是用来怀念的，青春是用来追忆的，当你怀揣它时一文不值，只有将它耗尽后，再回首，一切才有意义。
一位朋友说，青春是心境而非年华。
　　我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