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那山那土那人——我的父辈（一）

东阳张生

在张岩岩顶俯瞰东阳平原

父亲的心愿

　　我清晰地记得，我上大学那几年（1988年-1992年），我的父亲与母亲五十多岁，当时他们有一句话经常挂在嘴边，“假如我们能够年轻十岁，一定会怎么样怎么样”，话中之意是肯定能把日子过得比眼下更好。

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我也到了我的父亲与母亲当时的年龄，更能体会与猜测我父亲母亲他们当时的心境，那是他们历经半辈子的辛劳之后，终于赶上了好时代，可以大展拳脚时，却发现自己已经不再年轻，自心底里发出与“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相似的无限感慨。

“惆怅东栏一株雪，人生看得几清明”，人到中年，就会回望已走过大半的人生，如今的我也有与父辈相似的体会。

回望过去的几十年时光，如流过指缝的水倏忽而过，我，从而立、不惑到知天命之年，我父亲的孙辈——吾儿，从天真无邪的孩童到少年、青年，其个头在多年前如雨后春笋般长到让我仰视的高度，又在眨眼间跨出校门步入社会。

与此同步的是，我的父亲与母亲，从花甲、古稀步入耄耋之年，尤其我父亲，如同一头在田间耕作了几十年后退役的老牛，积劳成疾，按东阳话的说法是年轻的时候“做伤了”，腿脚自十多年前已一年不如一年灵便了，变得步履蹒跚，劳损的膝盖与腿骨已不允许他自如下蹲，穿鞋、洗脚都有诸多不便，得靠我母亲帮忙。尤甚的是，陈年损伤还时常伴随着让医生也无能为力的疼痛，使我父亲越来越成为“何妨一下楼”主人。

我父亲是个念旧之人，且有超群的记忆力，记性奇好。他曾经多次说过，自己的经历讲个三天三夜都讲不完，完全可以写成一本书，还可以编成一本“戏”（戏曲），只可惜自己的文化程度太浅，写不出来。

　　毋庸置疑，在那个年代，我的父辈同龄人都是历经艰难的，但我父亲的经历之艰辛，磨难之繁多远超常人，特别值得用文字记录下来。

　　我谨以此文帮我父亲实现他的心愿。

父亲的“命”

　　我的父亲姓张名磐石，子金龙，在张氏宗谱里是磐字辈，出生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四日（农历十月十九）。磐石，是“厚而大的石头”之意，厚重、坚韧，我父亲的命运恰如其名。

　　我父亲四妹一弟，排行老大，都说兄弟姐妹多的家庭老大难当，我父亲这个老大特别难当，“长兄为父，老嫂比母”，本意是指兄嫂在家庭中承担的责任重，而对我的父亲与母亲而言，这八个字却是的的确确的事实。

　　了解我父亲的人，包括我母亲，都说他是“劳碌命”，都说我父亲一辈子欠爹娘的债，还说，只要看我父亲的前额，长着“劳碌尖”的皱纹，肯定是“劳碌命”。虽然我父母亲都是唯物主义者，但是在这问题上，我父亲也甚至唯心地认为自己的生辰八字不好，因而这辈子受到的磨难就特别多。

野果香，山花俏

——山里娃的“浪漫”日子

　　山村虽穷，但大山有独特的馈赠。张岩船山有很多平原没有的“山珍”，也是旧时较多平原姑娘愿意往山上嫁的一个原因。

　　张岩船山的春天，山花烂漫，映山红、麦萝花（兰花）、野樱花、野杏花、藤梨花（野猕猴桃）、野百合等等次第开放，与船山人种植的麦李（李子）、桃、苹果等果树的花，还有那山路旁田里的一片片紫云英，各类奇花异草交相辉映。

映山红

野百合花

　　我的父亲和母亲说，山里长的麦萝花香味能传好远，比家养的香多了，麦萝花还分大麦萝花与小麦萝花。走在山谷里，未见兰花，先闻兰香。

山间幽兰

　　野果有嘎果、水楂、毛栗、藤梨、柞子等，都是名声在外的“山里货”。

嘎果（覆盆子）

　　我父亲从八岁开始跟着村里年长的梦棋、同龄的元棋及梦棋的姐姐藕仙等几个伙伴，身系围裙兜，斜挎布袋，翻过一个个山头采摘各种野果，摘水楂，夹毛栗，捏柞子，……因此从小就对张岩船山的各座山都很熟悉，哪座山上有什么野果都了若指掌。

摘水楂

　　张岩船山曾有儿歌“一碗水楂一碗谷，老虎叼走无人哭”，前半句说的是水楂的价值抵得上稻谷，后半句也许没有实质的含义，只为凑成一句押韵的话吧。（注：更正为“后半句说的应该是摘水楂的危险孤苦。）

　　水楂，应该是一种野山楂，有的地方称毛楂、茅楂，枝条有刺，果皮光滑，与山楂有差别。

　　每年农历八、九月是水楂的成熟季节，紫红的、粉红的、黄色的都有，我母亲知道黄色的叫黄蜡“水楂”。

　　水楂一般长在荒山，东塍、成塘基、岩顶、廿四拐等地较多，“养山”是有人管的山，多把水楂树砍掉了，难觅“楂”影。

　　我父亲与他的伙伴们一趟能摘到四五斤水楂就算收获丰厚了，回到家里，用线串起来，红彤彤的，或红黄粉色相间，鲜艳夺目，能像佛珠一样一整串挂在脖子上，然后去上卢集市上卖，有时候还赶到东阳城里去卖，用自己随身带的小杆秤称重，俨然一个小大人的模样。

　　我小时候，上卢集市上有成串成串的水楂卖，吃起来酸酸甜甜，集市上的“山里货”还有以小瓷酒杯量着卖的毛栗，水楂与毛栗一起，深深刻入了我儿时的记忆。

可惜如今的山里，柴草无人收割，柴长成了树，杂草丛生，水楂树作为灌木，其生长空间受到挤占，张岩船山已少见水楂了。

穿成串的水楂

　　我父亲八岁那年的一天，他卖完水楂回家路过湶塘村，附近发生土匪帮派之间的枪战，听说打死好几个人。我父亲闻讯惧怕，一阵风地赶了二十路，跑回山里张岩的家。回到家，听说爹娘在上卢市里拼命找自己，又赶紧下山，一直走到凉亭岭，接到了焦急的爹娘，再一起上山回家。

　　我父亲十岁那年，有一次和同伴一起去摘水楂，远远发现有一片地方通红通红的，长满了成熟的水楂，我父亲脚穿草鞋，连奔带跑，急匆匆穿过柴草，山坡很陡，左脚一不小心踩上了一棵竹桩，是被砍掉的竹子留下的根部，薄薄的草鞋瞬间被竹桩扎穿，扎入了我父亲的脚掌，霎时，一阵钻心的痛袭来。等我父亲忍痛缓缓抬起脚时，竹桩被连着根从泥土里拔出了。

　　地处荒山野岭，该怎么办？我父亲抬起脚，凑在嘴边用牙咬住竹桩，好不容易把竹桩从脚掌里拔出，流了很多血。

　　接着，我父亲在身旁找到了一种叫“地毛”的野草，用嘴巴嚼了嚼，敷在伤口上，就算医治了，伤愈无碍。

捏柞子

　　柞树还没长高时，作为山里的一种“柴”，长两三年就有“柞子”可采了。

为啥叫“捏柞子”，而不是摘？答案是那时候的柞树长得矮，“柞子”长在树上一簇簇的，抓住一簇“柞子”用手轻轻一捏，相当于在碰触之间完成了筛选，棕褐色成熟的“柞子”就被“捏”了下来，装入随身带的发音叫“篖”的小竹畚斗里，可谓“拿捏得恰到好处”。

当年张岩船山村民老幼出动，“捏柞子”就跟抢一样，也不容一颗一颗摘，动作慢了就怕没了。当今，“柞子”与“水楂”的情形差不多，柞树大多长得高了，够不着“捏柞子”了，此外，时势变迁，“捏柞子”的人也变少了。

每到秋天“柞子”成熟的季节，我父亲他们就去“捏柞子”，回到家将柞子交给大人晒干。等到冬天天寒时，浸泡磨浆，过滤沉淀，块状淀粉以刀削成片状，晾晒干遂成“柞子粉”，收藏妥当。

待来年夏天天热时，取出“柞子粉”，浸泡淀清、烧沸水，倒入均匀搅拌，煮熟成型，装入陶盆放置井水之上冷却，次日，以小碗盛上一碗，加入少量凉开水，添少许醋，上撒些许白砂糖，一碗清凉可口的“柞子豆腐”乃大功告成。

我从儿时起，无论在周官还是在杭州，每年夏天，总能吃到母亲做的“柞子豆腐”，包括去年夏天，几乎从未中断过，假如没有了“柞子豆腐”，总会觉得这个夏天少了点什么。

“柞子豆腐”至今仍是东阳人最爱的解暑小食，也是在外东阳人盛夏里的一抹乡愁。

青柞子

成熟的柞子

柞子粉

“柞子豆腐”

毛栗

“其莆”（胡颓子）

船山“四件宝”

　　船山曾流传，“船山有三件宝，青木树棍当棉袄，阿菜吃到老，葛几当早稻。”——船山人以诙谐乐观的顺口溜生动地反映了山里人的艰苦生活。

　　“青木树棍”，说的是砍下来的柴棍，砍柴挑柴是重体力活，即便是大冷的冬天，出一身汗也寻常不过，因此有“当棉袄”之说；“阿菜”，是船山的一种常见野菜；“葛几”，即蕨菜，曾有“山菜之王”之称，其嫩叶可吃，长在地下的根可以提炼淀粉，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就是粮食了。

阿菜

葛几（蕨菜）

　　船山“三件宝”的另一个版本是“四件宝”，第四件宝是“蜡烛横向倒”，这里的蜡烛，说的是松树的“松明”，即松树中含有密集松脂的部位，看起来很像暗红色的腊肉，有好闻的“松明”香。

　　在煤油灯出现之前，除了用桐油点灯，用火刀（后来才有“洋火”——火柴）点燃“松明”照明。火刀又称火镰，由钢条、火石、火绒三部分组成，划动火石，火花落在火绒（也叫媒头纸）上，就产生了火，有了火种。后来才有“洋火”，国产后叫火柴。

松明易燃，火光大，耐烧，算得上是能就地取材的廉价燃料，毕竟山上有松树，只是燃烧产生的黑烟有点大。

松明

　　张岩船山的野菜，主要有阿菜、葛几、野白菜、水芹菜、“三十六桶”、胡葱、荞麦刺根等等，在恶坑（东阳话的峡谷连同溪水称为“坑”）一带较多。

水芹菜

　　我父亲母亲迁居平原的周官村多年以后，还曾去船山等地挖葛几根。

　　我母亲生下我五十天时，第一次下地去挣工分，天突然下起雨来，正在锄荒地的我母亲因没带雨具而淋了雨，次日身体浮肿，我父亲推手推车，我母亲坐车上，赶到上卢去看病，效果不佳。后来，听说吃水芹菜效果好，我父亲还到船山双溪口一带找过水芹菜。依靠吃水芹菜，我母亲的浮肿病得以痊愈，足见对船山“山珍”的依赖之深。

拔野笋

　　张岩船山的野笋种类繁多，有戴帽笋、花壳笋、笔管笋、红壳笋、苦竹笋、小麦笋、石笋等，山里人能一一识别，我父亲从小就能辩认得一清二楚，时至今日，仍然能清晰地记得各种笋长出地面时间的先后次序。

从左到右依次是笔管笋、花壳笋、小麦笋、石笋

　　每年四、五月份是拔野笋的季节，拔野笋要赶早，不打头阵怕被人家抢先拔光了。当时没有钟表，是听鸟叫声来判断时间的，估计是五点来钟，天还没亮，我父亲的同伴们就到家门口来叫了，“金龙，金龙”，我父亲年纪小睡得沉，有时候还叫不醒，靠我祖父祖母叫醒起床。

　　我父亲早起没吃早饭，饿着肚子，带着一条围裙，一只纱布袋子，走山路到恶坑，此时天刚刚亮，从这里上野山，翻过一座座山头，从远的山一直往近的山，找寻野竹，有竹才有笋，最远到过岭北周村边上的山里。

　　早上八点来钟，我父亲带着收获回到家里，已饥肠辘辘。

然后是对野笋的加工，除了留下现吃的，其他野笋剥壳，煮熟，加盐，晾晒，晒干后装坛，可长时间存放，作为一年四季的菜肴之用。

　　隔两三天后待新一拨野笋长出，我父亲和他的伙伴们再次出发。这样的日子能持续一个月前后，此后就是静候来年了。

　　当今，船山的野竹比当年长得更茂盛了，春天长出的野笋也更多了，而拔笋的人却少了。

勤劳的老船山人至今仍保留着拔野笋的习惯。

笔杆笋

已剥壳的野笋

　　我堂婶拔笋归来（摄于2022年4月）

　　我的堂姑剥野笋（摄于2022年4月）

晒野笋干

山里娃的“以柴换米”生涯

　　如果说摘水楂、采野果之类还有点童趣和“浪漫”气息，那么说起“割柴”（东阳话，砍柴之意）卖柴肯定是一件沉重的事了。

　　张岩船山人大多以卖柴为生，我的祖父祖母也是如此。

　　生活所迫加上耳濡目染，我父亲从童年就开始了砍柴卖柴的生涯。

　　我父亲六岁时开始跟着年长一点的村里人学着背柴，肩上背一个竹筐装上一点柴运回家。

　　我父亲八岁时就能上山砍柴砍树了。这一年，全村人经历了“日本佬”飞机轰炸引发的逃难。

从张岩下山路线示意图（标注橙色的路线系旧时从张岩下山的路，更陡，更难走，到双溪口后与船山下山路线汇合，此段山路今已荒废）

　　我父亲九岁那年开始卖柴。

　　第一次卖柴，天刚蒙蒙亮，小小年纪、身材矮小的我父亲穿着草鞋，挑了十六斤的柴，跟着几个大人一道从张岩出发了。

　　山道弯弯，顺着山路下山，我父亲一开始还感到有些轻松，慢慢地，肩上的担子重了起来。一路上飞瀑流泉，肩上负重的我父亲却无心赏风景。

船山飞瀑与山泉（摄于1998年正月初三去船山拜年路上，山上依稀可见残雪）

凉亭岭对面的悬崖

　　走过从张岩与船山两条溪流汇合的双溪口，翻下凉亭岭，跨过船山古石拱桥，路过“牛食淀”，走到即将进入平原的冷水湾时，走了将近十里的山路，终于累得挑不动了。

船山古石拱桥与木勺岩示意图（本人手绘）

木勺岩示意图（传说，木勺岩下埋了一斗金子，要十个亲兄弟抬起才能拿到金子，有一户人家生了九个儿子，凑了一个舅舅去抬木勺岩，“一二三”快抬起时，小儿子喊了声“舅舅加油啊！”，这一喊，木勺岩轰然落下，再也抬不动了。如今，木勺岩已荡然无存，估计是因开山修路被深埋在沙石之下了，这一斗金子更不知所踪）

船山古石拱桥（1998年船山修路时在此古石拱桥上方建水泥桥）

新船山桥（此桥下方系仍保留的古石拱桥）

　　大人们只得把我父亲的柴捆解开，搭到他们的柴担上分担，一路到进入朱村时，再还给我父亲自己挑。

　　我父亲这十六斤柴在朱村找到了买家，得了一“结”（扎）半索粉，买家一看是这么小的小孩卖柴，还算是多给了点的。“索粉”是东阳特产，又称东阳米线，在东阳“北乡”，上卢乡的东山头村、朱村一带曾经家家户户手工制作。

　　走了十来里平路，又走了十里山路，我父亲终于回到张岩的家，我祖父祖母很是高兴，赶紧把一“结”索粉下锅烧了一大碗汤索粉作为犒劳。于是，我父亲第一次卖柴的成果仅剩半“结”索粉。

　　这是我父亲这辈子第一次以劳动体现了自己的价值，尽管这“第一桶金”是多么的微乎其微。

两“结”东阳索粉

在山坡上晒索粉是东阳一景（图为东阳市东山头村晒索粉场景）

　　我父亲十二岁时，开始正式砍柴卖柴。

　　我父亲从山上砍柴，挑到家旁，堆放晾晒，数天后，走十里山路和十里平路挑到上卢去卖，还可能挑到更远的东阳城里或其他村庄去卖。

毕竟由于年少，我父亲挑柴担从山上下来，走到联山村溪对岸的岩托头时，曾经累得一路走一路哭泣，也有好心人帮我父亲挑一程。

我父亲十三岁那年，有一次，我祖父祖母打算抬一头四五十斤重的猪仔去上卢卖，以重量论，两个人抬一头猪仔比一个人挑一小担柴相对更轻松些，因此我父亲巴望能和爸妈一起出发，他来参加抬猪仔，柴担由爸或妈来挑，为此，我父亲还特意加了次日柴担的份量。没想到这个“如意算盘”落空了，爸妈老早抬着猪仔从家里出发了，我父亲只能郁闷地远远落在后面。

　　辛辛苦苦卖一担柴，却只能换一斤米，以当时成年人的胃口，只够一个人吃一顿饭，况且不可能天天都有柴可卖，因此，靠卖柴养活自己一个人都很难，更谈不上养活一家人。

珍贵的大米

　　“民以食为天”，再穷也得吃饭，当时，国统区的货币剧烈贬值，大米与越来越不值钱的纸币相比，无疑是硬通货，谁都很珍惜，用米换柴的人内心里也很舍不得。

　　当我父亲从买主手里接过很少的一点点大米时，他在内心里大发感叹，为什么自己的劳动这么不值钱？我父亲小小年纪就深切地感受到了通货膨胀给老百姓造成的痛楚。

　　我父亲于解放前“以柴换米”的最后一担柴，是卖给渔晚村的一户人家，柴卖掉了，还要帮买家搬上楼，木楼梯既窄又陡，十五岁的我父亲毕竟年少，力气差了点，在地上撒下一些柴，被买家责怪了一番。

　　回到上卢集市一称，换得的大米本来应该是一斤二两，却只有一斤，居然少了二两米，很是心痛，欲赶回去理论，旁人劝说人家不会认账的，只能作罢。

　　卖柴的日子里，我父亲也初次尝到了人世间的世态炎凉，我父亲真切地感受到连自己的亲人二舅也看不起他是一个卖柴的，而且明知外甥砍柴卖柴这么艰难，居然还有从外甥这里占点小便宜的心理，让我父亲心中愤然，暗暗下决心一定要改变一辈子卖柴的命运。

卖柴换米的生活一直持续到解放前。

一九四九年五月，东阳解放。我父亲卖柴的行当没有变化，变化的是不再以物易物——以柴换米了，取而代之的是使用货币的买卖。

一担柴能卖五六角钱，一斤米的价格是九分多钱，一对比，同样一担柴，比原先几乎值钱了六倍，日子就突然好过起来。

小小兄妹俩

　　我父亲比二妹（我二姑姑）大七岁，二妹尚幼小，我祖父祖母时常一早挑柴去上卢卖，要下午或傍晚才能回到家，白天照看二妹的任务就交给了我父亲。我父亲把二妹用一根宽棉带缚在背上，有时候背着二妹串串门。我父亲九岁那年就学会了做饭，为两岁的二妹和自己做午饭。

　　有一年的清明时节，有外地人到张岩村旁的祖坟祭祖，调皮的我父亲后背上背着二妹，悄悄跑过去偷了人家的祭品“清明羊”和白馒头，扭头就跑，一不小心摔倒在地，连滚带爬翻了几个跟斗，两个人居然都安然无恙，可惜手中的“清明羊”和白馒头碎成了粉末。

可以说，我二姑姑是我父亲从小带大的。

自从二妹成为准“童养媳”，因二妹婆家——我未来的“二姑父”六岁丧父，家里缺少劳力，十几岁的我父亲就开始帮二妹婆家承担山里的农活与家里的杂活，学会了石磨磨面、石臼舂米、两人对舂等，以及外出跑腿的活，什么活都学会干，这样持续了好多年。

石磨磨面

石臼舂米

船山读书

　　张岩是个小得不能再小的村庄，没有学校，读书只能去船山村，张岩与船山之间隔了一座山背，去船山读书要走几里山路。

我父亲十一岁时，从张岩去船山小学读书。

上学的第一天，我父亲独自一个人背着一只巾包袋，里面装了一个铜罐，米和菜，还有一些木炭，从张岩家里出发走山路来到船山村。

学校设在靠近村口的祠堂里，前厅门口挂着“吴氏宗祠”匾额，对面是古树群，从前厅跨入祠堂的门槛，两边是厢房，其中一间是给老师住的，我父亲的铜罐就放在厢房的弄堂里，每天中午自己用木炭生火煮饭。穿过一个天井是祠堂的大厅，大厅就是教室，放了五六排桌凳，坐几十个学生绰绰有余。

　　船山小学只有一个老师，是全科老师，实行复式教学，几个年级的学生都在一个教室里上课，每个年级的学生纵向坐一排，老师上好一个年级的课，接着给另外一个年级上课，象走马灯，老师很辛苦，不同年级的学生之间也有干扰，往往听完了自己年级的课，顺带把其他年级的课也听了个遍，对学生的专注力是个极大的考验。

祠堂前厅朝北，冬天，吹过来的北风很冷，教室里砚台的墨水时常被冻成冰，冻僵的手也需先在手炉上烘了才能写字，与明朝宋濂的《送东阳马生序》文中描述的情形很相似，“天大寒，砚冰坚，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

我父亲读的书只有两本，一本是语文书，一本是数学书，主要是朗读和描红。至今，我父亲还清楚地记得上一年级时的的蒙学描红本上写的字：

“上大人，孔夫子，化三千，七十士，尔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礼也......”。

对这些话句，年幼的我父亲甚至还不知其意，只是依样画葫芦描红，但因朗朗上口，时隔八十年之久，竟然还能流利地背出来，真让人佩服！

出于好奇，我在网上试着搜索，竟然真有一本《上大人》描红本，本子里的这些话，我父亲背诵得一字不差！

　　我父亲小时候听人家讲故事，听过一遍就能把这故事讲给别人听，可见记性之好。

我的父亲和我母亲那时候是同个教室的同学。时隔八十来年，我父亲和母亲还能准确地说出那时候船山小学先后几位老师的名字：何依庆、卢时忠、华启模。

当时还有一个老师是船山人，名叫吴昌锡，此前在山下的宅公下村当老师，退休后到船山小学代过课，患有腿疾，走路有点瘸。吴老师当时教过几次汉语拼音字母，当教到“pie”拼音时，被调皮的王顺山同学取笑，说了一句“昌锡撇脚（东阳话，瘸腿的意思）的撇”，吴老师大怒，手里的教棒“啪”地一声敲在讲台上，发出巨大的响声，力道之大，连墨水瓶都被震飞了出去，学生们吓得四处逃散。

在船山小学读书的张岩人只有我父亲一个人，在张岩与船山之间来回走山路，很是孤单，遇雨雪寒天，船山村的同学就请他夜里就宿在船山。我父亲不怕生，也懂礼貌，一来二去与船山人都熟了，先后在很多户人家借宿，船山人也都把他当作自己的亲人，因而我父亲对船山特别熟，他也爬过池塘边的那棵歪脖子桂花树，当今已是百年古树了。

至今，八十八岁的我父亲还能回忆起当年有一夜与年少几岁的吴荣生、后来成为我大舅妈的吴爱珍同榻而眠的往事，听了令人掩口而笑，可谓童年时期的无猜无忌吧。

成人之后，我父亲担任船山村会计，开代销店，在船山村里开会等等，夜里回张岩不方便，经常在船山借宿，几乎住遍了船山五六十户人家的家家户户。

我父亲才上了一年半学，就发生了一件足以影响他继续上学的意外事件。那年秋天，我五岁的二姑姑在我祖母和我父亲身边被狼叼走，幸被追回，在家门口发生的惊险一幕使大人孩子都深受惊吓，我父亲甚至都不敢在夜间起床解手。

十二岁的孩子孤身一人走山路上学，甚让大人担心。为安全计，我父亲就没再去上学，学业就此中断。

十八岁的“大”学生

　　时过五年，已是解放后的一九五一年，张岩村里办起扫盲夜班，由比我父亲大三岁但辈分长一辈的小学毕业生张祖玕担任老师，教室设在祠堂里，在墙上砌了一块黑板，以白粉笔写字。

我父亲每天白天干农活，晚上到祠堂听课，一年内认识了一千五百个字。

我父亲识字越多，去学校读书的意识就越强烈，但是怕遭我祖父反对，一直不敢提上学的事。

那年农历大年三十的白天，我父亲没有休息，还要挑一担柴去卖，出发之前跟我祖父说，“阿爸，这担柴我卖了之后给我作压岁钱，怎么样？”我祖父听了没做声。

我祖父的态度明显是不支持，我父亲默默挑起柴担下山，赶了二十里路，把这担柴挑到了上卢柴市，当时的价格是九角一担或是九角五分一担，柴卖了，得了一块一角二分钱。

我父亲扛着柴冲，从上卢来到夏渠小学校门口。遇到一位老师，我父亲放下手里的柴冲，问老师可不可以报名读书，老师说可以的，只是今年年纪大的学生太多，老师问我父亲准备读几年级，我父亲说上过扫盲班，老师说那就从四年级的第八册开始读吧，一查名册，读第八册的学生已经满了，高小五年级还有名额，我父亲说五年级就五年级吧，就报了五年级。再问书学费要交多少，老师说一块一角。我父亲就把刚刚卖柴得的钱交了书费，预订了书，口袋里就只剩下了两分钱。

回到家里后，我父亲虽然偷偷交了书费，但内心仍然忐忑，还是不敢跟我祖父说已经报名读书的事。

农历新年过完后，学校开学都快两个星期了，学校叫人捎口信来，说某某人书都定了怎么还不去报到读书。

那天，我父亲在卖柴回家的山路上遇到当时的船山村长吴章森阿叔，请他跟我祖父求情答应自己去读书。章森阿叔很仗义，与我父亲一起来到张岩村，与我祖父说了这件事。

　　没想到我祖父依然不同意，说读不起，要读也太迟了，不用读了，人家不是也不读书吗？这个结果在我父亲的预料之中，因为家里确实困难。

　　好在这时我父亲的伯父说话了，“他自己这么想读书，就给他读个一年么，何况书都已经定了”。我祖父竟然还是不答应。

　　见此，我父亲的伯父发火了，叫我父亲让母亲准备被褥，吃的粮食到他那里去取。这时，我祖父总算是默许了。

　　在伯父的支持下，我父亲终于能去夏渠读书了。事实上，我父亲也没去伯父那里要过一粒米。

我祖母为我父亲准备了一条拆下被面的荷花被，交给我父亲带到夏渠住校之用。

夏渠古村落

夏渠旧巷

夏渠古宅

　　夏渠村离张岩十五里路，是一个古老的村庄，该村有很多古建筑，其中懋德堂、遗经堂是清代东阳木雕的代表性建筑，是当今东阳市文物保护点。小溪流、石子路、白墙黑瓦，这样古色古香的环境确实适宜读书。

我外祖母就出生在夏渠村，后来嫁到船山。

　　巧的是，后来我最初上的学校是周官小学，当时叫庆丰小学，设一至三年级，仅配一位全科教师，这位老师是杜菊仙老师，就来自夏渠村。杜老师是我这辈子的启蒙老师，三年学业让我终生受益，这也算是一个不小的渊源吧。

　　我父亲第一次到校的那天恰是周五，第二天是周六，当时是周日单休，我父亲在学校寝室里住了第一夜，上了一天课，上好课又回到了张岩家里住了一夜，周日又下山继续住校读书。

　　我父亲虽然已十八岁，但居然还不算年纪最大的，年龄最大的同学来自横塘村的马仙娥，二十七岁，是丈夫支持来读书的，这样的同学有好几个。

　　此后，我父亲每周日回校时都是挑一担柴，走二十里路，一半是山路，走过船家桥（金洞桥），就是另一半的平路，赶到上卢柴市把柴卖掉，再往回走几里路去夏渠上学，有时候，也把柴卖给学校抵伙食费。

因此，我父亲是靠自己挣出来的钱上的学。

船家桥（金洞桥）

　　船家桥，又名金洞桥，由船山人集巨资并投入人力建造，此桥设计科学新颖，坚固美观，桥面平坦宽绰，现为东阳市文物。旧时系张岩船山与上卢之间往来的必经之桥，下山走过此桥才算真正进入平原。如今，宅公下村旁的路能开车上山，此桥遂渐荒废，桥面上杂草丛生，桥的临山一头的路已被草木湮没。

　　我父亲刚读了半年书，进入下半年，砍柴的季节到了。家里缺少劳力，只靠我祖父一个人砍柴，我祖父心里着急。

　　一个周末的夜里，从学校回家的我父亲躺在床上准备睡觉，此时睡在同一间房的我祖父以为我父亲已睡着，轻声对我祖母说“（我父亲）柴挑了一担又一担去卖，老鼠又不会把它们咬倒”，意思是柴是我祖父砍的，我父亲挑去卖的柴不是自己砍的，我祖父对我父亲把现成的柴拿去卖有些不满。耳听我祖父的话语，我父亲佯装已睡，没做任何的争辩，心里却非常委屈，在黑夜里暗自落泪，一直把枕巾都湿透了，这是他一辈子难得的流泪。

　　第二天一早，我父亲托人捎口信给老师，请求老师允许他请假两个星期，等砍完两个星期的柴之后再去上学。

　　读完了完整的五年级，因有春季班，我父亲直接上了六下年级，接着读了半年书，小学提前半年毕业了。

　　在校期间，我父亲担任班长，出操喊“立正”“稍息”，学校组织远足，我父亲是排头兵，我父亲加入了共青团，是几十人统铺的寝室长，学校里的事经常参与商议，有一个周是“向张金龙学习周”。我父亲从小思想上进，有公益心，从上卢到夏渠的路上过河有条木桥，连接的地段很难走，他主动用泥篮挑些鹅卵石铺到路面上，路就好走多了。

我父亲的表现如此优秀，老师以为他肯定会继续读下去，主动想办法帮他调整成春季班，可以继续升学。

　　我父亲有心继续读下去，可是家里的条件实在不允许，他只能重新回到了山里。

　

“六斤米一天”

　　在夏渠上学期间的那年暑假里, 有一天，我父亲挑柴到上卢集市卖，刚卖完柴，听到有人在喊“六斤米一天，割稻去不去？”。我父亲一听“六斤米一天”，这么高的“工资”！ 有这么好的事吗？自己卖柴换六斤米有多么艰难，马上就“去！去！去!”答应了。

　　就这样，我父亲来到界上虞村帮人家收割稻子。这事如果发生在今日，应该算是学生的勤工俭学吧，那时的农村当然没有这概念。对我父亲来说，帮人家收割稻子是什么说法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够靠自己挣读书费用。

收割稻子

　　可是，“六斤米一天”根本没那么好赚。那天，吃好中饭后就开始干活，说好算半天时间，三斤米。没想到干农活一直忙到晚上九点，等到吃完东家安排的麦饼和稀饭已经十点钟了。

　　长时间的劳作，十八岁的我父亲又累又困，在疲乏中躺在一张露天的桌子上睡着了。夜半，天突然下起雨来，我父亲惊醒了，然而此时其他人都逃回家了。

　　陌生的村庄，夜深了，分不清东南西北，没人可以打听，没有电，没有路灯，我父亲不知道东家的家在哪里。摸黑走在黑漆漆的巷子里，沮丧、委屈、孤单一齐涌上心头，我父亲不禁淌下泪水。无奈之下，我父亲把原先那张桌子拖到淋不到雨的弄堂里，仍然躺在桌子上睡觉，太累了，睡是睡着了，却喂了一夜的蚊子。

　　不久，我父亲与其他干活的人混熟了。期间，还曾遇到这个村里的一个绰号叫“摇头”的人，自称会看面相，他对我父亲说，你会有出头之日的。后来，我父亲在公社里当了干部，再次遇见此人，这人对我父亲说“我说得没错吧，你终于出头了吧。”

　　这段时间我父亲帮几户人家收割过稻子，种过玉米，连续干了十几天农活。

　　后来又转到下卢村干农活，渐渐感到体力不支，竟染上了“打半日”(疟疾)，感到浑身冷得发抖，时而发高烧，不得已回到了张岩。

　　第二年夏，我父亲结束了一年半的读书，又到过华店村、黄家垄村(今黄岗村)帮人干过农活。

当上村干部

　　我父亲从夏渠小学毕业后不足两个月，张岩村里选村干部，我父亲被选上，成为一名村干部，是“五人小组”成员之一。

　　这段时间，我父亲经常在村里或者去乡里开动员会，做村民的思想工作，号召村民“摸底卖粮，依法卖粮”，把自己收获的粮食卖给国家。

我父亲的二十岁生日是在当时的梅坞乡（乡政府设在陈村，即今盛庄）里的开会中度过的。那天，我父亲的外婆（我的外太婆）担了索粉索面等，从“隔水”的枫树庄来到张岩，给外孙——我父亲贺“大生日”。按东阳习俗，虚岁逢十的生日是“大生日”，过得特别隆重，一般要设席摆宴，亲人送贺礼，其他是“小生日”。旧时，过生日的“寿星”能享受一碗索面（长寿面）加两个水煮蛋都很奢侈。

　　 鸡子（鸡蛋）索面

“一块六一天”

——第一次下诸暨姚公埠

　　我父亲二十岁时，那年七月初，诸暨姚公埠生产队里来招人帮助抢收抢种——“双抢”，“一块六”一天，包单程火车票。我父亲与十来个张岩船山人一起走了五十多里路，赶到义乌乘坐火车，在直埠下车。

　　姚公埠是一座有着千年历史的水乡古镇，曾是水运要津，濒临浦阳江，地处西施浣纱之江——浣江下游，境内多河水。

到达姚公埠的第一天，十几个张岩船山人分别被编入不同的队里。我父亲所在的队长问我父亲会不会车水，我父亲回答说会的。

车水

　　没想到，踩这里的水车，人要站直踩，而不是俯着身，与东阳的不一样。或许还有配合不够默契的因素吧，水车一踩，我父亲和他的搭档两个人都会从水车上掉下来，我父亲总是掉到水田里，搭档总是掉到水塘里，连续几次，让人哭笑不得。那人回去就向队长发牢骚，说怎么能让“客宁（诸暨话，客人之意）”来车水。

　　我父亲至今说起这事，仍令人捧腹大笑。

　　水乡河道多，每块水田都临河道，刚收割的稻谷以木船运送，肩挑两只箩筐，装着满满的湿稻谷，重近两百斤，要把这担稻谷挑上船再挑下船，船摇摇晃晃的，对从小长在山里的我父亲他们来说，体力没问题，但在技巧上是很难胜任的，因此还得靠本地人自己挑担上船下船。

　　盛夏酷暑，收割水稻的活很辛苦，水田里蚂蟥又多，小腿和脚上经常被咬得流血，有时候手上也有蚂蟥咬，因此，没过几天，十几个张岩船山人只留下了四五个，其他人吃不消了，提前回了家。

　　这一次，我父亲连续干了十三天的农活。

我父亲用赚的钱买了一条大花的被面，我家里一直用了很多年。

　　回到张岩，这边的收割也开始了。

　　除了往北的姚公埠，我父亲还往南到后来的迁居地周官村边上的田里干过农活，这里有张岩人买的田。在土改之前，下卢村也有张岩人买的田。

　　那次，我父亲先从张岩家里挑了二百零五斤重的柴担子从山里下来，到上卢柴市卖掉，然后到周官边上干农活，结束后又挑了二百零一斤重的稻谷一直翻山越岭回到张岩村家里，居然没感觉到特别的累，这力气简直就是一头牛，令人叹服。

入党

　　我父亲记得很清楚，一九五五年九月三十日那天，二十一岁的他在一名同样姓张的同志领誓下，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村里的第三名党员。此前，我祖父一度为此担忧，当时，旧时国民党的被押到街头游街。我父亲没有犹豫，说一定要入党。

　　入党以后，无论是担任公社干部、信用社干部，还是返乡务农，我父亲始终保持着高于普通群众的先进性。

　　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九日下午，建党一百周年前夕，东阳江北街道办事处举行“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仪式，我父亲作为东阳市少有的党龄高达六十五年的老党员，自然在受邀之列。

　　遗憾的是我父亲因年岁已高，腿脚不便，未能亲身前往领取。后委托周官村支书代为领取，然后快递至杭州住处。我父亲翘首盼了好几天，快递一送到，马上就自己拆装佩戴，高兴得象“六一儿童节”刚戴上红领巾的孩子，喜悦之情溢于言表，自豪感满满。

　　佩戴“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留念

“隔墙传授”的功劳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我父亲入党后，被村里派到东阳城里参加会计业务培训班。

　　事先未想到，入学考试要考珠算——打“三十六”。

　　幸亏我父亲自学了珠算，有了点功底。这点功底是他伯父传授的，伯父住隔壁，与我父亲就隔了一堵木板墙，虽然没读过一天书，却懂珠算。每到夜里，伯父通过隔墙传音，口授我父亲打算盘，教的是打“三十六”，“一上一，二上二，三下五去二，四去六进一......”，我父亲一边侧耳倾听，一边拨着算盘珠。

　　不多久，打“三十六”就这样学会了，学艺初成。我父亲就靠这点本事顺利进入了培训班。

　　学了二十天的会计业务，回来后我父亲担任了张岩村的会计。

　　张岩村共十户人家，我父亲作为主要组织者，办了一个由贫下中农参加的合作社，我父亲是社里唯一识字的，田地集中入股，实行工分制和口粮制，按劳取酬，肥料挑到岩顶和东坞拿最高的工分。

　　那一年就丰产了，我祖父家收了十七八箩筐稻谷，粮食基本够吃了。

办“高级社”

　　一九五六年下半年秋收后，国家先后推行初级和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张岩、斗鸡岩、船山三个村成为一个社，属仓前乡。田地、山林、茶树、农具、牲畜等，全部设立账册，折股入社，即按照正常价格折出价款，由社收买，统一经营、使用。折合的价款分期付给本主，在三五年内付清。

我祖父家的黄牛是村里最好的耕牛，初长至成年耕牛，身强力壮，折价二十二元。我祖父家的山上有一棵一人不能合抱的松树，是张岩船山最大的，折价两块四角钱。多年后分山到户，此山分给了村里的梦棋家，这棵松树被砍伐时，锯开的木头有十几个立方。

　　我父亲成为船山村的脱产会计，当时曾有船山人说闲话，“船山没人啦？怎么能让张岩人当会计？”当时，我父亲的办公点设在船山“厅”里，摆了桌子和凳子，高中毕业的吴真木（富农吴福余的儿子）是我父亲的助手，负责表册设计制作与记工分，他写得一手好字。

　　一九五七年这一年，为了折股入社，我父亲爬遍了船山、张岩的所有山头，这块山属于哪家，哪块山有多少树木和柴草，折算多少钱，一一核算，是一项量大而细致的活。

　　这一年，在进行账册交流评比时，我父亲被评为仓前乡先进大队会计，获得这个荣誉并不容易，我父亲付出的努力得到了肯定。

　　可惜的是，虽然折股入了社，但至少在船山该付的款迟迟没有付，因山林田地等均已归社，村民没了以往正常的收入，生活出现了困难，我祖父一家的生活也大受影响，也是我祖父累倒早逝的一个因素。随着“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开始，折股入社也就有头无尾了。

　　后来，我父亲一家迁至周官，在周官也是大食堂吃饭，山里的股款也没领到，此后就不知山中事了。

船山代销“店”

　　我父亲担任船山脱产会计期间，眼看船山人购买柴米油盐的不便，本着宁可自己累一点也要帮助村里人方便的朴素想法，主动向大队提出开个代销“店”，“店”设在一幢“回”字型结构的木瓦房子的堂屋里，离我堂叔家不远，转角便是。

我父亲从上卢酒厂买酒，从上卢集市买草鞋，从上卢百货店买香烟、“洋火”（火柴）、盐等，自己挑担子上山到船山村里。黄酒卖九分一斤，盐卖一角四分五，赚五厘的差价。代销“店”不是一天到晚有人守着，只是每天傍晚开一下门，看村里人需求，缺货了再补货。

代销“店”前后维持了一年半时间，我父亲没赚钱，可能还亏了点，其中一个原因是买的酒勺的规格不准，卖出去的酒比实际分量多了。

我父亲当上公社干部后，也就停止了代销“店”的经营。

好多年后，我二姑姑在同个地方开了一家真正的代销店，挣的是村里的工分。对一个腿脚不便的瘦弱女子来说，从岭北周进好货，挑着担子爬上陡峭的恶坑，一步一脚到船山走十里山路，实在更不容易。

公社干部兼大队书记

　　一九五八年下半年，仓前乡与上卢乡合并为一个“人民公社”。此前的土改时曾经设过很多乡，船山属于锦溪乡，还曾经出现过梅坞乡、仓前乡、石宅乡、湖沧乡，甚至设过华店乡，后来逐渐合并。

　　上卢公社共有四十多个大队，各大队的会计仅有两人是党员，我父亲是其中之一，在狮山杜村举行的公开选举中，我父亲与其他十六人被提拔到公社当干部。

　　我父亲的文化程度虽然不算高，但他的自学能力强，基层群众工作能力也强。担任公社干部后，我父亲一开始被派到金店大队——一个有一百七十多户的大村担任支部书记，性质是半脱产干部。

　　但也许由于我父亲的家在二十里外的山村张岩，除我父亲之外，其他公社干部都在自己所在的本村兼任村支书，因此，我父亲的半脱产成为事实上的全脱产，对自己家里是完全顾不上的。

　　担任金店村支书期间，我父亲吃住都在村里，吃饭在食堂，记账就行。但一直没有发到工资，这种情况持续了六、七个月。

　　我父亲的这种状况对自己的家里来说全无益处，不仅劳力上帮不了，经济上也不能接济，家里许多人的口粮全靠我祖父扛着，我祖父肩上的担子很重，我父亲却无法为其分担，这也为我父亲主动离职回村务农埋下了伏笔。

　　直到一九五九年，我父亲终于有了工资，发到了每月十四元的补贴。

　　后来，安排我父亲白天兼担任公社的文书，夜里到金店村作为支部书记开展工作。

　　公社文书一共只当了八个月，在此期间我父亲曾经闹过一个笑话。正值“大跃进”时期，经常没日没夜，那天夜里开电话会议，是我父亲接的电话，当时山东籍的南下干部很多，电话那头传来的是满口的山东话，我父亲一句都没听懂，导致第二天全公社的筑路劳动任务没布置，按上级要求应当连夜紧急布置。耽误了大事，我父亲挨了批评。

老式电话机

　　“大跃进”时期，除了老百姓干活没日没夜，都很辛苦之外，还刮“浮夸风”。

　　在一次全公社干部会议上，正直的我父亲发言反映粮食产量今年减产，玉米亩产只有一百廿六斤，遭到县委干部的训斥，被指否定“大跃进”。

　　后来好多干部下放了，我父亲也有好几个月拿不到每月十四元的补贴了。

　　从一九六〇年元旦开始，我父亲成为公社农村信用社会计，是当时信用社唯一的工作人员，他的户口也随之迁到了信用社。

母亲的读书生涯

　　我的母亲吴筱娟，出生于一九三九年六月十七日（农历五月初一），有两个姐姐，四个弟弟（其中一个弟弟早夭），排行第三。

我外祖父家的条件算好的，因此我母亲经常说自己从小到大在出嫁前是没吃过苦的。

我的外婆家在船山祠堂的隔壁，在家里就能听到朗朗的读书声，因而我母亲上学异常便利，在地理位置上比我父亲占了太多优势。

我母亲上小学时，有时候醒得迟了，听到隔壁祠堂内早到同学的读书声，急忙中有些责怪我外婆不早些叫她起床去读早书。

船山小学的老师很严，第一天读的课文，第二天就要会背，背不出来就要被打手掌心，老师用的是一根长长的扁扁的木头教棒，也叫戒尺，上过油漆，红红的。当时，船山的吴成朝同学经常背不出来，经常挨老师打。

我母亲上的课也有画画，有时候捡一张祠堂外飘落的枫叶，照着画。

在船山小学读了四年，我母亲接着去了山外的夏渠小学读书，与小三岁的大弟（我大舅舅）一同前往，上同一年级同个班，是甲班。开学两个星期后，我父亲也报到了，与我母亲上同一年级，分在乙班。

夏渠读书是我母亲引以为傲的岁月，也是我母亲这一生的高光时刻，在此后的漫长岁月里，我母亲对这两年美好时光的回忆总是要占据很重要的地位。

“六月里花儿香

六月里好阳光

六一儿童节

歌儿到处唱

......

从新疆唱到珠江

从东北唱到西藏

......

说的话儿不同

唱的歌儿一样

......

努力努力努力

为了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

这是我儿时就由于母亲的哼唱而耳熟能详的一首歌，歌词好长，歌名叫《六一国际儿童节歌》。除了这首，《劳动最光荣》（动画片《小猫钓鱼》主题曲）、《南泥湾》等都是我母亲最喜欢哼唱的歌曲。

我母亲爱唱歌，却一直以来都是轻轻哼唱而已。

以前，或许由于低调谦逊、忙碌无暇，或许把有限的机会让给了我父亲给孩子们讲故事，自己一直没有机会好好表现，唱给我们听。

　　直到今年的五一劳动节那天，在我的鼓励下，我母亲镜头感极好地对着我的手机镜头唱了完整的《人有两件宝》这首儿歌，“人有两件宝，双手和大脑，双手会做工，大脑会思考......”表情自然大方，歌声悠扬动听，再现了我母亲七十年前那段阳光灿烂的日子。

　　

　　我后来上网搜索查这首歌的出处，才明白这首歌竟是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写的歌词。

　　我对音乐的喜爱，是直接受我母亲的影响，应该是从我在襁褓里时就开始了，那时候，我母亲唱着这些“摇篮曲”哄我睡觉。

　　我母亲说，夏渠读书期间，春天里，学校组织“远足”活动，同学们穿统一的校服，可见当时的学校对课外活动的重视与讲究。

铜罐

　　我母亲与她的大弟（我大舅舅）姐弟俩虽然相差三岁，但他俩同时去夏渠小学读书，同一年级，同时毕业。

学校里没有食堂，饭是自己烧的。我母亲与她弟弟两个人合用一个铜罐，煮饭的任务由我母亲承担。上午第二节课的课间，有十五分钟的休息，我母亲和她的同学们匆匆跑到宿舍，盛水淘米，装好木炭，擦洋火（火柴）点燃废纸，扇风炉，开始煮饭。

　　等上午的课结束，饭也煮好了，可以开饭了。菜是家里带的霉干菜，有时候，我母亲也从夏渠村里的外婆家拿一些白菜、苦麻之类的蔬菜，煮饭汤，味道很好。

　 有意思的是，我父亲其时也在同个走廊里用铜罐生火煮饭，我母亲说，那时候好像没怎么遇见过。

读书两年半，我母亲最引以为豪的是上学时成绩总是五分（当时采用五分制），偶有四分，从来没有出现过三分。当时学习成绩评分采用五分制，并以不同颜色区分，四分五分是红色，三分是蓝色，一分二分是黑色。

　　从船山小学到夏渠小学，我母亲一共上了六年半学，高小毕业，她的成绩很优秀，完全可以被保送上东阳中学，那时候的东阳中学还是初中，按照当时的情形，初中毕业后就有参加工作的机会，或者继续上高等院校，毕业后国家分配工作。

虽然我外祖父家境还不错，但当时的学费是完全自费的，只能供得起一人读书。

　　在我大舅舅与我母亲之间选择谁能继续上学，我外祖父选择了我的大舅舅。关于选择谁继续读书的事，我虽然再也无缘与我的外祖父当面交流，但我相信外祖父当时的内心肯定是既纠结又无奈的，作为父母，谁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个个都有出息呢，现实却总是这么无奈。

　　后来，我外祖父为了供我大舅舅上学，将自家山上的大树全部砍光卖钱，家里的铜器锡器都卖掉，可见供养孩子读书绝非易事。

　　我母亲就此结束了自己钟爱的学业，可以想象当时我母亲的心情是多么的难过，这是一件令我母亲抱憾终生的事，为此一辈子都耿耿于怀。当时，夏渠小学年轻的韦荣贵校长（比我父亲只大一两岁）对此也深感惋惜。

　　不管如何，我母亲的命运就此确定，她还是只能成为一位农民。

　　虽然后来我母亲还去狮山杜村读过一年多的农业初中，是免学费的，但学校不太正规，有时候竟然安排学生去山里放羊。

　　“要是那时候我还能继续读书，就不用种田了。”这是我母亲多年来重复说过无数遍的一句话，是我母亲内心委屈的倾诉。此情此景，作为母亲的孩子们听了心里也不是滋味，深为母亲惋惜，深为母亲遗憾，总有一阵莫名的心酸感，有时甚至会禁不住陪着洒下几滴泪水，犹如“悲伤着你的悲伤，幸福着你的幸福”之感。

当然，假如真是这样，我的母亲不太可能会嫁给我的父亲，我也不是现在的“我”了，不可能在此写下这样的文字了。

　　有一个事实也许能让所有关心我母亲命运的人们心生欣慰。我母亲夏渠读书毕业五年后，与我父亲结成了夫妻。由于他们是同学，因此相互之间有很多共同的话题与共同的语言，虽然多年来生活艰苦，但他们始终恩爱有加。

也许正是，人这一生，百转千回，自有因果定数，都是上天最好的安排吧。

不久之前，我去拜访已年迈的大舅舅，回忆往昔，长久畅谈，仍意犹未尽，临别时，大舅舅送我到家门口，说了一句“读书还是你妈妈成绩好”。

这是弟弟从内心里对姐姐当年读书的认可吧。

　　

张岩人与船山人之间的姻缘

　　我的父亲与母亲，一个住张岩，一个住船山，是隔了一座山的隔壁村，是远房亲戚，两家本来就有走动，本来就相互认识。

我的母亲与我的父亲在船山小学是同学，只是我父亲读书的时间只有一年半，我母亲读了四年，后来到了夏渠小学，又是同学，在同一年级不同班，我母亲读了两年半，我父亲只读了一年半，他们曾经各自在同个楼道里用铜罐烧饭，期间没怎么打照面。

这段共同的母校经历，共同认识的老师，共同认识的同学，还有一些校内趣事，让我的父亲和母亲有了同学之间的共同语言与美好回忆，这些，都成了我的父亲和母亲成为恩爱夫妻的感情基础。

事实表明，这些“感情基础”确实非常重要，关于学生年代的共同记忆，是我的父亲和母亲相互之间讲了无数遍却仍在讲的谈资，而且讲了一辈子。

　　一九五八年，我父亲在船山当会计。我祖父向我父亲提出来，到该成亲的时候了，看看船山有没有合适的“小娘”（东阳话，大姑娘的意思），我父亲说船山合适的就是“筱娟”，“人老实相”，也就是忠厚可靠的意思。

　　于是，我祖父托船山的吴宝松牵线，向我外祖父去说媒，我外祖父答应了。

　　中间的过程是我祖父请我外祖父吃了饭，喝了酒，亲事就大体上定下来了，这是旧时通行的做法。

“我爹喝了福同（我祖父的名字）的酒”——这是我母亲的说法，这句话与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里英台对梁兄的唱词“爹爹饮了马家酒”很是相似，只不过变成了“爹爹喝了张家酒”，当然，并没有发生与梁祝一样的悲剧，恰恰相反，是一桩好姻缘。

我祖父向他二舅子借了四十元钱，给我外祖父作为定亲金，就算定了亲。

　　三年后，我父亲在很困难的情况下，向他二舅以六十斤粮票还清了这四十元钱，这是后话了。

　　其时，我母亲在界上虞村放羊，这是一个公社办的牧场，一共有七八个人，还办有食堂。早已与我二姑姑订了“娃娃亲”二姑父吴行东当时也在这里。

我父亲刚好有一次去六石区开会路过此地，我二姑父见状鼓动我父亲“谈恋爱”，我父亲于是鼓起勇气把我母亲叫了出来。

　　我父亲与母亲在往六石的小路上一直走了好多路，一直走到一个凉亭，我父亲正式向我母亲提出来，“如果同意，就定一下”，我母亲同意了。

　　我父亲与母亲一辈子都很喜爱看越剧与听越剧。当时我父亲与母亲一路走，一路聊，一直到“长亭”的一幕，与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里“十八相送”到长亭的场景颇有相似之味。

　　我父亲家穷，吃饭的人多，负担重，我母亲家的条件要好很多，嫁入张家要过苦日子，我母亲肯定是有预见的，由此可见，我母亲是具备自我牺牲精神的。

　　期间，也有过一段插曲。我母亲的二姐（我的二姨妈）曾以我父亲家太穷为由提出反对意见，我母亲一度把我父亲的四十元定亲金还给了我父亲，我父亲无奈接过，转手又给了我外祖父，我外祖父出面对我母亲做了些思想工作，我母亲终于还是同意了。

　　多年以后，我母亲确实也经常提起，如果不是我父亲答应搬到平原去住，我父亲家这么穷，“谁会嫁给他”，有事实的成分，也有一时气话之味。

　　我的母亲是怎么嫁到张家的？没有张灯结彩，没有洞房花烛，我母亲未着嫁衣先披孝服，是在我祖父的丧礼上来到张家的，这样就算过了门，着实委屈了我母亲。对此事，我父亲到了耄耋之年，仍然感慨不已，对我母亲在这种情况下“过门”心存内疚，同时，庆幸家庭平安顺遂，无妄无灾。

　　我父亲与母亲结婚之时，可谓家徒四壁，没有购置一条新被子，穷得连一顶蚊帐都没有。购置蚊帐，还是在迁居周官后的第二年，横塘村的我父亲姑姑（我的姑婆）有一次让我父亲帮她取汇款，特意请我父亲买两顶蚊帐，买好后才说其中一顶是送给我父亲母亲的，价钱是二十元一顶，好心的我姑婆以这样的方式帮了我父亲。

　　我母亲嫁给我父亲后，由于家庭负担很重，有时候确实是有些怨言的，但抱怨归抱怨，最多是拌拌嘴而已，她与我父亲肩并肩义无反顾地挑起了一家生活的重担，养育了两代人，风雨同舟相濡以沫数十载，实在可敬可佩！

　　我的父亲母亲结婚时没有领结婚证，没有拍结婚照，在那个年代实属正常。

如今一掰指头，我父亲与母亲结婚都六十三年了，是钻石婚，在中国又称福禄寿婚，既有钻石般的恒久远，又有福禄寿的幸福，对我的父亲母亲来说，越到老年，这种幸福感越强。

一人添柴火，一人忙灶台

难得的闲暇时光

我母亲也学会了理发技艺

2018年，我母亲过八十岁生日于杭州西湖边

裹馄饨

2020年10月，在杭州与周官的老邻居视频聊天

在钱塘江边享受春天的阳光（2022年4月）

还债

——艰难的一九五九年

　　一九五九年农历八月，我祖父不幸得急病英年早逝。前一个除夕夜，养了六七年的小花狗无故外出，再也没有回家，似乎预示着什么。

我父亲说，这一年的日子最难过。

我祖父的安葬，全部由我父亲操持。为此，我父亲还向自己担任村支书的金店大队借稻谷两担，借款四十元。

当时，正值“大跃进”时期，我父亲的工作很忙，经常连夜工作。丧事尚未办完，金店大队那边已经催我父亲赶回去抗涝了。

我祖父过世“五七”的前一天夜里，我父亲开完生产队长会议，已是次日（午夜零点十五分）了，连夜赶夜路走二十里回张岩的家，其中山路十里，走到狮山杜村时，一片寂静，担心有狼等野兽出没，我父亲手里还特意带了一根木棒上山。

回到家，我祖母已经起床，在做叫“五七”的东西准备了。叫“五七”，是东阳风俗，“五七”是指人去世第三十五天，这天凌晨，在鸡啼之前，家人在楼上屋檐下，备好“五代饼”，一碗面，一双熟鸡蛋，跪拜哭喊死去的家人“回家”，传说去世了的人会在这一天回家，最后看看他的家人，然后去投胎，或是去阴司居住。

　　叫完“五七”，我父亲正准备躺下再睡一会，一个还算是很亲的亲戚就找上门来，说你阿爸欠的五元钱能不能还给我？我父亲说会还的，阿爸欠的账肯定会还。

　　当时我父亲的口袋里只有二元四角，我母亲问一共欠多少，我父亲说五元，母亲说她这里有三元，这样刚好凑足了五元。其实，这三元钱是我母亲婚前好不容易积攒下的全部积蓄。

　　此时，我父亲与我母亲尚是新婚，此情此景，令我父亲非常难堪，不由得百感交集，热泪长流，泪水浸透了枕头。

　　身体的劳累，与经济上的重负相比，后者更让我父亲心力交瘁。相类似的债务还有一些，我父亲也承诺一定还上。

　　过了没几天，东阳人民医院派人上门来催讨我祖父住院尚未支付的医疗费，此人先赶到船山，我父亲不在家，听说我父亲在上卢公社当干部，只得下山返回，第二天，此人又从城里骑自行车赶到上卢讨要。

　　我父亲至今记得很清楚，医院的人说，你父亲住院十七天，除了预交的二十元，还欠五十八元七角四分。在那个年代，这已是一笔巨款，我父亲根本无力支付。我父亲问，能不能推迟一点，回答说不能，医院要结账了。

　　在医院人员的陪同下（实际上相当于逼迫），只能向他人去借，好不容易借到了，付清了医疗费。

　　这笔住院费，加上安葬我祖父的借债，让本来就穷困的家庭因病愈贫，雪上加霜，背上承重的负担。

直到一九八〇年，我父亲才彻底还清债务，包含搬迁到周官定居欠下的一些钱。

　　为此，我父亲经常感叹当时的穷困。

　　贫穷曾是压在我父亲身上的一座大山，无债一身轻的日子是多么幸福。

　　我父亲至今仍然保留着的勤俭节约的许多习惯，是过往岁月留下的烙印。

世纪大搬迁

——从山区到平原

　　离开山村，是我高祖父的夙愿，可惜终究没有实现，到了第三代时，我父亲终于把祖辈的百年夙愿变成了现实。

我母亲说，当初与我父亲成亲时，她提了一个前提条件，一定要搬迁到平原去，不要一辈子在山里受苦受穷，我父亲答应了。

其实，搬离山村也是我父亲自己的主张。

一九五五年，我父亲曾经去隔水的塘西农场秋收冬种，虽然活重不好干，但仍产生了把家迁到此地的念头，此地离外婆家也近，只有三四里路。干了三天活，船山已入党的党员王顺山捎信叫我父亲回村入党。后来，我父亲入了党，又参加了东阳城里的会计培训班，迁家的事被搁置下来了。

自一九五八年下半年成立人民公社后，张岩村民要翻个山背到相隔几里外的船山村食堂吃饭，还要带一个陶“钵头”给家里人打饭，再走几里山路回家，饭菜都冷了，个中滋味一言难尽。

虽然那时我父亲已在公社工作，但对此很有触动，在山里连吃顿饭都要翻山爬岭，总不是长久之计。以山里的条件，生活要好起来谈何容易，为长远计，应该搬到平原生活，日子才会过得好起来。

到了一九五九年，此时，我父亲分析了有利因素，自己是上卢公社干部，同时还兼任金店村的支部书记，对平原的情况熟悉，也有一定的便利，此外，张岩船山也属于上卢公社，在同个公社内搬迁没有障碍。

搬迁之事，我父亲曾与我祖父商议过，我祖父口头上说他还是山里住住算了。不曾想，我祖父不久就因病早逝了，这样一来，无论我祖父愿意与否，他都无法成为一个当事者了。

在我祖父去世两个月后，我父亲完成了这场世纪大搬迁——从山里搬到平原，也兑现了对我母亲的承诺。

一九五九年农历十月，告别了两个月前离世的我祖父，我祖母、我父亲、我母亲、我二姑姑、三姑姑、小姑姑、我叔叔全家共七口人搬离山村，到地处平原的周官村落户，此地距离张岩二十里开外。全家人的户口除了我二姑姑外，也迁到了周官。

　　这场大搬迁的第一阶段持续了四五时间。因我父亲在公社信用社上班，二十一岁的我母亲和我十八岁的二姑姑成了搬家的主力，两个瘦弱女子从船山临时住的房子里搬自家的家当，在船山与周官之间一趟趟往来，翻过十里岭，走过十多里平路，肩扛手抬，把一张八仙桌、一个“铜钱”柜、一张抽屉桌、一张床架、一把油漆雕花靠背椅、几个陶坛子一一抬到周官村里，值钱的家当也就这些了。

　　大搬迁的压轴是搬张岩家里的一座长长的木楼梯。我的外祖父和我父亲两人一起，抬着这座庞大而又沉重的楼梯，应是当年那条路上的一道奇异景象，一路又是走了十里山路十多里平路，终于搬到周官。

至此，这场大搬迁才告结束。

从张岩搬到周官的木头楼梯（第一次造房时架在一楼至二楼之间，房子改建后作为二楼与露台之间的楼梯使用，渐被虫蛀而近乎废弃，2020年11月随房子拆除而消失）

山里与平原的变迁

　　八年后的一九六七年，因修建石壁水库，把地处上游的岭北公社划归诸暨县管辖更有利于涵养水土，避免水库淤积。自此，张岩船山从东阳划归诸暨，东阳人变成了诸暨人，但山村还是那个山村，山路还是那个山路。

　　遥想当年，在张岩船山生活的我的同龄人，无论去东阳上学（因学籍因素，最后还得回诸暨参加升学考试），还是去诸暨上学，无论是出门，还是回家，对行走山路的劳累都深有感叹，路遇野猪、虫蛇的惊险也是有的，直到后来船山人集资修路，再然后有了汽车上下山才有较大改观，那是多年之后的事了。

　　而距离二十余里在平原生活的我，尽管周官周边的道路泥泞，到两里外的上卢上学毕竟近在咫尺，沿着田野间的羊肠小道骑着28寸自行车去十多里远的东阳城里上学也无畏途。

　　更何况，数十年后，一条宽阔的迎宾大道出现在周官村边上，高速公路的出入口也就在近旁，再往后，不远的地方还有火车站，交通之便利，无出其右，世事变幻，沧海桑田，谁能未卜先知呢。

　　于我家而言，当年如果没有我父亲母亲的搬迁，我的祖母、我的父亲母亲、我的三姑姑、小姑姑、我的叔叔、我和我的三个姐姐，这些人的人生轨迹或许与现在会有很大的不同，无从设想。

　　当然，历史没有如果。

船山春景

船山迎客树

　　“天涯何处是吾乡，只恨碧山相阻隔”，我的父亲和母亲虽然离开了生养他们的小山村，但是他们的根依然在那个小山村。

　　大山，虽然贫困，人们忍心离开她去别处生活，但一旦离开，总会魂牵梦绕，如同母子之间，脐带剪断了，血脉却始终相连，从来不曾分离。

从周官三秤头回望张岩船山

　　特别感谢吴瑞宁、吴晓玲、吴淑珍与其他亲人们提供的宝贵资料！

恰逢父亲节，祝我的父亲和天下所有的父亲们节日快乐！

祝我的父亲和母亲幸福安康，天天开心！

祝我的父辈们健康平安！

于二〇二二年六月十九日

父亲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