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社两年一一往事难忘之九

随风飘扬

听从社长的召唤，我来到了报社上班，任一版要闻部的编辑兼记者。那时报社已初具规模，已从当年的平房大院搬到了专门的报社大楼，还有员工宿舍楼，有报社印刷厂。报社的前身是创办于1954年的《海南垦殖报》，两报合并后，改为全国发行对开四版的《海南农垦报》，是海南第二家全国发行的报纸，报名由岭南画派大师关山月所题，分为要闻版、经济版、社会版和文艺版，另设记者部和办公室。报社领导一正四副，社长总编由南下干部资格较老的宣传部长王松华当任，原来两报总编林师俊和黄守望改任副总编，他们是农垦新闻界德高望重的老前辈，还有海南散文诗的大作家倪俊宇也任副总，原工会宣传部长孔作湖任副社长。编辑记者有十多名，他们是农垦新闻界的精英，其中的卓东荣、陈彰、陆圣武等都先后成长为海南各报刊的总编。

我在报社时间不长，在做好编辑工作的同时，我比较注重于写一些有深度的思辩型通讯，引起了较大的反响。主要有这么几篇：

一是《场长们的思考》，当时海南刚建省办特区，农垦如何抓住机遇乘势而上，这是每个场长面对的新课题，我分别采访了几个比较善于思考的场长，如八一的韩剑准、乌石的孔宪章和大坡的覃业纯等场长，并把他们的看法和观点写出来，并加以评述。这篇报道在农垦报遭到质疑，认为不符合新闻的五要素，没有这样的写法，被打入冷宫。我把稿件投给《海南日报》，第二版首条刊登，并被评为当月好稿。可见当编辑是需要有独到的眼光的，只有这样才能挖掘好稿和发现人才。

二是《警钟，已经敲响》。解放后的三十多年里农垦一直是海南的老大：三分之一的产值，四分之一的土地，五分之一的人口，人称海南的半壁江山。骄兵必败。建省后，大集团来了，大老板来了，他们的资金更加雄厚，他们的机制更加灵活，发展更加迅猛。而海南农垦还在固步自封，满足于那一亩三分地。到了1989年，刚建省一年，我惊奇地发现：曾在这块热土上创造宏伟业绩的海南农垦第一次没有跟上大特区行进的步伐，农垦在大特区的氛围中有点水土不服，发展速度缓慢了，经济效益下滑了。职业的敏感让我久坐不安，连夜写了一篇文章《警钟，已经敲响》，并在《海南农垦报》发表。文章见报后引起了不同的争论，有人曾横加指责，说这是危言耸听，动摇军心。我不是预言家。可悲的是，30多年前的担忧已成了无情的事实。至今海南农垦年年改革，换了十几位局长，经济比重逐年下滑，在海南的地位每况愈下，重振农垦的辉煌成了新一代农垦人的重任。

三是《变了思路，多了出路》。我在营根机械厂采访时了解到，这个东南亚最大的橡胶加工设备厂生产的产品，远销东南亚，但在农垦内部却打不开销路，墙内开花墙外香。于是把这个消息在报纸上发表了。时任局长陈苏厚作出批示：农垦内部要优先购买自己的产品。我又把局长的批示作为新闻进行报道，总局经贸处及时响应，召开厂家和农场的座谈会，我又把会议的情况写了通讯《变了思路，多了出路》，这些系列报道在报纸上发表后，引起各方重视，农垦还特意举办了一次农垦产品展销会，为这些厂家的产品打开了市场。

四是《按照经济规律重构局场管理体系》。著名的经济学家王珏教授来农垦调研，诊出了垦区企业不活的病因在于：发展模式单一化，管理模式行政化。我进行了采访，写了这篇文章，提出了总局要从行政管理向经济实体转变的思路，为农垦管理体制改革提供了借鉴。

五是《唱好这支牧牛曲》。总结龙江、新中农场牛多肥多胶水多的做法和经验，得到生产部门的认可，专门在龙江召开现场会，推广他们的经验，推动了橡胶产量的提高。

除此之外，还参加了很多重要活动的报道，写的都是一些消息，就不一一列举了。在报社两年，跑了几十个农场，拓宽了我的视野，提高了我的写作能力，我的作品也引起了总局领导的重视。在1990年，总局几个大秘书下派到农场任场长书记后，我被选为接班人，正式到总局当秘书，开始了写作“遵命文学”的生涯。

为报社65周年庆典捐献保存了三十多年的老红军王昌虎的亲笔贺信手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