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苏联同学亚历山大（1）

陕北后生王骥

我们这一代被称作“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人，在少儿时期接受的却几乎是全盘的苏联式教育，就连上小学的年龄都是按照苏联的入学标准“7岁入学”。

当时的小学招生政策是“9月30日以前出生的孩子可以入学”，我是10月份出生的、标准的共和国同龄人，与招生政策的规定仅仅相差十天。我那听从上级领导要求学习苏联教育大纲的父母，居然又把我送回了刚刚告别的幼儿园。为了一个十天，耽误了我一年，看着熟悉的小伙伴背着书包走进学校，我的自尊心受到极大的伤害。特别是参加工作以后，更加有所感触。毕竟我们生活在一个竞争激烈的社会，可谓“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父母依据苏联教育大纲，把我在幼儿园雪藏了一年，就是今天，想起此事依旧耿耿于怀。

（我到了上学的年龄了）

好在少年不知愁滋味，很快我又有了新的伙伴，在幼儿园大班继续复读，溜溜等待了一年，重复着北京流行的歌谣：“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老虎不吃人，专吃杜鲁门（美国总统）”、“小汽车滴滴滴，里面坐着毛主席，毛主席挂红旗，气的美帝干着急”、“母鸡下蛋咯咯咯，来了一辆小汽车，车里坐着老大哥（当时对苏联人的称呼），老大哥有吃又有喝，面包黄油撒开撮，大块肥肉真招活……”我与当年的每一个中国孩子一样，上小学之前，就已经从儿歌中完成了对于苏联和美国两个国家的基本“感悟”和“定位”。

（妈妈和准备要上小学的我）

由于晚上了一年小学，我有充分的时间准备“小考”，经过这一年的“备战”最终考上了北京市最好的小学“师大附小”。我入学的那一年，学校已经更名为“北京第一实验小学”。

第一实验小学是当时北京市师资力量最雄厚的小学。1956年北京市第一次评选中小学特级教师，全市评选出的32人中，北京第一实验小学就有12人，占37.5%。一直到“文革”前，北京市42位特级教师中仍有三分之一在这所小学。这个一校特级教师占全市特级教师比例之高的纪录，此后再也没有被打破。

学校在和平门外，马路东侧，师大附中南隔壁。我的同班同学中有一位美国男孩名字叫何比得，还有一位苏联女孩陈嘉丽，俄文名字嘉丽娅。后来又转入一位苏联籍男同学亚历山大。

（美国同学何比德）

新中国建国以后，在整个社会的“亲苏反美”政治大环境中，我们班里中国同学和外国同学的正常交往居然丝毫没有受到影响。在同学们的心目中，何比得的父母始终是中国政府请来的美国专家，是咱们国家少有的美国朋友。与苏联同学的友谊，也没有因为两国关系的水火更迭而改变。这都得益于我们的班主任王和礼、戴玉贞和各科任老师的教导，这些从旧中国走过来的“旧知识分子”，从始至终秉承的基本原则都是教书育人、有教无类。

（上图为第一位班主任王和礼老师。下图为第二位班主任戴玉贞老师。）

看电影，是那个年代中国人最重要的精神生活，我们小学生更是如此。但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电影生产能力有限，为了满足不断增长的市场需求，国家引进了大量的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苏联的电影，并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保障一年300部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电影在中国上映，大力推动了苏联文化的传播。我们这一代人的幼年、童年、少年时代都是看着苏联电影长大的。

在我们班里看苏联电影最多的，当然是苏联同学亚历山大，他的全名李·亚历山，中国名字叫李铁蛋，比班里同学大两、三岁。据他自己说，他先是在苏联大使馆上苏联小学，同时一直在上中文补习班，后来才转到我们学校。

亚历山大在苏联大使馆看苏联的原版电影不需要买票，看的都是免费电影。如果他在咱们中国的电影院里看翻译过来的苏联电影，和我们中国孩子一样，要花钱买票。虽然全社会都敬重苏联老大哥，但苏联护照是不能当钱用的。当时的票价，放映新电影学生票1毛5分钱一张，复演的老电影1毛钱一张。晚上7:30以后，全北京市的电影院都不卖学生票。一般星期六下午各电影院都有学生专场。1毛5分钱买一张学生票，看电影享受艺术生活，同时还接受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长都鼓励我们去看电影。当时一瓶北冰洋汽水就是1毛5分钱、信远斋的酸梅汤是1毛钱一瓶，奶油冰棍儿五分钱一支、小豆冰棍儿三分钱一支，少吃两口冷饮就能多看一场苏联电影。

我经常从亚历山大那里得到来自苏联大使馆放映电影的“第一手情报”。一个星期一的早上，亚历山大告诉我，前一天在大使馆看了一个苏联电影《墨西哥人》，电影特棒，是打皮拳（拳击）的。他给我讲述整个故事，激动的手舞足蹈、吐沫星子乱飞，还加上了肢体语言，竟然模仿着电影中的人物动作照我的肩膀打了两拳。不久，我在电影院看了这部电影。

苏联电影《墨西哥人》是根据美国作家杰克·伦敦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彩色故事片，讲述一位流落在美国的十八岁墨西哥年轻人利威拉参加拳击训练，通过拳击比赛筹款给革命者买枪，支援墨西哥革命。在一次与拳王的职业拳击比赛中，他铤而走险最终战胜美国拳王赢得胜利，用比赛赢来的钱支援了革命。给我留下最深记忆的是拳击台上血淋淋的拼争，裁判在他被对手重拳击打倒地后的读秒1、2、3、4……。

当时，拳击在中国已经被认为是资产阶级体育项目，禁止开展。特别是在此之前的1958年各行各业迈进大跃进年代，体育也要放卫星，在南京军区自己盲目搞的拳击比赛中发生了死亡事故之后，1959年中国学习苏联举办第一届全国运动会时，拳击被排斥在全运会之外。同年3月，国家体育委员会正式下发文件，“停止开展”拳击运动。从此，拳击作为一项古老的奥运会体育项目，在中国不允许作为一项正式体育项目开展，只能转入地下在民间展开。

1960年开始的三年大饥荒，饥饿威胁着六亿中国人民，考虑到饥饿中的孩子很难坚持全天正常学习，教育部颁布了劳逸结合的政策，学校三点以前就放学了。我每天课后在什刹海青少年业余体校参加的乒乓球训练，也因为校长宣布“奉上级指示，为了节约粮食，体校无限期放假”而暂停。

那年的冬天放寒假前两周，亚历山大问我是否愿意像电影《墨西哥人》的主人公一样，去附近的中国人家里打拳击？我很小的时候就看见过成年人打拳击，六岁时在长春电影制片厂日本人留下的健身房里第一次亲手触摸拳击手套，但是从来没有机会带上拳套去试一试。等待了那么多年，天赐良机不可错失，我回答的很坚决：“打！”。

在我们学校的北边约300米，有一条东西走向的胡同叫“西河沿”，进胡同由西向东走100米左右路北有一座四合院。我们登上几层台阶进入院子，院子空空的，从北房里走出来两个二十多岁的中国男人，亚历山大告诉我，他们就是大鹰和连成。我第一次听说他们的名字，在此之前，我只知道张立德、王守忻、王国钧是打拳击最棒的。

大鹰和连成拿出了几副拳击手套让我们挑选，有两种规格，一种深咖啡色真皮面的拳击手套，被他们称作“小八两”；一种大许多、黄色真皮面的拳击手套，被他们称作“十六两”。我们选择的是“小八两”，这是我第一次戴上拳击手套。大鹰、连成给我们讲了出拳和防守动作的基本要领，并帮我们系好拳套上的带子，还嘱咐我们“拳套上的带子如果松开了，就必须重新系好，否则松开的带子会像鞭子一样抽在眼睛上……”同时要求我们先轻轻击打自己的整个面部，准备适应挨打。

亚历山大经常来这里打拳击，他熟练地用拳套击打自己的脸，我也模仿他，戴着拳套敲打自己的脸，结果力量没有掌握好，打了自己一个酸鼻，眼泪都下来了。亚历山大连说“你轻点”，我用拳套揉了揉鼻子，闭了一下眼睛说出一个字“打”，于是我们俩不知深浅地开始互相对打起来。

亚历山大比我大两岁，发育得很好，腋下都长出腋毛了，力量比我大，但是我比他高，胳臂也比他长，有一定优势。我们就像两只螳螂打架，“嘭、嘭、嘭”拳套不停地击打在双方的拳套上和胳膊上。

我第一次戴拳击手套，心理上没有丝毫畏惧，我们打一打、歇一歇，歇一歇、再打一打。天气太冷，脸冻得都快没有知觉了，对方的拳套打在脸上，也不觉得痛。不知道怎么碰巧了，我的一个后手拳抡到了亚历山大的脸上，他倒下了，大鹰和连成骂他“真鶵”，亚历山大不好意思地站起来，一面连连说“滑倒的，滑倒的”，一面将倒地时拳套表面粘上的土蹭在裤子上。

很快天就黑了，离开那里时，亚历山大承诺第二天早上，送给大鹰和连成每人一个面包。

亚历山大持有苏联护照，可以自由出入北京友谊商店，在那里可以买到普通中国人在睡梦里都梦不到的食品。可是，我从来没托他买过任何东西，我从父母那里继承的中国人特有的尊严约束着我。再者，我也不缺少吃的东西。

面包换拳击训练维持了一段时间，每一次去那里打拳击，都是亚历山大先交给他们每人一个比手掌大一点的圆面包，然后拿到拳击手套进行练习。有时候下午饿了，我和亚历山大放学前就把换拳套的面包吃了，于是便空着手去，那家人也借给我们拳套，指导我们出拳、防守，下一次去多带一个面包就行了。

那时，在我和亚历山大的交流中，电影《墨西哥人》中拳击经纪人的一句台词“玩皮拳”，已经成为“打拳击”的代名词了。

有一次，教数学的宁老师在课堂上问我们全体同学，如果美帝国主义对我们发动战争怎么办？同学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对付美帝国主义的奇特而幼稚的想法。问到我，我说：“和美帝国主义‘玩皮拳'！”全班同学哄堂大笑，只有亚历山大附和着我说：“对，玩皮拳！”

老师把“玩皮拳”听成玩皮球，非常生气，下课后把我叫到办公室批评、教育。当我向她解释清楚我在课堂上说的是“玩皮拳”，不是玩皮球，又把“玩皮拳”的意思告诉了她，她才转怒为喜，还鼓励我说：“准备好，用拳头打美帝国主义！”事后我想，如果没有解释清楚，可能又要请家长到学校，向家长介绍我的问题的严重性。

过了寒假，四年级第二学期刚开学不久，一天，亚历山大告诉我，星期天他从苏联大使馆找了两副拳击手套，拳套是棕色的羊皮面、很新。于是我们结束了在南河沿大鹰、连成那里的拳击练习，打拳击改在亚历山大家里。

亚历山大家和我家一样，都是独门独院，砖混结构平房，西面靠南的一个房间是他的卧室。院子在正中央，也是我们打拳击的地方，开始还有林洪、穆英、房铁树等几个同学一起去，后来同学们陆续都被打跑了。六十年之后，穆英同学回忆起这段时光，记忆最深刻的是“拳套打在鼻子上酸酸的，不时还流着眼泪……”

（穆英同学）

尽管在练习拳击前可以吃面包、俄罗斯肉肠，或者有小站稻米粥喝，还能吃到蛮有嚼头的肉皮冻，可是日子一长，来打拳击的同学还是越来越少，粥喝得多，拳打得很少，最后发展到只吃喝，不打拳击，吃完了抹嘴就走，也不说谢谢苏联老大哥。让人没想到的是，这不分国籍的吃吃喝喝，竟然成为我们分别前最后的晚餐。

亚

（苏联红军中的中国战士）

亚历山大的父亲个子不高，黑黑的、瘦瘦的、很结实，看起来有五、六十岁的年纪，一个地道的中国老农民的模样。亚历山大说他爸爸家祖上是山东人，后来闯关东，他爸爸又随着家里人去俄罗斯当劳工，十月革命时，他爸爸十五岁就参加了红军，是苏联红军中的红小鬼，曾经是列宁卫队的一名战士。亚力山大的母亲是金发碧眼的俄罗斯女人，比他父亲高半头多，典型的苏联马达姆（俄语，女士、夫人），他们夫妇二人都在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工作。亚历山大经常带一些苏联画报到班上来炫耀苏联人民的幸福生活，还绘声绘色地大谈有关苏联的各种传闻，内容涉及文化、军事和体育。

当时，我妈妈在全国妇联工作，由于工作需要，家里一直订阅中文版《苏联妇女》画报，长期阅读苏联杂志使我与亚历山大有了共同语言。

我们俩有一些相同之处。我们的父亲都参加过对抗日本法西斯的战争，家中都存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利品，我们会经常拿来在对方面前炫耀。我们都爱体育运动，论滑冰，他是我们小学同学中第一个滑球刀的。谈游泳，他又是我们班第一个通过深水合格证测试的。我们冬天一起滑冰、夏天一同游泳。

我们又都爱骑自行车，他独立骑车比我早。我骑的是妈妈的28型英国“汉堡”车，他骑的是26型苏联产的倒轮闸自行车。那个年代，家里有自行车的不多，特别是小学生骑自行车上学的人可算是凤毛麟角。春、秋季的周日我们常常一同骑车出游（当年二环外就是城乡结合部，三环外就是郊区），他带一个苏联军用水壶，我带一个父母在苏联展览馆（今北京展览馆）日本工业展览会上买的日本水壶，我们自带干粮，他总是用黄油、面包、肉肠换我的芝麻酱糖火烧。

我们都喜欢苏联电影中的哥萨克英雄，特别是骑在马上披着双肩高耸的大披风的哥萨克“夏伯阳”、“柯楚别依”……课间休息时，亚历山大披着我的灰鼠皮皮猴（一种带帽子的皮大衣），拿老师授课时用的教鞭充作马刀，颠着腿在两行课桌之间来回奔跑，左手做出拉马缰的动作，右手挥动着“马刀”，逗得同学们哈哈大笑。他是我们班第一个穿皮靴的男生，那种牛皮底、牛皮面、高腰系带的黑色皮鞋。在皮鞋的后跟，他还专门找修鞋铺钉了几个方形铁钉子，铁钉子接触教室的木质地板时，发出“哒、哒、哒”有节奏的声音，还真像马蹄踩踏地面发出的声响。他经常陶醉在自己的表演之中，我和同学们看得很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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