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第19章 重新连接大脑：神经反馈治疗</p><p class="ql-block">这是一个事实，还是一个我曾经的梦境？通过电流，物质世界成了一个巨大的神经，通过震动，在一瞬间传递了千里？</p><p class="ql-block">——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p><p class="ql-block">漫无目的的思绪逐渐聚集成型，这就是我们的判断、性格和意志的根源。</p><p class="ql-block">——威廉·詹姆斯</p><p class="ql-block">在医学院学习的第一个暑假，我在波士顿州立医院恩内斯特·哈特曼（Ernest Hartmann）的睡眠实验室兼职研究助理。我负责实验的准备工作，监测和分析研究参与者的EEG记录（脑电图或脑波）。实验都是在夜晚进行。我会把一整套电极到实验者的头皮上，并在他们的眼睛周围贴上另一套电极，这些装置用来记录他们在做梦时的快速眼球运动。布置完成这些装置之后，我会带他们去卧室，和他们说晚安，并且启动记录器。记录器是一台笨重的，能够将大脑活动由32支笔在卷纸上记录下来的机器。</p><p class="ql-block">虽然我们的研究对象很快就睡着了，但他们的大脑神经元还在继续疯狂的内部沟通，整个晚上的大脑活动信号都通过记录器被记录下来。这期间，我会仔细分析前一晚得到的EEG图像，并且时不时地通过广播了解棒球赛比分。根据记录器显示的图像，我也会通过对讲机来唤醒那些完成一个REM睡眠周期的研究对象，问他们梦到了什么，记录下来。第二天早上帮他们填写一份关于睡眠质量的调查问卷，并送他们离开。</p><p class="ql-block">在哈特曼实验室那些安静的夜晚记载了大量的REM睡眠数据，为建立睡眠过程的基本认识做出了贡献，这些对于我在第15章所讨论的重要发现铺平了道路。然而，通过脑电图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大脑电活动和心理学问题的联系，这一长久的愿望远远没有得到实现，直到最近。</p><p class="ql-block">图19-1</p><p class="ql-block">注：正常vs创伤后应激障碍。专注的图像。大脑接受信息后的几毫秒内，开始组织接收到的信息的意思。通常情况下，大脑的所有区域以同步模式（a）协作，而PTSD的脑波协调欠缺；大脑无法过滤掉无关信息，并无法专注于当下的刺激（b）。</p><p class="ql-block">19.1测绘脑电路图</p><p class="ql-block">药理革命来临之前，人们普遍认为大脑活动取决于化学信号和电信号。然而，药理学后来的主导地位几乎抹杀了人们对大脑电生理学的研究兴趣，并持续了好几十年。</p><p class="ql-block">1924年，德国精神病学家汉斯·伯格（Hans Berger）第一次记录了大脑电活动。这种新技术最初饱受医疗机构的质疑和嘲笑，但脑电图逐渐成为诊断癫痫患者癫痫发作不可或缺的工具。伯格发现，不同的脑波特征反映了不同的心理活动（例如，试图解决数学问题时，脑波显示出中等快速的频率带，这种波形叫作β波）。他希望有一天，科学家能够将各种精神问题与特定的脑电图异常对应起来。这一期望在1938年终于开始得到重视，一篇关于行为问题儿童的EEG特征的报告得到发表，这是这个领域内的第一篇文章1。这一研究发现，大多数有多动和冲动问题的儿童的额叶脑电波频率慢于正常儿童。从那以后，这一发现被无数次印证。2013年，前额叶慢波活动被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认证为鉴定多动症的生物标志。慢额叶电活动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些孩子缺乏执行能力：他们的理性大脑缺乏对感性大脑的适当控制，类似的电活动状态也发生在那些受过虐待和精神创伤的人身上，他们的情感中枢对于危险过度敏感，他们的大脑都是围绕着战斗或逃跑而运转的。</p><p class="ql-block">在我职业生涯的早期，我也希望脑电图可以帮助我们做出更好的诊断。1980~1990年，我让我的许多病人去做脑电图，从而判断他们的不稳定情绪是否是由神经系统异常引起的。脑电图报告通常会总结为：“非特异性颞叶异常。”2但这样的结论并不能为我提供很多信息。那时候，唯一能够改变这些不明确脑电波的方法是吃药，但通常这些药物的副作用比治疗效果多得多。于是我放弃了对我的病人做例行脑电图。</p><p class="ql-block">之后，在2000年，我的朋友亚历山大·麦克法兰（Alexander McFarlane）和他的同事们（在澳大利亚阿德莱德的研究人员）的一项研究重新燃起了我的兴趣。这项研究记录并显示了受过创伤的人和普通人在信息处理过程中存在明显的脑电波差异。研究人员使用一种标准化的范式（oddball paradigm）测试进行实验，这个实验范式要求被试从一些物品图片中指出不相关的一件物品（例如一组桌椅中的一个喇叭）。他们没有任何图片与创伤有联系。</p><p class="ql-block">“正常”组的大脑中，各个关键部位共同工作，过滤信息、集中注意力并且分析（左下图的脑电波显示出相关特征）。与此相反，创伤受试者的脑电波更松散，无法形成一个和谐的图案特征。特别是，他们没有产生帮助人们专注手头任务和过滤掉无关信息的特定的脑波模式（上峰值，标记为N200）。此外，大脑核心信息处理过程（下峰值，P300）模糊不清。这一波形的深度决定了人们利用并分析新的数据的能力。这个研究显示出受过创伤的人们如何处理非创伤性信息，对于我们理解他们对日常生活的信息处理具有重要价值。这些脑波模式可以解释，为什么有这么多受过创伤的人无法从经验中学习，并且难以充分投入他们的日常生活。他们的大脑让他们没有办法专注于当下发生的事情。</p><p class="ql-block">亚历山大·麦克法兰的研究让我回忆起来皮埃尔·让内在1889年说过的话：“创伤后应激是一种让人不能够完全活在当下的疾病。”多年以后，当我看到电影《拆弹部队》，其中涉及在伊拉克的士兵的经历，我立刻回忆起亚历山大的研究：当他们应对极端压力的时候，这些人能够集中注意力执行关键任务；然而，一旦回到日常生活中，他们甚至无法在超市里做一个简单的选择。根据退伍军人法案（GI法案），从战场退役的军人可以进入大学读书，但是统计显示，比例极高的退伍士兵无法完成学业（估计在80%以上）。无法集中注意力无疑是导致他们无法完成学业的主要原因。</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