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潭包家，教育之家

严州俊哥

建德梅城小南门（福运门）内，正对着城门的字民路与城南东路岔路口处有过两座老建筑，一座是正门朝西对着字民路的范公祠，光绪年间为了纪念宋代在此为官的范仲淹所建，原本为五进四天井结构，到现在里面的几进院落早已不存，剩余的建筑成了居民的住所；另一座是在紧靠其东侧的徽州会馆，民国时改建成了建德县城厢电气股份公司，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原址建造了几栋工厂宿舍楼，我的父母家就住那儿。由于这一缘故，在了解这两处老建筑的历史时，发现有一个人与这两处建筑都有着交集，这使得我有了探究的兴趣。这人，就是建德北乡乾潭人包汝羲。

范公祠旧址

光绪六年(1880年)，在严州府建德县北乡的包家村，呱呱落地了一个男孩，父母给其取了个名叫包汝羲，字仲寅，号笑庐。这是包家的第二个儿子，之前家里已经有了个三岁的儿子名叫包汝济。若干年后，这兄弟俩都将成为建德县民国早期的著名教育工作者。

到了包汝羲16岁时，其父因经商失败而忧愤离世。家道中落，经济条件已经大不如前，全靠亲友资助下长大。兄弟俩从小聪颖好学，先后考取秀才及补廪生，之后在家乡坐馆谋生。据包汝羲侄儿包怡寿的回忆,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包汝羲从报纸上看到大清国官费留学的消息，兴奋地立即报名参加考选，录取后，毅然东渡日本，入日文预备学堂学习。而我从《清末各省官、自费留日学生姓名表》（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五十辑 文海出版社）上查到，包汝羲到东（日）年月为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七月，同年八月入早稻田大学师范科学习。或许包汝羲到日本的两个年份差别就在于是否计入进预备学堂的时间了。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浙江巡抚张曾敭为了培养中学师资，选送浙江籍学生到日本留学，在百名入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生部的官费学生名单里，严州府有7人，其中有3人的名字与之后的浙江省立九中有着密切关联，他们分别是建德人包汝羲、吴祉麟和遂安人余光凝。留学生部的学制为3年，先是预科1年，为普通日语、日文基础学科的学习，接着本科2年，分博物科、理化科、历史地理科学习，而这三个分科又同属于师范科。包汝羲入博物科学习，吴祉麟、余光凝入理化科学习。这三位留学生在校的毕业成绩如何呢？我通过查找，发现在1909年的《浙江教育官报》第15期上登载有“浙江留日早稻田大学生各科毕业成绩表”，三人的入学时间为乙巳年（1905年）九月。百名学生中有15名毕业成绩为甲等，包汝羲、余光凝为乙等，吴祉麟则要差些，为丙等。

巡抚张曾敭

光绪三十年（1904年）7月，秋瑾在东京入中国留学生会馆所设的日语讲习所补习日文，第二年初毕业回国，7月再赴日本至1906年第二次回国。这期间，秋瑾常参加留学生大会和浙江、湖南同乡会集会，登台演说革命救国和女权道理。包汝羲和余光凝经常结伴光顾集会，每次秋瑾登台都是男装打扮，演讲慷慨激昂，鉴湖女侠充满激情的宣传鼓动令两位年轻人热血沸腾。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7月，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中国同盟会, 受秋瑾、陶成章等多位革命者的影响，包汝羲和余光凝于当年也加入了同盟会。

包汝羲回国后，仍积极鼓吹革命，力图推翻封建王朝统治。在留日同盟会员邹鲁所著的《中国国民党史稿》中册（2011年出版）里有这样一段文字描述：“严州余光凝、包汝羲、邵次珊，向来鼓吹革命甚力，及闻省城光复，亦组织军政分府，举叶诰书为府长”，余光凝还担任了同盟会东路总干事，主持浙江一带的革命工作。邵次珊者，即为公开揭露曹锟贿选的淳安人邵瑞彭，留日回国后，曾在严郡中学堂教授文案，后历任众议院议员、参政院参政。

邵瑞彭

有趣的是，这些留学生中有部分学生在1908年7月即将毕业时，对继续留日求学意犹未尽，以“学业无穷，不敢自足”为由，恳请驻日公使杨枢与浙江巡抚以及校方交涉，希望入研究科继续攻读一年，浙江巡抚最终答应入研究科名额以80名为限。在2012年吕顺长所著的《清末中日教育文化交流之研究》一文中，上述严州三名留学生都列入了1909年研究科毕业的75名学生名单里。然而，在包怡寿的回忆文章里，包汝羲的毕业回国年份是1908年；而在浙江省立九中宣统元年（1909年）2月以前的教职员名单里，包汝羲、吴祉麟的名字也赫然在目，从时间上推算，此二人在1908年回国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包汝羲回国入严郡中学堂（第二年改为省立九中）任博物课教习，有留学生加盟师资，这对建德的中学教育原本是件极好的事情，然而按照大清国的规定，官费留学生是不得违章在籍任教的，所以在1909年的五月，就有严属六县代表职员刘有寿、孔谁先、岳自新等人上书抚台，要求对包汝羲等人在籍任教习一职进行查究。（《浙江教育官报》1909年第12期） “在籍”的含义有两种，一是指学生的在读，偏重于时间概念；二是指居于本籍，偏重于地理概念。无论哪种，包汝羲任教习一职，都成了别人举报的由头。

宣统元年（1909年）十二月，县绅宋品芳禀控劝学总董蔡某某和官立小学总理谢某某等人假学渔利，经浙江提学使袁嘉谷批复将蔡、谢二人予以辞退，并于宣统二年（1910年）八月，改由包汝羲任小学堂长，方型（洁斋）任劝学总董（《浙江教育官报》 1910 年第18期、第35期 ），后由包汝羲任建德县劝学所所长，该劝学所所址设在东门街旧范公祠内。为扩大教学规模，他向浙江抚台衙门申请办学资金补助。然而那时已是清朝末期苟延残喘的阶段，朝廷的经费捉襟见肘，官府的回复着实令人失望。当年十月初六《本署司郭批建德县劝学所禀请拨款补助由》的公文是这样回复的：“据禀已悉。所陈推广规复各节，其困难自属实在，惟司库财政业经预算定案，不容丝毫溢出，且现照省中支绌情形，东挪西扯，日虞不足，安有余款辅助。各属学务仍就地筹措，分别济用。仰建德县督同该总董会绅碓筹妥办，详夺勿延。”（《浙江教育官报》1910年第44期）官府的意思已然说得明白，一句话：要钱没有，自己筹款解决，看着办呗。

1911年建德县劝学所改为严州府劝学所, 包汝羲继续担任所长。这一年，他与王庆茀等人一起发起创办惠英女子初等小学，由知府余炳文个人捐银60元，发起人募集140元，并每年认捐经常费80元。女子小学的创立，彻底改变了女孩子不能上学的旧传统观念，为建德近代女性的初级教育开了先河。

严州光复，改劝学所为教育科，包汝羲出任科长，同年被推选为建德县参事。民国二年（1913年），建德县成立教育会，推举方鼎汉、钱锜为正副会长。不久方会长病故于沪上，钱副会长又供职浦阳，分身乏术，故而提出辞呈，于是该会会员五六十人假县立模范高等小学校召开临时会议，县知事余重耀等官员参会，改选包汝羲为会长，张炳文为副会长。有资料数据统计，民国初年全县小学仅20多所，到了民国三年，短短的两年时间里，由于包汝羲等人的大力提倡办学，小学数量快速增加到近百所。在任会长期间，他与现任教育科长一起，对全县私塾进行了大规模整顿，或停或并或转，同时利用暑假对私塾教师进行培训，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私塾师资良莠不齐的状况。这年黄炎培巡查各省教育时，实地考察了建德教育，对包汝羲等人推进教育发展的成绩大加赞赏，并记录在《黄炎培考察教育日记》一书中。

民国元年（1912年）一月至三年（1914年）十月，留日同学余光凝来建德任省立第九中学校首任校长达二年十个月，这一任职，除了其真才实学之外，相信与包汝羲这一同学人脉也是不无关系的。梅城西门后街尚存的“遂安会馆”门楣就是由余光凝题写。

余光凝

　　民国五年（1916年），浙江第九联合县立师范讲习所在建德城内成立，包汝羲任所长，第二年改为浙江省立第九师范学校，学校迁往上半城的旧校士馆处，并租用小南门内范公祠为校舍，包汝羲成为第九师范的首任校长。为了扩大招生，他报请教育厅拨款在小西门购地新建校舍，并广延名师，为严属六县培养了不少教育人才。民国八年（1919年）， 他与余光凝同时遴选为浙江省教育考察团成员，一起赴日本考察教育。二人再次东游，与十年前留学时的视野又大为不同，许多教育的新理念、新方式被他们吸纳，并在回国后的办学中得以引申运用。

当然，经办教育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在1922年11月的《时报》上分别登载了两条新闻，这月4日刚报道第九师范校长包汝羲赴京津参观考察教育状况，仅仅相隔半个月后的22日报道的则是严属旅杭代表余德馨拜访教育厅长，要求撤换第九师范校长，以至于包汝羲不得不提出辞呈，请求教育厅物色新的校长人选。事情的起因是第九师范的学生要求赴杭旅行，因经费问题与校方意见不合致起学潮，其中两位学生余兆熊、徐召福由此被校方开除学籍。经教育厅调停，学生于当月中旬到杭游玩西湖后，又提出参观学校而改变行程滞留杭城不归，经与校方协商未能达成协议，双方矛盾为此激化，十九名学生延至12月中旬方才返回严州，包校长也于1923年2月辞去校长一职，由省督学袁易充任。学潮的对错和责任暂且不论，民国十三年（1924年）5月，教育部为包校长颁发了中等学校校长六等勋章和奖状，则是对其为建德的教育事业呕心沥血的最好评价。

民国十四年（1925年）4月，由王庆茀、包汝羲等10人申请创办建德县城厢电气有限股份公司，受“五卅”惨案及罢工罢课的影响，延至第二年5月创办，7月经县公署正式注册批准，电厂即设在小南门的徽州会馆旧址处，租用厂地一亩二分，总股本金3.3万元，有英国产马力总数为86匹的引擎两台和共计55千瓦的发电机两台，工厂工人9人，包汝羲被选举为第一届董事会协理和第二届董事会董事、董事长。电厂所发的电每天从下午5点到午夜12点供应建德城区及东关的照明，可供约1000盏包灯和表灯的照明。1933年12月11日的《严州民报》就提到过由该电厂供电照明的一件轶事：“县城平日电灯放光，只在前半夜，至十二时后，全城黯然。惟遇有军队过境，或发生事故，则通宵放光。不意八日晚通宵放光，居民惊异，竟有披衣起床出户打探，若大难临头。原来是城内某富绅四十寿辰，异想天开，以通宵放光作寿礼。”电厂的建成，极大地改善了建德城区百姓的生活状况，也从此告别了建德无电力照明的历史，从这一点上来说，包汝羲等人的努力是功不可没的。这一为民造福的电厂，却不幸在1942年浙赣会战期间毁于日寇的战火（“机械工业调查表”载《浙江经济调查》第一册 1931年）。

为延续记载建德历史，民国八年（1919年）由县绅王韧主持编纂《建德县志》，包汝羲作为资深的教育人士参与其中，并担任监局，如今这本县志成了研究建德近代历史的重要文献。1930年，包汝羲应苏五属盐务缉私局局长丰文郁（建德三都人）之邀，到上海担任缉务课长。1934年老天大旱且连续时间很长，农民颗粒无收，而1935年又大雨不断，市面米价奇高，百姓叫苦不迭。建德县绅目睹此情，于1935年成立建德县平粜局，推举包汝羲为主任。他号召县里商号富户捐款，并派人到上海采购暹罗（泰国）米200多万斤用于平抑米价，事后得到省赈济会嘉奖 “热心公益”匾额。

1949年5月建德解放后，包汝羲将家藏的书籍全部捐献给了国家。第二年，一生从事教育和工商业，造福当地百姓的包汝羲先生去世，享年70岁。

其兄包汝济，出生于光绪三年（1877年），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联合县绅仇师泰、蔡成瑞、王一之等人力推王韧领衔，创设了建北高等小学堂，由包汝济任堂长，设课堂于胥村王韧家。在浙江私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后，包汝济于民国初年出任冀宁道署教育科长，民国七年（1918年）任重新设置的建德县劝学所所长，民国十年（1921年）10月因病去世。包汝济生前热心地方教育事业，带头行善举捐款助学，因而深受当地民众的尊敬和赞颂。由于包汝济夫妻离世都很早，他们的儿子包怡寿托付在包汝羲家中长大，1937年毕业于之江大学，后来成为广西河池黔桂铁路上的一名工程师。

严州中学120周年校庆前夕，做为毕业于该校的学生，我发现无论是严州中学的校史馆，还是严州师范的校史馆内，都找不到包汝羲的照片，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我为此经过努力，终于找到了包汝羲于42岁时拍摄的照片，从而填补了两校校史馆的空白。之后我又将照片赠送给了包家后人，弥补了其后人多年不识先祖包汝羲真容的缺憾，还因此而结识了包汝羲的孙女包天香老师。包天香老师和她的妹妹包天英老师于建德师范学校毕业后，一直从事教师工作直至退休，一生可谓是桃李满天下。

极为凑巧的是，姐妹俩的父亲包怡春与我祖父周维新是浙江省立九中新制第四次（1928年6月）毕业的同班同学。包怡春后于1936年毕业于私立之江文理学院文科国文系，先后在宁波三一中学、浦江县私立中山中学等学校任教，其在1925年发表于《儿童世界》第14卷第9期上的“聪明的鹿”一文，至今还选编入诸如《小学低年级学生应该阅读的82篇经典》（2016年出版）等各类教学书籍中。

省立九中祖父所在班花名册

宋代的范仲淹老先生在睦州为官时兴教办学，创办龙山书院，后人为之建造范公祠以示纪念；范公祠在民国时期又成了包汝羲推行教育而开办的第九师范学校所在，这正是建德崇尚教育传统理念的一脉相承。从包汝济、包汝羲兄弟，到包怡春，再到包天香、包天英姐妹，一门三代人为了建德的教育事业，倾尽了毕生的精力，这也是值得建德人民尊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