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坷人生路（共4篇）（第三篇）

张世国

坎坷人生

张世国

幼时饥寒度童年，

求学动乱梦难圆。

军校深造擦肩过，

甘为园丁守贫寒。

（续上篇）

第三篇

军校深造擦肩过

一九六八年二月过年以后，我告别了父母，离开了家乡，踏上了从军之路，去追寻我的军旅之梦。

当时听说我们的部队是那时闻名全国的8201（湖北独立师）部队，驻守武汉党政军机关及各重要场所，当时一听，心里很高兴。可我们到了武汉，还要继续乘船前进。第一次看到并乘坐那么大的轮船，心里别提有多高兴。我们溯长江而上，听说是去洪湖，便想起看过的电影《洪湖赤卫队》，回想着那里面人人都说天堂美，怎比咱洪湖鱼米乡的歌声，心中好不惬意。轮船行进了好长时间，在长江边停下来，因这里不是码头，用一块很长的木板搭起，让我们下船。下船后，我们站在长江堤上，放眼望去，只见一望无际的芦苇，不见一处村庄，我们的心一下子就凉了。后听说来了一个向导，带我们从芦苇中穿行。来到部队驻地，眼前的景象更是让我们的心凉透了，原来部队的营房全是芦苇棚，见此情景，有些新兵还哭了。但老兵们的热情，使我们凉透的心得到些许宽慰。

　　（那时在洪湖驻地，我们部队的房屋就是下图这般模样）

（这里原是8199部队的营房，武汉七·二0事件以后，8199部队接管8201部队的防务，进驻武汉；8201部队调出武汉，接替8199部队原来的任务。两部队战士之间由此也产生隔阂。）

部队紧张的学习和训练，使我们忘了想家，很快地和老兵们融为一体。

入伍后不久，连部经常抽我帮助文书誊写材料，半年以后，原文书徐维祥被调走了，就提拔我担任文书工作。那时新兵们是多羡慕我啊！

第二年（1969年）春，我们部队整编为野战军陆军第51师（8222部队）。我所在的连队番号为152团直属82无座力炮连（即8226部队37分队），调防到沙洋龚家庙后，我的老连长严中池和老排长黄先银都转业走了，我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惆怅，心中像少了一种依靠。

不久，我们又移防到沙洋马良石料厂（地处荆门马良镇附近，属重点监狱）。新来的连长谢森安（湖北长阳人，我们现仍在微信联系）和后来的指导员孙传文（湖北荆门人，已逝世），对我也是关怀有加。

1969年8月，解放军侦測学院招生。条件是政治可靠，年龄18岁，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全团2000多人，挑选了4个人，我属其中之一。政审、体检等各种手续都已办好，只待通知走人。可我心里还有点矛盾，因我的入党问题那时还没解决（我是1969年12月入党的）。孙指导员看出了我的心思，许诺说在我走之前解决。

　　（我十八岁入党，现已在党53年了。下面是我去年荣获的在党五十年纪念章）

　　天有不测风云，九月中旬，我们连队进行实弹训练。我感冒了几天，那天感觉好些，中午谢连长让炊事班为我做了一碗病号饭。炊事班长汪元山端来一碗面条，上面还有4个荷包蛋，我至今记忆犹新。下午，连长为让我活动一下，散散心，让我用挎包背了13个手榴弹（因只剩连部“五员”和后勤人员未投了），到投弹场去。来到训练场，连长在指挥阵地，指导员稍后，我在指导员右后蹲着作记录。第一个是卫生员张道群投出的28米，第二个是通讯员赵秀海投出的38米。通讯员投出的手榴弹爆炸后，我只觉左脸一麻，伸手一摸，有血，以为是山上小孩用石头打的，谁知是手榴弹在石头地面爆炸后反弹回来的弹片击中了我。于是我被送到武汉军区总医院（现为中部战区总医院），在那里住了近一个月。

主治医生是该院有名的人称“姜一刀”，据说手术技术相当好。他为避免我破相，待我面部伤口痊愈后，采用剝皮手术（即从嘴皮处开始，将整个面部皮肤剝开，翻卷起来寻找弹片）。幸运的是这块弹片若稍打上1.5cm，我的左眼就瞎了；若更上一点打入脑袋里，我可能就光荣了……

我的军事大学因此没有去成，煮熟了的鸭子就这样地飞了。我的大学梦又一次破灭了。

这事让我懊悔遗憾了好长一段时间。直到后来，我调到炮团火箭炮营十一连任文书时，在我连蹲点的王付团长同我的一席谈心，让我彻底释怀了。若不发生这场意外，我可能就是另外一种生活，福祸难料。

　　（下面就是我当年负伤后的病历选录。是2017年从总医院病案室中查出来的。）

（快五十年了，感谢民政姚同志的提醒，我凭此被评为残疾军人。四十多年来，我原认为我有工作、有工资不在此列，从没考虑这事。）

住院回来后不久，谢连长、孙指导员也都前后被调走了。孙指导调走时，来到我寝室（因整个连队只有我一个单人寝室，半间屋储备武器弹药，半间是我办公、保管文件、睡觉的地方），当时通讯员正在我寝室玩，我俩对孙指导员的调走都依依不舍，都情不自禁的流下了眼泪。我们的表情被新来的指导员撞见，让他产生了误解，以为我们对他有想法（这是事后好长时间，新来的指导员同我谈话，我才知道他当时的心思）。

第二天，只有我一个小小的文书送孙指导员几十里到沙洋镇。在饭馆里，他懊悔地说，认为我是知识分子，要考验时间长一些，耽误了我。

所有这些，因为自己的年轻单纯，为我后来的提干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那时我从机密文件中得知，通讯员是作为连长对象、我是作为指导员对象培养的，最后都物是人非。

一九七0年，炮团（8193部队）组建火箭炮营时，我从152团无座力炮连调入炮团火箭炮营十一连担任文书。开启了我人生的又一段跋涉。

　　这就是我们老连队的82无座力炮

　　这就是我们炮团火箭炮营装备的火箭炮

　　照片中站立者是付连长张道清在对火箭炮进行检測，瞄准者是连长田光建。

对这门新式武器，从干部到战士，都在认真学习，刻苦训练。

十年磨一剑，出鞘试锋刃！

由于我们部队是新组建且装备新式武器的单位，军、师、团都很重视，经常是首长们检查、参观，所以搞布置、写材料，我们做文书工作的就特别忙，我的工作因此得到了营、连首长们的赏识，有时营首长还要我帮营里办事、写材料。这样，我是营、连两头忙，写材料通常是晚上加班。所以，我在部队养成了夜里写东西的习惯。

平时我就爱好写作投稿，解放軍报、湖北日报、武汉軍区战斗报、襄樊日报、荆州日报都曾有我的“豆腐块”文章出现。

那时，我们火箭炮营是军师团的典型，我写的材料时常被军、师、团转发。后来营首长把我调到营里代理书记。

我这样好的发展势头，对我没提干，很多人疑惑不解。多少年后，还有战友替我惋惜，问我:“首长那么器重你，那么挽留你，你最后为什么要执意回家？这是我们心中的一个谜”。这事说起来也是我心中的隐痛，我也由此看透了人心难料。

刚入伍时，和我很亲近的一个战友，其入党还是我帮助想的办法，后来他先提干了。因我性格太直，还像以前一样，对他有些言行直言不讳地给予指正，可能伤害了他，他便在我的提干问题上老使绊子。我原是半信半疑，退伍回来这么多年，几位战友谈及我的提干问题，我才信以为真。但这人最终还是害了自己，虽然他最后做到了师政治部主任，回到地方，2012年他被判18年徒刑，待出狱时就80岁了。毕竟战友一场，心里倒替他感到可悲可叹啊！

在我的提干问题上， 战友的妒忌作梗，这只是一个方面。我若不执意要求退伍回家，可能会如愿以偿。

我的工作性质，无意中能得罪一些人。比如很多人喜欢到我寝室玩，这是首长不允许的。有些战友想翻看文件，那更是绝对不行。有些文件，排级干部就不让看。例如，每天的口令，它属绝密，它每天由团里送达，我签收后只能在晚上布岗时发出。按照保密纪律，很多东西我必须守口如瓶，绝不可随便乱咵天。像花名册、武器弹药的登记，这些看似小事的东西，但它属军事机密，那是绝不允许人拍照的……。这样，容易造成一些人的误解，生活会上，一些人对我的意见就是: 老乡观念严重；骄傲看不起人。

文书工作看起来很耀眼，但是，绝大多数文书都没有被提起来。这也是让很多人不可思议的现象。

同时，更主要的是，我从一九七一年开始，思想上开始产生滑坡。那年我接到家里父亲病危的电报，回到家里，只有二十岁的我，只身一人，带着父亲，北上襄樊，南下武汉，跑了军队和地方多家医院，最后确诊我父亲患的是胃癌。那时对癌这个名称感到很稀奇，我乞求医生收治我父亲，最后一个医生对我说，这病治不好，回家吧！我满怀希望而去，最后绝望而归。到现在我记不清当年我是怎样带父亲回家的。这就是我和父亲分别四年后的一次见面。假期时间到了，我看着躺在病床上的父亲，满眼含泪离家归队了。

从此，我心中就老是挂念着我病重的父亲。第二年（1972年8月），我接到父亲病故的电报，待我赶回家时，见到的是一堆黄土。我跪在父亲坟前，大哭了一场。我父亲逝世时才57岁，我是他中年得子、家里的老大。

听说父亲在弥留之际，眼巴巴地望我归来。回想起我参军走时，我站在敞蓬车的后面，看见父亲挑了一担渣滓（那时我们家乡农闲时，都要上街积肥），我喊了一声“爹”！父亲看见我，把肩上的担子一丢，跟着我们的车跑了好长一段路，为的是想多看他儿子一眼。最后他呆呆地站在那里，看到父亲那种神情，泪水在我眼里打转，直到我望不见他了。没想到，父亲这样追车的送别，也是我和他真正地最后一次再见。五十多年过去了，那情景一直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所以，我对《父亲》这首歌中“都说养儿为防老，可儿山高水远他乡留；都说养儿能防老，可你再苦再累不张口”这两句歌词感触颇深，听来让我泪目。真是忠孝难两全啊！

看着母亲憔悴的面容，看着年幼无助的妹妹和弟弟，我心乱如麻，感到自己一下长成大人了，应顶天立地了。那时实行的是义务兵役制，当兵也没什么积蓄，每月津贴少得可怜，第一年6元，第二年7元，第三年8元，第四年10元，第五年15元。就是这样，每年过年时，我都要向家里寄去几十元，再加上上次带父亲看病花费。这次回家奔丧，只好在部队支取了一点钱。看着家里的窘境，我将在部队平时出差积攒的粮票（那时有粮票才能买到粮食），帮家里买了100斤米。安置好家里以后，我又归队了。从此，我更不安心部队了。

促使我不安心部队，还有一个重要的心理因素，那时已开始复退人员哪里来哪里去。我们连队司务长齐家明（见下图）复员回到他的家乡环潭大碑店农村，最后中央军委重新下达文件后，才又将他安排到镇修造厂做翻砂工。他因不熟练，脚也被烫伤了。与其说是安排，不如说是敷衍。看到司务长的境遇，我想，就是提个干又有什么用？因此，更坚定了我趁年轻早点回家，兴许能安排个工作或是学门技术的想法。

一九七三年，我向首长提出了退伍回家的要求，首长们进行了多次挽留。特别是营付教导员吴锦祥（上海人，大学生）几次找我谈心挽留。现在回想起来，自己那时真是年少懵懂，不谙世事。

刚退伍回家，部队就整编了。那时，开始重用知识型人才，吴付教导员一下提拔为坦克13师政治部主任，后又提拔为沈阳军区装甲兵基地师政委。有些战友替我惋惜说，你若不执意要走，吴付教导员那么喜欢你、器重你，他肯定要把你带走。我只能报之一下苦笑。人生很多事，是可遇不可求的。

看，脱下戎装一身轻

弹指一挥五十载

　　脱下戎装一身轻，弹指一挥五十载。服役五年，退伍时，我22岁。每当我听到《送战友》这首歌，就想起离开军营时的情景:七尺男儿，相拥而泣，难舍难分。现如今，幸有战友群把我们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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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曲 《驼铃》

一九七三年三月，我告别了朝夕相处的战友，离开了魂牵梦绕的军营，退伍回到了家乡，一切都是那么既熟悉又陌生。二十二岁，我的人生路再往哪里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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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曲 （军人本色）

（未完待续）

制作撰写人 张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