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喀麦隆的日子里——谨此献给曾在喀麦隆艰苦创业，努力拼搏的战友们

金刚石

　　1992年9月14日至10月8日我随地矿部副部长张文岳出访尼日利亚和喀麦隆，第一次踏上非洲大陆，感觉神秘而新鲜，没想到三年后的我接任苏椿同志担任喀麦隆打井队经理，在非洲工作生活了5个年头，那里的一草一木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喀麦隆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谊，每每敦促我拿起拙笔，记述那一幕幕令人难以忘怀的往事。

1994年10月25日，我第二次来到喀麦隆，时值我们甘肃地矿局项目组的世界银行1000眼井项目结束近一年，没有后续项目，大部分人员回国，留守在喀麦隆的7个人，5个人在北方Mruoa基地，他们在基地看守设备，空余时间打打麻将，下下棋，晚上出去散散步，躺在沙滩上仰望星空，数数有几颗卫星从头顶通过。我和翻译在首都Yauonde，平时，常去喀方矿业部索要1000井项目的有关文件，收集是否有后续打井项目的信息。当时适逢喀麦隆正处于经济困难时期，喀麦隆的伊斯兰银行120眼井项目，由于喀方自筹部分资金不到位，一时上不了，散井几乎没有。打井队资金只有巴黎《中国银行》帐户上的4万美金了。如此下去，即使给每人每月200-300美金的生活费，一年多就花光了。我们的翻译是上海人，嫌待遇低，干了一年，没有到期即回国了。1995-1996年是井队在喀麦隆最困难的时期。中国地质工程公司的翻译陈永德接替了他。中国打井队在北方很有名气，可在南方却很少有人知道。于是，我们驾车去喀南方的种植园、工厂、学校、富人的别墅，询问是否需要打水井；在报纸上做广告，我们还把经理部从Yaounde的富人区BASDOS的别墅丛中，搬到邻近体育场的马路边，在院子门前竖起了《CGC.CAM》（喀麦隆中国地质工程公司的英文缩写）中国打井队的广告灯牌……，处处宣传自己。还从千里之外的北方基地，调运一台套钻机到首都Yaounde，开辟南方打井市场。在南方的第一口井是SAFACAM种植园，接着HEVECOM橡胶园闻讯发来传真，需要洗井和打井，慢慢地在南方打开了打井市场，井队能够自给有余。井队生活也有所提高，原来吃霉变的巴基斯坦大米，后来吃泰国香米，霉变的大米用来喂狗，每天都有鱼、虾、肉。大家出去施工也喝上了矿泉水,很少带茶水了。井队的日子越来越好过了。下图为代表团与甘肃打井队部分成员的合影

中国井队开進了橡胶园

在喀麦隆的最南部的原始森林中，有一座喀麦隆最大的国家橡胶园名叫HEVECAM，它的面积有410平方公里。5000多割胶工人居住在17个自然村中。分布在橡胶园中的20多口水井，供应橡胶园的生产、生活用水。这个橡胶园始建于20世纪80年代，一家外国打井公司为橡胶园打了井。由于成井工艺有问题，水井淤砂严重，需每年洗一次井，因此这家外国公司成了橡胶园的当然施工承包商，没有一家外国公司与它竞争。1995年喀麦隆经济还处于低谷，中国打井队为了生存，实现向喀麦隆南方的战略转移。相对来说，南方经济较为发达。于是，我们驱车深入到南方的工厂、学校、种植园和有钱人家，找井打。在得知HEVECAM橡胶园水井存在的问题后，我们提出让中国井队打几口井试试看，经多次游说，终于同意让中国井队先打3口井进行比较。中国井队进行了认真的勘察，制定了详细的施工方案。1996年4月的一天，中国打井队的一支队伍第一次开进了橡胶园。同志们不顾热带森林深处的闷热、潮湿和蚊虫叮咬，紧张地开始施工，第二天便打成了第一口基岩井，出水量每小时19立方米，水质相当好。接着在不到10天的时间内，完成了三口基岩井。橡胶园的总经理jean REMY，这个60年代曾在柬埔寨种过橡胶的法国老头，80年代来喀麦隆，在原始森林中，创建了这个喀国最大的橡胶种植园，曾获得喀麦隆总统勋章。他见中国打井队施工质量好、价格低，竖起大拇指连连称赞：“嘣，特拉瓦伊（中国人工作太好了）”。于是，中国打井队又得到了17眼老井的洗井活。

在中国井队的施工过程中，我们发现那家外国打井队为橡胶园打的井，好多在施工报告中写有井管，实际却没有。这就造成了水井涌砂。REMY总经理得知后，拍案责骂，气愤至极。从此，中国井队在HEVECAM橡胶园站稳了脚跟，只要有打井、洗井的活，找中国井队。接着，其他几个种植园，也相继找中国井队打井，中国井队的活多了起来，她在喀麦隆南方站稳了脚跟。下图为钻井施工现场。（注:HEVECAM橡胶园，2013年已被中化国际收购兼并）

给修道院打井

喀麦隆南部的海滨城市Douala（杜阿拉），是喀麦隆最大的工业城市，在城市的西北郊有一个修道院，不通自来水。虽地处热带雨林地区，却喝不上水，一年四季靠屋顶铝瓦收集起来的雨水来生活。她们把雨水通过屋沿的导水槽引到蓄水池里。据说1985年，一家美国公司在其附近打了一口80米的井，却是干的。1997年10月的一天，修道院的嬷嬷（头头）来找我们中国井队打井，帮助她们解决吃水问题。按当时的报价，不含水泵及泵管等配套设备至少450万西非法郎（折45，000法国法郎），可是修道院只有400万西非法郎，有一台15年前意大利人送给她们的潜水电泵。修道院的嬷嬷说，她们实在再拿不出钱来了。为了解决修道院的饮用水问题，同时也是为了宣传我们自己，于是我们决定一定要打成这口井。

打井队派王有林、小万、小曾、小何等5人开着一台钻机车来到了修道院。修道院就像过圣诞节一样，迎来了中国客人，给井队提供住房，每天提供早点，经过三天的努力终于打成了一口每小时出水量4立方米的水井。接着，井队为修道院配全了水泵、电缆和自动上水器。为了彻底解决饮水问题，井队还为修道院加工了一个小水塔，将井水引到了她们家里。修道院的嬷嬷对我们说，她们正向上级宗教部门申请资金，不过至少得8个月时间。我们说，没关系（后来，修道院终于又为井队筹集到了130万西郎的费用）。工程结束这一天，修道院可热闹了，修女们给井队工人摆起了宴席，一群修女还穿上了节日服装，跳起了非洲舞。老王、小万他们也和修女们一起跳了起来。整个修道院顿时欢腾了起来。是啊，是中国打井队结束了她们无水吃的历史，她们怎能不高兴呢。

中国井队的热情、周到、低价位的服务马上在当地传开了，接着，周围又有三家修道院要求中国井队打井，要求帮助加工水塔，安装高位上水器。一时间，要求打井的客户接二连三地跑上了门，中国井队一一满足了他们的要求，井队也因此获得了丰厚的收益，度过了经济难关。

下图为井队为修道院加工的水塔

修道院嬷嬷和作者在自动上水装置前合影

　　一位喀麦隆妇女

1997年8月的一天，坐落在首都Yaounde(雅温得)市中心的中国打井队办公室来了一位名叫Guillouzic Dorothee 的50多岁的黑人妇女，她说：“我要找你们打井。”原来这位年轻时就嫁到法国去的喀麦隆妇女，30年没回国，去年她第一次回国时，让别人给家乡挖了一口井，但深度浅，水量小，满足不了村里人饮水需要，她这次回来，听说中国打井队水井打得好，于是她慕名找上门来。

在讲好价钱后，她先给我们付了300万西非法郎（当地货币，相当于3万法国法郎），剩余工程款她承诺等她回国后用法国法郎汇到公司在巴黎的中行账户上，要求我们等她明年夏天回喀麦隆前打好井就行了。井完成之后，钥匙就由我们井队代为保管。表示了对我们中国井队的高度信任。

她的家乡住在离首都东北约260公里的一个人烟稀少的偏僻的森林里，有一条土路，但不通公共汽车。她求助我们送她回家。为了解决她的困难，同时顺便踏勘一下现场，于是我派了小万和老王开上皮卡车送她回家。

第二天一大早，皮卡车装满一车她买的吃的、用的东西出发了，可是车还没出城，小万就打来电话，说：“听说我们车明天回来，Guillouzic女士哭了，原因是久未回家，在家只住一个晚上就走，她急哭了。”于是，我同意晚一天返回。汽车经历了五个小时的颠簸，来到了她的家乡，一个只有十几户人家座落在茂密森林中的名叫ENDOUM的小村庄。她的父母早已去世，她家的几间房子由她的姐姐一个人看管。晚上，乡亲们为了迎接她的到来，也为了欢迎中国客人，点着马灯打着火把，跳起了狂欢舞，为了让大家玩好，玩得开心，小万还打开车灯，和当地老乡们一起跳了起来，一直玩到深夜。两天后小万他们完成了踏勘任务，带着Madame（法语：女士）回到了雅温得。为了表达她的感激之情，她在雅温得设宴款待了我们。不久，她就回巴黎了。

Madame回到巴黎，很快将三万法国法郎汇到我们公司的账户。我们也按她的要求按时钻完了水井。1998年10月我回国探亲，Madame听说后，凌晨4点钟就和她的法国丈夫驾车来到了机场等待，5点多，我乘坐的法航飞机抵达巴黎，刚一出机场，他们就迎上来和我热情拥抱，接我到他们家小歇。她的丈夫告诉我，他母亲去世三天，正在吊唁，要不就安排在他们家住了。于是他们驾车安排我去IBIS宾馆下榻。她的丈夫还主动拿出银行卡，替我交费，虽经再三谢绝，还是挡不住主人的一片盛情。在宾馆吃完早餐后，他们又驾车拉我去逛巴黎风景名胜，我说以前我都去过了，甭麻烦你们了（因为我知道他们家里有事），我只去巴黎中行办事，于是他们又拉着我去中行，一直等我办完事这才回去。她丈夫给我说，“明天我母亲举行葬礼，不能陪你玩了，你一个人去城里玩吧。”

第二天清晨，我起床后，正在宾馆附近散步，一抬头惊奇地见到她的丈夫驾车驶到我的面前。原来她的丈夫怕我进城不知怎么走，特地过来告诉我的（因为他们知道我只会英语，法语只会简单会话；她的丈夫会英语）。于是她丈夫领我到附近地铁口，买了10张地铁票，并用一张票塞进检票口给我示范了一下，指着站台墙壁上的地图，告诉我去中行办事在什么站下车，去其他地方怎么走，然后将剩下的9张票交给我说：“你去玩吧，今天我母亲下葬，晚上我让小儿子来接你到我家会餐。”说完驾车走了。望着法国朋友远去的背影，我激动地不知道说什么好。

晚上6点钟，他的儿子准时开车来宾馆接我。原来他们家有两个儿子，三个女儿，三个已有了工作并已结婚。对象有日本人、加拿大人和意大利人的后裔。这天都回来了。他家的屋子里坐满了客人，长方桌上放满了丰盛的西餐，正等着我。我按西方人的风俗和他家的客人一一拥抱问好，然后共进晚餐。席间Guillouzic夫妇向家人和客人介绍了他们和中国打井队之间的友谊以及中国朋友待人的热情、真诚等等。

第二天，我离开巴黎回国，Guillouzic夫妇又驾车送我去机场，他们还送我一瓶法国大香槟（是她家定制的）和一瓶法国葡萄酒。让我回国向家人问好，向中国朋友问好。

第二年八月，Guillouzic夫妇第三次回喀麦隆度假，时值小万和老王工作期满回国，她一定让他们在巴黎停留时住在她家里，并再三电话通知她的女儿去机场接送。后来，他俩在她家也受到热情接待，小姑娘驾车拉他们去逛巴黎，他们也给小姑娘做中国餐品尝。

现在，我虽人回国了，但Guillouzic夫妇和中国打井队的友谊仍在，他们每年去喀麦隆度假都要到打井队做客，也常发E-mail向回国的中国朋友问好。下图是我和Guillouzic夫妇在机场合影。

给部长家打井

中国打井队在承担喀麦隆国家项目时，多为乡村缺水贫民打井，但也为种植园、工厂、教会、学校和喀国上层高官诸如财政部长、外交部长、税务总局长、总统府高级外交官、总统卫队、军队将军和富商等一些有钱人打一些散井（即零星的井）。这些人的特点，一是他们知道中国井队井价低、质量好，一般不在价格上纠缠；二是除总统外，他们都不带警卫或保镖，没有前呼后拥的现象，如没人介绍一般大家都不知道。

记得那是1997年2月的一天，首都雅温得中国打井队的客厅里，来了两个黑人男子。一个约50多岁，个子不高但看起来却很精干；一个30多岁，十分壮实，像是他的儿子。两个人穿着都很一般。他们要求在雅温得东南部200多公里的Tekmo打一口井。在问清水量和其他要求后，我们报了价。这两个人挺干脆，没有对价格提出异议，只是问什么时候进场。我们告诉他们付了款即可进场。

第二天一大早，年轻人带来了1，065万西郎（相当于106，500法国法郎）的现金，其中包括他们自动缴纳的营业税（当地称为TCA）。这时我们才知道年轻人是喀麦隆财政部长的儿子，昨天和他一起来的是他的父亲。合同随即便签订了。我很纳闷，为什么部长不派他的秘书来，或是打个电话让中国井队去，非要劳他的大驾呢？这在国内怕是少见的。

第三天，中国井队一台套钻井设备浩浩荡荡地开到了Tekmo。这是个地处喀麦隆南方省热带雨林气候的小村庄，新修的柏油马路从中穿过（马路的尽头便是现任总统比亚的家）。路旁葱绿茂密的原始森林映衬着白云蓝天，没有一丝污染，显得那么空旷，那么清澈。这儿的小平房和北方的窝棚不一样，墙虽是土砌的，屋顶却是铝瓦盖的。在路旁不远的一片翠绿的草地上有一座新盖的别墅，清墙红瓦显得格外显眼。别墅的四周盛开的鲜花散发着醉人的芳香，令人心旷神怡。这就是财政部长的家。据说每逢节假日部长都要回来度假。

在一公里以外那原始森林深处有一片菠萝园，约有十几公顷，工人们正在种植菠萝。草地上新盖的厂房，是用来生产菠萝汁饮料的，设备已安装就绪。看来，万事具备，只欠水井了。水井的位置就选在饮料厂附近。我们用物探测量和人体感应的方法确定了井位。工夫不负有心人，中国井队经过三天的奋战，移了两次井位，终于打成了水井，每小时水量8立方米，超过了合同要求。

我第二次见到财政部长是在两年后的一个周末。由于雨季雷击，烧坏了水井上的配电箱的自动控制装置。这天是星期六，一大早我就驱车前去修理，同去的还有修理工小励。正当我在水井旁检修时，开来了一辆豪华丰田越野车，车停稳后下来一男一女，他们脚蹬雨靴走了过来。我身旁的黑人小声地说：“部长来了。”原来，部长周末回家，大雨刚一停，他便带着年轻的夫人来察看他的菠萝园了。他简单地问了问情况后，很客气地邀请我，修完后去他家坐坐。我愉快的接受了邀请。修好上水器的控制箱，我和小励驱车来到了那座漂亮的别墅前。门口的佣人让我们在门前小亭子里坐下等待，然后他去通报主人。不一会部长出来了，他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他让佣人端来了各种饮料，还特意拿来几瓶他家饮料厂生产的菠萝汁让我们品尝，他高兴地说：“这多亏了你们给我打了井。解决了我饮料厂的用水问题。”然后，他指着附近的一片空旷的草地说：“那边还将盖一座住宅，到时还要请你们来打井。”我一边感谢主人的盛情款待，一边说：“没问题，下次我们一定在价格上多多优惠。”主人和我们都笑了。看着眼前这位掌管喀麦隆财政大权的黑人朋友，我想起以前去财政部办事时，那人山人海的情景，求见部长解决问题的人排长队（喀麦隆财权高度集中，各部委都去财政部报账，项目款也须财政部拨付）。现在这位部长就在面前，不是挺普通的吗？

拜访酋长，進行村民动员

1996年11月的一天上午，我陪同PLAN INTERNATIONAL（国际儿童福利组织）驻马鲁阿的官员Aminou，考察由这一组织出资委托中国打井队在喀麦隆北方施工的打井项目，同去的有井队的杜会计和乔翻译。由我开车依次对马鲁阿以北的施工点Mora、Meri等村庄进行实地考察和村民动员。

这一地区地处喀麦隆最北方的极北省（省会马鲁阿），是喀麦隆经济最不发达的地区。汽车沿着喀乍（喀麦隆-乍得）公路向北行驶，路的两边稀疏的分布着一簇簇小村庄。由于时值旱季，地面的草已经枯黄，惟有一棵棵看上去不高，却十分敦实的大树和一片片刚吐穗的高粱，点缀着这黄色的草原，给这一望无际的原野带来绿色的生机。那一簇簇小村庄就象草原上的蒙古包三五成群，不过这儿的“蒙古包”显得小一些，墙是柳条加泥巴，屋顶是用茅草盖就。晴朗的天空没有一丝云彩，火辣辣的太阳，似乎就在头顶上，烤得人喘不过气来。

汽车经过一个多小时的颠簸进了Mora村，据说这是北方最大的村落，村民有一万多人。在村中间这些“蒙古包”中有一片不高的民房，形似我国北方的小四合院，大门口两边站立着4个手持长矛的高个黑人。这就是Mora村部落酋长的官邸。

Aminou官员下了车，向把门的黑人通报了我们的来意，接着我们被带进院落，一个身着伊斯兰长袍的40来岁的黑人迎上前来，Aminou介绍说这就是当地的酋长。他礼貌地请我们进屋，我们像主人一样脱了鞋进屋。空荡的大厅里，地面铺满草席，在一长排沙发的尽头，摆放着一台18英寸彩电和一台录像机。Aminou把我们一一介绍给酋长，并和他简要商量了一下今天的工作步骤。于是我们决定先去现场看井位，然后进行村民动员。

酋长决定亲自陪我们去现场，他刚出大门口，门口的卫士马上立正，高举长矛连呼“万岁！万岁！”。接着酋长乘我们的车去现场，路上他让我开慢一点，说他好久没出来了，让他好好看看他的村民。现场在离他家不远的一个小水坑旁，当时有一个黑人妇女正在沟旁打水，见酋长下车走来，急忙扑地跪下，双手撑地，头也几乎碰着了地，再不敢抬头看我们一眼，直到我们离开。

我们驱车来到了一片树阴底下，进行村民动员，早在树阴下等候的村民有四、五十人，他们中有大人也有小孩（大概都是和这口井有关的村民吧），肃静地坐着，见酋长和我们过来，马上起立给酋长行礼问候。首先由Aminou介绍了中国公司和其他几个外国公司打井的价格。不用说，当然是中国公司井价最低了。Aminou大声问在场的村民：“你们说，要井价高的还是要低的？”村民们齐声回答：“要低的！”Aminou接着说“我们就选中国打井队好不好？”“哗哗哗！”台下响起了一片掌声和欢呼声。最后我们向村民们介绍了中国打井队以前在Maroua地区完成伊斯兰银行项目和世行项目的情况，以及廉价高质量为当地村民办好事的意愿。村民们再次欢呼鼓掌，表示了对中国井队的信任和支持。最后由酋长简单训话，他要求村民支持中国井队工作，如果井位定在谁家的屋底下，谁就要拆掉（当然那样的小窝棚也值不了几个钱，不过我们尽量不要去动它）。

在回酋长官邸的路上，酋长似乎也显得轻松多了，他高兴地指着不远的一处小平房说，那是他以前住的地方，他的5个夫人就住在那儿。并开玩笑地对乔翻译说：“如果你愿意留在这儿，我可以把她们让给你。”逗得大家一片笑声。我们和酋长之间距离似乎拉近了许多。据说，在喀麦隆北方，部落酋长的夫人最多的有100多个。看来，这位酋长还是比较开明的了。

在一片“万岁！万岁！”的欢呼声中，我们又进了酋长的官邸。酋长设便餐招待我们，还颇有兴致地给我们放映了录有他登基盛况的录像。

结束了对Mora的村民动员后，我们驱车去距马鲁阿40公里的Meri村。大概因为靠近城市的缘故吧，这里的酋长似乎也开明多了。站我们面前的酋长是一个30多岁的年轻人，他主动领我们参观他的住宅，还介绍说他只有三个夫人。然后，他骑着摩托车和我们一起参加了村民动员会。村民们对他也和普通人一样。是啊，酋长不过是个历史的产物，可能有一天酋长将会失传的。村民动员会以同样的方式很快结束了，汽车离开了MORA和MERI村，我们也好象离开了那遥远的部落时代。下图为我们参加村民动员会，和村民们合影。

北方小村落

拜访黑人朋友

笔者因工作关系常去工厂、农村、种植园、教会，接触了喀麦隆的各方面人士，包括商人、官员、贫民。也到过黑人朋友家做客。一次井队在离极北省首府马鲁阿以西80公里的Zamay村施工，村子有十几户人家，坐落在较为开阔的山沟里。时值旱季，三五成群的一簇簇圆顶小窝棚分布在早已枯黄的茅草丛中。这天正是圣诞节，一个叫Adoum的村民（他为工地干零活），主动邀请我和翻译到他家看看。在井位附近，有三个同样的小窝棚，这就是他的家。他领我们进了其中的一个。直径不足4米的圆屋里空荡荡的，没有任何家具，地上铺着一张草席，墙上挂着两双女式旧皮鞋和两块花布，鞋大概是从马鲁阿地摊上买来的旧货。靠门口的地上放着两袋尚未脱皮的高粱，这就是他家的全部家当。他的夫人，一个20来岁的黑人妇女，身上围着两块花布，站在门口正对着小圆镜抹着口红，看来是在化装。我的黑人朋友告诉我，她要参加晚上的圣诞节联欢（这里的联欢，实际上就是一群男女晚上打着火把，摇着铃铛，敲着小鼓，边跳边欢呼，绕着村庄游行）。已是傍晚时分，隔壁的小窝棚的地上三块石头支撑铝锅，柴火正在噼噼啪啪地烧着，这就是厨房。一位50来岁的黑人女子（Adoum告诉我是他的母亲），正在屋里用两块石板上下搓着，碾压小豆面。然后，将豆面放在陶瓷盆里调成浆糊状，放入盐巴、棕榈油和当地产的调料，再用香蕉叶包上，放在铝锅上蒸，有点象国内的“窝窝头”。Adoum将已经出锅的“窝窝头”给了我一个，我瓣了一点尝了尝，味道尚可。我想这大概就是Adoum的节日食品了。天渐渐黑了，我们告别了主人，Adoum的夫人也打着火把加入那圣诞节狂欢的队伍。我看着那远去的狂欢人群，想起中国的那句俗话“知足者常乐”，他们虽然贫穷（有些人家只有几百元的家当），却没有任何思想负担，似乎不知道什么是“愁”。你瞧，他（她）们不是挺快乐的吗？

记得也是一个圣诞节，我带着两瓶中国葡萄酒和一束鲜花去看望中国井队的一位老朋友Chendjou（成都）先生，向他表示节日的祝贺。他曾担任过喀麦隆矿业动力部水利局局长和矿业部总监。是一个曾在西方留学，有着较高文化修养的黑人。年纪50多岁，个头不高，却很精明。Chendjou的家座落在雅温得总统府东侧BASTOS的富人区内。有一个不大的院落，种满了各种热带花木。宽敞客厅的花地毯上，摆放着一圈豪华沙发，大厅的一边是一排法国进口的漂亮橱柜。四周的墙壁上挂着羚羊头标本、黑木雕面具和一把中国公司送给他的特大的装饰扇。我们互致节日的问候。他的夫人还给我们拿来了威士忌和各式饮料。端来他们早已准备好的炖鱼、烤鸡和沙拉，还有Manioc（法语“马料克”，一种用香蕉叶包木薯淀粉蒸熟的，像短的马鞭子样的食物，是喀麦隆南方人的一种主食，闻起来酸臭，吃起来香甜），让我们品尝。宾主豪无拘束地边吃边聊起来，从井队和喀方的合作，到喀麦隆今后的水利工程市场，从工作到生活，谈论中喀友谊。Chendjou 夫妇盛赞中喀友谊，他指着墙上挂着的装饰扇说：“这是91年在兰州时，你们公司送的。”他还讲述了上次应邀来中国，在北京、兰州时的情景，表达了他对中国的良好印象。

Chendjou先生对我们中国朋友的勤奋、热情好客表示赞赏，但对中国朋友常年单身在国外生活很不理解。他风趣地说，“你们为什么不带夫人，要不就在喀麦隆找一个黑Madame（女士、夫人），这样国内国外都有老婆，来这里也就不想家了。如果愿意的话，我给你们每个人找一个。”逗得大家哈哈大笑。我说：“这在喀麦隆可以，在中国可就犯法啦。你们国家允许，你为什么不多找几个Madame呢？”他解释说，他是基督教徒，只能“一夫一妻”。 他还解释说，现在随着社会的发展，年轻的喀麦隆人也都赞成“一夫一妻”，少要孩子了。确是这样,在我接触的许多年轻的，尤其是有文化的黑人朋友中,像Chendjou先生所说的已越来越多。

席间，Chendjou先生多次端起盛满法国威士忌的酒杯，站起来对我们说：“为了我们之间的友谊，为了我们的合作，也为了我们的健康干杯！” “cheers”（干杯）声不断，大厅里充满了中喀朋友的欢声笑语。

最后Chendjou先生邀请我们一起参加他们举办的家庭舞会，大家一起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

时光流逝，但Chendjou先生为中喀友谊，为中国井队在喀国承揽水利项目做了大量的工作，至今仍使我记忆犹新，为我们所传诵。

下图是我和成都一家人進歺。

北方村落的房子

　　下图是喀麦隆矿业部长安德烈，在喀麦隆的《世界水节》庆典上，接见我们打井队成员。

经历险情

1996-1997年期间，喀麦隆和乍得、尼日利亚接壤的一个三角地带社会治安极为糟糕，经常出现一些土匪抢劫财物骚乱村庄民宅。这些土匪大多来自乍得、尼日利亚等国的流窜犯。这给当地人民的生产生活带来严重影响，搞得当地群众人心惶惶。据说有一次，从乍得开往马鲁阿的巴士在喀乍边境不远处，受到土匪拦截，抢了钱还杀了人。于是，喀麦隆当地政府派出宪兵大队，军车上架起机枪，每天上午10点半护送客运班车车队往返于喀乍公路上（马鲁阿至乍得边境），以防不测。

一天，我们应约要在第二天上午11点赶到邻国乍得首都NDJAMENA（恩加梅拉），要与一家外国公司洽谈项目合作事宜。为了免办签证，我们请我国前驻乍得使馆经参处同志届时在边境接我们。从井队北方基地马鲁阿到恩加梅拉约280公里，一般开车需三个小时。如果我们和宪兵队的护送车辆一起走，那就太晚了。于是我和小张开着皮卡车，早上八点钟从马鲁阿出发，出城时正好有两个警察要去Maltam（临近乍得的边境小镇）办事，想搭我们的便车。为了安全，预防万一遇上土匪，我们决定带上他们。双排皮卡可坐五人，可是两个警察一个坐在驾驶室，一个偏要爬上后车箱上。其中的一个警察给我解释说：“让他坐上面可以了望。”车子上路了，我们心理踏实了许多。时值雨季，路两边茂盛的野草，成片的高粱，风驰电掣般的闪过去，远处的WAZA天然动物园的羚羊、长颈鹿时而在路边显现，我们再没有平时那般雅兴去欣赏它们。大家的目光在紧张地搜索着前方路两边随时可能出现的匪徒目标。

过了Ndiguina村，汽车离开了天然动物园向北行驶在乍得平原上。地面显得开阔起来，但马路两边的树和灌木丛也多了起来。路上没有任何车辆和行人，沿途也没有村庄。据随行的警察讲，前面这一段即是土匪活动频繁的地区。大家开始紧张起来，我身边的警察将手里的长枪推上子弹，枪杆伸出了窗外。从反光镜看出，车上的警察也攥紧手中的枪，加强了瞭望。此时，我才感悟到POLICE这平时令人讨厌的警察，现在怎么和我们这么亲近。大家几乎屏住了呼吸，谁也不作声，汽车在快速行驶。拐过弯道，几个人影突然出现在右前方。“Bandit（帮迪—法语，匪徒）！”我身边的警察大声说。我给小张说，“冲过去，不停！”人影越来越近，大家的心也几乎跳了出来。大概是因为怕宪兵队的车辆快要过来了，“Bandit”忽然闪进了丛林。我们的汽车“嗖”地冲了过去。就这样，我们一口气跑了半个小时，我身边的警察这才将子弹退出了膛，枪也收了回来。显然，危险地段已过，我们这才松了口气。

Maltam到了，警察下了车，他俩感谢我们，我们也从内心里感谢这两位喀麦隆警察。当天汽车准时到达了乍得边关。第二天，为了安全起见，我们在Maltam路口，等待宪兵队的护送车辆返回了马鲁阿。

平息罢工风波

中国井队和打工的黑人关系处得都很好，但也出现过危机，这几年曾有过两次黑工罢工风波。1997年2月钻机在首都雅温得附近的SOA市施工三口水井，这是喀矿业部委托中国井队为解决城市供水的计划任务。

一天上午，机长王有林报告说，机台现场的PVC井管少了7根，油箱的汽油也少了。根据分析，有可能是机台小工监守自盗。于是，我们将小工召集在一起训话，让他们交代到底是怎么回事。小工们你一言他一语，这几个从北方农村雇用来的小工现在变得不老实了，瘦小的阿姆朵还调皮地躺在地上，嬉皮笑脸地给你说话。当天值班的小工费列尕姆说：“夜里我俩睡着了，不知道。你们中国人要睡觉，我们干了一天，不困吗？”看来他还挺有道理的。费列尕姆是小工头，平时干活挺卖力，技术又好，在井队钻机上干了八年，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一米九的粗壮个儿，搬家时能将井队的一个保险箱背上楼。这个黑工骨干，今天有点反常。我严肃地要求他们，必须在下午3点钟之前把问题说清楚，否则我们交由BOLICE处理。嘿，这几个小黑工还倒牛了起来，他们放下手中的活，撂挑子不干了。其中有一个小工叫阿达姆，晚上住在经理部看门，事情本与他无关，可他怕报复，也不敢干了。他们想以此要挟老外。没关系，老王他们三人马上接过钻机手把自己干了起来，虽然人少速度慢一点，但钻机照样转。

既然如此，我便将情况告诉了SOA市市长。一个小时后，市宪兵大队将6个黑工全部带走，拘留审查。在审讯中，他们攻守同盟，谁也不承认丢失的东西是他们拿的。宪兵队经过几天的搜查，从一个当地老乡家里搜出了PVC井管，据老乡交代是机台黑工费列尕姆等人所为。随后宪兵队又提审了几个黑工。据交代，这几个黑工拿到工资后晚上在SOA市酒吧喝酒、玩女人，几天即将工资花完。于是晚上趁值班之际，由狡诈而瘦小的阿姆朵出主意，由值班的费列尕姆带领其他几个黑工偷机台管材和油料，藏匿在老乡家，伺机卖出。

在10天的关押中，宪兵队不给他们吃喝，每人圈在一个小屋里，有时还要挨一顿揍，实在坚持不了。黑工费列尕姆隔着牢房的小窗可怜巴巴地对我说：“Patron（巴通：老板），求求你放了我们吧，我的四个老婆已经有一个跑了，如果让我坐牢，就全完了。”是啊，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宪兵队的军官也对我说，是起诉还是放人，得尽快决定。因为按照喀麦隆法律，他们拘留也不能超过15天。我们的同志也说：“干脆把他们关了，等我们期满回国后再放出来。”我问宪兵队的军官，按照喀麦隆法律该怎么判刑，他告诉我：偷盗50~200万西郎（相当于5000~20000法国法郎）判5~8年牢狱。我琢磨：我们的目的是教育他们，这本来已经够了。如果向法院起诉打官司，一是要牵涉公司精力；二是会加深仇恨；第三，也会把公司牵扯进去，因为这些黑工都是临时工，都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向劳动部门注册，那样也会招来麻烦的。因此，我建议宪兵队：“既然他们已经承认了错误，就放了吧。”

黑工们回来后，我问那个瘦小而狡猾的阿姆朵：“你每天跪在真主面前祈祷，还干坏事？”他说：是魔鬼驱使他干的。真令人啼笑皆非。最后，我让他们愿意继续干的，写下保证书。尤纳斯、维克多、阿达姆等黑工留了下来，其他的都给解雇了。公司也将表现好的，与他们签订了正式劳动合同，向劳动部门备了案。这次风波，就这样过去了，黑工们也更听话了。

誓夺《120》

众所周知，中国井队在喀麦隆，从1986年至1993年共得到两个大的水井项目，即伊斯兰发展银行的300眼井和世界银行的1000眼井。那是中国井队最红火的时期。这之后，喀麦隆一直没有大的水井招标项目。原300井项目剩余资金，尚可安排120眼井。但因喀国经济不景气，还贷能力差等原因，伊行资金不能到位。“120项目”一直不能招标。中国井队只能靠打散井为生，井队要发展是很很难的。从北方到南方，中国井队的足迹遍布喀麦隆的每一个角落。上上下下的朋友也结交了不少。1997年初，中国井队得到可靠情报，“120眼井项目”即将招标。于是招标前的准备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在喀麦隆的法国打井公司“富豪哥”（译音）也是一支实力很强的井队，自1986年以后，大的水井项目都被中国公司夺走了，这次他们也是拼死一搏。一次，他们的经理Martin（马丁）开玩笑地对我说：“你们吃饱了，也该给我们点吃吃了。你们的井价不要太低了。”是的，这两家公司既是竞争对手，又是合作伙伴。中国井队的井价，已经和他们基本接近。中国井队需要什么材料，他们也是给的。但在120项目上谁也不会让步的。招标前的竞争也在暗暗地进行。有时中国公司同志从矿业部官员的门刚一出，他们便提着包进去了，看来已在门外等了很久。

1997年11月20日，喀麦隆120眼井项目正式发标。我们的策略是认真做标，积极公关，在价格上要略低于以前300眼井项目。为了使标书内容更齐全，法语更喀麦隆化，我们请喀矿业部专家（自己的朋友），对技术条款和行政条款进行修改。投标那一天，我们的标书装了两大纸箱，有的公司只装了两个文件袋。开标了，在投标的五家外国公司中，中国公司以689.2万法国法郎（仅比法国公司低10万法郎的价格）获得第一标，法国公司第二标。技术标评分中国公司为95分，法国公司为78分。1998年2月11日喀麦隆评标委员会将120项目授给了中国打井公司。

但事情并没有完，法国公司像输红了眼的赌徒一样，写信给喀麦隆总统府、矿业部，给贷款的伊斯兰银行，他们告中国公司的状。说中国公司在招标前就拿到了标书，有投标代理人；中国公司没有一个当地的正式员工；中国公司在以前的300眼井项目中，用了好多马鲁阿市场上买的假VERGNET水泵等等。但中国公司在喀麦隆已牢牢地扎下了根，中国人得标已成定局。1998年5月17日公司代表和喀麦隆矿业动力部长正式签订了120眼井项目合同，至此，我们期盼了五年之久的120眼井项目终于拿到了手。由于我们在喀麦隆注册了自己的公司，再也不用寄人篱下，可以凭自己的资质参加国际招标，承揽喀麦隆和周边国家打井项目。中国井队也由此走出了困境，重新奔向了辉煌。下面是我与法国打井公司经理在施工现场交谈。

下面照片为法国公司钻井施工现场。

下图为1997年8月22日《经济参考报》刊登的关于甘肃喀麦隆打井队的报道。

　　（注:本文根据原《甘肃地质矿产报》 2002年1月30日～2月27日刊登的《在喀麦隆的日子里》（刘正斌）一文，改写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