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乡与祖籍——一、家乡情怀

路畅通

1、儿时的记忆

五、六十年间的家乡模样，至今印在我的大脑深处：

塔布板村，是我出生的地方。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的祖辈、父辈、吾辈、子辈等亲人和本村的父老乡亲们都生活在这块土地上。

生养我们的塔布板村位于呼和浩特西北方向，在大青山脚下向南8里、城区北郊的地方。解放初期隶属于郊区攸攸板人民公社，七十年代初改归于西菜园乡政府，21世纪初又归于回民区攸攸板镇政府管辖。

村东口的大门（原立于通道北路北段路西，已拆除）

我村周围的村落是2里以西的厂汉板，3里以北的一间房，5里东北的代州营，3里以东的府兴营，3、4里东南的小府村、公主府，2里以南是一条宽约几十米、从东到西长约好几里的防风林带。林带南面的新钢就是城区，那一带有耐火材料厂、塑料厂、阀门厂、焦化厂、炼铁厂、锅炉厂、水修厂、木材场，还有工农兵电影院、百货商店、粮食供应站、聋哑学校、水电学校、市十三中学，也有监狱和劳改医院，......

村外是大片的平坦农田和菜地，仅有东北方向的卖油郎渠子是坡地；村东有能摸到鱼的东河，河的源头在红山口沟里；村西有潺潺的小溪，溪的源头在一间房村北的山沟里；村南是能踩出水的下湿地，小时候和童年玩伴儿常去那里逮蛐蛐玩儿；村北有几尺高的土围子，西北角的土围子上面栽的灌木丛是枸杞，因为有刺，所以很少有人去摘它，也许是人们不知道它的药用价值，记得那土里还有不少我们叫做天平的亮晶晶的东西，可以一层层剥成特别薄的箔片，把它举在眼前看太阳，就不会刺眼，后来才知道那叫云母。村东庙旁还有大水坑，横贯东西的村街两头，西有五道庙，东有龙王庙，龙王庙院里还有五、六人合抱不住的百年老榆树。村里共有四口公用的水井，村南防风林里还有一口据说是日本人钻的自流水井，碗口粗的水管里常年冒着清粼粼的水，女人们经常去那里洗衣服，孩子们则去耍水，就近劳动的村民，累了去洗洗手、泡泡脚，渴了捧上喝几口，惬意解渴。

村西的土围墙 （路民威提供） 村东的龙王庙正殿 村西的五道庙后墙

那时村里也就百余户人家，五、六百口人丁。村里的几大家族大多聚居在一起，村东高家、村西张家、之间是路家和李家、村西南王家、村南赵家、村东南曹家、村东北陈家，还有一些如云、奚、靳、安、任等单姓小户杂居其间。田地里种的庄稼有：谷子、小麦、玉米、高粱、黍子，还有油菜籽、土豆；蔬菜有：茄子、西红柿、辣椒、葱、韭菜、黄瓜、豆角、圆白菜、长白菜、葫芦、大瓜、大蒜、蔓菁、芥菜、芹菜、芫荽、水萝卜、胡萝卜、还有西瓜、香瓜。

农田菜地 林中羊群

生产队里养着用于拉车耕地的牲畜有：马、牛、骡、驴；农户家里养些猪、羊、鸡，狗、猫等。

自从50年代先后实行农业生产合作社、人民公社以后，塔布板村就叫成了塔布板生产大队，村民们都被叫做社员，大队部设在当街一条巷子里的村公所。全村早期分为四个生产小队、后来合并成两个。

生产队一年四季春种夏忙秋收冬积肥，社员们一天两出工，除了冬闲季节和下雨天，平时每天前晌在早饭后、后晌在歇起晌（午休）来，人们三三两两拿着农具从各自的家中走出，聚到当街，生产队长在出工前给围拢的社员们分派营生，然后大家带着相应的农具分头去干活儿。从种到收，秋后分粮，年底分红。社员们主要是在集体的土地上干活儿挣工分，此外还少量种些自留地、积留地，自由经营。

身强体壮的男劳力给队里干活每天挣全工分10分、女劳力7分，而我在学校放假时劳动一天才挣2分，年底分红每分还不足一角钱。农忙时突击劳动有包工活儿，多劳多得，有的全家人出动，可以多挣些工分。

那些年离城区远些、土地和灌溉条件差的村子是粮食队，每年有交公粮的任务；而我们村则是蔬菜队，每年初都有蔬菜任务，队里就按任务安排各种蔬菜的种植计划，采摘的蔬菜装了车要先拉到菜站称重评等，然后再送到指定的蔬菜商店。生产的蔬菜供应了市民，菜农的粮食就由城市粮站供应，每人每月27斤粮、2两食油。靠定量粮根本不够吃，只能以队里分的和自家种的粮食作为必不可少的补充。尽管如此，我家每年还得再买几百斤后山的莜麦高粱，加工成耐饿的莜面和经吃的二莜面。尤其是早上拌着吃的炒面，至今令我留恋。

为了给队里增加些收入，到年底社员们多些分红，生产小队还组织了副业队，以几辆马车为主，从城里揽一些拉运的营生，挣一些副业收入的现钱。我二叔就曾在副业队赶过多年的马车。

网图：收割小麦 网图：农民赶毛驴拉碌碡碾场

我出生在奶奶家的老院子，那座院子分为里外院儿。

里院儿一溜正房，最西边是爷爷奶奶住的正房，往东依次是大爷大娘的住房和凉房，我父母亲的单间住房，再就是最东边儿五爷爷五奶奶住的里外间儿。西面是我二叔二妈住的西房。东面和南面是几家人的凉房、放柴火的、羊圈等，东凉房前还有自用的水井，打水用的细长形铁水桶经常挂在东墙上。

院儿后是庄稼地，院儿西是一片儿空地，院儿前是我九爷爷、十一爷爷、十二爷爷的院子，院儿东是高家招财、和财爷爷的院子。

东南角通向外院儿和坐西朝东的大门，记得过大年时，大门口就挂上了白菜形的灯笼，外院儿主要是菜窖和粪堆及茅房（及蹲坑厕所）。出了大门往东十几米，高家有全爷爷院外有一盘碾米磨面的石碾，有时用牲畜拉，有时用人推。向南穿出约20米长2米宽的巷子就到了当街，巷口就是一口公用水井，附近的人家主要靠它用水，我和奶奶就是到那儿抬水。只是后来因为被一个愣子扔到井里一块盖茅坑的臭木头，金锁叔淘井水，后来逐渐枯竭了。

我出生在奶奶家这处祖院

2、乡村的孩子

我是土生土长的乡村孩子，对农村有着格外的感情。我幼时的许多故事妈妈记得最清楚，可惜被去了天国的老人家带走，已然不可能再向我“讲那过去的事情”了。

小时候正赶上大跃进，自己还曾进过几天设在龙王庙左后方陈家大院里的村办幼儿园，好像二姑还当过保育员，孩子们吃的是大锅饭……。随后是大饥荒，喝过瞪眼儿清的小米粥，吃过野菜、榆树叶、老菜叶子、榨过糖的糖菜渣子；记忆最深的是姥爷家从队里分到的去掉玉米粒的玉米棒子，先摊在炕席下烘干然后磨成粉，用它做成的饭是最难下咽的，毫无营养，虽然可以充饥，但却造成了便秘的痛苦。

儿时的玩具几乎都是自己动手制作，男孩儿玩儿尿泥、打夹克儿、搧三角、弹珠珠、滚铁环、抽毛猴（陀螺）、溜冰车、骑“马”打仗、爬树掏小鸟、逮蛐蛐斗架、玩弹弓、做铁夹子挖蚰蜒捉蝲蛄套鸟、光屁股耍水；女孩儿跳皮筋儿、踢毛健儿、跳方方、捉迷藏……。我最爱玩儿的就是斗蛐蛐：到村西南的下湿地，朝着蛐蛐的叫声，高抬脚、轻落地，悄悄地靠近，突然的袭击，逼着藏在草丛中的蛐蛐现身逃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进行抓捕，时而成功，时而也会扑空。手中有了几只蛐蛐，孩子们就带着心爱的“战将”让它们争斗决胜负。蛐蛐大战格外有趣，有的互不服输，几个回合下来，都伤痕累累；有的只战一两个回合，败者就落荒而逃，胜者会趾高气扬，其主人也会喜笑颜开。

邮票《儿童游戏》 网图：斗蛐蛐 文革初期，我和奚俊生、高明、王世杰几位同学，还曾自制过当时从商店里都买不到的扑克呢：最简单的两副，是用阿尔巴尼亚的硬壳烟盒作材料，将萝卜刻成红桃、梅花、方片、黑桃的章，再用印泥加盖在纸板上做成的；更精致的两副，是求舅舅从锅炉厂给我找了些作废的胶片，先洗掉上面的化学涂层，然后用12生肖、骆驼、丹顶鹤的画面作模板，反画在了胶片上，最后刷上两层白油漆，再罩一层清漆，摆在奶奶家的柜子上晾干即成。如能把它们保留到现在，肯定是独一无二、不可多得的收藏品。
农村的人家，大多会养猪养羊。在我十余岁的时候，就曾帮家里夏天拔猪吃的野菜、割喂羊的野草、秋天到犁过的庄稼地里刨引火的茬子、到树林里搂树叶、冬季天还不亮就起早到水电学校后面捡煤核儿（料炭），干这些活我大多是让长我两岁的堂兄补根领着去的。再后来，还和兰根叔叔拉排子车沿新钢前的东西土路（即现在的海拉尔大街）到西货场、工业学校、财贸学校一带沿路拣畜粪拾肥料挣工分。
农村家庭生活的好赖，就看全家的劳力多少和强弱，谁家挣的工分儿多，到年底就能多分红。为此我在学校放假期间，也去队里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比如浇地、舀粪，干的最多的是和我九爷爷、十二爷爷用稀释的敌百虫、六六六粉给蔬菜地喷洒农药。最初干一天才二分，随着年龄的增长逐年增加，最高时是八分（相当于0.64元）。除了大人们凭经验能干的（耕地、耙地、摇耧播种、打风扇等）或是有技术含量的（育苗、种菜，摆弄牲畜等）农活以外，诸如平地、扬粪、帮犁、打砬硐、锄地、间苗、起葱、摘豆角、拔麦子、割庄稼、砍菜、拔萝卜、打场、收山药、积肥……等等农活我都干过。那写作业、温习功课就是见缝插针的事，也不用家长督促检查。 网图：给蔬菜喷洒农药 在我结束学校生活后，曾在村里参加了一年的农业生产劳动。当时村北有一座建成年头不长的果园，用干打垒的土墙围着，园中大部分栽植的是黄太平果树，也有葡萄、苹果等，在一行行的果树之间，种植着其他的农作物。村里为了推广并实现科学种田，专门成立了精干的“科研小组”，吸收有经验的老农民、有文化的年轻人、踏实肯干的妇女为小组成员，在郊区科研干部高财旺的指导下，以园林为基地进行科学种田实验。我有幸被吸收为组员，参加了果树修剪、嫁接，两种农作物隔行间种，种花生、种红薯试验，用马铃薯秧上的果实育种、种出三代大土豆，还用插条植树……
就在那年，我还担任了生产小队的记工员，每隔两天，第三晚到队部，为全队社员们逐人记载三天内所干的农活和工分。每月底合计，月初上墙公布；年终总计后，就是社员们年底分红的依据。生产队长正是看中了我的认真和严谨，还打算培养我当会计呢，而我却参军了。 3、可喜可叹的变迁

自我参军后，就与家乡的亲密接触少多了。一来是工作、生活在市里，二来是父母亲搬到东华栈居住了十几年。可是我的奶奶、二叔和俩个弟弟的家一直没离开过塔布板，父母亲和妹妹后来又搬回了村里，而且还有那么多本家与乡亲们，每年也会回去几十次，只是来去匆匆。

随着国家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体制取代了计划经济体制，粮食和蔬菜不再下达任务、统购统销，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小队的经济体制解体了，集体的土地实行了家庭承包责任制，完全自主经营，自产自销。村民们除了种地，还可以自谋生路，搞养殖的、做生意的、进城务工的......。

前些年，城市在大规模的实现城镇化，尤其是当呼市的二环路修通后，象塔布板这种位于二环以内的所有近郊村庄，都被称为“城中村”，政府把乡改成了镇，集体土地划归国有，农民们祖祖辈辈耕种的千亩良田，赖以维生的农田菜地被大面积的圈占，一条又一条被修成了宽阔的柏油大道，一块儿又一块儿被开发商盖起了许多高楼大厦。就像村民们说得那样：塔布板成了待宰的绵羊一般，先被活挑了四肢，然后割肉剔骨，最后消失。现在，村民们成了“失地农民”，没地可种，只好种房，以此换取一些拆迁房补偿费，作为日后的生活保障。

近年，村南的防风林带已改建为新钢公园，村民们可以到那里锻炼身体，休闲娱乐……:

村北被占后撂荒的耕地 如今，在塔布板的这些土地上，成吉思汗大街、北二环路、呼包高速公路横贯东西，工农兵路纵穿南北；村北的内蒙古经济管理干部学院东校区、还有新的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村东的大溪地别墅、村南的鸿博雅园，及至西邻的厂汉板乾沁园住宅小区......，正在变成钢筋混凝土的天下。大势所趋，全国的城市郊区已经丧失殆尽，呼市城区周边的各乡村，按其所处方位，分别划归新城区、回民区、玉泉区、赛罕区隶属，郊区的寿终正寝也只是全国的一个缩影而已。
可惜呀！那些养育了多少代人的黄金般的土地，从此不能再为农民们填饱肚子而生产粮食、蔬菜，养殖牲畜、家禽。纵然人们手里有了钱，可是，一旦发生世界性的粮食危机，到了有钱也买不到粮食的时候，靠那金属铸造和纸张印刷的金钱能填饱肚子吗？
有着几百年经历的塔布板村，我的故乡，前些年被强行拆除，在我们的眼皮底下消失，成为曾经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老老少少、男男女女们抹不去的回忆！而我在多年前曾经打算等到退休后，叶落归根，再回到家乡，住在充满着父亲母亲生活气息的老房旧院儿里；和与我从小玩儿到大的同年仿佛的、如今已经当了爷爷奶奶的老人们拉家常、叙旧、晒太阳；在故土上种点儿蔬菜瓜果，过几年田园般的晚年生活成了无法实现的泡影。
现如今，年老的村民每月能够领到约1500元的养老保险金，45岁以上的中年人可以享受低价购买小产权房的居住待遇，尚可宽慰人们的心。 村旁新铺柏油的工农兵路 被拆迁的平房旧院

新建的鸿搏雅园

村东北的晨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