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祥云：我六年多攀钢综合计划处的职业生涯

笑看风云

我于1978年3月10日从石灰石矿调到攀枝花钢铁公司综合计划处统计科，到1984年6月11日从副处长任上调省统计局工作，虽然在攀钢综合计划处工作虽然只有六年多，但可以说是我职业生涯中，如鱼得水、最能施展我才干的一段时间，也是我初始走上领导岗位，并展现领导能力的平台。那段时间我严格要求自己，修炼心性，努力学习处内老同志的优点、长处，努力地工作，拼命地学习。由于处领导的支持和放手，处内同志的帮助和支持，使我每一份付出都得到了回报。荣誉和晋升也纷至沓来。这六年多，是我职业生涯中承上启下的阶段，也是我取得成果最丰硕的阶段。
综合计划处是公司机关一个大处，是全公司企业管理的神经中枢，内设综合科、计划科、规划科、统计科、技措科、增产节约办公室、环保办公室。
处内人才济济，第一任处长于光是副省长孟东波的夫人，她是后来的知名人士华为总裁任正非的岳母、孟晚舟的姥姥。 第一任处长于光 冶金部下派到攀钢综合计划处任科长的干部刘永昌、刘培善后重回冶金部当了司长；第二任处长蔡永绵先调渡口市任计委主任，后调任马鞍山钢铁研究院任院长；曾任计划科、统计科长的张继增是1950年代的留苏副博士，后调回沈阳当了东北工学院（现东北大学）的教授。李正平、董作信毕业于东北工学院；张灿、苏寄渝、周道存、林民伟毕业于重庆大学；曾在统计科工作过的黄定宇1953年毕业于上海财经学院，胡慧英1955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刘英才1965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游华家1967年毕业于中央财政金融学院，潘兆明、顾昭文也毕业于名牌大学。 攀钢公司计划处统计科原有五个同志。后来刘英才调到总调度室，游华家因参加帮派体系停职劳动去了，黄定宇有病住院了，胡慧英也经常请病假，只剩下张继增科长一人唱独角戏。这种情况给公司1977年年报造成了很大困难。计划处经公司胡殿明副书记批了要借我。但石灰石矿仍不愿借。物极必反，这一下胡副书记亲自决定调，石灰石矿这才放了。我于3月8日办了离矿手续，9日站完了最后一班岗，搞完了八项指标报表，于10日到公司报到。至此我正式调到了攀钢综合计划处统计科。
我之所以在计划处进步迅猛，除自己的主观努力外，也是和计划处有一个团结奋进的好环境及大家对我的无私帮助密不可分的。
一、学习领导和老同志的优秀品质和工作方法

计划处领导和老同志优秀的品行对我是一个无形的课堂。他们的言行举止对我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是我学习的榜样。

（一）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

计划处的蔡永绵处长、王庆寿副处长都是计划统计方面的内行。他们勤勤恳恳、踏踏实实的工作作风，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对我教育极大。每件呈报给他们的报告或要他们审批的文件等，他们都认认真真的审查修改。有一次，王副处长审查1977年统计资料汇编时，发现生铁合格率全年、分季都比逐月的高，这肯定不合理。结果一查对，发现炼铁厂年底按新标准进行过一次性调整，而我却没发现。资料整理后也未审查出，结果造成了这种错误。幸亏尚未复印，被王处长发现了。1978年5月18日，由技术处转来的要求给方毅副总理准备的一些数据：“攀钢主要生产设备的设计及实际生产能力”（1977年、1978年年末数）、“主要技术经济指标”。上边要求下午交稿，我又怕下班前搞不完影响回家（当时尚住在近40里外的石灰石矿），结果搞得很仓促。写了个初稿，让蔡处长审阅，蔡处长看得很认真。逐字逐句地进行斟酌，进行了一些修改。他说这是给副总理整的材料，不能有一点马虎。对我来说，尤其不能容忍的是，我在把蔡处长的修改稿复写时，由于精力不够集中，竟粗枝大叶到这种程度：两座1200立方米高炉我写成了平方米；锭→材、锭→坯两个成材率，我给写成了合格率。还有四个技术经济指标忘了填，1978年一季度的数字，复写完，我连看都没有看一遍就要交稿，幸亏蔡处长走来，又看了一遍，发现了这些错误。一个工人生产的不合格产品就是废品，作为一个统计人员，统错了（或者是抄错了）数字就相当于工人出了废品。从统计人员手里出来的数字。错误百出，还算什么统计员呢？蔡处长委婉地对我提出了批评。我坚决接受。提得太对了，领导为我做出了表率，对我严格要求是真正的关心和爱护。我决心从这件事中吸取教训，凡从我手中出来的数字一定要经过核对，至少要检查一遍，交上级的文件，报告誊写后也必须检查一遍，打字后的文稿，报表等，要认真的校对，做到一丝不苟，至少一遍。

（二）细致入微的工作方法

1978年6月29日，由公司召开统计数字质量检查和上半年统计工作竞赛评比总结大会，各厂主管计划统计的革委会副主任、计划科长，生产计划科、财务科、劳资及各车间专兼职统计员，近200人到会。张继增科长总结，蔡永绵处长讲话。他们的讲话对我有很大启发。通过检查和评比，发现有些单位做的比较差。如果按着我的想法，就会提出批评或直截了当地指出。但蔡处长、张科长没有这样做。他们批评得很婉转，批评中带有鼓励，使后进者既感到自己的不足，又对迎头赶上充满信心，而不是在别人得到荣誉面前显得灰溜溜的，好像是受审似的。比如这次数字质量检查，多数单位都进行了，只有三个单位没进行。张科长总结时是这样说的：“因种种原因未进行检查的有炼铁厂、氧气厂和铸造厂”。进行检查的单位除轨梁厂外都交来了质量检查的总结。张科长在总结时没有直接点轨梁厂的名，而是把交了总结的单位公布。最后讲道：“还有一个单位没交来，希望能在下星期交来。”这样既指出了轨梁厂的问题（他们自己心里明白自己没交），又在大家面前给他们留了面子。在对厂矿级的10名统计员点名进行了表扬后，又指出：烧结厂、炼铁厂、初轧厂、轨梁厂、××厂虽然搞统计工作时间较短，但他们克服了重重困难，也做出了很大成绩。这难道不是对他们的鼓励和鞭策吗！当然，没有提到的单位的统计员就可以扪心自问了，这也是间接的批评。发奖前，蔡处长提道：用评分的办法只是一种手段，不一定绝对准确。名列前茅的单位也还有不足，后进单位也有不少长处。我们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对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希望大家多提出批评，多提出改进的意见。这个会开成了个鼓干劲，争上游的会，而不是一个奖惩会。使与会者人人精神振奋。两位领导有目的性、讲策略性的工作方法对我深有启发。

（三）不计报酬的工作态度

1978年5月22日晚因工作忙没回家（当时家尚在近四十里外的河门口）。当晚党员们在办公室过组织生活，我亲眼目睹了这样一件事：组织会散了，已晚上九点半。蔡永绵处长带头，还有蔡万玉科长，计划科的阳异清三人。油漆七八块胶合板做的大宣传栏（用于劳动竞赛），一直干到十一点半过，使我深受感动。领导处处以身作则，还有什么事不能办到呢！
处内许多同志勤勤恳恳工作，兢兢业业干革命的精神很值得我学习。我科张继增科长对自己要求很严格，经常超过下班时间很久了还不回家，很少上班时间看报，经常是下班后拿回家晚上看，加了班也不补假。他身为科长，但事事身先士卒，以身作则，事事都跑在前边。他带病坚持工作，一个心眼扑在工作上。他主动承担了一部分统计工作，在科里只剩下他一人的一段时间里，从电快报、月报、领导手册、八项指标、统计分析、提供资料等他全包了。差不多每个星期日他都到办公室工作或学习。逢着节假日搞报表，他主动承担，把方便留给其他同志。业余时间他也经常加班加点。张科长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关心同志，以身作则。他以他的行动为我们全科树立了学习的榜样，为我们带来了好的作风。
技措科的蔡万玉科长也是为了工作，下班好久了，还不回家，有股不干完工作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的劲头，赵忠敏也很有干劲。
环保办公室顾昭文，有时任务完不成，中午午觉都不睡，潘兆明工程师为给计划处、财务处的同志们讲业务课，牺牲了许多休息时间备课，我亲眼见到他有两晚上备课备到晚上十一点多。据说他还搭了许多星期日休息时间。
计划科董作信，为完成一项工作，我也见他星期日加了班的。
我要好好学习他们这种革命精神。

二、为我调动费尽心机
如果没有攀钢计划处各位领导对我工作的肯定，如果没有他们坚持不懈的为调我的努力，我可能还在石灰石矿，我的历史和职业生涯可能会是另一番模样。翻看日记，可以看出计划处各位领导对我的良苦用心：“1976年1月27日—4月10日，公司计划处要借我到统计科帮助搞年报。公司计划处先后有三个科长来了四人次，蔡永绵处长、王庆寿副处长也多次和矿领导当面交涉或电话联系，矿里还是不肯放。三经反复，公司一再要借，并保证只借一个半月，最后党委做了第二次研究才同意了。前后联系达二个月之久。刚过一个半月，矿里就一再来要人，只好于4月10日重回矿里。”，“1978年初公司计划处准备借我搞年报，胡殿明副书记作了批示，但石灰石矿领导一拖再拖，胡书记决定直接调，调令于2月15日下达，要求22日到公司报到，但矿里迟迟没配上接替我的人，直到公司几经催促，才在8日办了离矿手续，9日站好最后一班岗，搞完了八项指标报表，10日正式调攀钢计划处统计科。” 公司计划处为调我，从1972年初开始，整整花了六年时间。1975年批准我到重庆参加省钢铁统计培训班学习并指定我带队，借我到统计科帮助搞年报都是为了调我到计划处作的铺垫。
三、生活和政治上的关心
统计科张继增科长对我无论生活上、政治上都很关心。他主动联系总调度室电信科要调我的夫人来，并多次催问和邮电局联系的结果。主动找我谈心，给我指明进步方向。调来没多久，他问我：你写过入党申请书没有？我说，在大学期间就写过，在石灰石矿期间也写过，但我觉得我做得还很不够，还达不到党员的标准（说实话，那时我对各方面还不如我的同志能入党还心有不服呢！我深知，我哥哥的历史问题对我政治前途的影响是致命的）他说，你可不可以再写一次呀？我说当然可以！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1979年3月8日，王庆寿处长（此前蔡永绵处长已调至渡口市任计委主任，王升任处长）找我谈话。他告诉我，我哥哥的问题已经调查清楚，和你向组织讲的一致，表明我没向组织隐瞒我哥哥的问题（哥哥讲王处长曾亲自到石家庄搞外调）。不会成为我加入党组织的障碍，这使我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我可以不必再背思想包袱了，今后能不能早日加入组织主要看我个人的表现了。
1980年1月4日攀钢综合计划处合影
前排左起：张灿（计划科）、苏寄瑜（技措科）、黄定宇（统计科）、丁载庸（副处长）、王庆寿（副处长）、蔡永绵（处长）、蔡万玉（技措科长）、胡慧英（技措科）、陈桂君（统计科）
后排左起：林民伟（技措科）、阳异清（统计科）、李继杰（统计科副科长）、吴祥云（统计科）、刘殿宝（计划科副科长）、张继增（计划科科长）、赵忠敏（技措科）、邓正华（综合科司机）、董作信（计划科）、周道存（技措科）
另有综合科科长陈秀璞、计划科副科长李正平缺席。

二、尽快进入角色，适应新的工作岗位

调到公司综合计划处统计科是我人生历程的一个转捩点，尽快进入角色，适应新的工作岗位是一场攻坚战。在石灰石矿，平时要上报的月报表只有60多个指标，200多个数据。到公司一下子接触到的是二十几个单位的1400多个指标，11000多个数据。不了解、不熟悉、不掌握这些指标、这些数据便不能很好地开展工作。在我面前摆着的是四个不熟悉，这就是除开石灰石矿外，对其他企业的统计指标体系、生产工艺流程、统计人员不熟悉，对公司的统计业务不熟悉。

怎样尽快进入角色，适应新的工作岗位？我是这样做的：
1、为了熟悉各企业的统计人员和了解各企业统计工作开展的情况。我走访了主要生产厂。
2、为了了解钢铁生产的基本知识。

我一方面看一些钢铁生产知识方面的书籍、材料，一方面挤时间争取参加旁听公司召集的有各厂矿负责人、相关处室负责人参加的每周一次的生产例会。参会的都是各厂矿、处室的负责人，而我仅是个小科员。不管别人以什么样的眼光看我，我只管厚着脸皮旁听，只要别人不赶我走。事实上，他们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也没人赶我走。旁听公司生产例会，对我尽快熟悉全公司生产情况帮助很大。
3、为了熟悉公司和各厂矿统计指标体系，一方面看有关书籍、材料、文件，一方面在干中学。遇到不懂的问题，就请教张科长和科内其他同志。
4、以勤奋弥补不足。
我们四个定员的统计科由于种种原因，基本上处于只有两个人的状况。从我1978年3月调到统计科，当时科里只有张继增科长和我两人，而到年底只是外出开会就有六次，经常就剩下一个人。这一年统计业务活动又特别多，大的活动就有统计工作劳动竞赛、统计数字真实性大检查、统计业务讲课、编印统计资料汇编等。这么多的统计业务工作，这么多不熟悉的业务知识、生产知识，又要在人员少的情况下完成本职工作。单靠八小时的法定工作日，怎么够呢？11月以前我的家在河门口的石灰石矿宿舍，我的小孩还小，爱人上夜班时我还得在家带小孩。只是早晚花在路上的时间就得两个小时。早晨六点钟起床，啃两个冷馒头，去赶第一班公交车。晚上六点半下班，走到汽车站，六点半那趟车（半小时一班）刚走不久，只有等下一趟。有时车只到中途的清香坪，又得再等下一趟。特别是九、十月份，天黑的早，走到家天都黑透了。矿里的电影早就开映了，遇到熟人说你怎么不看电影？我说我还没回家吃饭呢。我家距上班的地点近40里地。我从来没有因此迟到过。早晨一般都提前半个多小时到办公室。中午在食堂吃完饭，一般只休息半个小时就到办公室。晚上遇到爱人不上班时（她在河门口上倒班）我就住在公司的单身宿舍，工作和学习到晚上11点以后。就这样，比较快的适应了新的环境和新的工作。3月份到公司报到后，我就去太原出差，4月初归来，参加了1977年统计资料汇总工作。5月初开始参加搞4月份的月报，6月初开始独立搞5月份的月报。

5、不放弃一切机会学习兄弟单位的经验。
在太原、济南开会期间，我先后向兄弟单位学习和了解了量差问题的裁定方法、计量机构的设置情况、各种计算机的质量及拥有情况、开会接待问题、整顿原始记录、保证时间的及时性等问题。向首钢、鞍钢索取了有关资料。
6、提高工作效率，养成严谨的工作作风。
1978年，我们铅印了《1976年攀钢统计资料汇编》、《1977年攀钢统计资料汇编》、《攀钢赶超三个水平参考资料》三个统计资料汇编，共计700多页。编印统计资料汇编是最费时间、最麻烦的事了。《1976年统计资料汇编》排完版后校对了七遍。清样拿来后，科里因为其他工作延误了一些日子，送到印刷厂要插空安排，又延误了一些日子。前后往返印好要几个月时间。在准备印《1977年统计资料汇编》时，为了节省往返时间，提高工作效率，我建议到印刷厂看着排版工改正校对出的错误。张科长同意这种做法，我就拿着校稿早晨乘第一班车赶到距公司二、三十里地的公司印刷厂所在地“密地”，在食堂里买早点吃了，找到印刷厂时，他们还没上班。就在那里看着排版工改，中午也没有回去，随便在食堂吃了点，又继续工作。这样，这次只校了四校，节省了往返延误时间，只用了个把月就印刷好了。这次校对，我觉得够认真，够仔细的了。结果印成一检查，还是有十来个错。有的引号只引了半边，有的千分号印成了百分号，有的计算单位错了，有的铅字躺倒睡觉了。共印了202本，不得不找其他科好几个人帮助改错。我深深的记住这个教训。在印“三个水平”资料时，我想这次可不能再错了，这次要印500本。每错一个数，就要改500次。张科长10月份要去开会。走前，有三个同志对三校稿进行了校对，张科长叫我再校一遍，就可以交印刷厂付印了。我校了一遍，还是有点不放心，就请技措科一个原来搞过统计的胡慧英同志帮着校了一遍，果然又校出了几处错。交印刷厂改完，我对四校稿先校了一遍，交处里文书校了一遍。最后我又仔细校了一遍，又校出了几处错，到印刷厂看着排版工改好。资料印好后，经检查，除一处原稿抄错外，这次没发现因校对不慎出现错误。
7、自加压力，变压力为动力。
1978年7月底，张科长又去出差，处领导问我8月初你就一个人怎么样？我说：行！什么事情都是逼出来的，有点压力，工作可以干得更好。8月初向省、市电话报7月份产量，向部报7月份两个传真快报、产量和技术经济指标月报、八项指标报表及分析，各厂矿八项指标考核及报表报送情况以及通报和分析都是我一个人完成的。除此，还向省有关部门提供数字和资料以及按照分工，我每天都要填画处长室和统计科的两张统计图表，每月填画生产指挥部会议室的四张统计图表30多个数据。每个月要更换公司办公楼的九块一米高两米多长的指标牌，约1000个数据。有的牌子三、五天就要换一次。8月份我感到是我工作最紧张的一个月，也是收获最大的一个月。客观的环境使我有机会能在较短的时间内独立地担当起了公司的全面统计工作，受到了锻炼。10月份张科长又到河南安阳开会，有一段时间又剩下我一个人了。
8、保持饱满的精神状态。
工作紧张，可以振奋人的革命精神；压力大，可以磨练人的革命意志。1978年，我们科基本上处于一两个人工作的状态中。工作量比以前还增大了。但我们的工作没有落下，每天有四份报纸送来，我只能瞭一下标题，内容挤业余时间看，或隔一段时间集中“会餐”。
调到公司以来，我继续保持参加工作以来一直没有打破的一项纪录：没有请过一次病假。我对感冒的抵御能力比较差，有时感起冒来喷嚏不断，一个小时能把一个手帕打得精湿。但你不去理它，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也就过去了，你要对它让步了，它可能会得寸进尺的。

三、出差

调到计划处，虽然在这里只工作了六年多时间，但却获得了较多的出差机会，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

（一）到太原参加冶金部钢铁司召开的统计数字质量检查会议和开展统计工作竞赛的会议
刚调到计划处就赶上了出差要去参加冶金部钢铁司召开的统计数字质量检查和开展统计工作竞赛的会议。第一阶段要求11日报到，分别在本溪、太原进行数字质量检查。第二阶段，这两组都集中于太原研究竞赛问题。
张继增科长为我出差，先通过昆明他的同学和昆明民航局，又通过省冶金局计划处和成都民航局进行联系，结果都只有星期五以后的飞机票。这样为期一周的第一阶段会是赶不上了。只能参加第二阶段的会。
1978年3月14日下午乘车离开渡口参加在太原钢铁厂召开的第二阶段的会。
我于3月18日晨到达太原，住在太原第二招待所。20至24日这几天学习了华主席政府工作报告中有关经济部分、余秋里副总理在统计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国务院（78）18号文件。由太钢、本钢两组分别介绍了质量检查的情况。制定了30个重点钢铁企业统计工作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办法。会议由钢铁司计划处搞统计的吴林辉主持，计划处沈处长到会讲了话。太钢袁副主任会见了大家。太钢计划处专门抽调三个同志脱产组成会务组，服务很周到。
24日在太钢参观了一天。分别参观了一钢、二钢、三钢、初轧、七轧、炼铁等厂。26日会议组织到文水县云周西村刘胡兰纪念馆及故居参观。归来顺路参观了玄中寺，该寺始建于北魏，是日本佛教主派净土宗的发祥地，对促进中日友好起了积极作用。途经晋祠进行了参观。
4月3日返回到渡口。
（二）到济南参加冶金部钢铁司计划处召开的“全国重点钢铁企业统计工作竞赛评比会”
1978年9月12日去济南参加冶金部钢铁司计划处召开的“全国重点钢铁企业统计工作竞赛评比会”。

9月20日乘火车急赴济南。24日会议结束。这次竞赛评比，甲组（普钢）：鞍钢获流动红旗，首钢、攀钢、涉县铁厂获先进单位奖状。乙组（特钢）：抚钢获流动红旗，上海冶金局、长城钢厂、贵阳钢厂获先进单位奖状。25日会议安排我们游览了济南四门塔、千佛山公园、趵突泉公园。

1978年9月在济南参加全国冶金统计会议时与成都无缝钢管厂周桂兰（前左）、重庆钢厂赵景兰（前右）、长城钢厂曾永明在趵突泉合影 （三）参加省统计局在广汉县召开的工业统计座谈会
1979年7月12日—20日，和市统计局工业科副科长张玉会一起参加了省统计局在广汉县召开的工业统计座谈会（财贸座谈会同时召开）。在那里，我见到了省统计局程利仁副局长，给我印象深的是，他没架子，和下级打扑克输了照样“受罚”钻桌子。据省统计局张茂岭后来讲，在遴选副局长候选人时，程利仁推荐了我。也许是那次是对我的考察或与那次会议对我的印象有关。
（四）江油县参加省冶金局计划处召开的年报会
1979年11月11日，我和初轧厂统计员孙铁毅一起离开渡口，前去江油县长城钢厂参加省冶金局计划处召开的年报会。12日抵成都后，当天赶至江油。69个单位的95人参加了会。省冶金局计划处副处长覃致君、搞统计的曾康科长、郭成琚，搞计划的钱益智等参加了会议。冶金部钢铁司吴林辉赶来参加了会议。13日至16日上午开会。16日下午参观了长钢一分厂，17日参观了长钢三分厂、四分厂。18日至成都，19日到成都参观了成都无缝钢管厂，21日归来。
（五）带队赴鞍钢、首钢考察

1980年7月5日，我带了炼钢厂季磊明、焦化厂陈大琼、轨梁厂张秀琴、机修厂沈永华到鞍钢、首钢对统计工作进行了考察。去时乘火车到成都。从成都乘飞机直达沈阳。归来，从北京乘飞机至昆明，乘火车返渡口。

考察团于北京天安门广场
前排左起：轨梁厂统计员张秀琴、焦化厂统计员陈大琼、机修厂统计员沈永华
后排左起：炼钢厂统计员季磊明、计划处统计科统计员吴祥云
考察团于沈阳北陵公园
左起张秀琴、陈大琼、沈永华、季磊明、吴祥云
（六）成都参加四川省第一次统计科学讨论会和四川省统计学会成立大会
1980年10月11日和市统计局芦惠蓉副局长、十九冶何众益统计师离开渡口去成都省军区第三招待所参加四川省第一次统计科学讨论会和四川省统计学会成立大会。会议于13—19日举行。出席会议的有大中专院校教师、各地市州统计局局长、省属各厅局统计负责人、有关县、企业代表共123人，加上省统计局人员共150人。会议收到科研论文62篇。先分六个小组进行宣读，之后由各组推选出优秀的进行大会交流。我们第三组共有九篇论文，最后推选出包括我写的《工业企业经济效益指标体系的探讨》在内的三篇被推荐在大会上进行宣读。因为参加会议人员是经过事先认真遴选的，所以与会者都被接纳为第一批会员。通过会员选举，我被选为三十四人的理事会理事。本来理事会理事候选人并没有我，可能是我在大会宣讲的论文《工业企业经济效益指标体系的探讨》质量较好，且宣讲效果好，主持人要求在15分钟分钟内宣讲完，我并没照稿唸，讲其中心思想和内容，我紧盯着手表，在差几秒钟15分钟时，完成了宣讲，并宣称：还差几秒钟，没超时间。与大多宣讲者超时形成了反差，获得了满堂喝彩，掌声连连。于是在讨论理事候选人时，不少代表提出理事应有企业的统计工作者（实际就是指的我），于是补选我为理事候选人，经差额选举，我当选了，而后来成为省计委副主任的内定理事候选人处长何先聪却落选了。
（七）峨眉铁合金厂参加省冶金局召开的统计工作会议
1981年6月14日—24日和攀钢工程计划处统计员黄争青一起在峨眉铁合金厂参加了省冶金局召开的统计工作会议。会议主要采取以会代训的方法。我做了两次发言。会议安排，游览了乐山大佛寺、峨眉山。峨眉天下秀，真是名不虚传。
1981年6月23日参加全省冶金统计工作会议于峨眉山清音阁

1981年6月23日参加全省冶金统计工作会议于峨眉山万年寺，右为攀钢工程计划处统计员黄争青 （八）湖南冷水滩冶金部第一期炼钢专业统计集训班讲课。
1982年5月冶金部第一期炼钢专业统计集训班在湖南冷水滩耐火材料厂举办，我讲统计分析。
（九）北京参加冶金部计划司召开的计划统计工作会议

1982年7月18日—8月25日。赴北京开会、上海审稿。
1982年7月18日，和统计科陈桂君一起到成都与先期到达的丁载庸副处长共赴北京，参加冶金部计划司召开的计划统计工作会议。会议主要内容为投入产出法。会期十天。会后和陈桂君在部里参观了电子计算机站。又到首钢调查了数据管理、1981年利润情况。

（十）上海参加《钢铁企业统计分析与研究》审稿
1982年8月9日，因应邀到上海参加《钢铁企业统计分析与研究》审稿，我告别丁副处长和陈桂君，个人独往，前去参加《钢铁企业统计分析与研究》审稿。13日下午到达上海。参加了这次《钢铁企业统计分析与研究》审稿的有冶金部钢铁司计划处统计师吴林辉、上海冶金局科技处张昕、抚顺钢厂生产计划科丁国林、武钢计划处严忠开和我五个人。
8月24日从上海虹桥机场乘机抵成都，当晚乘火车离蓉，25日返抵渡口。
这本论文集选入了我两篇：
1、《攀钢1981年转炉钢锭质量分析》
2、《基层企业产量预测方法——因素移动平均预测法初探》
（十一）广东开平县参加中国冶金统计学会成立会暨第一次学术年会

1983年6月同省冶金局计划处统计科科长曾康赴侨乡广东开平县参加了中国冶金统计学会成立会暨第一次学术年会。会议于6月16日—20日在广东省开平县侨园宾馆举行。参加会议的160多名代表成为第一批会员，协会选出了由44人组成的第一届理事会，理事会上选出了由15人组成的常务理事会，我被选为理事及常务理事。

中国冶金统计学会常务理事会合影于广东省开平县侨园宾馆这也是我第一次彩色照片
第一排左起：李世珍（吉林冶金局）、张玉兰（郑州铝厂）、田国兴（冶金部计算站）、盛玉新（河北冶金局）、张锡豪（金川有色公司）、冯林丁（天津冶金局）、张茂杰（部计划司）、吴林辉（部钢铁司）
第二排左起：王桂香（部规划院）、吴凤华（陕西冶金局）、李剑云（云南冶金局）、朱修庸（山西冶金局）、卢焕南（内蒙古冶金局）、王岳松（有色公司计划部）、朱敏娟（湖北冶金局）、谭秀云（广西冶金局）、董德永（河南冶金局）、高明德（鞍钢）、李宁高（漣钢）、卢兴明（武钢）
第三排左起：刘淑清（部物资局）、陈炎光（贵州冶金局）、李秀君（部黄金局）、胡慧珠（上海冶金局）、吕志勤（黑龙江冶金局）、杨景芝（北京有色公司）、汪国庭（江苏冶金局）、王敬安（二十冶）、吴祥云（攀钢）、高广勋（铜陵有色公司）、韩国钧（甘肃冶金局）、张谓泉（广东冶金局）、卢世明（湖南冶金局）、马波、王波、李明强、左艳红
参加中国冶金统计学会成立大会的四川代表
1983年6月摄于广东省开平县侨园宾馆
（十二）北戴河参加中国冶金统计学会理事会

接到参加中国冶金统计学会理事会通知，于1983年9月10日离开渡口，到成都后和冶金厅的郭成琚一路并行。15日到北戴河外国专家休养所开会。后又让开完会后继续开年报会，一直开到22日。休养所就在海边。会中，组织游览了孟姜女庙、山海关和秦皇岛市。23日和吴林辉离开北戴河。在吴林辉家住了一夜，24日返石。至11月3日离开期间，受处里委讬到深泽县南封村看望了我处的已离休的老干部陈秀璞。

1983年9月冶金统计学会在北戴河开会期间摄于秦皇岛市孟姜女庙 （十三）成都132厂参加省统计学会第二次理事会

1983年10月中旬，接到参加省统计学会第二次理事会的通知。因三个处长中只我一个在处主持工作，我想请假，打电话给省统计学会秘书周开丽，她讲，杨局长一定要我参加。要请假直接向杨东新理事长（前任局长，现退居二线）请假。我又打电话给杨局长道明原因，他讲，希望我来，哪怕只参加两天会，要找我谈谈。既然有要求，只有去参加了。10月20日。我和黄争青（工程计划处基建统计）、李隆盛（市物资局科长）一同赴成都参加会议。
省统计学会第二次理事会及第二次统计科学讨论会10月22—28日在成都132厂招待所召开。我只参加了理事会及部分讨论会。其间22日晚十点多，杨东新前局长找我谈了一个多小时的话，并说四川省统计局丁治良副局长听说攀钢统计工作做得不错，想在24日听你介绍一下情况。我似乎意识到什么，理了理思路，打了腹稿。24日下午两点多省统计局党组副书记丁治良副局长，还有另4个人，其中有人事处副处长陈复忠、可能还有组织部经干处处长刘新莲。在132厂招待所的一个房间内要我汇报了攀钢统计工作。我当即作了汇报，由于有所准备，讲的比较系统、全面。应该是给他们留下了不错的印象。我隐约察觉到，这是对我的考察。由于处内领导只我一人在家，遂当日即离蓉返渡。

（十四）西昌参加全国重点钢铁普钢首次统计网点活动会
1984年6月4日，攀钢组织部姜思恒部长已正式通知我调四川省统计局工作。因工作交接尚需时日，尤其是冶金部早已定全国重点钢铁普钢首次统计网点活动会在攀钢召开。这个会是我一手策划筹备的。于是我先于6月10日离渡，11日在省委组织部、省统计局报了到，14日归来交接工作。
1984年6月29日全国重点钢铁普钢首次统计网点活动会在攀钢西昌410厂召开。这是全国重点普钢首次统计网点活动会，是由我筹备和主持的。参加会议的有鞍钢副科长高明德、首钢副科长徐立亷、马钢科长张俊辉、包钢副科长高恒全、湘钢副科长陈俊荣，唐钢副处长骆桂芝、宣钢副科长王希三、本钢袁桂芬、水钢张琴、酒钢谭培业、重钢黄林、宝钢杨曼辉。部计划司统计处副处长张茂杰、干事李忠娟、钢铁司统计师吴林辉以及攀钢各厂矿综合统计人员一人，有关处统计员，计划处10人，共50多人。由于会议准备的充分，代表们很满意。并对攀钢统计工作给了很高评价。会议从22日开始28日结束，取得了圆满成功。
四、讲课

在公司内部，我分别为7种类型的班上过统计课；在公司外部，为4种类型的班讲过课。
为了提高基层统计员的业务水平，根据科里的安排，从1978年7月份开始，我们组织了各厂矿统计员及部分车间统计员的业务学习。考虑到基层统计员脱离不开日常工作，我们采取了讲座的形式，每月一次，每次一个专题，半天时间。1978年讲课四次，我讲了统计基本知识、统计表、统计调查三个专题，为此，准备了3万多字的讲稿，每次讲课虽说只有半天时间，但备课却是很花时间的，超出了讲课时间的几倍。

这种培训性质的讲课有几个难点：
一是参加学习的同志程度参差不齐，有搞了几十年统计工作的老同志，也有刚搞了几个月的新同志，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也有小学文化程度的。这就要求讲时既要通俗易懂，又要有一定的深度，要有新的知识。
二是大多数人没受过专业训练，讲理论时不能太抽象了，因此要多联系实际。
三是没有可供使用的统一的教材，参加人又来自各个单位，各个单位的指标体系都不相同。既要讲共同性的东西，又要联系具体实际。

这个文章很不好做。我本身刚到公司不久，不少钢铁生产知识、技术经济指标还不太熟悉，备课的过程就是个学习的过程。在备课过程中，我参阅了十几种统计专业书籍和钢铁生产方面的书籍及大量其他有关资料。我感到通过备课、讲课对我也是个很好的复习、学习的过程，对熟悉掌握整个公司的统计报表体系，提高业务水平，指导工作都有很大的帮助。

1978年7月25日上午在攀钢公司办公楼三楼会议室讲了业务课。这是第一次由公司组织的统计业务课，也是我第一次给公司各厂、处统计员讲业务课（1975年只在省冶金统计训练班讲过六节课）。这天讲的是统计表，因为是密切联系实际讲理论，效果较好。大家听得都很认真。通知各厂限定不超过三人，结果有的厂来了六个，整个会议室坐了四十九个人，挤得满满的。我认真地进行了备课，通过备课，也是对业务的复习和提高。 1978年8月18日，第二次业务讲课。我讲了第二讲“统计的基础理论知识。会议室坐了满满的，约五十人。上图为讲课现场 1979年9月8日 —10月10日 计划处举办了各厂矿统计人员三十人参加的工业统计分析学习班，我主讲（以我刚写完的《工业企业统计分析》为基础），讲了七十六个小时，效果较好。 1980年讲课：
（1）在个厂生产科长，统计员会上讲“整顿原始记录”课一次。
（2）在销售处讲“攀钢概况”、“攀钢规划”、“八项指标”三个半天。
（3）在轨梁厂办的统计学习班上。讲“统计学原理”六个半天。
（4）在销售处外销班上讲“攀钢概况”、“攀钢规划”、“统计基本知识”、“八项指标”、“计划的编制”，共四天。
在马家田攀钢冶金工业学校几个班讲统计课（具体记不清了）
1982年2月攀钢第三期会计培训班合影我为教师（二排左起第二人） 1982年5月冶金部第一期炼钢专业统计集训班在湖南冷水滩耐火材料厂举办，我讲完课已离开，故照片中无我 1983年1月31日攀钢第五期会计培训班结业留念于攀枝花马家田攀钢中专校我为教师（前排左六）
五、主要工作业绩

我1978年3月调公司计划处统计科，当年9月在济南召开的“全国重点钢铁企业统计工作竞赛评比会”，鞍钢获普钢组流动红旗，攀钢获先进单位奖状。以后攀钢几乎每年都获部里、省里的企业统计工作竞赛评比流动红旗。这是与我的努力工作分不开的。我1980年12月被任命为综合计划处统计科副科长主持统计科工作，1983年5月3日，被任命为攀钢综合计划处副处长，分管统计科。也就是说在六年多时间里，我的主要精力都花在了攀钢的统计工作上。工作业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队伍建设
通过发文件和逐厂矿落实，公司下属20多个厂矿全部配了至少一个专职综合统计人员，绝大部分车间、相关科室也都配了专职统计人员。
对于统计队伍的建设，坚持了几个原则：
一是坚持人员配置的专业化、高标准。对公司统计科人员的进人，坚持“宁缺勿滥”的原则。几年来，统计科人少、工作多、大家咬着牙干，哪怕有时只有一人坚守阵地，也绝不盲目进人。统计科人员最多时曾达9人。 在我离开攀钢前统计科有统计工作人员6人，除1人外，其余5人均为大学或大专毕业生，都是学统计或经济的。6人中有统计师1人，助理统计师4人，统计员1人，6人中，男、女各半，平均年龄32岁。对主要生产、辅助厂矿的综合统计人员，我们虽然无权支配，但坚持要求配中专或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员。
二是坚持“经常培训”。自1978年以来，采用各种手段，通过各种渠道送出了一批又一批学员，举办了一次又一次的讲座及训练班培训人员。向四川财经学院、天津财经学院派出了五批共19人，分别参加了为期3个月、4个月和半年的培训学习，有39人参加了冶金部、省冶金局等单位举办的12种类型的统计短训班；我们自己组织了统计分析、统计学原理及工业统计学习班，有60人参加学习。举办了七次专题讲座，1983年，组织了全公司185人参加的统计学原理电视讲座，并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在全国统考中，我公司的及格率与总平均成绩均超过了省内四大市、九个地区、 三个州及一个省直属单位的平均值；在市内，平均90分以上的学员共有59人，我公司占16人，达27 %，与攀矿、矿务局、十九冶等大单位相比，我公司参加考试人数最多，成绩也最好。
三是坚持专职综合统计人员“全面发展”。对全公司的专职综合统计人员要求要适应现代化事业发展的需要，必须能文能武、全面发展。作报表，写分析、搞调查、抓培训，操作电子计算机以及编程序等，应当人人都会。为统计科制定了奋斗目标为“三种精神”：“进取精神”、“主人翁精神”和“团结协作精神”。为此，统计科设置了日常工作程序图，每个人不仅从图上可以了解到全科当月的主要日常工作任务，而且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什么时间必须完成。要求科里每个同志都要成为多面手。为此，日常工作根据在岗人员合理安排，定期调换，这样，在岗人员均能全面承担各项日常业务，外出工作同志不必担心影响科内正常工作。那些年统计科人员变动较大，尽管人员变更，但工作并未因此而受到影响。
四是抓统计队伍稳定、提髙。1981、1982、1983年，每年对全公司统计人员状況调查一次。通过1981年的调查，厘清了队伍现状；通过1982年的调查，全面掌握了现有队伍的业务状况；通过1983年的调查，建立了统计人员卡片、名册。由于经常调查，随时掌握了统计人员的变动情况。尽管我们沒有人事权，但我们通过过细的工作，尽力保持队伍的稳定。如，小型厂有个综合统计人员叫陈德威，是1965年的高中毕业生，还会写美术字，厂工会准备调去。我们得知消息后，几次打电话请他们以工作为重、大局为重，结果这个同志被留下来了。另外，我们还给有的厂、矿主动推荐合适的统计人才。这几年来，一些统计人员走上了领导岗位或从事计划工作，我们利用他们推动本单位重视统计工作也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二）业务建设
在业务建设方面，主要抓了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是抓统计业务竞赛。通过抓统计业务竞赛，把各项统计工作串联起来，由粗到细，由浅入深， 由低升高，推动了各项统计业务工作质量的提高，使整个统计业务工作素质逐年稳步提高。统计竞赛办法就像一条纽带把我们的主要统计业务都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了。统计竞赛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1）报表及时、无差错；（2）有月生产简要分析；（3）每半年一篇专题调查或专题分析；（4）业务培训；（5）台账及时、全面。
二是抓统计基础工作，把各项统计工作落实。使其从无到有，从乱到治，从粗到细，保证各项统计业务工作质量的提高。
攀钢投产初期的原始记录、统计汇总表、统计报表是在没有统筹规划、全面审理的情况下，由各厂矿参考兄弟单位的经验，结合本单位具体情况建立起来的。它们对企业管理的加强起过一定的作用。 但由于多年来沒有进行过整顿，存在不少问题，“多、乱，重、散” 的现象相当严重。针对这一现象，我们对全公司范围内的统计原始记录、统计汇总表和统计报表进行了自上而下的整顿。经过整顿，公司建立了各处室统计原始记录、统计汇总表和统计报表编号目录、台帐式样汇编；厂矿建立了全厂、科、室、车间统计原始记录传递路线、统计汇总表和统计报表编号目录、式样汇编。做到凡对外提供的统计数字，一律以计划处（科）的为准。
三是抓建章建制。在1981年原始记录整顿的基础上，要求和指导各厂矿相继制定了统计工作条例、统计管理办法和统计人员岗位责任制，公司制定印发了《关于下达攀钢公司级统计报表编号目录的通知》、《攀钢统计工作条例》两个文件以及制定了统计科职责条例和岗位责任制。在全公司形成了统计调查与分析制度、统计图表上墙制度、统计原始记录和统计报表统一管理制度，并且按年汇编了厂、矿统计专题调查与分析以及公司的专题调查与分析；做到了厂厂图表上墙，一厂胜似一厂；基本做到了统一管理原始记录与统计报表，一些厂的统计人员总管了全厂各类表报的审批权。
四是抓典型经验推广。1978年以来，先后推广了石灰石矿开展统计调查分析的经验，动力厂开展车间统计分析会的经验，动力厂开展统计技术表演赛以及统计成果发布会的经验，动力厂搞统计图册汇编的经验，汽车运输公司对原始记录统计报表统一管理的经验，机修厂绘制全厂原始记录传递程序图的经验。组织了一次有各厂矿、处室专兼职统计人员参加的报表、台帐、统计分析、统计图现场展示及经验交流会。
五是抓统计资料管理档案化。在1981年整顿的基础上，逐步清理了历年来的有关统计资料，把它们分为类、册，分别装订汇编成册入档，并相应地建立了包括借阅制度、发放制度、销毁制度等统计资料管理制度。
六是抓统计信息的公布和反馈。为满足企业经营管理的需要，除逐年提高月报表的及时性、准确性，尽量减少差错，另外还建立了月生产计划执行情况统计公报、年统计公报与五年统计公报（汇编）制，这“三报”将公司生产经营的情况及时、全面地提供给各有关部门和广大职工。
七是抓统计计算和传输技术现代化，向现代统计方法迈进。要求统计科带头，率先垂范并推动厂矿及主要业务处室综合统计人员操作电子计算机以及编程序等。1983以来，我们就积极准备，掌握编制投入产出表的方法与技术。1984年开始立即投入了编制一九八三年投入产出表的工作。公司综合统计人员运用现代统计方法写出了一些统计专题调查分析文章。在生产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三）拓展工作新领域
抓统计效益，切实参与管理。为了解生产经营情况，让数字真正说话，我们建立并坚持了“三会制度”，即统计科月科务会、周三生产知识例会、月计划执行情况分析会。做到统计科的工作月月有总结有安排。统计科的人，人人都要学习了解生产知识，厂矿综合统计人员个个对一月的生产经营情况全面掌握。坚持“三会”制，使统计分析从表与数字的罗列中解脱出来，成为既有数字又有情况的分析资料。更重要的是，一部分统计人员已直接从管理入手，使统计工作直接为提高企业经济效益服务。如动力厂生活水车间统计员范明侑，根据几年来生活水泵运行的统计数据分析，提出了改革水泵运行方案的建议被领导采纳，一年可节约数万元的资金。我写的“攀钢与首钢一九八一年利润对比分析”，受到了公司领导的重视，赵忠玉总经理亲自写了按语印发各厂矿、处室。在全公司开展了如何提高攀钢利润水平的大讨论。1981年前三年攀钢利润连续三年在1亿元左右徘徊，自开展提高利润全公司大讨论并采取措施后，第二年就提高了25％。动力厂统计人员提出了两步电价受益问题的分析与汽车运输公司统计人员提出了在弄弄坪建临时停车场的建议，均收到了显著的经济效益。
由于攀钢统计出色的工作，不仅得到公司领导的认同，在渡口市、四川省和全国冶金系统也声名远播。不少外省同行前来考察学习或书信交流。
1983年5月山西冶金统计参观团来攀钢考察，
与攀钢计划处统计科人员摄于攀钢向阳村招待所
六、写 作

进入更高层次的计划处，视野宽了，天地大了。实现抱负有了平台，就应该充分利用好这一平台。而写作不仅可以提高表达能力和工作质量，而且可以推销自己，扩大知名度。
在计划处的六年多的时间里，在努力搞好日常统计工作外，我还写了不少东西，许多篇公开发表了，有的文章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主要有（以时间为序）：
1、《要学会做生意》（1980年2月）刊《渡口日报》1980年2月12日

2、《切实抓好职工教育》（1980年5月）刊《攀钢报》1980年5月1日

3、《工业企业生产计划进度统计分析方法》（1980年8月）刊于天津财经学院工业管理系统计教研室《工业统计参考资料》第九期(1980年8月)，被选入《四川统计论文选》

4、《加强八项指标考核 全面完成国家计划》刊《攀钢报》1980年6月12日

5、《扬长避短 发挥优势 搞活生产》刊《渡口日报》1980年11月26日头版头条

6、《提高统计分析质量的几个问题》刊于天津财经学院工业管理系统计教研室《工业统计参考资料》第十、十一合期(1980年11月)

7、《注重安全教育 严格规章制度》刊《渡口日报》1981年5月7日

8、1978年12月10日，针对当时全国尚没有一本专门谈工业统计分析的书，我产生了一个想法：应该努力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应该努力钻研业务，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我从1972年开始写统计分析。1975年11月在省冶金统计训练班讲了六节课（关于统计分析）。为准备讲课，曾多次跑重庆图书馆，借阅、抄录了不少资料，经常学习、备课到晚十一点以后，写了个《统计分析》的讲稿。我想，以这个讲稿为基础，扩大阅读调查面，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学习，写一本《工业企业统计分析》。初步打算在1980年“七一”拿出初稿，“十一”定稿。这是我的第一次写专业书籍，一定要有信心、有毅力，不出版誓不罢休。

从1978年底形成想法，1979年年初开始动笔。8月19日完成初稿（我三十八岁生日前一天夜）。经过在攀纲统计员学习班讲述，检验效果，修改、抄写，前后用了一年又五个月，我的第一部专业著作《工业企业统计分析》正式完成。1980年6月9日 寄往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并同时寄国家统计局、四川省统计局、天津财经学院、四川财经学院征求意见。

9、1982年4月16日《渡口日报》，刊我写的新闻《攀钢获统计优胜单位》。

10、1982年10月25日《工厂管理》杂志刊登我的文章《整顿原始记录，搞好企业的基础工作》。

11、1982年11月19日《冶金报》刊登我的文章《整顿原始记录，搞好企业的基础工作》。

12、1982年10月31日交稿的《1981年攀钢和首钢利润对比分析》受到赵忠玉代经理的赞赏，他亲自加了按语，以经理办公室文件形式转发各厂矿、处室领导阅。

13、1983年1月1日《丰收的一年，胜利的一年》—1982年生产综述。刊《攀钢通讯》1983年1月1日，署名：本刊特约评论员吴祥云

14、《攀钢1981年转炉钢锭质量分析》1983年3月5日钢铁司组织选编出版的《钢铁企业统计分析研究》。

15、《基层企业产量预测方法—因素移动平均预测法初探》刊1983年3月5日钢铁司组织选编出版的《钢铁企业统计分析研究》、《渡口统计论文选编》（第一辑）

16、1983年第3期《统计》杂志（国家统计局办）发表了我的《整顿原始记录，搞好基层企业统计工作》。

17、《整顿原始记，搞好企业的基础工作》 收入《工厂管理》杂志社 《工业企业全面整顿文件资料汇编》

18、1983年8月出版的《四川统计论文选编》（第二辑）选入了我的《提高统计分析质量的几个问题》。

七、跳跃式升迁的节点
从1978年3月10日正式调到攀钢公司综合计划处，1979年12月20日入党，1980年12月30日任统计科副科长，1983年5月3日任计划处副处长，1984年12月20日，四川省委组织部批准任命我为省统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一年一个台阶，拾级而上，六年多时间我实现了由普通群众到党员、由普通科员到副科长（主持工作），到副处长，到副局长的五级跳（有两次是两级连跳）。可能有人会说我是撞到大运了。但我心里明白：

一是改革开放政策好，为知识分子施展才华提供了平台，彻底打碎了“唯出身成分论”的枷锁，实现了个人能力的公平竞争（我虽不是出身于“剝削阶级”，但上中农只属于团结对象，享受不到工人、贫下中农的优越感待遇，还从上初中开始就受到“旁系亲属”哥哥所谓“历史问题”的株连）。

二是个人的努力奋进得到了认可和回报。跳跃式的升迁体现出来的是个人综合素质底蕴长期沉淀后的集中喷发。我个人能力在攀钢计划处期间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得到了方方面面的认可，这是个水到渠成的结果。

1979年12月20日，攀钢公司机关党委讨论批准了我为中共预备党员，预备期从1979年12月20日算起，预备期一年。从此我获得了政治生命，实现了自己多年的愿望。
我之所以能有今天，完全是党组织多年培养教育的结果。我的入党介绍人是张继增和李继杰。这两人先后在我所在的统计科当科长，对我是比较了解的。张继增为人正直、本份、表里如一，李继杰平易近人、谦虚谨慎、关心体贴人。两人都能以身作则，是我很好的表率，他们当我的介绍人我很满意。
计划处党支部对我的进步要求很关心，严格要求我，耐心帮助、培养我，我感谢党支部的党员同志对我的关心和帮助。为吸收我入党，党支部、党小组做过多次研究，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支部党员大会讨论通过我入党是在12月17日（星期一党团活动时间）晚上。参加会议的十五名有表决权的正式党员一致同意我成为一名中共预备党员。19日，机关党委指派党委委员黄全顺（安全处副处长）找我谈话。20日正好党委开会就批准了。
1980年2月15日是农历除夕，向阳村广场上映电影《吉鸿昌》上、下集，我因春节菜肴尚未准备，没看完就回家了。走到桥头发现向阳二村下面失火了。消防车来了，看到火快熄灭了，我就走开了。刚走到江边路口，突然发现家属楼对面，油库北边100多米处也起了火。油库周围都是枯草，若火势连枯草引来，不仅油库爆炸，国家财产受损失，而且对面的家属宿舍生命财产也要受到严重威胁。见此情景，我家也没顾得回，新换的衣服也没顾上换，赶忙跑到房产公司党委书记陈祥家打电话。陈书记给消防队打电话，我就赶赴火警现场，接水管喷水。等会儿，陈书记、老阿姨（陈的爱人）还有两、三个人也来了，在消防车来以前，一方面喷水，一方面把油库周围的枯草打湿。草打湿了，我浑身上下也打湿了。等了一会儿，消防车来了，将火熄灭了。但我们收起水管时才发现，在楼上有不少观阵的人。这些人害怕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不敢向前。越是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越要挺身而出，否则还要你共产党员干什么？ 1980年3月中旬，传来要调工资的消息。这次调整工资，机关调工资面为43％左右。即使这样，能够调资的也是少数。计划处除处长单独集中评外，其他十八个人中有十一人1977年、1978年调过资。这次调过资的比例面要小（大概在20—30％）。具体到计划处可能能调七名同志，其中1977年、1978年调过的大概还有三个可以调资。从面上平衡，统计科肯定会有一个。要比贡献大小，我调到计划处这两年，在科内业务建设、全公司的统计队伍建设、业务建设、组织建设等方面是出了大力的。可以说整个身心都投放在了工作上（包括业余时间学习、备课），是有目共睹的，加上自己赶的时间不对，少拿一年工资（1966毕业，1967年才拿工资）。参加工作，因时值“文革”期间，基本工资又晚转正好几年（指由43.5元转为53.5元），又没有活工资，是吃了大亏的。但我一想，我科只能有一个，有他无我，有我无他。怎么办？经过思想斗争，我决定放弃调资的机会，把这个名额让给阳异清。我想，在战争年代有考验，在和平年代同样也有考验，这就是个人和整体利益发生矛盾时，个人和他人利益发生矛盾时，是局部服从整体，个人让于他人呢，还是一事当前，先替自己考虑呢？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考验。我提出调资名额给阳异清，他因而调了资。 1980年12月25日早晨，丁载庸副处长通知我，机关党委已经批准我按时转为中共正式党员，党龄从1980年12月20日算起。入党日期是1979年12月20日。计划处党支部是在12月13日通过我转正的。 1980年12月30日，中共攀枝花钢铁公司委员会组织处文件（80）攀委干字第157号文件，我被任命为综合计划处统计科副科长。
担任科内领导工作后我为自己制定了要注意的十原则：
1、有事多和大家商量，依靠群众，发挥每个人的主观能动性。
2、做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搞好科内团结。
3、以身作则，严于律己，宽以待人。
4、关心群众生活。
5、谦虚谨慎，戒骄戒躁。
6、态度温和，平易近人。
7、坚持原则，但要注意工作方法。要有耐心，以理服人。
8、遇事三思、稳重、干练。
9、雷厉风行。
10、加强学习。
通知我任统计科副科长的当晚，我对夫人史玉萍讲：我能把这副科长当下来就算不错了，我也就这点本事。（之前我的终极目标是当统计专家，从没想过“当官”。）没想到，工作干起来如鱼得水，应付自如，挥洒有余。原来我的潜质还是块“当官”的料。
1981年5月7日至9日在市统计局召开的统计工作会议上，我被推选为渡口市统计学会筹备组副组长。组长为市统计局局长余兴仁，另一个副组长是副局长芦惠蓉。 1981年9月24日，根据中共攀枝花钢铁公司委员会文件（81）攀委组字第73号文件，我被评为统计师（攀钢第一个）。 根据中共攀枝花钢铁公司文件（81）攀委组字第76号文件，关于成立攀钢经济专业干部技术职称评定委员会的通知。经公司党委常委9月18日讨论同意，由14人组成的“攀钢公司经济专业干部技术职称评定委员会”我作为全公司唯一的统计专业人员成为称评定委员会委员。 1982年9月4日攀钢综合计划处党支部改选，实行无记名直接投票选举，我被选为党支部成员，任宣传委员。 1983年4月25日，攀钢公司王心让副总经理找我谈话，告诉我：公司党委常委会通过向市委常委会申报我为计划处副处长，市委常委会4月15日开会讨论通过的（由公司党委常委讨论通过后申报）。 1983年5月3日，发布中共攀钢党委文件（83）攀委组干字第39号。关于齐国栋等五十一名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根据渡口市委组织部渡委组干（83）66号、69号文件通知，市委决定，我任攀钢综合计划处副处长。

从1980年12月30日我被任命为综合计划处统计科副科长，到1983年5月3日我被任命为攀钢综合计划处副处长，时间只有854天，不到两年半。当晚，我对夫人史玉萍又一次讲：我能把这个副处长当下来就算不错了，我也就这点本事。实际干起来，驾轻就熟，应付裕如，并不感觉吃力。

对任命我为攀钢综合计划处副处长，可能处内许多同志都没有预料到，其实，最吃惊的是我。一则在统计科虽然主持工作，但还没等到转为正科长，跳了一级；二则处内那么多老资格，许多人都是学冶金专业的，都比我在计划处的时间长，包括我十分敬重的上世纪五十年代留苏的副博士张继增科长。我又不是那种会溜须拍马、善投机钻营之人。是什么原因把我推到了这个位置上呢？仔细分析，可能有这几个原因： 1、 处级干部梯次结构的考量。我上任副处长时，还不满42岁，正处长金显忠（原炼铁厂厂长）47岁，丁载庸副处长55岁。 左起：丁载庸副处长、我、金显忠处长 2、我在统计科工作干得很出色。在我主持统计科期间，年年荣获冶金部、省冶金局统计工作竞赛流动红旗，每次开竞赛评比会都是将流动红旗带过去，又重新带回来，一直挂在统计科。还有其他各种荣誉，如，1978年11月渡口市计委统计处（市统计局前身）召开统计工作会议，攀钢获综合统计红旗，我被评为渡口市先进统计工作者。1979年7月我被评为公司机关先进个人，统计科被评为公司机关优胜集体。 3、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每年都有新思路、新举措、新成效：首开全国冶金行业全面整顿原始记录、统计台帐、统计报表之先河。在统计科建立了“三会制度”：月科务会（总结全月工作，寻找差距和不足，明确改革措施）、周三生产知识例会（传达我参加周一公司生产例会精神，学习钢铁生户知识）、月计划执行情况分析会（强化统计分析功能，在此基础上写作并向处里提交攀钢××月计划执行情况分析报告）。统计科设置了日常工作程序图，每个人不仅从图上可以了解到全科当月的主要日常工作任务，而且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什么时间必须完成。做到统计科的工作月月有总结有安排。日常工作根据在岗人员合理安排，定期调换。全公司的统计队伍建设、系统培训、建章建制（如在1981年原始记录整顿的基础上，各厂矿相继制定了统计工作条例、统计管理办法和统计人员岗位责任制，公司制定印发了《关于下达攀钢公司级统计报表编号目录的通知》、《攀钢统计工作条例》两个文件以及制定了统计科职责条例和岗位责任制），建立了月生产计划执行情况统计公报、年统计公报与五年统计公报（汇编）制，这“三报”将公司生产经营的情况及时、全面地提供给各有关部门和广大职工等。每个周末我都会向处长递交一份统计科本周工作总结及下周工作安排（细到每个人每天干什么事），这一点恐怕其他科都没做到。我不仅踏实肯干，而且有谋略，干一件，成一件，表明了我的业务水平和组织能力。 4、我的工作得到了公司领导的认可。我写的“攀钢与首钢一九八一年利润对比分析”，受到了公司领导的重视，赵忠玉总经理亲自写了按语印发各厂矿、处室。在全公司开展了如何提高攀钢利润水平的大讨论。我在文中对如何提高攀钢的利润水平提出了一些建议，大多被采纳和实施。1981年前三年攀钢利润连续三年在1亿元左右徘徊，自开展提高利润全公司大讨论并采取措施后，第二年就提高了25％。 1983年6月16日—20日，参加了在广东省开平县侨园宾馆举行的中国冶金统计学会成立会暨第一次学术年会。参加会议的160多名代表成为第一批会员，协会选出了由44人组成的第一届理事会，理事会上选出了由15人组成的常务理事会，我被选为理事及常务理事。 1983年7月19日—20日， 召开渡口市统计学会成立大会及第一次学术讨论会，我被选为由13人组成的理事会理事，并被推选为副理事长。 1983年7月19日主持渡口市统计学会成立大会，后坐者为副局长芦惠蓉 1983年11月我获四川省科学技术协会先进工作者。 八、“荷花定律”和“鸭子定律”

我看过一篇叫做“荷花定律”的文章。文中说：经得起世事打磨，耐得住人间寂寞。荷开满塘，美不胜收。你可知，这诗意满塘，背后也有着动人的故事。
季羡林老先生喜荷，他见楼前清塘寂寞，便特意投下几颗洪湖的莲子，翘首以盼。不想这一盼就是三年，种荷人都不抱什么希望了，湖中才稀稀拉拉地长出五六个叶片。但到了第四年春，奇迹发生了：在去年飘浮着五六个叶片的地方，一夜之间，突然长出了一大片绿叶......不到十几天的工夫，荷叶已经蔓延得遮蔽了半个池塘。
其实，这就是著名的“荷花定律”。池塘里的荷花每日以前一天的两倍数量开放，到第30天开满池塘。那么，当荷花遮蔽半个池塘的时候，是第几天？是第15天吗？不是！是第29天。
最后一天的圆满，等于此前所有努力的总和。没有积累和沉淀，就没有最后铺天盖地的成功。

与“荷花定律”相关的，还有一个“鸭子定律”：你是否见过鸭子凫水时的真实模样？一般情况下，人们只看到鸭子在水面上悠闲安逸地游动。但潜入水下后你就会发现，原来它的鸭蹼一直都在拼命地划动着，没有一刻停歇。
我想说，这个“荷花定律”、“鸭子定律”对我的“爆发式”的升迁，应该是个最好的注释。

在我大学同班同学中，我算是职位最高的。也许有同学会认为我是撞上大运了。但 我敢说，在我们班同学中没有任何一个人像我那样吃过那么多苦、经历过那么多磨难；没有任何一个人在专业上比我付出得多，在业务上比我钻得深，做出的业绩比我大；没有任何一个人在领导能力上比我强。“荷花定律”、“鸭子定律”使然。

九、 计划处期间我特别感恩的六个人

一是首任统计科长吕荣。吕荣是攀钢军代表的夫人，在吕荣任攀钢计划处统计科科长时，对我在石灰石矿的统计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为我提供了展示自己的平台。
1974年6月，公司召开统计工作座谈会，会上要我介绍了石灰石矿统计工作，特别是统计分析工作的经验。会后公司统计科长吕荣打电话要我重新整理一下统计分析工作的总结。交上去后，综合计划处将我的总结印发到各厂矿并报到了市计委（当时渡口市统计局的前身统计处设在市计委内）之后，1974年8月17日出版的渡口市计委主办的内部铅印刊物《渡口经济动态》1974年第二十五期整期都是登的我搞好统计分析工作的体会和总结《搞好统计分析，当好领导参谋，努力为三大革命运动服务》。这一期上报到省生产建设办公室、省计委、省统计局、市委、市革委，发各厂矿。这之后，大概是在1975—1976年期间某一天，市统计局通知我，说是四川省统计局副局长吕士选到攀枝花市来要接见我，并听我汇报。只是中途，因夫人急病，返蓉了，未见成。否则，也许早许多年我已先调到省统计局了。

二是统计科长张继增
张继增是留苏的副博士。张继增在任统计科长期间对我非常器重，屡屡以公司综合计划处的文件转发我在石灰石矿写的统计分析报告和统计工作经验。从1972年开始，每年到石灰石矿一、二次商调我，始终没有放弃过。刚调到统计科就主动问我写没写入党申请书？我说，大学时就写过，在石灰石矿也写过，后来看到各方面表现不如我的人入了党，我因哥哥所谓的“历史问题”的影响迟迟难以解决，加之哥哥尚在农村，没有落实政策，有点心灰意冷。他鼓励我不要气馁。恰这时，四人帮被打倒，哥哥政策落实，全家返回城里。在张科长鼓励下，我再次写了入党申请书。我1979年入党时，他又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在业务上、工作上，张科长又给了我充分的信任和帮助。张继增后来调到东北工学院（现东北大学），后升任教授，每年春节我都要给他电话拜年。
张继增 三是攀钢综合计划处蔡永绵

蔡永绵是冶金部下派干部，是综合计划处的第二任处长。在我借调计划处期间和调到计划处直到他调到市计委当主任这段时间，他认真、严谨的工作作风和态度、工作方法对我启发、帮助很大。在他任上，坚持不懈地要调我到计划处来。正是他的认可和坚持，才使我得以调到了计划处。

蔡永绵 四是攀钢综合计划处王庆寿处长 为解决我的组织问题，王处长亲自到石家庄搞外调，入党时，组织结论：我哥哥为一般历史问题，历史清楚。扫平了我入党的最大障碍。当攀钢连续三年利润徘徊在1亿元左右时，王处长责成我到当时全国冶金战线一面旗帜的首都钢铁公司调查，归来后，我写成了攀钢与首钢利润对比分析，以综合计划处名义上报公司领导。总经理赵忠玉看完报告，当夜打电话给王处长，说要亲自加按语，转发全公司各厂矿、处室，认真学习和讨论，掀起在全公司提升公司利润水平的高潮。第二年，全公司利润即提高了25％。王处长为我提供了展示能力的机会和平台。在提我任计划处副处长时，虽然王处长已调任公司机关党委书记，但他是做了许多铺垫和预热的。他后调到攀钢成都办事处任主任，他退休后，每年春节我都要给他电话拜年。 五是处长金显忠(此前是炼铁厂的厂长) 我被提为副处长是在他的任上实现的。我在担任统计科副科长(主持工作)后期，他就提醒我工作要超脱些，我似乎感觉到有某种意味。我的进步也有着他的认可和培养。 六是攀钢总经理赵忠玉 赵忠玉 对赵忠玉，我是既感谢他，又反感他。因为写出了攀钢与首钢利润对比分析，他对我赞赏有加，他很欣赏我的才干，提副处长也肯定是得到他的首肯的。我调省统计局时，听攀钢组织部的一个人说，我是攀钢副总经理的后备人选。这肯定与他对我的赏识有关。但他的一些工作作风和为人之道又是我所反感的。1983年时，根据劳动部调整工资的精神，1966年以前大学毕业的知识分子可以上调两级，而攀钢并没严格执行这一政策，只给长了一级，而把政策优惠政策指标给了不符合全国政策的来自鞍钢的老干部。我等六名处级干部认为这样不妥，不利于稳定这部分知识分子安心在攀枝花工作。并由我执笔六人联名向公司领导阐述了看法，直接交给了赵忠玉。不想这下惹了大祸。公司党委书记薛世成在厂矿长、处长会上不点名对这件事进行了批评。以后赵还亲自在一个晚上找我们六人训话。因我是执笔者，便主动揽责，以减轻此事对其他五人政治前途的影响（我冒了被撸“官”的风险，够仗义的吧！）。赵还指使党支部开我的检讨会。身在矮檐下，怎能不低头。我只能屈从，但心里还是不服气：我们只是提了供领导决策的看法和建议，又没贴大字报，又没公开散布，你可以不采纳，即使是错的，你也可以当面批评，指出错在哪里，为什么要大加挞伐呢(实际并没公开我们建议的内容)？太霸道了，太没有民主了！由此他肯定不喜欢我了，认为我爱“犯上”，自然也不可能培养我作公司领导了。当省统计局想调我时，他又找不出我其他缺点来，反而认为这种人走了的好。要不是我触犯了他的“龙颜”，说不定他还不肯放我呢。从这点上讲，我也要感谢他赵忠玉。“坏事”变成了“好事”。
制作：吴祥云 2022年5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