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星垣谈在热北地委

昭乌达历史文化

　　自1946年5月中共热北地委、专署、军分区迁入林东，到1956年1月中共昭乌达盟委、盟政府由林东迁入赤峰县，林东作为昭乌达盟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前后历经10载。昭乌达盟署在林东的10年间，完成了举世瞩目的两大历史使命：一是带领全盟各族人民，通过土地革命，减租减息，平分土地，清算反霸，武装斗争，实现了人民翻身解放，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新制度；二是通过3年国民经济恢复，贯彻了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实施了“一•五”计划，通过整党整风整干和三反、五反等，初步建立起了全盟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今天，当我们回首昭乌达盟70多年的峥嵘岁月，盟署在林东日子虽只有短短的10年时间，但却经历了解放战争、土地改革、抗美援朝、社会主义改造、“三反、五反”等重大历史时期和重要历史阶段。昭乌达盟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风雨同舟，砥砺奋进，在这块热土上，用勤劳的双手和智慧的头脑，完成了从民主政府到人民政府，从蒙汉分治到蒙汉一家，从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重大转折，谱写一曲曲辉煌的革命和建设发展壮歌。下面节录整理原昭乌达盟地委书记、军分区政委权星垣《回忆我在热北地委》一文，供参考。

　　1946年3月，热河省委在承德召开了一次扩大干部会议。会议除讨论形势、任务、财经等问题外，着重研究了如何满足农民群众在减租减息和清算复仇中提出的土地要求问题，提出了“从土地高度集中走到分散”的方针。4月初会议结束时，省委组织部长马载通知我到热北地委工作。他对我说，热北地区很重要，是华北和东北联系的走廊，需要在那里建立革命根据地，要搞好民族关系，要做建立根据地的整套工作。根据省委决定，我回赤峰市委交待了工作之后，便于1946年4月16日离开赤峰，搭省里送“东蒙自治政府”参加“四．三”会议代表的汽车，经乌丹住一夜，17日到达当时热北地委所在地林西县城。

　　一、热北地区的基本情况和面临的形势

当时热北地委书记是王逸伦，副书记李望淮和我（注：王逸伦于45年12月任书记，46年7月调走），组织部长肖佐汉，宣传部长王纪明，秘书长石汝麟；专署专员张盘新；第二十军分区（即热北军分区）司令员喻楚杰，副司令员罗云、卜云龙，参谋长张荣生（森），政委王逸伦（兼），副政委谢志群，政治部主任邱仁华，副主任刘昌。

热北辖6个旗县，大约13万平方公里，人口50万左右。经济主要是牧业和农业，只有很少的小商业、小手工业；交通主要靠畜力车和骑马；文化教育不发达，特别是汉族文盲很多；当时民族问题突出，政治情况比较复杂多变。

1945年底至1946年初，和子章（清卓里格图）部队与热北军分区部队曾发生两次较大冲突。热北地委能进行工作的地方，只有林西县和经棚县，大板及其以东都未能进去。1946年初，“东蒙自治政府”任命萨嘎拉扎布为昭乌达省省长，任命和子章为东蒙自治军第四师师长，为解决与热北的关系问题做了准备。

我到林西的时候，正值东西蒙统一的承德会议，即著名的“四·三”会议刚结束之后。“四·三”会议确定了内蒙古东西部的自治运动由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统一领导。决定“东西各盟旗均组织其分会、支会，实现其纲领，应建立各盟旗民选政府，分别接受各解放区民主政府领导及其帮助”;“解散东蒙自治政府，建立东蒙总分会”;“取消东蒙自治军番号，内蒙古人民武装部队一律称内蒙古人民自卫军”。这个重要会议，统一了内蒙古东西部自治运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这就改变了热北的政治形势，为我党全面开辟热北地区工作，创造了好条件。

根据“四。三”会议精神，热北军分区和专署代表李望淮等，同昭乌达省代表萨嘎拉扎布、那苏图等，4月中旬在林西会谈，达成几条协议、规定：昭乌达省及自治军第四师，接受共产党的领导；热北军分区（即二十军分区）搬到林东，热北专员公署撤销，与昭乌达省合并，政权称昭乌达盟政府；林西县还称县，其他均称旗，即巴林左旗、巴林右旗、阿鲁科尔沁旗、扎鲁特旗、克什克腾旗；实行蒙汉分治的原则，巴林左旗旗政府与林东行政委员会并存，克什克腾旗旗政府与经棚县政府并存，其他旗旗政府设汉民自治科；自卫军第四师接受二十军分区领导。这个协议，统一了西拉沐伦河以北昭乌达盟与热北地区的工作和领导关系。热北地委改称昭乌达盟委，归冀热辽中央分局、热河省委的领导，政权归热河省人民政府领导。自治运动联合会盟分会又受东蒙总会领导。热北和昭乌达盟统一起来，是这块战略要地成为巩固的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步骤。

我没有参加这次会谈，当时受地委委托，在地委召开的扩大干部大会上传达热河省委扩大干部会议精神。参加会的有林西县、经棚县和热北地直党政军各单位负责干部。会议讨论贯彻热河省干部扩大会议精神时，接触到对热北过去工作的一些不同看法，有些 同志的意见比较尖锐，批评到个别领导干部不放手发动群众。王逸伦没有参加这个会议，我刚到热北，遇到这个场面，就做了些团结工作。经与王逸伦等商量后，结束会议时，我说对工作有不同意见和看法是正常的，允许的，但不要把问題提得过高。对这种说法，大家同意，但也有个别同志认为是和稀泥。在这个会上，布置了发动群众和扩兵工作。

5月上旬，地委、军分区机关迁往林东的准备工作就绪。初步学习了党的民族政策，确定了迁往林东和调到盟旗工作的人员名单。当时决定，地委机关王逸伦、权星垣、肖佐汉到林东，李望淮、石汝麟留在林西；军分区负责同志全到林东。到各旗的负责干部是，林东行政委员会主任苏雷。各旗“汉民自治科”科长分别是：巴林右旗雷代夫，阿鲁科尔沁旗惠北海，扎鲁特旗秦纯一。5月中旬，地委、军分区机关迁到林东。分配到盟政府、各旗党政机关的干部也相继到职，开展工作。对于热北和昭盟的统一，群众反映热烈。

6月5日，热河省人民政府通知，撤销热北专署，成立昭乌达盟临时行政委员会，委员12人，蒙汉各半；萨嘎拉扎布为主席，吴广文为副主席。后来（确切日子记不清！）盟政权机构改称盟政府。

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昭乌达盟分会5月间在林东成立。成员有乌力吉那仁（主任），那苏图（副主任、昭盟政府秘书长），义徳嘎苏荣（组织科长），徐子干（秘书科长），确吉敖斯尔（宣传科长），斯布吉德（青年科长），阿民布和（军事科长、第四师副师长），萨嘎拉扎布（昭盟政府主席），和子章（第四师师长）等。

热北地委迁到林东不久，冀热辽中央分局为适应战争形势，6月4日发出《关于保卫承德、赤峰紧急动员的指示》。同时，在组织上把热河省委暂时合并到分局各机构内办公；把热中、热北、热辽3个地区划出，成立以赤峰为中心、由分局直接领导的热辽区党委。区党委书记胡锡奎，组织部长阎达开（未到职），宣传部长李徳仲，秘书长王逸伦，乌兰夫参加区党委，负责民族工作；热辽行署主任杨雨民；热辽军区司令员黄永胜，副司令员文年生，政委胡锡奎，副政委朱涤新，参谋长朱军，政治部主任黄惠良。热河省委由黄火青兼任书记；韩伟、黄梅生分别为省军区正副司令员。

王逸伦调走后，分局、省委确定我做热北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7月下旬接到这一通知后，我立即电请上级改任李望淮担任这个职务，上级未答复。这时地委组织部长仍是肖佐汉，宣传部长赵承瑞，副部长杨飞，秘书长石汝麟，盟政府主席萨嘎拉扎布，副主席（党组书记）吴广文。地委副书记李望淮，在王逸伦调走后不久，去张家口看他爱人，赶上我军从张家口撒退，他辗转绕道后1947年春末才回到林西，参加分局党代会就调到热中去了。

由于国民党于1946年6月发动了全面内战，8月下旬，敌逼近承德，我驻承徳的党政军机关有计划地撤退转移。国民党8月28日占领承徳,10月10日占领赤峰。我冀热辽中央分局党政军领导机关和热河省委、热河省政府于10月9日转移至林西。在新的斗争形势下，又将所属组织作了局部调整，撤销了热辽区党委。热北地委（昭乌达盟委）直接受分局领导。

　　二、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做好民族地区工作

热北地区（昭乌达盟）全面开辟工作，正是在国民党向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我们处于战略防御阶段开始的。尽快把热北建成根据地，准备可靠后方，大力支援前线，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急迫任务。搞好民族关系，放手发动群众，是实现这个任务的关键。而这么大范围的民族工作，对我们各级干部都是新课题。因此，地委、军分区、政府和各旗委的领导同志，都以边作边学的态度，亲自做团结民族上层，培植民族青年的工作。广泛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宣传承徳“四•三”会议精神，把动员蒙汉人民参加反蒋自卫战争的宣传，同实行民族自治的宣传结合起来，妥善安排部分工作人员的工作。5、6月间林东行政委员会与各旗政府的“汉民自治科”顺利建立。我们教育干部严格尊重蒙古民族的风俗习惯、语言、文字、民族感情、民族自尊心和民族历史文化，尊重民族干部。要求汉族干部积极学习蒙文蒙语。大力支持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昭盟分会、各旗支会工作。组织培训蒙族青年，我们亲自讲形势与任务及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并与盟分会成员、训练班学员座谈，交流思想，收到良好效果。当时蒙古民族特别是青年中，存在着强烈的民族解放要求，他们称之为“民族热”，但对于民族解放的方向、道路，却不大懂，存在一些模糊认识。他们反对国民党的大汉族主义，拥护共产党，但又存疑虑，一是怀疑我们党不能像苏联共产党那样支持少数民族；二是担心我们党的カ量不能打败蒋介石；三是对参加共产党后还能不能为本民族服务有疑问。经过宣传、座谈、讨论、短期训练班学习等，上述疑虑大部消除了，认识了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同中国各民族共同奋斗，夺取反美反蒋自卫战争的胜利，才能实现本民族解放的理想，提高了战胜美蒋的信心，很多知识青年坚决接受我们党的领导，成为发动群众、团结上层人士、改造政权、改造军队的领导骨干和积极分子。而且在斗争中，还有一批人陆续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民族上层人士，绝大多数也或先或后接受了我们党的政策和领导，为民族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当时，昭盟影响最大的两位上层人士，是盟政府主席萨嘎拉扎布和自卫军第四师师长和子章。和子章不轻易表露意见，但其弟阿民布和（副师长）思想比较进步，对他的思想进步有所促进。萨嘎拉扎布主动提出其观点（实际不是他一个人的观点）与我们交谈。内蒙特别是牧区有无阶级，内蒙革命要不要共产党领导，共产党要不要在内蒙建立组织等，成了我们初到林东后一段时间里的主要谈话课题。他意见的集中点，是说内蒙地区阶级分化不象内地那么明显，牧区不象农区那么明显，没有成立共产党的阶级基础和条件，共产党不必在那里建立组织。那么共产党怎样领导呢？他主张共产党的纲领交给他们，由他们按共产党的纲领办就行了！对此，我们就王公贵族、牧主、地主对广大蒙族平民、农牧民的严重压迫剥削，就内蒙古民族革命的历史经验，内蒙民族革命与中国整个革命的关系等问题，交谈过几次，使他放弃了原来的意见，而且在盟分会召开的牧区发动群众问题座谈会上，他积极主张按二五减租办法搞“新苏鲁克”制。在自卫军建立政治工作机构问题上，他也持积极态度，支持盟分会意见。萨嘎拉扎布的思想，对和子章有积极影响。

三、抓好土地改革，建立基层组织，开展武装斗争

在大力进行民族工作的同时，我们组织了尽可能多的干部，深入汉族聚居的农业区，贯彻中央和热河省委指示。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反霸清算，实行减租减息、土地改革，建立政权和党组织，扩大部队的工作。斗争虽然复杂，工作发展还较顺利。在上级党政军的直接领导和大力支持下，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到12月，热北全区农民在清算斗争中已获得土地113万亩，群众初步发动起来了。建立了农会组织和基层政权，党的基层组织开始建立，分区部队得到扩大，开创了一个初步的、可喜的局面，经受住了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攻占承德、赤峰、通辽、开鲁的严重形势考验，为我冀热辽党政军领导机关提供了后方根据地，巩固了华北解放区同东北解放区联系的通路。

　　1946年冬，是斗争最尖锐紧张的时刻。国民党对热北的军事进攻虽被挫败，但有多股地主武装和土匪，与国民党互相勾结，各处窜扰，伺机袭击杀害我机关干部和群众积极分子，破坏交通，破坏清算和土改运动。盘踞在克旗、多伦交界一带的白金辉股匪最为嚣张。开辟经棚工作中，我经棚县区干部牺牲很大。1947年6月统计，即达牺牲60余人，其中包括县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赵芝瑞同志。10月，国民党军攻占赤峰、通辽、开鲁后，国民党伪热河省主席刘多荃、蒙奸李守信及赤峰驻敌，多方派人进行策反。自卫军第四师发生分化，首先是驻巴林右旗的三十四团二连的韩桑杰、乌日他带100多人叛投了开鲁之国民党军。不久，驻阿鲁科尔沁旗的三十五团，在塔日巴喇嘛和他弟弟额尔登格（团长）策动下，杀害了团政委、旗支会主任道布钦巴拉珠尔，政治部主任宝音乌力吉等，叛投开鲁国民党军，只剩下一排未动。驻扎鲁特旗的37团，除一个连外，在团长洪富僧格、二虎策动下，杀害了政治部主任阿民萨贺喜，叛投了通辽国民党军。这些被叛军杀害的同志，虽然参加革命时间不长，但他们思想进步，工作积极，在尖锐的斗争中，临危不惧，表现了高尚的革命精神和气节。至今想起他们，心里还很难过。特别是第四师政治部主任孟和乌力吉，在得知三十四团二连企图叛变消息后，要求前去劝阻。他说和乌日塔是朋友，我们不同意，并向他解释了不能去的理由。当时的战争形势是我们处于防御的阶段，一般朋友关系，很难影响阶级对手的立场。但他再三表示有把握，我们勉强同意了。为了防止意外，规定他先到我军分区驻在白音布统的步兵二团，就近了解情况后，再定行止，切不可贸然前往！我们还通知了二团注意接应他。他答应了，但未执行，径直到二连，结果未能阻止叛变，反被杀害。那时他刚入党10天，革命热情很高，但对阶级斗争的残酷性还体会很少，我们真悔不该同意他的要求。

敌人利用其暂时的军事优势，用大カ气挑拨策反，确使我们受了不少损失，然而敌人的阴谋，终未能如愿以偿。在党的民族政策照耀下，我们的队伍在斗争中越来越坚强了。敌人进攻、策反气焰嚣张之际，和子章把国民党派遣来给他送委任状的特务马青山、任常信、姜贵昌等逮捕起来，并将其策反活动报告盟委，最后召开群众大会，处决了这3个特务，给了敌人以有力打击。他还捐出部分土地、财产给盟政府做经费，借部分财产给第四师生产部做生产资金，受到热河省人民政府嘉奖。这方面，阿民布和起了重要作用。驻巴林左旗的32团，驻克什克腾旗的36团，情绪稳定，剿匪积极。叛投开鲁国民党的35团，有少部分战士因不堪国民党大汉族主义的歧视，又反戈归来。

为打击敌人，在上级军区统一指挥下，我们粉碎了敌人偷袭天山的企图，取得了天山保卫战的胜利。我二十军分区部队与自卫军三十二团、三十六团在热北展开了积极的剿匪活动，与反霸清算、减租减息、土地改革相互促进，与整顿内部互相配合，部队得到巩固扩大，群众运动向深入发展。大批干部不论早参加革命的，还是晚参加革命的，都受到很大锻炼。

地委进驻林东不久，热河省委陆续派来干部，配备了盟政府党组书记、配齐了各旗党政领导干部，接着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李子光来林东视察工作。热辽区党委刚成立时，叫我去赤峰当面汇报。胡锡奎书记亲自听汇报、作指示。冀热辽分局一转移到林西，（大）军区副司令、热河省人民政府主席李运昌，亲自到林东视察，向数百名欢迎他的干部作报告，有力地揭破了敌人谣言，鼓舞了人们的斗志和胜利信心。中央分局组织部长谷云亭，带领工作组到巴林左旗农村蹲点，发动群众，给了我们很大帮助。

随着整个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在上级党政军正确领导下，经过各族干部、群众、广大军民的团结奋斗，克服了不少困难，曾经有些动荡紧张的热北局势，到1946年底稳定了。1947年新年，市场繁荣，边币开始受欢迎，物价由上涨到稳定下降，林东街上拜年的秧歌队不断。恰好这时，乌兰夫一行赴王爷庙（乌兰浩特）召开人代会，建立内蒙自治政府，途经林东。根据分局指示，我们组织了盛大的欢迎活动。乌兰夫在欢迎大会上讲了话，阐述了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内蒙古革命才能取得胜利的历史经验，号召蒙古民族，积极参加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民族自卫战争。乌兰夫还说服了萨嘎拉扎布、和子章两人一起到王爷庙参加人代会。从此，加快了昭盟政权、军队的改造步伐。整个昭盟工作，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1947年，国民党向我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失败后，重点进攻我山东和陕北。为粉碎敌人战略阴谋，毛主席党中央确定把战争引向敌深远后方去的战略方针。为适应形势的需要，1947年4月，中央决定冀热察地区划归冀热辽。冀热辽中央分局改称冀察热辽中央分局，由原晋察冀中央局领导，改为归东北中央局领导。分局书记程子华，副书记兼组织部长黄火青，秘书长兼城工部长欧阳钦，宣传部长赵毅敏；军区司令员、政委由程子华兼，副司令员李运昌，参谋长黄志勇；冀察热辽办事处主任李运昌，副主任高自立。为贯彻中央战略方针，冀察热辽中央分局于4月份在林西县城召开了党代表会议。程子华作了《关于冀察热辽区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李运昌、黄火青、赵毅敏分别就军事问题、建党问题、土地问題作了报告。会议系统的总结了分局建立以来党的各项工作，详尽地讨论了在转入战略反攻的新形势下党的各项工作。把收复失地，肃清土匪，使冀察热辽解放区联成一片，准备全面大反攻，作为当前的头等任务。确定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主力部队，配合东北野战军及华北部队作战。会后，程子华率领部队到前线指挥作战，实际上已开始了战略反攻。1947年2月下旬到6月上旬，相继攻下了开鲁和赤峰。不久，冀察热辽分局党政军领导机关和热河省委、省政府迁到赤峰。1948年5月，东北局决定黄克诚任冀察热辽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区政委，程子华任军区司令员。

在我军对国民党全线进攻，捷报频传的大好形势下，内蒙古自治政府宣告成立。昭盟各族人民精神振奋，各项工作发展很快，剿匪工作不断取得胜利，土地改革日益深入。

1947年冬至1948年春夏之际，贯彻了《中国土地法大纲》。无地、少地农民普遍分到土地、部分农具、牲畜、口粮、衣物等。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有些人原来存在“怕变天”的顾虑彻底消除了，觉悟也大大提高，交纳公粮，拥军优属，大批青年参军上前线。在党、政、军、群、政法、文教、卫生、经济等各个部门，培养出了一大批民族干部和当地干部。建党、建政、扩大和改造部队，恢复和发展生产，都取得很大成绩。

1947和1948年夏秋，有些地方一度发生鼠疫。在热河省政府和内蒙防疫队帮助下，较快地控制和消灭了疫情，使各项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为加强对大批基层干部的培训，地委从1947年初办起了党训班，以后改为党校。负责人是夏克、靳増珍两位女同志。

1948年1月，在原来油印小报的基础上，办起了铅印的《牧农报》（地委机关报），分别用蒙文、汉文印刷，对于宣传党的政策和我军胜利消息，交流工作经验，鼓舞群众，起了很好作用。《牧农报》的出版，方驰辛同志付出了很大的劳动。东北一些新闻单位，冀察热辽驻东北办事处，冀察热辽的《群众日报》,《内蒙古日报》都给了大力支持。

在辽沈战役胜利和承德收复后，我区部队与内蒙军区骑兵第一师配合，剿灭了回窜的叛匪胡图林嘎、韩桑杰、塔日巴喇嘛等，昭盟的匪患基本消灭。

随着东北和热河的全境解放，1948年12月，中央和东北局批准，取消了冀察热辽中央分局和政办处、大军区。调整了区划，重新组建了热河省委、省政府，由李运昌任省委书记兼省政府主席、省军区司令员、政委，马载任副书记。省委成员还有李望淮、李子光、阎顾行、杨雨民、权星垣等。省委、省政府迁回承德办公。

1949年2月，热河省委召开了全省扩大干部会议，确定在全省开展大生产运劲，恢复生产，重建家园，支援全国解放战争。根据省委部署，热北地区除继续大カ输送兵员、干部支援前线外，主要精力转入了组织生产，自下而上民主选举政府，发展教育等建设工作上来。这时全盟地方已有共产党员3743人。为进一步提高党组织的战斗カ与核心堡垒作用，根据省委部署的一面发展，一面巩固的方针，进行了整党。为加强妇女工作的领导，盟委成立了妇委，盟委妇委副书记是常聚荣。

　 开辟昭盟工作的过程，也是发动广大蒙汉人民的过程。考虑到民族关系的历史和现状，工作开始时，实行蒙汉分治。根据这个原则，我们规定，对汉族恶霸地主，由汉族群众斗，欢迎蒙族群众参加，分配果实，蒙族群众同样分得一份。对蒙族恶霸，由蒙族群众斗，汉族不参加，也不参与分斗争果实。在步骤上，先从汉族聚居的农业区发动，条件成熟再到半农半牧业区，而且由蒙族干部搞，汉族干部不去包办。同时积极争取民族上层人士支持群众民主改革的要求。

1946年5月4日，中央发动了《关于清算减租的土地问题的指示》（简称“五四”指示）。按照这一指示，农业区很快展开了反奸、清算、减租减息的斗争。当群众发动起来后，有些实际上已经超出减租减息的范围了。广大贫苦农民在清算中直接从地主手中取得土地，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热河省委于6月中旬发出《关于贯彻中央土地问题指示的指示》，中央给予了高度评价。6月20日，中央在《土地改革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给晋察冀中央分局和冀热辽分局的指示》中指出：“你们关于热河农民运动情况的报告很好，我们已转发各地参考。”在贯彻中央和省委指示中，发动了群众，取得了成绩，到1946年12月，全区农民已获得土地113万亩。但工作发展不平衡，有的存在明分暗不分现象。于是在1947年春夏，根据上级指示进行了土改复查工作。全区农业区普遍彻底的土地改革，是在《中国土地法大纲》发布后，1947年冬至1948年春夏之交完成的。土改的顺利进行，消灭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封建剥削制度，广大农民获得了翻身解放，为昭盟成为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土改是一场空前深刻的革命，因而斗争也十分激烈。好些地方是以武装保护土改，一面剿匪，一面搞土改。有的群众积极分子被地主勾结土匪惨杀，群众对地主恶霸、敌伪残余仇恨很大，有些群众又存有顾虑。我们对这种复杂情况估计不足，在发动群众贯彻土地法大纲过程中，强调鼓舞群众的斗志，对政策教育不够；强调放手，没有及时注意防“左”。群众起来后，各地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左”的偏向。有的侵犯中农利益，有的侵犯工商业者，有的对待地主、富农不加区别，特别是有的地方失去了领导，发生乱打以致死人的问题。我们采取了暂停工作，进行整顿的办法。同时，我立即到巴林左旗二区，向正在那里蹲点的冀察热辽分局副书记黄火青同志汇报，并电报冀察热辽分局承担责任。分局很快复电指示，不是追究个人责任，而要总结经验，继续战斗。各工作团学习了分局的指示，纠正了急躁情绪和放弃领导的现象，保证了运动健康发展和土改的胜利完成。既纠正偏差，又保护群众积极性，使土改运动未走多少弯路。分局这一领导艺术，对我们教育很深。农区发动群众，上级有明确的政策规定。牧区怎样办呢？我们不懂。而农区反霸清算、减租减息斗争一发动，很快影响到半农半牧区。牧区有些蒙族青年自发地斗争了牧主，仿照农区清算、减租办法，改变了“苏魯克”的老章法，甚至有的分了牲畜。为此，盟分会开过几次会，进行研究。参加会的主要是盟分会的主要成员。会议一致认为，农区有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牧区也有收主、富牧、中牧、贫牧。牧主对牧民的剥削，有的比农区地主对农民的剥削还厉害。他们列举事实说，牧主每年向租放他牲畜的牧民索要多少羔子、多少奶制品、多少皮子，还有多少无偿劳役，贵族的奴隶就更是连独立人身自由都没有。牧区虽然没有讨饭的，但穷苦牧民受的剥削更重，生活更苦。因此，他们认为农区减租减息，牧区同样应该减租。牧区可以二五减租，实行“新苏鲁克”制度，以减轻牧民所受剥削。我们地委同意这些意见。于是，牧区也就搞起了二五减租，推行了“新苏鲁克”制度，效果也是好的。可惜的是我们没有注意深入研究牧业经济特点。1947年夏，冀察热辽分局少数民族干部牧区工作座谈会后，盟分会派出两个工作组进行“牧者有其畜”试点的经验，我们没有认真总结。部分地方划了阶级，斗了牧主、分了牲畜。经过这场革命，王公贵族，牧主以及喇嘛庙的封建特权废除了，广大牧民的政治觉悟确有很大提高，破除了封建迷信，但牲畜不象土地，特别是分了畜群的，牲畜死亡和宰杀严重，损失很大。没从牧区经济特点出发，套搬了农区的做法，以致受到损失，这个教训，应该很好汲取。

1948年1月，任弼时同志《关于土地改革中几个问题》的讲话发表。随后，冀察热辽分局于2月17日发出指示信，强调必须坚决执行团结中农、保护中农利益的政策。我们对土改工作中的偏差，进行了检查纠正。在农区，改正了错划的阶级成分，对被侵犯的中农和工商户，退赔东西或赔礼道歉，加强了团结。在牧区，当时还没有“不斗，不分，不划阶级”,“牧工、牧主两利”的政策，所以纠偏主要是纠正了侵犯中牧利益的问题，进行了退赔和赔礼道歉。对牧主成分，只要划的对，没说划了不算，对其被分了的牲畜，也未说退。对一些分散了畜群的，重新组织畜群。马群、羊群、牛群，各自按其合理的公畜、母畜比例组成畜群。这是义德嘎苏荣，贡嘎丹儒布等，在纠偏工作和组织生产中，向牧民群众学来的。我们推广了他们这个经验，使生产比较快的恢复和发展起来。加上组织运销食盐等，牧民生活得到改善。

　　四、加强党对军队领导，整顿提高部队战斗力

动员翻身农牧民参军，建立人民武装是每年都进行的重要工作。随着群众运动的深入，农会、青年、妇女等群众组织和民兵组织，普遍建立起来。这些群众团体，在拥军优属、做军鞋、送公粮、动员新兵、组织生产等工作中，都发挥了很大作用。扩兵中妻子送夫参军，父母送子当兵，兄弟双双入伍的事例很多。1946年10月间，在我军撤出赤峰，开鲁也被敌人占领的形势下，林东开群众大会，发动武装，保卫胜利果实，群众当场报名参军者数十人。各地参军的人数，一年比一年多。据统计，1947年1月，热北5个旗县，一次就扩充新兵9000人。在整个解放战争时期，除随时补充地方式装外，热北输送野战部队两个步兵师，一个骑兵旅。一个9万人口的林西县，参军者达8000人。这充分显示了党的基层组织的核心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这些翻身的农牧民，为不吃二遍苦，不受ニ茬罪，踊跃参军，对支援解放战争，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改造自治军第四师，是开辟昭盟（热北）工作中一个重大课题。这个武装是在日寇投降后，巴林左旗实力人物和子章（清卓里格图）做维持会长时，部署各行政村建立自卫队（也称保安队，队长即各行政村伪清时的村长）的基础上集中而成。1946年1月，“东蒙自治政府”成立后，任命萨嘎拉扎布为昭乌达省省长兼第四师整编委员会委员长，开始组织东蒙人民自治军骑兵第四师。3月间，萨嘎拉扎布在林东召集昭乌达盟各旗警备队开会，成立了昭盟警备队总指挥部。4月1日，“东蒙自治政府”把昭盟警备队总指挥改为东蒙人民自治军第四师，任命和子章为师长。4月3日，和子章召开各旗领导人会议，宣布四师下属各团的番号、驻地和领导人。于是，东蒙自治军骑兵第四师就这样组成3000多人的武装。当时兵员的主体是蒙古人，出身于牧民的占60%；出身于喇嘛、伪军、伪警察、旧职员的占40%。这支东蒙自治军，到承德“四•三”会议后，按会议决议改称内蒙古人民自卫军第四师，接受我党领导。自卫军第四师是和子章在“东蒙自治政府”指导下，以内蒙古自治的名义组建的。鉴于这支部队的成分复杂，又鉴于国民党反动派日益加剧的军事进攻，所以教育、改造和提高这支武装，使之成为我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就成了极重要而紧迫的任务。于是，在冀察热辽和热河省军区领导下，由二十军分区具体执行，从1946年8、9月开始，对这支武装进行了有效地团结、教育、改造、提高工作。主要措施是：第一，在部队建立政治机构，加强党的领导。经过一段酝酿，说服了那些不赞成设立政治机构的人，克服了任用政工干部上，特别是任用政工领导干部上的分歧，把我们和盟分会培养的一批青年政工干部，以自治运动联合会昭盟分会的名义派到部队去做政治工作。部队从上到下设立政治机构。骑四师共5个团，每个旗驻1个团，即巴林左旗三十二团，巴林右旗三十四团，阿鲁科尔沁旗三十五团，克什克腾三十六团，扎鲁特旗三十七团。除三十二团政委由盟分会青年科长斯布吉德兼任外，其他各团政委均由其所驻在的旗支会主任兼任。自治运动联合会昭盟分会主任乌力吉那仁为第四师政委，孟和乌力吉为师政治部主任。连队都有经过我们培训的青年当指导员。政治机构建立起来，就抓紧进行教育，提高战士和干部的政治觉悟，为组织整顿做思想准备。第二，改造兵员成分，纯洁部队。第四师兵员成分复杂，各团团长情况也不一样。在敌我斗争的严峻形势下，有的被敌人策反叛变了。据统计，1946年后半年，第四师先后叛变投敌者达千余人。整顿笫四师的工作，实际就是在这种动荡形势下进行的。经过教育、审查，清洗了钻进部队的反动地主、牧主分子和罪恶大的反动军警人员及其他坏分子640余人，其中干部154人。并逐步把团长换成了进步可靠的人。第三，整编部队，解决部队统一指挥问题。第一次整编是在1946年10月（9月），经上级批准，把内蒙古人民自卫军骑兵第四师和热北军分区联合起来，成立了昭乌达盟蒙汉联军司令部，以加强统一领导。蒙汉联军司令员喻楚杰，副司令员和子章，政委权星垣，副政委乌力吉那仁，参谋长阿民布和，副参谋长卜云龙，政治部主任孟和乌力吉，副主任刘昌。这样，蒙汉联军司令部对军分区部队和骑兵四师就都可以指挥了。第二次整编是在1946年冬和1947年春，在审查清理和改造兵员成分的基础上，除扎鲁特旗三十七团已划归西满军区外，把骑兵四师的4个团，重新编为两个骑兵团：即三十一团和三十三团（原三十四团改为三十一团，原三十二团改为三十三团，原三十五团部分人员编入三十一团，其余人员编入经棚支队）。新组建的三十一团，驻防大板，团长确吉敖斯尔，政委斯布吉德；三十三团驻防克旗达王庙，团长宝音昌，政委张发廷。至此，这支武装真正成为我党领导的，由冀察热辽军区和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双重指挥的军队。第三次整编是骑兵四师与卓盟纵队合并。卓索图盟纵队是1946年9月8日在赤峰成立的，白云航任司令员，孔飞任副司令员。9月底，纵队在林东进行整顿后，孔飞为司令员，田戸为参谋长，金启先为政治部主任，乌兰为政治部副主任。1948年1月1日，内蒙古人民自卫军改称内蒙古人民解放军，成立了内蒙古军区。10月，内蒙古军区命令昭盟蒙汉联军第四师与卓盟纵队合并，成立内蒙古人民解放军骑兵第十师。骑十师师长孔飞，副师长阿民布和，副政委乌力吉那仁，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刘昌。在人民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前夕，1949年5月，内蒙古军区命令骑兵第十师由昭盟的林东调往兴安盟的突泉县进行整训，准备参加夺取全国胜利的战斗。6月1日，在突泉县召开的全师大会上，宣布了中央军委关于内蒙人民解放军骑兵第十师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骑兵第三师的命令。师长孔飞，政委刘昌，参谋长宝音昌，政治部主任白云，副主任高万宝扎布。

内蒙古这支地方武装部队，在党的哺育下，从四师、卓纵到十师、最后到中国人民解放军骑兵第三师，不断成长起来，在解放战争中为人民革命事业建功立业。1949年3月12日，十师在林东召开首次庆功大会的时候，就已统计出骑四师、卓纵到骑十师组建前后，大小战斗118次，毙匪409人，打伤匪195人，俘敌匪408人，迫使敌人投诚的368人，缴获许多的武器装备和马匹。对巩固解放区，保卫人民生命财产，夺取解放战争胜利，作出了贡献。

　　五、昭乌达盟划归内蒙古自治区的经过

为了进一步贯彻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东北局于1949年5月1日和9日分别决定，将原属热河省的昭乌达盟和原属辽北省的哲里木盟，划归内蒙古自治区管辖。东北行政委员会在命令中规定，这两个盟的人、钱、枪三不动，全部交给内蒙古。

5月上旬，我和罗云同志去王爷庙（乌兰浩特）与内蒙古党委联系汇报工作。乌兰夫、王逸伦、赵云驶等，听取了我们关于昭盟情况的汇报，并研究部署了昭盟的工作。由于昭盟与内蒙古党委、政府已有几年的工作联系，这次又是整建制划转，所以在干部、群众中没有什么波动。

　　六、昭盟主要负责干部变动情况

昭乌达盟军分区第一任司令员喻楚杰早已调走，后来是何能彬任司令员。不久，何调冀察热辽军区朱德骑兵师任师长，分区副司令员卜云龙调朱德骑兵师去任政委（副师长）。孙文采任军分区副政委兼地委副书记，钟辉任军分区司令员。不久，钟辉、孙文采调走，军分区机构撤销，改设地委军事部，罗云任军事部长。我和罗云从内蒙党委汇报工作回来后，他也调走了。昭盟盟长萨嘎拉扎布于1947年参加内蒙人大代表会后，就留在了内蒙自治政府工作，伊德嘎苏荣接任盟长。1948年10月，伊德嘎苏荣去内蒙党校学习后，分配到内蒙党委宣传部工作。接着，盟政府党组书记、副盟长吴广文到沈阳部队工作，贡嘎丹儒布继任盟长。1949年9月，我调到内蒙古党委工作，石汝麟任昭盟盟委书记，陈耳东任昭盟盟长，贡嘎丹儒布又调任盟委组织部长。

昭乌达盟（热北）的民主改革、各项战争动员和根据地建设工作，每一步都经历了尖锐复杂的斗争。工作中也出现一些偏差和失误。但总起来说，党的路线和各项政策，得到了贯彻执行，工作中的失误也得到了改正。建立发展了党组织、人民政权和人民武装，成功地改造了原来的政权和军队，团结了民族上层人士，培养了一批干部特别是民族干部，增强了民族团结，为人民解放战争做出了重要贡献。在解放战争初期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是冀察热辽战略区和热河省领导机关的可靠后方，在兵员补充、给养和支前物资的供应上，尽了极大努力。是我党我军华北与东北联系的通道，大批干部经过这里到东北，从东北搞到的重要物资，经这里运往关内解放区。昭盟在民族地区建党、建政、建军，培养民族干部，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等方面，积累了一些经验。这些成绩的取得，是党中央、晋察冀中央局、东北局正确领导的结果，是冀察热辽中央分局、热河省委直接领导和大カ帮助的结果，是内蒙古自治运 动联合会和内家古党委指导和帮助的结果，是昭乌达盟各族人民、干部、军队积极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各项方针、政策的结果。

（文章出自《赤峰市党史资料选编》，为阅读理解方便计，标题及分标题为整理者所加）

权星垣简介：权星垣，1916年2月出生，男，汉族，河北省顺平县人，1937年12月参加革命，1938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11月至1946年4月任中共热中地委委员、赤峰市委书记。1946年4月至1946年7月任中共热北地委副书记。1946年7月至1949年9月任中共热北地委书记。1949年9月至1950年1月任内蒙古党委宣传部长。1950年1月至1952年12月任中共中央内蒙古分局秘书长。1952年12月至1956年6月任内蒙古区人委工业办公室主任、分局工业部长；1956年6月至1960年1月任内蒙古区党委常委、工业部长。1960年1月至1963年3月任内蒙古区党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兼内蒙古经委主任。1963年3月至1967年11月任内蒙古区党委书记处书记。1967年11月至1970年1月任内蒙古区革命委员会常委、党核心小组成员。其后曾被审查。1977年8月至1979年12月任甘肃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工办主任。1979年12月至1981年任甘肃省经委主任。2015年1月19日因病医治无效在天津逝世，享年10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