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平凡的一生，(上)

中流击水

引 子：

——勤劳纯朴的母亲，没有富家的出身，没有光鲜的衣裳，没有进过一天学堂，但她有一颗高尚、美丽和善良的心！

(我和母亲在一起，摄于2011年)

　　清瘦的面容，单薄的身材，梳着盘起的发髻，常穿着半旧的青蓝大襟夹袄，待人诚心，性格爽快，干事麻利，爱干净，手灵巧，这就是我的母亲。她用一双小脚走过了旧社会寒风凄雨的坎坷之路，经历过人生中连续失去亲人的沉重打击，一辈子坚韧不屈，负重前进，默默付出，尽孝尽善。

一

母亲出生于民国十六年十月(1927)，一个社会动荡，军阀混战，匪患频发，民不聊生的年代。外祖父家世居素有“贫瘠甲天下”之称的甘肃会宁县偏僻山村。贫瘠的黄土高坡，山大沟深，满目荒芜；恶劣的自然环境，十年九旱，农民缺衣少食无水，祖祖辈辈贫寒交困，苦苦挣扎在苦难的生活深渊。民国十八年(1929)，西北遭百年大旱，庄稼颗粒无收，饥荒肆虐，难民四逃，亲不相顾。可怜的外祖父一家和所有的灾民一样，只有背井离乡，随流漂泊，靠着乞讨要饭，以祈熬过这饿死人的年景。这一年，外祖父十九，外祖母十八，母亲一岁半，外太祖母年逾五旬，还有母亲一个未成年的姑姑。外祖父挑着全家人所有的行当和母亲，携妻托老，走上了乞讨之路。“烈日炎炎，荒路茫茫”，逃难的路上饥民成群结队，哀鸿遍野，饿殍随处可见。一家人相依为命，拉衣牵手，白日里出去讨要，到了夜晚不是留守废墟就是露宿街头，除了忍受寒风与饥渴，还要防野狼、斗野狗、躲兵匪，吃遍了人间苦，流尽了辛酸泪。从会宁到西吉，从西吉到固原，靠着讨要的残羹剩汤一步一程，移动了整整一年光景。外太祖母告诉母亲，逃难路就是亡命路，有多少人家在逃难的路上父子分离，母女失散，家破人亡。挨饿的滋味太难受，伤心、绝望是平常事，晚上肚子空空，肌肠辘辘睡不着，一但睡过去明天早上能不能醒来都很难说。外太祖母说，母亲的命是她拚死保下来的，要不是她的全力庇护，即使再有几条命，母亲也难以存活下来(或饿死、或送人)。天公开眼，熬到翻过年，年景终于出现了一点好的转机，一家人活命心切，顺着逃荒路乞讨返回，重又回到了会宁山村的那个一无所有所谓的家，这一年(1930)，母亲两岁半。

(大哥和二哥，摄于1953年左右)

二

母亲出生在贫寒人家，从小经风雨，忍饥寒，在苦水加泪水中泡大。外祖父母老实厚道，从小家穷上不起学，跟着父母给人当佃户，十五六岁成了亲，开始给人扛长工、打短工，靠出卖苦力艰难糊口。母亲是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接下来的二十年时间里，外祖母还生过12个孩子，因贫穷无力养活以及疾病等原因，有9个没有长过幼年就夭折了，活下来的包括母亲在内只有4个。母亲说，从她懵懂记事起，就开始跟着大人学做活，每天天不亮就起床，不是除圈拾糞，就是打场碾场，或者是到山里干活，反正是一年三百六十天，永远都是做不完的活。到了数九寒天，那是一年里最难熬的日子，穷人家做不起御寒的衣服，大人脚上穿着自编的草鞋，里面塞些麦草，身上破褂套破褂，迎着刺骨的寒风干活，腿脚经常冻的青一块紫一块。小孩子体能更弱，加上没有御寒的厚衣服和鞋袜，赤露的双手、小脚和脸蛋被冻的红肿，不仅疼痛难忍，遇热还奇痒难耐，严重时还会发炎，甚至到流浓。母亲讲，实在是太穷了，穷日子望不到边，年年盼，月月盼，永远也望不到头，咬着牙也得干，不干没办法。到了七八岁时，母亲已经能够独立做很多事了，如打扫院子、窖里吊水、山里拾柴、烧火添炕、帮着做饭等等，都不在话下。一有闲功夫，还要挎上小篮子，守在车马店门口，争着给过路的行脚客卖馍馍(同龄人卖馍馍的还有不少)，若是能将自家的馍馍卖出一两个，换回几个铜板，那便是一天最开心的事了，回到家还能得到大人的夸赞，假如一天一个也卖不掉，还得如数拿回去，得到的肯定是一顿训斥。到了晚上，便是跟大人学做针线活的时间，这是一个女孩子从小到大必须要学会的技能。那个年代，农村人没有见过机织布，也做不起新衣服，只能守在微弱的清油灯下，拿着自家织柒的粗布头，在破褂破裤上缝补丁，这便是那个年代穷人所谓的针线活了。

(祖父、父亲和大哥，摄于1953年)

三

母亲是旧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受害者，社会虽然进入到了民国时期，但偏僻的中国农村，仍然沿袭着几千年封建礼教的束缚。家人从四五岁起就强行给母亲缠裹了脚，从此一双被人为摧残成畸型的小脚伴随了她终身，一生行动受限。因为家境贫穷，七八岁上就订下娃娃亲，十二岁便童养到了我家。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母亲从小吃惯了苦，养成了手勤脚快、做事麻利的习性，且天性聪慧，性格善良，听话懂事，从而很快就得到了祖父母的喜爱。十五岁时，便和父亲正式成了亲，成了祖母的小帮手，祖母教其学做衣服、做鞋子、做饭，帮忙料理家务等。母亲没有上过学，大字不识一个，但通达情理，心胸宽大，能和家人、亲戚、邻里们和睦相处；母亲尊重长辈，孝敬公婆，关爱弟妹，维护团结，在家族和近邻中很受夸赞。然世事总多无常，就在她们生活的那个年代，一场遍及神州的传染病，正在疯狂的肆虐着灾难深重的老百姓，由于当时社会落后，医疗水平太差，近半个世纪都找不到医治的办法，只能任其扩散和蔓延，致无数的穷苦百姓在病痛折磨中死去，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称作的肺结核病，也就是当时被老百姓俗称的“痨病”。在那场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劫难中，我家有七位亲人无辜丧了命，其中仅在解放初不足三年的时间里，就有三位至亲先后被夺去了生命。1949年8月，我的父亲正当参与中共地下活动，积极投身革命之时，祖母的“痨病”也正值由轻转危。当时，我们和外祖父两家，共四个成年女性，其中三人正染着“痨病”(外祖母、外太祖母和祖母)，这时的母亲刚二十出头，正哺育着两个孩子(我大哥二哥)，一个两岁多，一个尚在襁褓。面对突如其来的家庭状况变故，母亲没有一点心理准备，虽观前顾后，也找不到可以依靠的力量。她只能迎难而上，只能以自己瘦弱的肩膀，支撑住随时都有可能垮塌的家。祖母病危卧床半年之久，母亲寸步不离的伺候照顾，端水喂饭，接尿擦便，直至到祖母的身体耗到灯枯油尽，痛苦的咽下最后一口气。但是，一个亲人的离去并没有让灾难就此结束，正所谓“天公未必怜穷人，灾祸从不绕痛者”，祖母这边刚刚离世，尸骨未凉，外祖母和外太祖母那边又“痨病”转危告急。母亲顾不上拭去痛失亲人的泪水，安葬了祖母后，简单安顿了一下公公的生活，就背起两个幼子，奔向另一个正在被病魔折腾得摇摇欲坠的家。这是一个被大山和沟壑隔阻了的小山沟，沟里住着聊聊数户人家，只有一条险隘崎岖的山沟小路通向外界。此时，昏暗的土窑炕上躺着两个正在经受病痛折磨的亲人，窑洞地下是三个幼年的弟妹，大的不过十一二，小的仅有四五岁，外祖父屈膝蹲在地上，一双无助的眼神里充满了绝望。母亲的到来使他们垮塌的精神得到极大安慰，母亲现在是两个家庭的顶梁柱，是两家老老小小十余口人全部的精神依托。在接下来的又一年多时间里，母亲几乎没有白天与黑夜，也辨不清春夏秋冬与风霜雨雪，只是无数次的来回奔跑在这条崎岖的山沟小路上，母亲以超越自己能力的付出，照料和守护着两个被“痨病”痛苦折磨的亲人，苦苦维持着两个被病魔摧残得摇摇欲坠并四处透风漏雨的家。母亲说，那是她永远也忘不了一生的痛，已记不得磨烂了多少双鞋，摔过了多少个跟头，流下过多少血水与泪水……。

(母亲和大哥二哥 摄于1958年)

四

不到三年的时间，三位亲人接连被“痨病”残忍的夺去了生命，这种打击无论对任何人来说都是难以承受的，也是无比巨大的。从祖母、外祖母到外太祖母，三个病人的照料都是由母亲一人承担，母亲的体力和精力早已超强透支，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人已经瘦的脱了像，变了形”。再加上眼睁睁看着自己的亲人一个个撒开手、咽了气，悲伤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母亲身心俱伤，精神几近于崩溃。晚年，她回忆这段不堪往事时，反复说：“不知道那几年是怎么熬过来的，只觉得差一点点就活不过来了，如果当时我也跟着去了，也就没有今天的你们了”。她说：“两年多的时间，她没有脱衣服睡过觉，更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没有吃上过一口热乎饭，有的只是流不完的眼泪，流啊流，流到了脚后跟，最后也流干了”。那段经历就是她人生的一场噩梦，肩上压着担子，胸口压着石头，移不开也搬不走，有气憋在胸口，就是喘不上来。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刚二十出头的女人，还没有做好独立应对生活风雨的准备，马上面对的就是狂风暴雨的冲击，其恐惧、其无助乃至于绝望，无一不是都到了极点。母亲说，她们一个个走了，我的依靠也全没有了，心里的苦无处去倾诉，心里的痛无人来安抚，只能强忍泪水往自己肚里咽。两个破败离碎的家需要自己来支撑，两个离不开母亲的幼子，三个哭天唤娘的弟妹，一个绝望的老父亲和一个无助的老公公，他们都在眼巴巴的看着自己。因为早在两年前，随着会宁的解放，父亲正式走上了革命道路，先是参加了新政府的组建工作，不久又响应党中央“建设天兰铁路”的号召，已于1950年离开会宁，加入到新中国铁路建设的队伍之中。母亲是两个家庭唯一的主妇，为了支撑起已被“痨病”击的垮塌，却又被大山沟壑阻隔了十余里的两个家，母亲以坚韧不屈的毅力，勇敢的挑起了重担，两家一切的吃喝拉撒，缝缝补补，拆拆洗洗，全部都压在自己身上。不分昼夜，不辨冬夏，甚至连走路都得跑步，用她自己的话形容，“就是起鸡叫睡半夜”！从此，昏暗的清油灯下，是永远也做不完的针线活；低矮的磨堂(推磨、磨面)内，是永远也望不到头的路；养家糊口的一点山坡薄地，从春耕到秋收，照样也离不了她的身影。母亲就象一台满负荷运转的机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转动着，两手布满了老茧，青丝增添了银发，从少妇熬到了中年。

(父亲母亲大哥二哥和我

1961年摄于山西原平)

五

母亲含辛茹苦的拉扯着自己的儿女和没了娘的弟弟妹妹，苦心操持着两个脆弱不堪的家庭，直至弟妹们长大成人，娶亲成家。母亲从小家境贫寒，没有机会进过一天学堂，但在生活风雨的重重历练下，早早悟懂了不少人生的道理，她非常支持父亲的革命事业，格外重视对子女和弟妹的文化教育。特别是在弟弟妹妹的成长中，她不仅在生活上倾注了大量心血，而且在思想上、精神上经常给予鼓励和教育，面对艰难贫困的家庭条件，她没有认命，而是坚持说服外祖父，将两个弟弟送到学校读书。五十年代初中期，会宁农村土地改革完成后，农业生产从开始成立互助组，到走向初级社、高级社发展。为了提高农民文化，政府大力倡办“扫盲夜校”，母亲积极参加，通过勤奋学习，识得了不少字。她主动带领家庭加入生产互助组，并积极支持初级社、高级社的建设。1958年，“人民公社”成立后，我们全家成为了公社社员，当年入冬后，母亲还参加了全县当年规模最大的“引洮项目水利工程“大会战。三个月时间，顶着寒风，丢下家里的老人和孩子，拿着行李、镢头和铁锨，步行几十里，来到一个叫“窄峡子”的地方，吃着干馍，喝着涝池水，睡在铺着麦草的山沟小土窑，喊着“冲天”的号子，进行“你追我赶”的劳动竞赛，这是母亲人生中一段最难忘、最火热的劳动经历。1959年，在铁路部门工作多年的父亲办理了随带家属手续，母亲领着爷爷和两个哥哥，来到了父亲单位所在的山西省原平县，成为了一名铁路家属。当时，父亲在铁路工程局的生活供应站工作，大哥上初中，二哥上小学，母亲便在家属食堂做了一名服务员。由于母亲做事认真，节俭干净，干活勤快，待人和气，很快就博得了好人缘，同事们，邻里间，无论老少，都乐意同母亲相处和交谈，大家亲切的统称母亲为“张嫂”，这是母亲人生中一段惬意而美好的时光。

(母亲在看报纸)

(母亲在织毛衣)

(未完待续)

— “写在母亲辞世十周年前”

于二0二二年五月二十六日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