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

思维无疆

隔离

5月24日（前天）下午4点33分，我乘坐的大巴车停在了麦盖提县境内的高速公路出口处，车内回荡的维吾尔族歌曲戛然而止，所有乘客都醒了。

一位身穿防护服的防疫人员上车来，声音低沉却颇具权威地对乘客说：“打开行程码。”

他从车头走到车尾，挨个量体温，查行程码。看了我的行程码后，自言自语道：“乌鲁木齐来的。”就下车了。

过了一会儿，他又上来了。用普通话对我说，“去登记吧”。跟在他身后的维吾尔族司机怕我没听懂，用带浓重新疆味的普通话重复了一遍。

来到二百米外的核酸检测点，一位负责检疫的维吾尔族女同志告诉我，因为乌鲁木齐那边核酸混检出现问题，上级要求对乌鲁木齐过来的人进行流调。

我打开手机一看，是乌鲁木齐天山区那边的问题。就说，我没去过天山区，还需要调查吗？

女同志说，我也说不清楚，上面就是这样要求的，17日以后到过乌鲁木齐的都要调查，一个小时前刚刚通知的。

既然是上面要求的，就不必多说了。

但是，一位身材高大、驾驶乌市牌照吉普车的维吾尔族男子不干，他和女同志用维吾尔语一句跟一句地吵起来了。

吵架是没有意义的。最终，男子还是气鼓鼓地开着他的吉普车，跟在我坐的救护车后面，驶向了流调点。

流调点设在戈壁滩上，原来是一家传染病医院。远远看去，戈壁滩的天色虽然晦暗，传染病几个大字却格外醒目。

在流调点，采集完个人基本信息后又采样。和以往不同的是，工作人员为每个人采了四份样。嘴巴捅了两次，两个鼻孔各捅了一次。

同是一个人，采一份样和采四份样有什么不同呢？我搞不懂。如果一个人有两个嘴巴，四个鼻孔，岂不是要捅八次，采八份样。

采完样后，工作人员开始询问每个人15天内的行程轨迹。问得很细，比如，坐飞机是几点起飞，几点落地。住酒店是几点进店，几点出店。

平时如果有人问我15天内，哪一天干了什么，我可能记不起来。此时因为注意力集中，记忆力也好了，基本上是有问必答，有答必对。心里因此还产生了一丝快意。

询问完毕后，以为可以离开了。防疫人员却说，你们还要在这里待上一至三天，等上面确认没问题才能走。

我有点失望，也有点不理解，但没有惊慌。惊慌不属于有心理准备的人。滞留几天的确会打乱我的行程，但也无所谓，反正我是个闲人，有的是时间，再说我没有新冠病症，有什么好怕的呢？

于是，在一个背着消毒液罐罐的防疫人员引导下，我去找自己的隔离房间。我在前面走，他在后面跟着喷撒消毒液，好像我的每一步都会留下病毒。

防疫人员将我带进二楼的一间房间，留下一句“所有的东西都可以用”，便落锁离去。

房间的条件还不错。有水有电，有热水器烧水壶，床单被罩枕套都是新的，只是房间的装修质量太差，天花板和墙面的灰皮正在脱落。

房间的床、桌子、凳子和一些物件都是旧的，肯定是病人用过的，但是我关掉了这股思绪的阀门，没有继续往下想。

被隔离的人陆续上楼来。一位大嗓门的湖南妇女在走廊上嚷嚷：几点吃饭哪？我一天冒吃饭，都快饿死了。

“吃”这个字引爆了我的饿觉，我一天也只吃了两个烤包子。

但这时刚过7点，新疆人一般8点多才吃晚饭。

一个多小时后，饭来了，三个小花卷，一塑料盒烩菜，一根香蕉。

除了一点菜汤，我很快把所有食物都吃下去了，正如一个古老的故事告诉我的哲理，最美味的食物是“饥饿”。

菜汤我也想喝，但需要端着塑料盒直接喝，我便抑制了自己的欲望。因为我不知道摸过这个盒子的人摸过别的东西没有。

吃过饭，本该轻松下来，我却有点烦躁，因为心里老想着门上那把锁。

门上原来的锁头不见了，只剩下两个洞洞，新装的门扣在外面。

因为人被反锁在屋子里，出不了门，心里便发慌，没想到我是个有幽闭症的人。我开始敲门。

两个穿防护服的青年男女打开门，问我怎么了。我说：“我的门不能锁，我有幽闭症。”他们说：“这是领导要求的。”我说：“那我死了怎么办？”

还好，他们没有流露出死了就算了的意思，给我开了锁，但告诉我不能出门，说走廊里有监控。他们是怕我跑了。我怎么会跑呢？茫茫戈壁。

折腾了一天，甚感疲劳，我什么也不想干，只想睡觉。我有一个长处，就是特别能睡，即使在陌生的环境下也能安然入睡。这不，在这间曾经是传染病房的房间里，我从晚上9点半睡到第二天6点多才醒。

一觉醒来，神清气爽。冲完澡，我开始在房间踱步。我走的是对角线，一趟十步。如果一天走一万步，就要转一千次身。正在算算术，天花板上脱落的灰皮砸在了肩上。我觉得有点扫兴，便停止踱步，躺在床上盘算如何打发隔离时间。

好像是10点半左右，一位年轻且语气温柔的女性防疫人员推开门。问，你是某某某吗？我说是。她说，你可以走了。我问，有车送吗？她说，有。我问，车在哪里？她说，在大门口。

下楼时，一位男性防疫人员正在数人数时，湖南妇女问了一句，有没有车送我们啊？防疫人员对有人插话很不高兴，凶凶地说了一句什么，两个人就吵上了。我一边劝阻防疫人员，一边安抚湖南妇女道:别急，有车，刚才我已经问过了。

走出医院大铁门，才知道根本没有车。那位说有车的姑娘正好站在门口。我问她，你不是说有车吗？她假装没听见我说话。这太令人吃惊了，怎么能这样呢？

幸好，湖南妇女的老公开车来接她，我和另外一位小伙子搭上了他们的便车。其他人就只能背着、提着、拖着自己的物品，逃难似地走向远方。

我手机里有一位当地防疫指挥部工作人员的手机号码。我拨通了他的手机。我说，隔离时有车接，隔离结束了就不管了，也太不人性化了。希望你们能做得更好一点，这可是个形象问题。

指挥部工作人员的态度挺好，表示会及时反映我提出的问题。

进入麦盖提县城后，我直接去了刀郎文化展览馆。希望接下来的新疆之旅不再受疫情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