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电视剧《老农民》

方舟痕迹（微信骆驼草，Q Q木棉树）

当年的林县人民



毛主席关于发展养猪业的一封信



六十年代山东寿县生产队的养猪场



当年生产队的养猪场



　　我喜欢看农村和军事题材的电视剧，因为我出生在农村，工作在农村，还当过兵。

打开电视机，这些年反映农村题材的电视剧很少很少。好不容易看到《老农民》，兴致勃勃地从第一集看起，当看到解放后党领导农民走集体化道路的集数时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视觉了，本想耐着性子看完，但越到后来，其故事情节与当时的实际越来越离谱，只好耐着性子看了一大半就没看了。

我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电视剧里描写的那些离谱的荒诞的情节当时肯定在全国极少数大队有，就像现在还有广西的杨六斤那样悲惨的童年一样，但作者将极少数大队的事当作普遍的问题来写，我就有点想不通甚至反感了。

前三十年的农村到底是什么样呢？真像《老农民》描写的那样吗？我是否定的。我能记事的时候是从1955年七岁时开始的，那些年我们农村的大事我基本记得清清楚楚。我们家是贫农，当时家里最好的家具是一张方桌和一个三隔柜，我爷爷告诉我那是土改时分的。爷爷说本来还要分一栋房子的，因为怕“变天”，就只要了两件他认为最需要的家具。当时我们家住着两间破茅屋，57年的时候，我们家从只有三户人家的一个叫新台的小村搬到了离这个小村一里多路的有二十多家住户的大村子，做了三间新茅屋，听爷爷说那是解放后的几年攒上的钱。

作者通过《老农民》，把前三十年的新中国农村描写得一片黑暗，简直是民不聊生。如写吃不饱肚子，队长为了让全队的社员过年能吃上一顿饺子，仅有意指使社员在生产队卖公粮时，乘向国家粮库倒粮无人监控时，偷偷地捏着麻袋两角，留点粮食带回去交给队里储存起来，多少次地用这种方法攒小麦，竟然积攒的小麦磨成糆粉让全小队的人吃上了一顿饺子；又如写“割资本主义尾巴，不准农户养鸡，不准喂猪，更不准养牛羊，不准种自留地，不准有自由市场时，《老农民》有这样几个镜头：社员为了养鸡，偷偷将鸡藏在山里面养；一户农民养了一头猪，为了躲过上面的检查，竞将猪藏在被褥里；《老农民》写当时没有自由市场，社员自家种养的东西不能买卖，谁到集上买卖就被派出所和工商所的工作人员赶抓得东躲西藏……

事实真是这样的吗？先说饿肚子的事。从我记事起，到人民公社解散，我们这里只有三年自然災害期间缺粮，人们吃过野菜，榆树皮和棉籽芝麻饼，三年自然災害最困难的日子也只有半年多的时间。除了最困难的1959年和1960年的一冬一春外，每年春节，家家户户打糍粑，熬糖做炒米糖、酥饼，正月十五前家家请春客，平常从来没有饿过肚子，更没有《老农民》电视剧中出现的那些镜头场景。

再说养鸡的事。我们大队农户每家房子的“拖瓢”内都有一个鸡笼，有的是用木材做的，有的是砖砌的，鸡笼的上面是几个为母鸡下蛋做的鸡窝。每家一年至少要养十多只鸡，有母鸡，有公鸡。养母鸡主要是为了下蛋，母鸡下的蛋除了平时家里来了客人和小孩子们吃外，就是攒多了到食品店去卖，换取零花钱；下蛋少的老母鸡到了节假日或家里有人病了时杀了煨汤喝；公鸡长大了年底杀了醃腊鸡。我有一个家门伯父，老两口无儿无女是五保户，他老两口每年都养十多只鸡，过春节时我给他们拜年，那香喷喷的蒸腊鸡腿是我最喜欢吃的。试想，五保户都养鸡，其他农户能不养鸡吗？

接着说说养猪的事。首先是国家重视养猪，毛主席1959年10月31日还给全国人民写过《关于生猪业发展的一封信》，信中大讲养猪的好处，告诫全党全国人民“要把养猪看得和粮食同等重要。”号召“大养特养其猪。”为了落实这封信的要求，当时好多公社将信用红纸印了发到生产队一级，怎么会有上级不让农民养猪呢？又怎会会出现《老农民》中的农民为了躱避检查，将小猪藏在被窝里的事呢？当年的实际情况是各级领导大抓养猪事业。农民为了上缴猪肥和过年有猪肉吃（平常发肉票买肉），也积极养猪。我们村家家户户都有一个猪屋，一般每户养一头猪，家里劳动力多的还养两头或三头猪。我的父亲在区农具厂工作，家里只有妈妈一个劳动力，每年只养一头猪。有一年我们家也养了两头猪，我每天上学时带一个篮子，放学后要挖一篮猪菜了才回家。那年年㡳，我们卖了一头，杀了一头，杀的那头也卖了半边。那年妈妈请裁缝到家里做了两天的衣服，我和爷爷都穿上了新棉袄。当年农村不仅养猪，还允许养羊养牛。1958年我们家就养过一头小牯牛和一只羊，都是爷爷和我放养。牯牛长大了卖给了生产队，羊过年时杀了。当年杀羊的情景我至今还有印象，羊看见拿刀子的人了，好像知道要杀它，跪下咩咩地惨叫着，我不忍心看羊被杀，就跑开了。

至于当年农村赶集买卖东西，也不是《老农民》电视剧写得那样。我记得小时候我们每年都采金银花卖，挖半夏卖，还将棉梗泡了后剐棉梗皮卖，好像没有谁管我们，更没有人抓我们了。至于大人们买卖什么我不知道，但逢年过节买东西我是记得的，如过端午节买油条，过年买鱼。在当时的村子里，还经常可以看到卖麻糖和发糕的人，他们嘴里不断地叫喊着“麻糖啊！”，“洋糖发糕啊！”，声音大大的、拖得长长的。听到叫卖声，小孩子们都拉着大人欢叫着，不买点是不饶大人的。卖各种小玩具的小商贩也从没间断过，象竹子做的蛇呀，用一根小棍子撑着，举起来一弯一弯的；还有用木头或者观音土做的小喇叭呀，吹起来哇哇叫，我们称它们“叫驹子”；还有一种叫“滴咚”的薄玻璃做的玩具，一吹就“滴咚滴咚”的响。除此之外，村子里还有拖腔拖调叫喊着“镪刀磨剪子哦”的、以及挑着装满妇女们做针线活的花线、针、顶针之类箱子的“货郎”经常在村子里转悠。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文化大革命步行串联时，经过江西和湖南的山区农村，那里集镇离生产队远，专门规定了赶集的日子，我见到过三次赶集日，赶集日那天，买卖那才叫热闹呢！没有见到过象《老农民》电视剧里的小商小贩被公安和工商抓赶着的现象。写到此处，我得问问作者是否知道，在前三十年，几万人的一个大区都只有一个特派员，不仅不可能有电视剧中出现的一伙公安民警去抓赶小商小贩，可能连一个人也派不出去，要是写几个民兵去抓赶还说得过去。

最后说说当年农村反右和文化大革命的事。《老农民》写当时的农村反右和文化大革命更是惊心动魄，镜头中出现的那些场景简直把农村闹得鸡飞狗跳，人心惶惶。可是在我们这里农村根本没有搞什么大鸣大放，反右揪右；文化大革命在我们这里的农村除了学习毛主席语录外，既没有斗谁，也没有跳忠字舞。当年只有区里才有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公社都没有），而且是农闲集中排练，农忙在生产队劳动，农闲时每年除了到县里汇演一次外，大多是到各公社和各大队巡回演出。文化大革命开始的两年我在荆州中学读高中，1967和1968两年是荆州城和沙市城区两派闹得最凶的时候，荆州城外农村的农民都没有闹过。1968年我到部队去了，七一年复员在生产队劳动了半年，这半年和部队的三年一样，对我锻炼最大，也是终生难忘的，因为它是我终生受益的半年。这半年，我看到的是农民的淳朴，农民对集体的热爱和劳动的认真，并不是像《老农民》里写的“磨洋工”、除草“拖着盖”、对生产不负责任的情况。那年九月，县里分配我到教育战线工作，我还曾要求在我们生产队当队长呢。七五年我在一个叫杨湖大队的村里驻队，那个大队的农民有两件事让我十分感动。一是打麦子收工，天已黑了，社员们并不是像《老农民》里说的“上工像拉纤，收工像射箭”一样往家里跑，而是继续在禾场上把禾场收拾得干干净净后才离开，要知道那是没工分的。第二件事是他们评工分。社员们按组坐在一起，首先是自报工分，没有一个人报满工分的，自报后是互评，互评时也相当认真，有被评高的，也有被评低的，评完后大家还是高高兴兴有说有笑的，这多难得呀，可还是文革后期呢！其实，像这样的典型很多，只要那个地方的党支部一班人思想作风过硬，就一定会把那个地方治理得欣欣向荣。凡是党支部一班人散懒，不能起带头和模范作用的，那个地方一定是落后，这样的大队在我们这里也不少。就像现在，凡是腐败严重的地方，都是上一级领导要么自己屁股不干净，要么党委一般人不是战斗堡垒，特别是一把手思想上没入党，不能严格按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和下属所致。

我除了农村的互助组没经历过，其它的大事件都经历了，我想《老农民》是不是有点虚无历史的嫌疑，假若有人想虚无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历史，把全国各省市个别地方出现的黄、赌、毒和烧、杀、抢的现象集中到一个乡镇，那我们的国家还像社会主义的国家吗！

习近平总书记告诫全党：“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我无意指责作者是受“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对前三十年少数地方背离党中央的路线方针而出现的阴暗面“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地有意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但我要提醒某些作家写文章，编剧本一定要分清什么是当时社会的少数个别现象，什么是多数普遍现象，什么是表面支流，什么是我们社会的本质和主流，写出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要求的“传播中国当代价值观念，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有机统一的优秀作品。”尤其是反映历史现象的文艺作品，一定要客观、要公正、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因为历史本身是客观的，是公正的。

当年大寨的农民

当年农民的猪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