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赣粤边三年红军游击战的刘建华

戴廷耀

　　老红军刘建华在我没有酝酿采访工作之前的多少年就在我脑海里有印象，他爱人李立超原在江西省工商局任副局长，我战友小姚是他司机，战友聚会时，小姚老提到李局长的爱人是老红军……。

2002年3月6日上午，我到办公室安排好工作，步行十来分钟就到了江西省委宿舍区，从豫章路西门进去一打听，刘老就住在进门左边第一栋三楼，我轻轻敲了敲房门，李阿姨开门，问明我来意后，请我进到里屋，刘老正在看书，看见我进来忙带上助听器，与我聊了起来。

刘老1916年出生在江西寻乌县，由于寻乌县苏维埃政府建立早，特别农民暴动对他影响大，他父亲是暴动队长。1929年,13岁的刘老就参加了农会，1930年入团并担任了团的支部书记。随着革命势头的发展，刘老也从农村到乡政府工作，1932年由团转入了中国共产党，任团的区委书记。

刘老深有感触地说：“最艰难的是坚持三年游击战争。1934年冬，红军长征后，按照中央决定，特委带领500多人坚持赣、粤边游击战争，我任团特委书记，李乐天任特委党的书记，杨尚奎任副书记，李乐天牺牲后，杨尚奎任特委党的书记。按照心愿，都想跟着红军大部队走，但地方工作需要，挑选留下的也只有服从党的安排。”

刘老起身在书橱内拿出了他的回忆录“风雷激荡二十年”，签上名字送给我说：“整个三年游击战争时期，赣、粤边都是处于史于前例的艰苦卓绝的战争时代，但是红军游击队处境最为艰难困苦的要数1935年。

这一年，是国民党反动派集结重兵对赣、粤边游击队实行全面“清剿”的高峰年，是从军事上、经济上、政治上全面进攻的一年，敌人攻势凶猛，铺天盖地地真有“乌云压城城欲摧”之势，他们企图一口吃掉红军游击队，而我们红军游击队在敌强我弱，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抵卸了兵力大于自己十几倍敌人的进攻，争取生存和发展，其艰苦性可想而知。

在这一年，赣、粤边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实行战略转移，从指导思想、组织形式、战略战术、工作作风上和生活方式进行了全面转变，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

我们不仅要粉碎国民党无数次的残酷“清剿”，还要与内部叛变作斗争，由于环境艰苦，有些同志受不了考验，加上国民党的反动宣传，有些不坚定的人叛变革命，有几次大的叛徒造成的破坏、危害很大，给部队减员很大、各方面损失也很大。陈毅同志说：“这是筛沙淘金”。

国民党在初期“清剿”失败后，为长期“清剿”，在经济上实行更加严厉的封锁，在政治上，组织上实行更加严格的控制，给我们的衣食住行都造成了很大困难。

1935年的冬天，是赣、粤边地区数十年来没有过的最寒冷的冬季，原野一片冰天雪地，大雪足足下了一个星期，山间小道被大雪覆盖不见痕迹，我们干部、战士每人只有一件棉线的“卫生衣”和一床没有棉絮的布夹被，为了防止敌人发现，白天不能烧火取暖、煮饭，只有晚上在挖的坑里放上生柴点火取暖煮饭，白天不能用烧剩和木炭火取暖，晚上睡觉几个人合挤在一起，把夹被盖在一起，用体温相互暖和，粮食也总有一顿没一顿，遇到断粮的时候，只好冬春吃竹笋，夏秋吃野菜野果充饥，住在山上搭的棚子里，有时敌人追得急，棚子也没有，随便找块树下平地就是床，一年四季“天当房，地当床，打个盹儿入梦乡”，我两年多时间，从没有脱过衣服睡觉。

敌人为了寻找红军游击队，总结了三个办法：听响声、看烟火、跟脚印，针对敌人的行为，红军游击队也随机应变，不走大路走小路，敌人在小路设埋伏，我们就不走小路走水路，专拣水沟里走，这样不会留下脚印，专拣没有路的地方走，有一次遇敌人抄山，我们爬上一块草山转移，平日里，走路最慢的项英，这次却最先到坑底，大家觉得奇怪，项英却风趣地说：“我是坐电梯下来的。”原来他在草山顶上坐在地上抓住茅草往下溜，像小孩坐溜溜板，一溜到底。

我们克服了衣食住行的极端困难，与敌人周旋，也是靠人民群众的支持，靠游击队员的艰苦耐劳，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靠党组织的正确领导，总结经验、随机应变、转变战斗生活方式，具有实施的游击战术和斗争方法，赣、粤边红军游击队经受住了极端困苦的生活考验，变得更加坚强了。使敌人欲困死、冻死、饿死红军游击队的企图无法实现。”

刘老接着说：“每当我想起过去的艰苦历程，想起那些流血牺牲的战友，想起如同重生父母的人民，我的心情总是久久难以平静。”

刘老历任少共赣、粤边特委书记，中共信丰县委书记、五岭地委副书记、赣南工委书记。建国后，历任中共赣西南区委组织部部长、赣州地委书记、赣南区委第一书、江西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江西省委党校党委书记、江西省第四、五届政协副主席。是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