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秋冬（纪实散文）

洞岭文艺

纪实散文 那年秋冬 宋建飞 “农民真苦，农村真穷,……”这是2000年初，湖北某乡基层干部向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信中所写的话。当时，这则新闻报道深深触动了我，一段往事从内心深处浮了上来。那是在下放林场期间，我与处于中国社会最底层的农民有过一段同甘共苦的生活经历。 1974年深秋时节，我从林场被抽调参加县委农村工作队。记得那天在一位老工作队员带领下，沿着官渡兵和大队西北方向，走过一条满山茶树果的山间小道，座落在山冲里的村舍便呈现眼前，黑瓦泥墙砌筑的农户依山坡散落，两山之间是水田，一条水渠顺坡而下，偶尔间鸡犬声打破山野的宁静，像一个世外桃源。 　　想到从一名接受再教育的知青一下子转换成指导教育农民的农村工作队队员，心中不免忐忑不安。 “宋同志,欢迎指导工作！” 生产队长已在房东家门口迎候，他大约40多岁，稍黑且有点干的脸庞上，一双眼睛透露出精明。 “ 谢谢！” 想着在这里不再是知青身份，我忙将溜到嘴边那句“向贫下中农学习”口号吞了回去。 女房东微笑着，看上去不到40岁，短发别着发夹显得精致，皮肤虽有些黄黑但仍能看出年轻时颇为出众。她家条件在生产队算好的，丈夫、儿子分别在县城工作和读书。房东住的房实际上是在一个小祠堂里，祠堂分左右两边住房，中间一个堂屋和天井。房东住左边，右边住着队上年轻的会计一家。来到住房推开木窗房间便亮许多，只见有着木雕刻图案的床边书桌上，一盏煤油灯孤零零地伫着，有如孤独的我一般茫然。 但没想到，接下来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的这段经历却一生难忘。 深秋的清晨，只见东边的丝丝晨曦从披在山岭上一层薄雾中穿过，射进山村，照在湿漉漉的田间小道上。 “出工哒”随着队长那飘荡在山冲里的吆喝声，来生产队的第二天我便随队里的男人女人们一起去山坡上挖红薯。听队长介绍，每年队上按规定上交公粮征粮后，剩下的口粮是不够吃到来年新粮收成时。因此，除大米外，红薯便成他们三餐饱腹的重要食物。挖红薯时房东告诉我：每年队上按工分和人囗数将红薯分配至各家，除晒红薯片和干粉外，大部分都刨成丝晒干掺和着大米蒸着当饭吃，逢上喜庆日子才会吃顿不掺薯丝的大米饭。 收工回到住家，我便帮房东烧火做饭，只见她将水烧开后倒米煮个半熟捞出混入一半红薯丝，接着走进饭厅侧边的过道，从挂满梁上的干薯藤上扒扯些叶子下来洗净斫碎（之前经过时我以为这是喂猪的），拿出她丈夫从县城买回的小干鱼，分两个碗放入油盐干辣椒搁在红薯丝饭上蒸，再用红薯粉兑水摊成薄饼，一餐中饭就做成了。 初次吃红薯丝饭，味觉香甜，心却五味杂陈。虽说我们知青下放林场也艰苦，吃菜少油缺荤的，但三顿饭都是白米饭。没想到辛苦种田的农民一年到头却吃红薯丝饭度日，勉强维持基本生存。我望着房东就着干红薯叶菜，大口大口地吃着红薯丝饭默默无言，也跟着大口咀嚼，视线却渐渐有些模糊。 红薯丝饭刚吃没觉什么，吃久了便觉肚子气涨。有次看到房东做晚饭时下了面条，心想这餐不用吃红薯丝饭了，没想到摆放桌上的面条竟然是做菜吃的，顿觉无奈，只能就着面条吃着不太想吃的红薯丝饭。 有次走访农户，瞧见那家小女孩饭碗里的几乎全是薯丝，仅有少许大米饭粘在其中。小女孩闪着大眼睛望着我笑，用小手将粘在嘴角的饭粒送入口中慢慢嚼着，好像觉得那几颗米饭是人间美味。是啊，农村孩子就是这样吃着红薯丝饭长大的，一代又一代。从那以后，我觉得住家那占五成大米的红薯丝饭不再难吃了。 不久，发生了一件颇有些尴尬的事情。因县委工作队就某项中心工作要求各生产队做好先期宣传发动。我便通知队上去买些宣传纸写标语。我和房东读高中放假回来的儿子各写了一张后，便对会计说，还写两张贴在队上入口处醒目些。兴致勃勃之时，忽听会计说“北(不）要写哒”，我有些质疑地望着他，他接着说：“宣传纸蛮贵咯，要2角钱一张”。会计的回答令我颇有些尴尬，感觉脸上发烧，准备再次挥毫泼墨的手悬在半空不能落笔。那一瞬间，我想起捧着红薯丝饭碗的小女孩，想起队长与我讲过队上微薄的现金收入，除去公粮征粮和种植烤烟、棉花等经济农作物的收入外，便是在农闲时派劳动力到石灰窑、红砖窑打工，或砍柴送窑厂才换来每天一元左右的现钱收入。而几张宣传标语写下来，要上山砍多少担柴，往返多少趟窑厂，要做多少土砖才能赚得回啊！越想越觉得无地自容，忙收拾笔墨交待会计将写好的两张贴在队门口醒目处。从那以后，除了开会口头宣传以外，我不再用宣传纸张写标语。 冬季来临，大地呈现一片萧条。田地里只有禾蔸和田埂上枯草随风摇曳。随着生产队上几里外一个小水库水量减少，田边小水渠也逐渐干涸，村里饮水只能从沉淀了一夜的水凼里舀取。 为保证来年备耕生产，大队抽调部分生产队强壮劳力去修建水库，余下社员翻整耕地和修整渠道。 水渠在山冲上方，属生产队的约2公里长，深度约5米左右，下窄上宽。疏通渠道需将堵塞淤泥装好，然后沿渠坡面呈40度左右小道担到渠上面。凭林场劳动锻炼过，我不太费力便从渠底将淤泥担上来。卸空后，转背便看见队上一位有些年纪的男人弓着背挑着淤泥小步往上移。我知道他，因为之前县委工作队组织学习文件，从国际国内形势分析总结了六大矛盾，其中提到要将以阶级斗争为纲落到实处。回村后我盘根问底找“阶级敌人＂，于是找到地主出身的他，便召开全队社员大会对他进行批斗。后来我发现出工时，每次都是他出工最早收工最晚，最苦最累的活也总是他走在前头。他黝黑的脸上有着深深的皱纹，上到渠上后有些卑微地朝我点点头。看着他担着淤泥离去的背影，我蓦然想起中学时去农村帮助“双抢”，一天收工回来，只见一个老农也是佝偻着背，肩挑两桶满满的猪潲经过我们身旁去喂猪。“你们看看他多辛苦，要给队上喂数十头猪，还要做我们这么多人的饭菜，这就是农民”，教数学的贺老师一番话，让我陷入沉思觉得农民真苦。而那时喂猪老农黝黑的脸、深深皱纹的形象已镌刻于记忆中，此时渐渐与队上这位老农形象重叠在一起。他虽是地主身份，但客观上土改后他已是一个纯粹的农民。看着他又一次担淤泥上来不知为何竟有些同情他，向他点了点头。或许这是对中国所有农民的同情，不能少了他。 不久，我便离开那个小山冲去了另一家生产队。 多年以后，我偶然看到一幅题为《父亲》的老农油画，不由得久久凝视，心灵一次次震撼！那黝黑脸上刻着深深皱纹的老农来自四川大巴山，与我曾经目睹过步履蹒跚的喂猪的老农、修渠挑淤泥的老农完全重合。那段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的经历，让我看过太多如刀刻般皱纹的老农的脸庞，那是他们长年累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艰辛岁月留下的深深印记！这就是中国当年在田间辛勤劳作种植大米上交公粮而自己却吃粗粮糠菜的农民！ 终于，在发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呐喊的五年后，中央全面取消了农业税及各种附加收费，让中国农民从此告别了2600年的“皇粮国税”，根本性扭转了农民负担过重的状态。 我想，那遥远小山冲的农民如今不用再吃红薯丝饭，不再舍不得多用几张纸张，那些老农脸上皱纹也一定会浅了许多许多…… 2022.05.20 作者筒介宋建飞 1972年浏阳官渡林场下放知青，1975年招工，职大毕业，棉纺专业工程师，曾任湘潭纺织印染总厂科技处处长助理职务。1993年调入湘潭市金融系统。后在湘潭银保监分局退休。 　　学生的文章引起的思考 熊长松 小宋是我的学生，她写的“那年的秋冬时光”，引发我许多思考，分几点谈。 一，阶级性与人性。 在阶级斗争治国的年代，一个下乡知青，调去搞工作组，除开个人表现好之外，更主要是家庭的政治背景及政治优势，这是阶级路线所决定的。而小宋感受到的是农民的贫苦，特别是成份不好，出身不好农民的贫苦之外的卑贱，并心底予以同情，这是人性所决定的。虽然，当时没有法治，人权，人人生而平等的主观意识，但却有人的良智，没有被阶级仇恨教育所呑没，还是把那些被打压在社会底层之下的人，视之为人。 当年被打成右派的知识份子，有人也得到善良人的同情与邦助，尽管这种现象不多。 二，好人与坏人。 古今中外，为富不仁者，欺压穷人者有之，富人中耕读传家，勤劳致富者有之，做慈善，办教育，做好事有之。 穷人中人穷志不短者有之，除暴安良者有之，为非作歹，胡作非为者有之。 可见以财富的多少划分阶级，以此来定好人与坏人，并通过长期灌输来形成人的思维定势，是完全荒谬的。社会上许多扭曲的事情由此而生。 后来无财产划分依据，又延伸为按思想划分为，就更宽泛，成为人斗人，人整人的一种手段了。 现代文明社会，好人坏人只是人们心目中的道德判断，是难定是非的。唯有法律才是它的最底标准。即不是罪犯，就是公民。 罪犯就剝夺其权利，公民就享受法律赋予的一切权利。 阶级划分是按政策，而无法律依据。用阶级划分来定好人坏人，违背了人们的常识，而人们的常识的来源就是人性。比如某富人乐善好施，按常识认为他是好人，按阶级论，他就是伪善，是坏人。 要依法治国，必需终止阶级斗争治国。 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农民。 小宋当下乡当知青调去农村工作队是74年，农村的人民公社年代，典型的计划经济时代。她所体受到的农民的贫困是真实的，我在农村蹲点，住的农家，基本上顿顿是红薯，尽管当时我的身份是国家干部下乡扶助农民。 计划经济的实质是权力经济，国家利用权力掌握一切生产与生活资料，老百姓是一无所有，是名符其实的无产阶级。生产与生活中的一切，由掌握了大小权力的人进行分配，在个人没有所有权的条件下，分配权才是最实用的权力。当年有公社干部对学校老师说：“好好干，以后提拔你去当营业员”，掌握了一些物质分配权的营业员也是高大上的职业，特别是砍肉的营业员更是被巴结的对象，每个每月只有半斤凭票供应的肉票，而他有肥瘦，骨头多少，斤两盈欠的微小权力。 计划经济是短缺经济，因为它遏止了人创造财富的积积极性，这已为世界许多经济学者所论证，哈耶克的学说早就对它作了预测，也为苏联，朝鲜及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实践所证实：凡搞计划经济，必定是物质匮乏，老百姓生活贫困。当权者有所特权也是因其掌控资源分配，成为伴生现象。 我不在农村生活，但听说过农民一年下来的工分钱，换不回一家粮食。有的农村一天工分只值八分钱，常年难以温饱。这在“老农民”这部电视剧中反映了出来。 我在城市对农民的贫穷从另一侧面可以看到。当时工厂有工会，为了解决因工致残工人的成家问题，就到农村去为他们物色对象，条件是只要同意嫁给残疾工人，就解决城市户口变为吃国家糧的人。这样就有了身体形象都好的姑娘，为了生活，放弃对爱情的向往，嫁到了收入并不高，但可吃“皇粮”的城市的身残者。这不是女人的虚荣，而是贫穷让她们作出的选择，为了吃饱饭而没有了对感情生活的追求。 四，改革开放后的三农问题。 2000年，已是改革开放后二十来年，“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村真危险”的“三农”问题被提了出来，这至少说明了两点：一是社会在开明，没有把提出问题的人当成抹黑社会，当成负能量予以打压，而是敢于面对，研究措施。二是联产承包责任制，解决了农民吃不饱饭问题，但没有解决农民与农村穷与经济不发达问题。这就有后来免除农业税及解决农村财政等一系列举措，每年中央的一号文件都是关于农业问题。 一般而言，农民生活水平提高，温饱不成问题，家家都有了砖瓦新房，这些是无容置疑的事实。但至今为止，我们这样一个一半农村人口的大国，粮食仍有近三成需进口，农村土地荒废，农民普遍富裕起来问题还没有解决。 美国以不足2%的农业人口，不仅养活了三亿人，而且是世界第一的农产品出口大國。原因除地理优势之外，主要是土地相对集中，大农庄的产业化与科技化。 今后农业的发展道路怎么走，我们面临着选择：我们曾经走过的朝鲜之路，或美国之路，还是维持现状？像其他产业一样，我们处于一个历史的关头。 2022.5.28 长沙………………………………………作者介绍：熊长松，湖南省民进党主委，省政府参事退休。 　　 同感而发 海阔 今天点开昨晚的《洞岭文艺》，又是一篇飞飞的新作，《那年秋冬》的标题，＂农民真穷，农民真苦…＂几行字吸引着我，一口气把作品以及工大熊长松老师附后的感评看完，触发起思绪中的那份同感。 飞飞近期连续在《洞岭文艺》刊出多篇散文，文思大开犹如泉涌且文笔日见起色，不免钦佩。秀色的环境，筒陋、落后的山村，有些年代感的破旧祠堂，贫穷的村民，一个个清晰、令人印象深刻的农民形象，生动、感人的故事情节，细腻、质朴的同情心，真切、纯洁的人性情感跃然纸上，文字里隐隐的忧伤，感觉出那是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 我从小生活的家庭，大多处在乡镇，学生时代，甚至当了工人以后有过很多短期下乡支农或锻炼的机遇，也接触过不少乡下亲戚，对农村、农民的境况目濡耳染，对《那年秋冬》里描写的景象深有同感。中华民族具有耐苦耐劳、节俭的基因，形成这种基因的主要成份是中国农民。 改革开放前中国农村的普遍的落后贫困，探究其原因，如熊长松老师的评述，计划体制下的集体经济，是一种“吃大锅饭”的生产方式和分配机制，农民干多干少，干好干坏一个样，严重的挫伤了农民勤劳致富的积极性、主动性，生产效率低下，产出缩减，人们的劳动付出与产出极不相称，必然造成各种物资尤其生活必需品短缺。再则，解放后国家要迅速改变积贫积弱的状况，必需快速实现工业化，为了较快积累发展工业所需的资金，长期实行重工抑农的商品价格机制。提高工业品的价格，抑制农产品的价格，形成工农业商品价格的剪刀差。低廉的农产品价格降低了城镇人口的生活支出，在低工资收下仍可維持让农村人羡慕的体面生活。而严格的户籍制度，限制了农村人口向城镇流动，农民没有自由择业迁移改善生活的权利。工农业商品价格剪刀差为国家在较短时间内打下工业化基础、增强国防实力提供了资金，而这是以牺牲广大农民的利益和农村发展为代价的。农民终年累月的辛勤劳作，沉重的劳动换来的只是微薄的收入，难得温饱，乡村贫穷落后，农民成为被人冷眼漠视的社会底层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包干到组为主要形式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推行，得到农民普遍拥护，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劳动热情，很大程度上的提高了农业生产产出，劳动收入大为改观，农民终于吃上了饱饭，尝到改革的甜头。其后，大量的农村人为求得更好的生活，改变贫困的命运，四处奔波打工、创业，形成了浩浩荡荡的农民工大潮，为我国高速发展的城镇化与现代化建设承担着最苦、最累、最险的活，是最能吃苦耐劳，最舍得付出，相对成本低廉的、优质的、庞大的、不可或缺的人力资源。为国家强盛，民族复兴作出巨大的贡献与牺牲。＂农民＂不再是愚昧、落后，卑微的代名词，他们是高大的，光荣的，可亲可敬的。现在农村人与城镇人具有了完全平等的公民身份。快速提升的城镇化率，使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成为了城市人。乡村人也在取消农业税、工商业反哺农业、城镇反哺农村、实行各种农业生产补贴政策的扶持下，在持续不懈的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中奔向了小康，奔向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