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并不如烟

亚瑟

妻刚染过头发不久，那茎茎白发却又拥挤着，争先恐后地像要跳出来了。岁月蹉跎，时光荏苒，我似乎是在今天才发现，她真的老了。觉得应该写一点关于她的文字了。

她的最初经人介绍给我时，是在1969年的腊月初，那年我十九岁， 她十八岁。媒人介绍她家的情况：有父亲、兄嫂，还有一妹一弟。说人长得模样不错，还强调了一条，中学毕业生。而到她家则说，男方的条件如何如何好，独家一院，三孔窑洞，兄弟两个，父亲是手艺人，来钱容易，家境宽裕。这样几番说合，便成就了这门婚事。接着便是定婚、相家、一同去县城买东西。记得我当时借了别人的一辆自行车，口袋里装着父亲给我的十块钱，带着她去了县城。街上转了一圈，彼此之间的话很少，她也没有花我带的钱，只是用自己身上的钱，花了八毛买了一条帆布裤带。过后许多年的一天 ，我们偶尔谈到了这事，我问她：

“咱们那天下关，到底去饭店吃饭了没有？”

“不记得了，”她略做思索，“好像没有吃吧？”又说：“怎么想起这些来了？”

几天后，我们一同去公社领结婚证，我那时挺重视的，或者是虚荣心使然，还特意穿了北京朋友姜金昌的一件簇新的薄棉衣，黑色府绸的，上面隐隐约约可见淡黄色的花纹。再接下来家里就筹备完婚，时间定在1970年的阴历二月初九。迎娶她的，是两架装饰一新的马车，这在当时是很有声势和气派的。当马车徐徐穿过街巷时 ，很迎来了不少观望的眼光。归来的途中，车上除了坐人外，还有两个红色的包袱，囊括了她的全部嫁妆。其中有一面半新的圆形镜子，镜子的背面镶嵌着电影演员谢芳的画像。这应该是文革前的产品了。

从认识到结婚，不过两个多月的时间，现在流行的所谓“闪婚”，好像也没有这样快。

其实我们的婚姻所以能进展的如此顺利，似乎也并不完全是媒人的功劳。因为之前，我在学校是曾经看到过她的。一天的下课后，我偶然看到她与同班的几个女同学闲聊着什么。她的头发左侧的一缕系着白色的塑料绳，脚上穿一双白布鞋，这种有点异类的装饰吸引了我的目光。她的个子略高于她周围的几个同伴，大脸盘，大眼睛，高直的鼻梁，面容虽微黄却也不掩其娟秀。后来知道，其时她的母亲刚去世不久，她还在守孝期间。那时并不知道她的名字叫朱玉萍，也无意去打听。1971年秋，我看了阿尔巴尼亚电影《宁死不屈》，觉得她那时在学校的模样，和电影中的人物女学生米拉竟很像。我曾根据这样的印象写过一首诗给她，其中有这样两句：可怜巴尔干岛女，却嫁潦倒布衣男。她不屑看，自然也看不懂。此外的记忆是，一个星期六下午回家的路上，她一个人在沿河的大路上走，我和田明让、张兴金等几个男学生则顺着大路上面的一条水渠走，一边走着，一边向着她恶作剧地发出嘘声，打着口哨。她似乎很不高兴，离得较远，加上河水哗哗的流动声，听不见她究竟回怼了些什么，但对我们的不满是可以想象到的。后来曾同她回忆到这段经历，她对这事倒还留有印象 ，说：“哦，我记得有张兴金、田明让，不记得你在场呀。”

我那时以那样小的年龄竟然同意结婚，固然有着父亲的不断催促的原因， 却还因为当时我有着自己的小算盘。我爱看书和收藏书，那时家里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有着几十本书了，放在桌子下面的柜子里，看的时候，找出一本来很不方便，苦于家里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地方放。我把目光投向了家里的衣柜，想着把自己的书放在衣柜里面的横板上，排成整齐的一排，便于翻找，但被母亲拒绝了。此时我想，结了婚，这家里唯一的衣柜不就归了我而由我做主了吗？这是一个很幼稚很荒唐的的想法。在她那面呢？却是因为没有了母亲，父亲怕她在嫂嫂跟前受气，早早打发她出嫁了事。这样的想法和做法是很不负责任的。那时她还不满十八周岁呢。毕竟是念了一场中学 ，如果稍稍走点门路，也许会好歹找一份工作呢，她的好几个同学不都找到了工作吗。这一嫁，就 注定了她的命运，一辈子要同灶台锅台，田间地头打交道了。

我自小就有晚上睡后在灯下看书的习惯，婚后自然也不例外。那时常同她谈谈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和情节，谈的较多的当属《红楼梦》了。我竟希望她也能看点书，一则不至于忘字，一则以使两人有共同的语言，她不大热心听或不屑听，不过说得多了 ，《红楼梦》中的人名竟也知道了些：林黛玉、贾宝玉、王熙凤、晴雯等。让她看书的事却再不提起了，因为琐碎的家务，繁重的体力劳动正在向她招手呢。我的这种罗曼蒂克式的幻想也就此云消雾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