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姥爷的非典型回忆

王世梅

　　我姥爷的经历不具典型性。为啥我想把这段文字写下来？因为我是还能记得姥爷一些经历和口述内容的唯一当事人，我不想让这姥爷的这段经历和我的记忆湮没在岁月中，不希望我的孩子对三代以上的情况一无所知，所以想留下一点文字，虽然这些文字没有太大传播意义。

一

我的姥爷出生于1904年，名叫王泽荃，退休前是铁道部三桥车辆厂职工医院挂号员。当我厮守在他身边浙渐长大、开始有连续记忆时，距他去世的63岁大约还剩五、六年光阴。

图一：这是姥爷1953年前后拍的身份照片，那时他不到50岁，照片看挺有气度。

　　那些年，我家里很不平静。我本应姓崔，是老二，大哥随爷爷在任丘生活。1957年初冬，也就是我出生两三个月后，妈妈抱着我从河北张家口来到西安投奔外祖父。彼时在张家口供销社工作的父亲已被定为右派分子，判刑劳改了。由于外祖父膝下只有妈妈一个女儿，没有继承香火的男丁，所以我便以嫡孙身份随了外祖父的王姓。但我从开始会说话，一直仍称外祖父母为姥爷姥姥。其后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各种创痛，就不专门说了吧。

我对姥爷的连贯记忆，似乎是在他的脊背上开始的。那时姥爷好像已经提前退休，他总背着我到离家不远的马路口转悠，有时一毛钱两毛钱买一小捧花生，用手绢包着拿回家给我吃；有时也背着我到一个国营食堂买几个小笼包子。因为我们总去得早，我就在那里看大师傅包包子，当时新奇的记忆是，每一屉包子中间要放一个小碗，里边加两块烧红的煤炭，再盖上笼屉，我对这个印象特别深刻。

图二，我的姥姥。她比姥爷大5岁。

　　后来我上学了，那时冬天去学校总要起很早，天还不大亮，姥爷或是姥姥就要叫醒我，让我吃点东西，背着书包上学校。大人们是不接送孩子的，一来因为学校离家不太远；二来家长们那时并不认为小孩安全有多大问题。

我儿时短暂的和谐安逸记忆中，有姥姥围着一个笸箩抽烟袋锅的背影；有姥姥和姥爷一块儿制作笸箩的场景。他们将攒下或捡来的废纸头泡在水里，多日之后，反复揉搓形成纸浆，在一个倒扣的盆上糊贴厚厚的一层，然后在太阳下晾晒，干燥后稍加修剪，再用烟盒裱糊一下，一个笸箩就做成了。

那时的家常饭由谁来做，都吃些什么？我已经没有太多记忆，反正家家都比较清苦。也正因如此，我记住了姥爷偶尔让家人开洋荤的一道美食：焖子。姥爷有时会买点大骨头和肉皮熬汤，然后在汤里放一些葱花酱油香料，再加一些芡糊使劲搅，闷煮一阵后盛出晾凉凝固（实际就是肉汤做成的凉粉），吃时切块稍加热。这便是我儿时的硬菜，至今回味无穷。

图三，姥爷一家1955年的蔬菜供应证，那时还没有我呢。

　　那时的孩子皮肤都不好，尤其到了春夏，身上总出一些疹子疔疮，浑身奇痒难耐，却又很少去医院看，就自己在家乱抓乱挠。我姥爷针对这种情况有绝招，他叫人找来一些蝌蚪（我们叫蛤蟆咕嘟），捞三五个盛到有清水的碗里，让我我喝下去。新奇感使得我对喝活蝌蚪并不惧怕，但那时我总有个疑问在心里，我喝的究竟是青蛙蝌蚪呢？还是疥蛤蟆蝌蚪？此疑问至今未解，反正当时喝两三次，身上的疙瘩就下去了。

小时候我跟姥爷姥姥睡一张床，所以不可避免染上了姥爷同样的肺病。我患的是肺结核，后来钙化了，几十年后体检还能看到肺上的钙化点。记得小时候咳嗽是我经常发生的毛病，那时无论大人孩子，咳嗽的人很多，轻的称气管炎，重一点的便叫肺炎。姥爷便总是咳嗽，尽管如此，他抽烟的习惯也没收敛，直到1966年冬天因此住院，1967年春便去世了。妈妈当时说姥爷得的是肺癌。

图四，姥爷微薄的退休金领取到1967年4月。以现在的感觉，最后一页的文字和印章缺乏人文关怀。

　　姥爷在医院工作多年，应该有一定的医疗健康知识，他为什么不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呢？估计是和生活条件艰苦、精神异常压抑有关。当时姥姥比他早11个月离世；而我那劳改刑满释放投奔西安的父亲，由于说话不谨慎，只享受了几年相对的自由，便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再次戴上右派分子帽子送外地劳教。此时我们已是兄妹4人（大哥已从河北回到西安母亲身边），小妹妹生于1966年初。我们属于“黑五类”家庭，家境之艰难屈辱，一言难尽。

为姥姥、姥爷送葬时，均由我摔瓦盆。记得姥爷的薄棺是临时在家里收集一些木料，由隔壁朱大爷带人连夜挑灯打出来的，表层刷的不是油漆，而是掺进一些木胶的黑墨。天亮起灵，摔瓦盆，虽然我使了很大劲，瓦盆却仅摔成两半，大人们又让我用脚踩碎。

二

姥爷前半生伴随着风云跌宕的年代，他的经历中没有一些故事吗？有，但并不光荣，所以他从未敞亮地向晚辈讲述过。下边这一部分便是他亲口说过和父母补充的一些片断。中间必要的连接转折，是我后来做的一些分析推测。

姥爷曾经做过白求恩大夫的护士排长，这个是他亲口说的。

他讲述这个经历的时点，我已上小学2、3年级，有了些文化基础。当时学习“老三篇”成为课堂上的重要内容，我放学回家提到老师带我们念《纪念白求恩》，姥爷似乎心血来潮，自豪地顺嘴说出了他的这些往事。

当时我曾缠着姥爷讲讲这方面的故事，他却不愿多讲，只是操着浓重的冀中话说，当时条件很艰苦，他们跟着白求恩（恩，姥爷发音是nen)，白天黑夜地行军、治病，很累。白求恩脾气不好，看到八路军里很多人不懂医术，教也教不会，有时急得拿砖头撵着砸人。就这个白求恩，却送过姥爷一个公文包。

姥爷如何成为八路军的？我未从他口里听到缘由。父亲母亲说，姥爷最初参加的是东北军，在陕北打仗时被俘虏过来，因为懂点医术便留在了八路军中。这个说法似乎有点合理性，因为白求恩大夫来到中国延安，后又组队前往晋察冀边区时，已是1938年前后，我的姥爷能配属白大夫，并且担任护士排长（也就是现在的护士长吧？），应当是有些资历基础，毕竟他已经30多岁了。白求恩大夫在晋察冀边区的战斗历程不到700天，而且牺牲前的那段时间就转战于姥爷的家乡一带，但姥爷和家人均未说到这一点，现在分析，姥爷当时可能已不在白求恩身边。

图五，白求恩大夫。图片选自网络。

　　姥爷之所以不愿公开提他的这段历史，是因为他没有成为坚定的革命战士，而是中途脱离了八路军队伍。我当年曾经好奇地追问姥爷，白求恩给的公文包去哪里了？他说，他腿上受伤了，跑不动，怕受连累，把公文包扔到山沟里了。姥爷说这段经历时，姥姥扒开他的裤腿让我看，说“你姥爷腿上疤痢连疤痢，都成连疮腿了。”我也才明白，晚年姥爷背我时有点罗圈腿，走路不利索，原因应该在此。

姥爷伤好以后，显然没有再去追随八路军抗日队伍，否则他后来的履历不会只是护理员、挂号员，也不会说到此话题时吞吞吐吐。他是否加过共产党组织（按说护士排长的身份，入党应该是大概率）？他脱离队伍前后的心路历程怎样？姥爷在世时我还小，大人们则无暇也不愿触碰这些话题；而姥爷离世后，再想搞清和填充这些问号，已经没有现实意义了。

图六，姥爷在咸阳铁路卫生所时填写的工作证。

　　姥爷去世后的两件遗物，似乎隐藏着一点秘密。那是两把手术刀。妈妈带我清理姥爷遗物时，在一个木箱底部找到的，真正的柳叶刀。刀刃很锋利，刀柄是黄铜色，我拿着玩时，曾把左手腕上划了个口子。后来手术刀不经玩，很快刀身就断了，刀柄被我换搅糖了。

若干年后我回想，这两把手术刀从何而来？为啥姥爷要把它藏在箱底？以他后来的职业经历，他既接触不到、更用不上手术刀呀。我不是在写小说，不能用想像和推理使这些疑问变得悬念迭起、娓娓动听。

如今我手头收留着姥爷的几个证件以及姥爷姥姥的照片。这几帧发黄的、薄薄的纸质遗物，历史久的距今近70年，短的也有60年了，从中看不到姥爷解放前的履历。但仔细端详揣摩，也能看出一些异样信息:比如姥爷的退休证写到他的工龄，至1962年，一般工龄为26年；连续工龄为19年。我推测，一般工龄可能是姥爷自述的参加工作时间，而这在当时的动荡年代难以追溯查证；连续工龄则是他进入铁路系统后的可追溯工龄，也是领取退休金的工龄。

图七，姥爷1962年退休证的前两页。

　　如果按一般工龄向前推26年，则是1936年。这个重要时间节点，是否是他开始从军的时间？如果姥爷从那时起就一直走在正确的革命道路上，那么他的晚景应会好一些，且能惠及家人。然而这只能是“如果”。

图八，姥爷退休证内页中曾出现过我的名字，不过当时最后一字为“海”。不知为何这几行字又被划掉了。

　　老实讲，正是这几件跨越了半个多世纪的遗物，以及姥爷讲述的与此并不对称的经历，经常令我浮想联翩，有时居然幼稚地羡慕那些吃了不少光荣饭的二代三代。

图九，姥爷退休证封面。

　　不过现在这些都已成过往的过往。我想，在历史的长河中，有那么一滴不太清、也不算浊的水珠，与我和我的家人后代有关，我有必要写下这段非虚构文字，只当为这滴小水珠留个纪念。

图十，黄河俯瞰，图选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