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父亲的故事

靘梅

我和父亲的故事

清明节的前一天4月4日，我意外的收到好友、发小慈学友在微信给我发来的父亲的亲笔签名，并且写到：“ 你好！我今天偶然找到了一本我父亲在53年赴朝鲜慰问志愿军演出纪念册（日记本形式的），前面有两页都是京剧界同仁的签名。我看这个签名是不是你父亲的不敢肯定所以发给你看看”。父亲的笔记我太熟悉了，一看便激动得热泪盈眶，马上回复他：“正是我父亲的字迹”。这份惊喜来得如此突然，又是清明节到来之际祭奠哀思之时，我不知用什么样的语言来表达对发小的谢意。53年发小的父亲---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慈少泉前辈与父亲共同参加了第三届抗美援朝演出慰问团，纪念册有两页纸上签满了名字，都是同届抗美援朝演出慰问团的成员，能看清的名字有慈少泉、谭富英、言慧珠、裘盛戎、李多奎、杨盛春、汪本贞、梁小鸾、陈永玲、李世琦、祁荣雯和我父亲等，大约有上百号人，这份资料极其珍贵，能够得到它让我意想不到。纪念册应该每位慰问团成员人手一份，父亲应该也不例外，可是不一定也有同行者的签名，记忆中我从未见过。

👇父亲年轻时的照片

👇1927年8月25日北京梨园工会召开了欢迎上海梨园工会会长夏月润的大会，所有到会人员合影，右数第四位是我的父亲。

　　睹物思人，见字如见人。父亲的音容笑貌又浮现在眼前。



☝️这是父亲七十年代的照片

每年到了4月25日和10月6日，都是我思念父亲、心情沉重的日子，我与父亲的感情是随着岁月的流逝而递增的。10月6日是怹的出生日，4月25日是怹的祭日。

1953年阴历十月初三，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出生在宣武区香炉营头条37号。那年父亲53岁，母亲整40岁，按照现在的说法，母亲已是高龄产妇，父亲也是老来得女，按理说应该是件多么高兴的事呀！可是听母亲和大姐说，我出生前，父亲随赴朝慰问团前往朝鲜慰问志愿军演出去了，据说有3000多名艺术家和文艺工作者参加了这次演出。著名京剧名家梅兰芳带队，有程砚秋、周信芳、马连良也在其中。当时父亲是北京市京剧团的编导，曾为著名京剧裘派花脸创始人裘盛戎改编创作了《铁面无私清官谱》，为谭富英排演了《正气歌》。随赴朝慰问团演出结束从朝鲜回京的父亲双脚一塌进家门就问母亲生了个什么？母亲告诉他生了个女孩儿，他随口说了声：“又是个丫头”，转身就干别的事去了，看都没看我一眼。是他重男轻女吗？其实也不是，只因在我之前已经有了两个哥哥，四个姐姐了，但是由于两个哥哥都不在北京，又回不到他们身边，所以父母才都希望再添个男孩儿。我的到来，只是给父亲带来暂时的不悦，并没有让他在日后的生活里对我与对哥哥姐姐们有什么不一样。

想起在特初时期的一件事，让我终生难忘。大约是在68年冬季的某一天，中午我放学回家，等候母亲把做好的饭菜端上桌，父亲突然问我说：“你想不想改个名字”？这突如其来的问话让我有点蒙圈，我愣了片刻问他：“改名字？为什么？”父亲微笑着，似满面春风的说：“现在不是兴改叫有意义的名字吗！什么前进呀、永革啊、援朝啊”！听父亲这么一解释我才明白，我接着问他：“您想给我改成什么名字呀”？父亲说：“改叫赵瀛，是朝鲜瀛洲的瀛，抗美援朝演出时我们去的朝鲜瀛洲，你又是那时出生的，改叫赵瀛多有纪念意义呀”！这时我发现父亲的脸上流露出少有的笑容，情绪略带有些激动，脸颊还泛起了一阵红晕，在我心里一直高高在上的父亲这时突然显得离我那么近，我早已经习惯了父亲的一脸严肃，似朋友式的交流这还是第一次，让我有点儿受宠若惊了。听完父亲的想法，我稍作思考，嘴里反复地念叨了几便赵瀛、赵瀛后，便告诉父亲我不想改，因为听着不习惯，父亲非常尊重我的意见，没有继续往下说。父亲的建议虽然没有被采纳，却也没因此事生气。这件事让我第一次感受到父亲是在乎我的，是想把自己的荣耀镌刻在我的名字中，我心中窃喜。

提到我的名字，还有一段小插曲，其实父亲早就在我的身上寄托了他的情感，我有个哥哥比我年长19岁，父亲给他起名叫万里，他在四维戏校上学时学校给改名为维环，与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刘秀荣、朱丙谦是同学，后来哥哥加入了四野文工团随军南下，转业后又去了吉林省戏曲学校，因为想念我的哥哥，所以在我出生时父亲就给我起的名字里也加了个环字，与哥哥的名字并列，这也是父亲亲口对我说的。

59年父亲应邀到河北省戏曲学校任教，并兼任省京昆剧团的演员和编导。 从我记事开始，父亲平常都不在家，每月的月初母亲会按时收到父亲寄回的钱，只有每年的寒暑假父亲才回到家里。对于父亲的来去我是很不在意的，并没有像大多数孩子那样吵闹着不让父亲离开，因为父亲是个非常严肃的人，从来都没有把孩子当宝贝儿似的亲昵过，我们也更没有靠到父亲怀里撒过娇。我是很怕父亲的，就连邻居家的小孩们也都畏惧怹几分。那时我家有台收音机，每到小喇叭广播孙敬修老师讲故事的时候，同院的小孩儿就到我家蹭听，他们都是规规矩矩的挤坐在我家一进门的凳子上，静静地听故事，双腿双脚也是纹丝不动，来晚的小朋友也会悄悄地入座，不会出声，因为父亲要求我们要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同样也要求他们，父亲自带威严，没有一个小孩儿敢不听他的话。

父亲每天起来洗漱完毕后，总是习惯性的坐在迎屋门正中央的硬木八仙桌左侧的硬木太师椅上喝茶、写字，夹信纸的硬纸壳夹子上写满了他的字迹。有一天，广播电台开始播放《革命自有后来人》的故事，父亲听后对我的三姐说：“这是个非常好的剧本题材，你能不能找一找故事的文字资料？我把它改写成京剧剧本”。后来没过多长时间由翁偶虹编创、阿甲导演的《革命自有后来人》一剧就参加了全国现代戏汇演，父亲虽然想在了他们的后面，但是这足以证明父亲有双艺术的慧眼。母亲常说的一句话是：“你爸爸就是个戏篓子，有一肚子的戏”。

三四十年代，父亲自编、自导、自演了多部脍炙人口的戏，最突出的当是《八仙得到》，剧中创作了水旗舞，在北京广德楼一经上演，便轰动京城，开创了京城上座率之最。这段光辉的经历，成为一段佳话，亲戚朋友们常常提起，我也是从他们嘴里听到的，没想到去年我亲手查到了文字资料，让我好一阵惊喜。

66年年初，母亲似乎觉察到什么，坚决的让父亲要求退休，借着二姐要办婚事的理由回到了北京。从那时开始，我便与父亲朝夕相处。

父亲对子女的管教非常严格，尤其对我严上加严，因为我不像哥哥姐姐们那么听话，个性很强，总有自己的主见，所以爱顶嘴、爱辩驳，这样挨训、罚站的机会就多，甚至于挨打。母亲和姐姐们也都护着我，才使我免于重罚。由于逆反心理，我非常希望父亲重返河北戏校，不再在我的身边，甚至有一天我拿着北京日报上发表的大致“父母要给予子女言论自由”内容的文章找父亲理论，可是没理论几句我就被父亲给说哭了，父亲说：“你要什么自由呀？不给你立规矩，你会上房揭瓦！”如今回想起那时的我真是幼稚可笑。

家里墙角的三脚架上有个漂亮的咖啡瓶，听母亲说是四十年代父亲去香港演出带回来的整瓶的咖啡，喝完了母亲就从西单商场买回散装咖啡装在里面，父亲也是从那时养成的喝咖啡的习惯，大多时候他是下午喝，我也总是闹着要喝，可是有一次喝完后的夜里我睡不着觉在床上反复的折腾，把母亲搅得也没睡好，父亲就不让我喝了。家里的床底下总放着一只用柳条编的箱子，也是母亲告诉我是父亲去菲律宾带回来的。这只箱子里面装的是父亲的贴身衣服，叠的整整齐齐的，从来也没被抓乱过，这只箱子跟随父亲走过了后半生。去年我又查到了父亲一行六十多人赴港、赴菲律宾马尼拉演出的宣传报道，父亲于47年年底带领由六十多人组成的演出剧团赴香港地区演出，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和好评，又于来年3月份去了菲律宾马尼拉演出，演出了三个月，同样影像不凡。两次演出同行的演员有刘文奎、王永昌、李雪舫、陆玉兰、张彦堃、李少楼等。这两次的越洋演出都是由一位名叫石荣舫的上海人牵的线，他原先是位男旦，后因嗓子问题改做京胡琴师了。七十年代我去上海学习时，父亲特意叫我去看望了他。去上海之前父亲要教我几句上海话，我觉得不好学就没学。到了上海我两眼一抹黑，不认识路，是一位同学陪着我找到了石伯伯家，石伯伯一见到我真是喜出望外，笑得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对我挑着大拇指说：“你的父亲是好角儿呀”！并且要请我吃饭，被我婉言谢绝了。

👇这是48年天津报纸对父亲带领一行人赴菲律宾演出的宣传报道

👇同去菲律宾演出的少部分人员临行前合影

👇父亲在菲律宾马尼拉的留影

　　提起父亲要教我上海话之事，我还清晰的记得当时我有些纳闷，就问父亲怎么会说上海话哪？父亲回答我说曾经在上海呆过，就没再说别的。直到2011年我才知道父亲曾经在上海舞台演绎了十多年，红极了十多年，也生活了十多年，所以怹会上海话不足为奇。就因父亲上海话说得好，京剧名家盖叫天还推荐父亲到河北省话剧团去教过上海话，因为他们排演《霓虹灯下的哨兵》，急需学会上海话。

1970年我迈出学校大门，走向社会，正式成为一名对社会有用的人。父母都非常高兴，庆幸我不用上山下乡了，能够留在他们身边。因为我上面一个大我六岁的姐姐去了山西插队，一个大我一岁半的姐姐去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我能留京真是二老梦寐以求的事情。那时我们家已搬到北池子中国京剧院宿舍住了，院子非常大，前后四层院子，父亲让母亲买糖请客，母亲特意到王府井的食品店，买了最好的高级奶油杂伴糖给街坊邻居们吃，父亲乐得合不拢嘴。

七十年代，正是大唱样板戏的年代，我非常幸运的被推荐到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的宣传队，参加《红灯记》的排练任务，主演李铁梅。那年我整17岁，与剧中的李铁梅同龄。说是幸运，倒不如说能够让我的爱好如愿以偿。宣传队有四、五十人，比较庞大，主要角色都是专业团体下来的演员，如李玉和、磨刀人、王连举、慧莲、鸠山、缝鞋匠，他们原来都是北京京剧团、风雷京剧团、北京市京剧二团或外地京剧团的演员，乐队人员也大部分原来是专业人员，只有我和李奶奶的扮演者是纯粹的业余出身。在宣传队我足足的体会了一把做主演的滋味，那种感觉至今难忘。也许是由于年龄小的关系，队里上上下下的人都对我格外的关照，比如上午吊嗓子，下午排练戏，不是这个给我个苹果，就是那个给我个梨，知道我喜欢吃烤红薯，管衣箱的人称“李大拉”的师傅就经常举着红薯说：“赵小孩你看这是什么”？我说“是烤红薯”，他就说：“拿去吃吧”。“李大拉”是因好说而得其名，是个非常朴实憨厚的人，原来是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奚啸伯的大衣箱，因为剧团解散被下放到工厂。叫惯了李大拉，至今我也不知他的真实名字叫什么？奚啸伯的女儿奚延玲也在我们宣传队，她原来是梅剧团的演员，剧团解散后也被下放，她和另一名队员在我来之前分别担任铁梅的角色，她们的年龄都比我大，自从我的出现，李铁梅就主要由我扮演了，只有我得病了不能上台时才换成她们演。奚延玲大姐人非常好，手把手的教我李铁梅的身段，我受益匪浅，由于我的悟性强，学得快，她非常喜欢我，我们之间还有另外一层关系，奚延玲大姐的父亲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奚啸伯与我的父亲同在河北省戏曲学校任教，有一份特殊的感情，所以她总是对我很亲热，春节期间约我去她家作客，我尝到了他的爱人--北京大学哲学系著名的教授楼宇烈亲手做的美味佳肴，尤其做的红烧猪肘最棒！奚大姐总是亲昵的称呼他“楼哥儿”。2018年春节期间，我特意去她家里看望了他们。

👇2018年春节我与著名奚派老生创始人的小女儿奚延玲合影

　　自从接受扮演铁梅这一角色，我就下决心一定要演好！每天在家我都会对着镜子练眼神、练身段、练唱、练念，并且一会儿一问父亲我这里对不对？那里对不对？可是父亲闭着眼睛坐在那里就是不理我，母亲看后为我打抱不平说：“你看孩子这么问你，你就给他说说，教教她”，父亲说：“学它干什么？哪儿用去”？母亲听后一赌气转身走了。过不大一会儿母亲又回来了，对我说：“玉兰姐叫你过去哪”，我问什么事，母亲说：“去了你就知道了”。母亲说的玉兰姐就是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李少春的爱人、京剧届坤角中有名的四块玉中其中的一块玉---侯玉兰，那时我们同住北池子中国京剧院宿舍，母亲因我跟父亲赌气就去了玉兰姐家，跟侯玉兰一说我向父亲求教父亲不教的事，侯玉兰爽快的跟母亲说：“叫她来，我教她”！所以就有了前面母亲说玉兰姐叫我的话。我的母亲也是京剧演员，开蒙老师是王瑶卿，曾经也在舞台上风光过，只是与父亲成婚生子后就离开了舞台。母亲与侯家早有干亲这层关系，我称侯玉兰母亲为舅妈，侯玉兰称我母亲为姑妈，所以我称她为姐姐。见了玉兰姐我问她叫我有什么事？玉兰姐说：“你爸爸不教你你妈气的够呛，上我这儿叨唠来了，我说我教你，让你妈叫你来”。我听后很高兴，真是没想到我的事能引起母亲和玉兰姐的重视。从那天开始，玉兰姐用了几个下午的时间给我说铁梅身段和眼神，板凳怎么拿？油灯怎么捻？都一一告诉我，并示范给我看，再让我做给她看，她那双明亮的眼睛炯炯有神，至今还在我眼前闪动。就是在那几次学习中我才懂得心里要有潜台词。几十年后的今天，回想起那段经历我现在才感到莫大的幸福，大名鼎鼎的侯玉兰能给我这么个生虎子说戏，这是我多么大的福分啊！可当时一点儿也不懂。

虽然父亲不愿教我学戏，但是我能登台演出也是他没想到的，有一次著名京胡鼻祖沈玉秋大爷（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智取威虎山邵剑波的扮演者沈金波之父、著名京胡琴圣燕守平的老师）来家串门，父亲跟他说我演整出的红灯记了，沈大爷听后说：“你让他找我来我给她吊嗓子”。父亲跟我说了，把地址给了我让我自己去沈玉秋家。沈大爷家住龙潭湖，什么里我记不清了，是楼房一层，非常好找，到了那里我上前敲门，开门的人是沈金波的继母，她问我找谁？我说找沈大爷，她说：“这里没有你沈大爷”，我核对了一下父亲给我的地址，心说没有错呀！我又问：“您是沈大妈吗”？她连声说：“我不是你的大妈，这里也没有你的大爷，你快走吧”！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吃了闭门羹，弄得我一头雾水，不知所措，眼泪差点儿掉下来。这时沈大爷听到门外有动静就出来了，一看呦了一声，赶紧把我迎进屋里，直说对不起，原来是有个小学老师总来找沈大爷吊嗓子，沈大爷和沈大妈都烦透她了，沈大妈没见过我，错把我当成那个老师了。经沈大爷这么一解释，我才缓过神儿来。事过之后，沈大爷又特意去了家里一趟给我和父亲道歉。虽然经历过这么小小的波折，如今回想起来也让我感到无比的荣耀，这么有名望的京胡大家能够给我一个小小的业余爱好者吊嗓子也是我三生有幸呀！其实大爷与我父亲早就交情甚密，四十年代就与我家同住宣武区裘家街做邻居，沈家三兄弟沈玉秋、沈玉斌、沈玉才还跟父亲磕头拜了把兄弟。沈玉秋大爷与父亲有个不成文的约定，父亲给沈金波练功，沈大爷给我的哥哥吊嗓子，相互提携子女的艺术水平。也正是因为父亲与沈家的这层关系，我才有如此的福分呀！

我做事执着，要么不做，做就想做好。为了演好铁梅这一角色，我看了有十多场《红灯记》的电影。有一次下班后去同事家（化工厂宿舍大院儿）看红灯记的电影，片子迟迟不到，那时也没有电话，无法与家里联系，我的心急如焚，因为父亲严厉的家教不允许我晚上不打招呼晚回家，可是为了爱好我头一次大胆的破例了。不知等了多久片子终于来了，我心里像装了十五个吊桶似的七上八下的把电影看完，时间已经九点多了，同事让我住在她家，这是父亲绝对不允许的，我坚决要走，她用自行车把我送到公交车站，赶上了最后一班车。到站下车后走了没几步，远远望见大门口站着一个人，走近一看原来是我的二姐夫（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俞大陆）在门口等候我，他见到我第一句话说：“到家别言语，无论爸爸说什么你也千万别吱声”，不用姐夫解释，我非常明白家里发生了什么？准是父亲因为我的晚归急得火上了房。进家后，我先告诉父亲晚回的原因，父亲听后出乎所有人的预料情绪很是平静，而且问我吃饭了没有？我说在同事家吃过了，父亲再没有说别的。我以为是因为天太晚了，父亲怕影响家人休息就没跟我发火，等到白天再找我算账哪。可是过了一天、两天、三天以至以后，父亲再没提起此事，我侥幸躲过一劫，第一次做错事没有挨说。从那时起，我发现父亲对我有了变化。

　　☝️17岁时我扮演李铁梅的剧照

从小我的愿望就是当一名演员或是部队文工团员，工作后几次机会都与我擦肩而过，是父亲的阻拦使我的愿望无缘实现。

记得有一次我跟母亲去宣武区茶食胡同的金雪琴家，她是父亲在戏校的同事，她的爱人李斌华也是戏校的教员，她的母亲和姨都是我母亲的干姐妹，如同亲姐妹一般，我称她们大姨儿、二姨儿，怹们二位是唱梆子的，二姨儿是唱小生的，大姨儿我就不太清楚是唱什么的了，年轻时都非常漂亮。大姨儿二姨儿去世后，我父母仍与她们家人像亲戚一样的来往。金雪琴是北京京剧院著名青衣演员张慧芳的恩师，也是石家庄京剧团著名的艺术家祝元昆的大姨姐，我称她雪琴姐，称李斌华斌华哥。那次一见斌华哥他就跟我说：“济南军区前卫文工团的一位王编导前几天去你们家看望你父亲，他的父亲跟你的父亲是世交，聊天时他求你父亲找一个能唱铁梅的，当时我也在场，我就跟他说：“不用找了，他女儿就能唱铁梅，铁梅十七岁，她也十七岁，王编导听后把住的宾馆的电话留下了，说等你回来休息日让你爸爸带你去宾馆找他，要见见你”。听后我不相信，因为斌华哥总是爱和我开玩笑，一见面就逗我，我以为又是在逗我玩儿呐。他说：“不信回去问你爸爸去”。我是半信半疑，回家一问父亲确有此事，我让父亲带我去见王编导，父亲不肯，说王编导已随着文工团回济南了。因为这件事我大哭了一场，埋怨父亲不该瞒着我，也不该限制我的理想。父亲严厉的说：“在家每天早上叫你几遍你都不起，部队文工团完全是军事化，一吹冲锋号就得起床你受得了吗？到了那里你就没得选择了，你会后悔的，这事没商量！”胳膊拧不过大腿，我只得认命了。这件事之后又有多次机会，父亲都嘱咐家人不要告诉我，院里好几个小孩儿一句不会唱都当上了文艺兵，我是望尘莫及。当时我非常不明白父亲为什么这么千方百计的阻止我做专业演员，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才逐渐的领会到父亲的用意，知子莫若父，父亲太了解我的性格了，我是宁折不弯，不会左右逢源，在文艺团体里谋生不容易，从小练功就要忍受难以忍受的痛苦，如果没有过人之处，到头来未必能够遂愿。演戏，是演员的生命力，演不上戏，演员就没有了生命力，父亲饱尝世态炎凉，所以不愿让我再去受罪。哥哥继承怹的事业是因为是男的，二姐也干了京剧这一行是因为姐姐哭闹着不上学了，父亲没办法才随了她的愿。到了我这儿，父亲已年过古稀，母亲也总是因思念远离北京的两个姐姐而夜不能寐，我不忍心再离开他们，让他们再伤心了。就这样我毫不情愿的认命了。

父亲虽然武断，但是也有温存的一面。最深的体会也是在北池子住的时候，我身上长了一个脂肪瘤，医生说长得不大，可做手术，也可不做。我回家与父母一商量他们都说做了，因为长得位置不好。一天，同事好友陪我去医院做了门诊小手术，只缝了三针，回家后父亲早已把牛奶买好了让我喝，并对我说：“从今天开始你的衣服不用自己洗了，我来给你洗，你就洗洗自己的手绢吧，等你拆了线再自己洗衣服”。好友听了羡慕的说：“你爸爸真疼你呀！”父亲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我不好意思让父亲给我洗衣服，但是父亲坚持要为我洗，这或许就是人们常说的老来惜子吧！

记得还有一次母亲回香炉营头条去看望老街坊，被老街坊留住吃饭怎么也不让走，盛情难却，母亲只得客随主便了。那时院里倒是有电话了，北京绘图厂租用院里空着的练功棚当仓库，他们的到来，使我们有电话用了，母亲打回电话来告诉父亲不回来吃饭了，你们自己解决吧，这下可把我和父亲给晾下了。我的印象中父亲从来也没做过饭，我也是锅灶不摸的主。不过我早就想过一过做饭的瘾，只是母亲不肯放手，这回我可有机会了，我对父亲说：“我给您做饭”，父亲说：“你做什么呀？”我说：“做疙瘩儿汤”，父亲说：“好”！于是我就挽起袖子做起来，结果费了半天劲，弄得到处是面，脸上鼻子上都沾上了面，像化了妆似的，终于把疙瘩儿汤做成了，疙瘩儿大的大小的小，悬殊不均，就是这样父亲都赞不绝口的说：“好！好！好！只要是闺女做的我都爱吃”，这好像是父亲第一次夸我，让我没齿难忘。

1976年我家搬到西外大街102号的中国京剧院宿舍，离我的工作单位远了一半路程，但是我与父亲的心却从那时开始贴的更近了。每天早起如果母亲不做早点，父亲就会早早地起来去把豆浆和油条买回来，让我吃完早点再去上班。一到冬天，天亮的晚黑的早，早上父亲就会把我送到公交车站，看我上了车，目送我离去。晚上回来时父亲准在车站等我多时了。一年四季，只要我下班一跨进家门，父亲就会说：“饿了吧？去，豆馅儿火烧(或者动物饼干)给你准备好了，去吃吧”，我就会狼吞虎咽的吃一通。有时父亲还会跟我一努嘴说：“你妈又买了五香花生米了，藏在衣柜上面的草篮子里”。当时五香花生米在北京还属稀罕物，是母亲让大姐从天津寄来的，所以总是被母亲控制着，只有在适当的时候才拿出来让我们吃。听父亲的提醒我就会赶紧找到打开一小包，放在嘴里，父亲在一旁开心的笑笑，并且对我一咧嘴一翻眼，像小孩子一样，我便与父亲会心的一笑，这是我们俩爷之间的小秘密，那时我感到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有一次冬天下班回来，父亲没有去接我，而是在屋门口等候我，我一进门父亲就问我：“冷了吧”？我赶紧把冻得僵硬的双手伸到父亲胸前，说：“好冷啊”！父亲两只温暖的大手紧紧的攥住了我的双手给我捂手，这是我长到二十多岁以来第一次跟父亲撒娇，可谁知这也是最后的一次。

1979年4月25日，父亲突发心肌梗，永远的离开了我们，他走得那么突然！那样匆忙！让我们每一位家人都始料不及。因为他虽已七十九岁了，但是身体还壮的如牛，腰板儿崩儿挺，五十多斤一袋的大米，他扛着上三楼一点儿都不气喘。这大概是他有武功底子的原因吧。记得那天早晨还没起床，父亲就感觉胳膊有些不舒服，让我给他捏一捏，我不懂医，但是好像听别人说过老人哪里不舒服了千万别乱弄，一定要马上去医院就医，让医生诊断一下是什么情况？所以我对父亲说：“您去医院吧，别瞎捏”。父亲说：“我知道是怎么回事，是夜里受凉了，没事的，你去药店给我买点儿药吧”。我看到窗子上方的一扇小窗开着真以为父亲是受凉了，就没太在意，去药房给他买药去了。买药回来却不见父亲的踪影，再找母亲也不见了，我去隔壁邻居家，就是《红灯记》王连举的扮演者孙洪勋家去找，母亲正在跟孙洪勋的岳母叨唠父亲跟他发脾气的事哪，母亲让父亲去医院看看，父亲急赤白脸的说母亲“别管我的事”！母亲气的转身去了孙洪勋家。一听我说父亲不见了，母亲断定父亲一定是太难受扛不住了去了医院。我赶忙去医院找父亲，先到挂号室打听有没有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来挂号，挂号员说有，我又问挂的是什么科？挂号员说是内科，我就去了内科，但是在内科没有找到父亲，我就整个医院找了一圈，最后在外科附近的一个角落里找到了父亲。我问父亲明明挂的是内科号，怎么到外科来了？父亲说我的心都乱了。听得出当时父亲的声音都没有往常那么有力了，还有些微微的发颤。我领着父亲来到内科，这时二姐也赶到了。经医生检查后，马上让父亲卧床不许动了，并告知必须转院。当时父亲还说医生是看他年岁大了照顾他，我们也没想到情况有多么严重。这时医生便开始打电话，不一会儿急救车来了，拉着我们父女三人去往阜外医院。路上车子颠簸得很厉害，我和姐姐都有些受不了了，就跟司机说：“师傅您开慢点吧，这么颠簸病人怎么受得了”？可是司机没有理睬我们。到了阜外医院父亲就被安排在留观室，氧气、点滴都用上了，并嘱咐父亲千万不要动。这时一位女医生问我和二姐你们谁主事，我毫不犹豫的说“我”，医生说跟我来。我跟着医生进了一间办公室，她对我说：“你父亲的情况不太好，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我们会尽力的，但是如果没有如愿，你们也不要怪我们没有尽力”。也许是从来也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医生表达的意思非常明确，可我完全没有理解透，还以为医生只是把丑话说在前面，是例行公事哪。我说我回家给父亲取洗漱用具去，说了两声医生也没表态，我居然还没明白，回到留观室跟父亲说去取洗漱用具。这时看见二姐正在喂父亲吃馄饨，一向不愿麻烦人的父亲，就是在这时都不愿麻烦自己的女儿，父亲不让姐姐喂他，说自己能吃，姐姐说不行！一生好强的父亲再三推脱，姐姐也坚持的说：“医嘱不可违！父亲只得面带羞涩的接受了。我到家里取了洗漱用具便马不停蹄的往回赶，就在下楼走出单元门的时候，听到收发室人员叫我母亲接电话，我顿时感到事情不妙，但是我不能耽搁，马上赶回医院，一进留观室，只见医生趴在桌子上写东西，不见父亲和姐姐，我就问医生”我姐姐哪”？医生说：“缴费去了”，我又问一句“我父亲哪”？医生扭了一下头，嗯了一声，我又追问了一句“我父亲哪”？医生又扭了一下头说：“那里哪”。我定睛一看，父亲静静地躺在白被单下，一动不动。顿时我手里的洗漱用具哗啦一声洒落在地上，我一下扑向父亲，拉开被单使劲的摇晃着父亲说“你怎么不等等我？不等等我呀？我把洗漱用具给您取来了”。我的眼泪如潮涌般的涌出，已看不清父亲当时的神态了。这时母亲也到了，两个医护人员把我拉开，安抚我到走廊里等候。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终于平静了，马上打电话通知亲属，并同男友去前门给父亲买了寿衣。下午在京的亲属都到了，前往阜外医院太平间探视，我的男友和孙洪勋为父亲穿上寿衣。由于哥哥们都在外地，二姐夫又因在长影拍电影，所以家里没有男性，只得由他们二位代劳了。

我接受不了父亲去世这个事实，好长时间不敢进医院，怕会触景生情，晚上经常从睡梦中惊醒，都是梦见父亲蜡黄的脸出现在我的面前，想跟我说什么没等怹开口我便瞬间惊醒，我的眼泪就会止不住的流下来。这种场景持续多年才渐渐消失。

2005年我开始去京剧票房玩儿，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票房玩儿时一位朋友问我怎么喜欢上的京剧？我回答是受父母的影响，朋友接着问我父亲是谁，我说是赵鸿林，没想到他居然知道，他说他认识杨幼堂，并跟他学戏，他说杨老师经常提起我父亲，说：“河北戏校我最佩服的人是赵鸿林，那才有真玩意儿哪”！杨老师也是河北戏校的老师，教丑角的，每年春节时都来我家给父亲拜年，所以提到他我很熟悉。事情都是很凑巧，同在一个票房的另一个朋友听到我父亲的名字后，告诉我说有一篇纪念我父亲百岁诞辰的文章，让我到网上去查，回到家后我便迫不及待的打开电脑上网查找，结果没费吹灰之力便找到了。文章是父亲的学生赖志鸿写的，发表在保定日报上，看到文章后我的热泪夺眶而出，模糊了双眼，像断了线的珠子似的散落下来，顿时想起父亲曾经说过的一句话：“现在还有谁知道我呀”！父亲一脸的失落又展现在我的眼前，我终于明白当时父亲为何口出此言，因为他在京、津、沪曾经是位非常有名的大武生，红极一时。我后悔当年没有跟父亲好好的聊聊，问一问他的经历，但是现在说什么都已晚矣。此时我自言自语到：“爸爸，人们没有忘记您，我一定还您一个心愿，您安息吧”！时隔几日，认识杨幼堂的这个朋友又把父亲的另一个学生引荐给我，我们见面后他对我说：“你父亲可不是一般的演员，他可是武生大家呀！你们应该好好写写他呀”！从那时起，我便开始了查找父亲舞台足迹的艰难历程，起初如同大海里捞针，不知从何处下手？几次都想放弃，理由是我是个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但是转念一想，哥哥们都长我很多，远离北京几千里，身体和精力都不如我，况且当年父亲亲口跟我说的话总是余音绕梁般的在我耳边回响，我不做这个事又有谁能做哪？如若不做就对不起父亲的在天之灵。经过暂短的思想斗争后，我下定决心一定坚持到底。在此，还要感谢我的两个朋友，他们也帮助我查找有关父亲的资料，其中一位查到父亲为著名裘派花脸创始人裘盛戎导演的《铁面无私清官谱》一剧的戏报，另一位查到父亲为国家献出京剧《陵母伏剑》的藏本，将文字资料转发给我，在朋友们的支持鼓励下，更加坚定了我决心。苍天不负有心人，终于在2019年~2020年期间，我查找到父亲在京、津、沪三地和杭州、唐山、香港、马尼拉、新疆演出的上千张戏报和对怹的评论文章，文章大多是褒奖。父亲六十年来的舞台足迹基本探寻到了。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父亲主演战马超的剧照

👇二十年代父亲在上海的演出戏报

👇四十年代报纸对父亲的评价

☝️这是2012年《中国京剧》杂志连载我纪念父亲的第一篇文章

👇这是由文化部资助、刘松崑著作、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的满目繁华《京师梨园世家谱》中我父亲的篇章

☝️我与《京师梨园世家谱》的作者刘松崑老师合影

从戏报中我得知父亲带艺入富连成科班，11岁便在京城演戏，18岁那年以《神亭岭》一戏唱响京城，然后就京津两地轮演。1921年春来到上海，头一次登上天蟾舞台便一炮而红，真是“不入天蟾不成名”呀！我的热泪再次涌出，真是又惊又喜，喜极而涕，激动得我夜不能寐，我想九泉之下的父亲终于可以安息了，女儿能为父亲还愿了。

父亲在上海天蟾舞台、春华舞台、大新舞台前后演出共十多年，演出场次有上千场，曾与著名荀派创始人荀慧生、著名老生大家李吉瑞、谭富英、周信芳、花脸大家金少山、武生大家白玉崑同台献艺。父亲最为拿手的好戏有：挑华车、战马超、长坂坡、白水滩、七擒孟获、铁公鸡等，最为常演的就是铁公鸡，无论到哪都会以铁公鸡打炮，以铁公鸡告别演出。

三十年代父亲随周信芳、孟小冬到天津新民大戏院演出了七擒孟获，孟小冬在剧中扮演诸葛亮，周信芳扮演马岱，赵美英扮演祝融夫人，父亲扮演孟获，父亲演的活灵活现，因此得名“活孟获”。父亲还在剧中编创了一段汉调“仰面朝天一声叹”，非常受欢迎，风靡一时被传唱。

记得在特殊时期，传统戏被禁演，父亲总是长吁短叹的说：“这样下去京剧就完了！老祖宗创造下的这些玩意儿就会毁了”！他虽然早已退休，仍心系梨园，依然没有离开艺术半步，一直关心着京剧艺术的未来。每每回想起父亲，我都觉得做他的女儿值得骄傲，因为他对待事业的执着和为人的诚实、低调、和蔼可亲的态度，无形中都在影响着我们，是我们学习的极好的榜样。

父亲已经走了四十三年整，非常的怀念怹，永远的怀念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