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边那片白云

大海渔夫

纪念父亲诞辰100周年

 撰稿：佩凤 庆义 丽华 建军

21岁的父亲，风华正茂

　　

父亲于云甲出生于1922年8月1日（阴历六月初九），如果他老人家还在世，今年是他的百年寿辰。虽然已经分别两年，但他老人家慈祥的面容、浓重的胶东口音，时时浮现在我们脑海里，一刻都不曾忘记。



父亲走过的百年，是中国历史上翻天覆地的百年：从乱世民国到新中国、从种地务农到做工进城、从闯关东到抗日从戎、从贫困饥饿到富裕繁荣。

父亲一生都在同命运抗争，饱尝了国破家亡的痛泣、颠沛流离的悲伤、寄人篱下的屈辱、兵荒马乱的战争、惊心动魄的内乱、翻天覆地的变革。

回望过去的件件往事，一代人的恩怨情仇 悲欢离合，仿佛是天空的浮云，时而像巍然屹立的群山、时而像波澜壮阔的海浪、时而像身披战甲的武士，变幻莫测。而父亲就是天边那朵白云，静静地注视着我们，好像在说：生命的天空，或晴空万里，或阴云密布，或狂风骤雨，只要坚持走下去，乌云必散，暴雨必停，阳光必现。



　　

了解过去，才能知恩感恩。纪念父母最好的方式，就是让子孙后代知晓他们经历，记住他们的教诲，知道他们在艰苦岁月里如何与命运抗争，懂得今天的生活多么来之不易。

值此父亲百年诞辰之际，我们将父亲生前讲述的往事、这些年接触到的档案资料、以及我们兄妹的回忆记录下来，归纳整理成此文，作为我们对他老人家深深的怀念。

为保持历史原貌，本文尽量使用父亲本人的原话或档案中的用词，生怕换个词会改变其意。目地是真实还原父亲的一生，让子孙后代永远不忘前辈的养育之恩，以此纪念我们敬爱的父亲百年诞辰。



我们兄弟姐妹和父亲在一起

（2011年）

一、童年时代



父亲出生在山东乳山黄埠崖村一个富裕中农家里。按天干地支推算，那年是壬戌年，父母就给他起个小名壬戌。

说到起名，还有一个故事。我爷爷于天鋕那代人兄弟四个，爷爷行四。大哥于天鈞是清未秀才，在私塾当先生，不仅学识渊博，而且懂易经，能掐会算。

按照祖传家谱定的字辈，父亲这代人的名字应有“年”字，我这代人应该有“开”字。但天钧爷说这两个字与我们八字不合，就召集几个兄弟商议，把“年”字改为“甲”字，把“开”字改为“书”字。父亲这辈叔伯兄弟六个，名字里都带“甲”：周甲、连甲、搢甲、揆甲、云甲、凯甲。

为了不违背先人的意志，体现字辈中的“年”字，爷爷奶奶就用每个人出生那年的天干地支当小名：大伯辛亥、二伯丁巳、父亲壬戌、小叔癸酉。

也许是巧合，后来证明，改过名的和没改名仍沿用“年”字的孩子相比，的确运气要好，寿命要长。前辈们的神机妙算让人不得不服。



故乡—乳山市黄埠崖村

　　

当年黄埠崖村总共有73户人家，一半以上姓于，而且都是同宗同祖五服内的亲戚。很早以前，于姓人的祖籍在十几里外的司马庄，清康熙三十九年（公元1700年）左右迁到这里，到父亲这辈，已经在此生活了200多年，繁衍了十代人。

父亲出生当年，爷爷于天鋕就离开家乡，出外闯关东。由于爷爷的二哥当时在韩国仁川做生意，所以他也跨海去了朝鲜（老家人叫高丽），在新义州经商做小五金生意。直到1930年才回来，那年父亲已经8岁。

父亲家有9口人，九间瓦房，这是爷爷分家时得到的家产。房子位于村西头，因为地势高，趴在墙头上便可俯看全村。老宅外墙上镶嵌着一排拴马桩，大门口有几级台阶，只要说大高台子，村里人都知道这里是裕善堂（爷爷家的堂号）。



父亲出生并生活了二十多年的老宅

因为地势高，门前开阔，所以村里人闲暇时常常聚在大门口拉呱，妇女们绣花纳鞋，孩子们嬉笑打闹，唱着父辈流传下来的歌谣：“立了秋，把扇儿丢，谁拿扇儿，不害羞”。

院内有棵大枣树，一到秋天，满院落的都是枣。院子的东侧有个小门，出去是个小菜园，种着各种各样的蔬菜。



家门口这条路过去铺着大青石，两边房屋的墙上镶着拴马石。这里曾炊烟袅袅，鸡鸣狗吠，一代代前辈们在这里繁衍生息，忙碌劳作。现如今曲终人散，满目萧条，一切都成了过往云烟。

昔日的老宅早已物是人非，留下的是残垣断壁，满地瓦砾。

土改前家里有5亩半地，每年产粮2600斤左右。赶上好年景，家里的日子比一般农家好过些，但遇到灾荒年就难过了，有两个月缺粮。

1946年胶东实行土地改革，村里把原来于氏家族共有的祭田分给了爷爷，加上原来的地，共计十九亩半，划成份时定为富裕中农，从此以后，吃不上穿不上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虽然老家黄埠崖村不大，但一直都有于氏祠堂办的私塾学校。村里的孩子无论男女，只要到了读书的年龄，一般都会送去读书。

父亲兄弟姊妹五个，他排行第二。迫于生计，父亲很小时就充当家中的劳动力，下地干活，上山捡柴。10岁那年开始读私塾。因为学校条件比较简陋，所以学费很低。分摊到每户，一年也花不了几个钱，实在没钱还可以拿粮食顶替。



父亲兄妹五人

父亲说，他们每天上课前，都要给挂在教室墙上的孔子像行跪拜礼，再给先生鞠躬，然后才上课。那时上课就是识文断句，从人、手、足、刀、尺、山、水、田、狗、牛、羊开始识字，然后背《百家姓》、《三字经》《弟子规》等儒家启蒙读物。上课时先生念一句，学生跟着念一句，还必须摇头晃脑的大声念。因为边读边摇晃挺有趣，所以也不那么枯燥了。

先生不管学生能不能读懂，只要能读好背诵就行。先生说孩子小，记性好，学了印象深，等长大了自然会开悟弄清楚。谁要是不能把课文背下来，就得伸出手来挨板子或罚站罚跪，有时还用柳条抽打。

农村学校不正规，赶上农活忙的时候，孩子都回家干活去了，丢儿荡地一年也上不了几天课。中间由于生活困难父亲还停学一年。村里能真正读完私塾的孩子并不多，稍微大一点不是去夏村镇上念小学，就是让家长拉回家干活了。

早年学堂设在私塾先生的家里，后来搬到了祠堂里。于氏祠堂位于村子的西北角，有四间瓦房，里面供奉着于氏祖先的牌位、家谱和挂宗。在老家，人们把祭祖看的和拜佛一样神圣，每年大年初一早晨，第一件事就是祭拜祖先。

距离黄埠崖村一两里路就是夏村镇，镇上有一所小学，无论是课程设置还是老师授课，都比村里的学校正规许多，但是学费一年要六块大洋，约合现在200多元。经济条件不好或孩子多的家庭难以承担。农村人挣钱全靠种地，一年到头也攒不了几个钱，遇上灾年连吃饭都成问题，更别说供孩子上学了。所以爷爷先让父亲在村里读了4年私塾，然后才送到镇上读正规小学。

那时上学没有书包，用一块布包袱皮把石板、石笔、书本放进去，再拿个苞米饼子，几块萝卜干咸菜当午饭，往腰上一捆，就上学去了。由于当时夏村镇没有中学，小学毕业后，富裕一些的家庭会送孩子去宁海州（现在的牟平）或烟台上中学。而父亲和大多数黄埠崖于家子弟一样，17岁高小毕业就回家帮着大人干活了。

二、闯关东

父亲19岁那年加入了闯关东的大军（当时叫出外），在大连当店员，直到22岁胶东解放才回到家乡。当时家里生活虽然不富裕，但也并非过不下去，为什么要只身一人闯关东呢？

父亲后来回忆说，当时有两件事让他下决心出外：一是躲避土匪抓壮丁。当时以赵保原（后被八路军击毙）为首的土匪在当地横行霸道，挨村抓人，碰到年青力壮的就带走；二是和二伯母家有些过节，受刺激赌气出走。父亲的二大爷一直在韩国做生意，挣钱给家里买了80多亩地，还养了两头骡子一头驴，雇了三个伙计，成了全村数得着的富庶人家。

有一年收成不好，家里粮食不够吃，奶奶就让父亲到二伯母家借点粮食，结果二伯母说自己家也没有，将他挡在门外；父亲18岁那年，爷爷在外面做生意，家里没有劳力种地，奶奶就和二伯母商议，想叫父亲捎上自家的地，跟着她家伙计一块干活吃饭。结果二伯母嫌父亲瘦弱，不但不同意，还说了一些难听的话。这深深地刺痛了父亲的自尊心，发誓要出去干出个样让他们看看，将来一定要赶上二伯母家。

这件事父亲在1948年给组织的汇报中说过，晚年也给我们念叨过，可见这事对父亲的刺激有多大，几十年都难以释怀。不过，到了晚年，父亲再提这事时，已将当年的怨恨变为了笑谈。他说如果当时不是二伯母激他，他不会有后来的经历和今天的结果。

人生难料，世事无常。父亲闯关东不久，在韩国经商的二大爷因病去世，土改时二伯母一家被划为地主，家里的房屋、土地和生畜被分了，子女上学，就业，婚姻也受到牵连，几十年抬不起头来。而爷爷后来成了村干部，父亲也当上了军官，解放后全家都离开农村，搬到了烟台。

父亲并未对过去的恩怨耿耿于怀，每次回老家都要去探望二伯母，和几个堂兄一直保持着联系。还曾因说了句公道话“地主怎么啦，地主的钱也是靠劳动挣来的”，被认为立场有问题，差点受到处分。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父亲兄弟三人与爷爷在烟台合影

父亲小时候身体瘦弱，性格内向，爷爷奶奶寻思着应该让他出去闯闯。但让父亲一个人走不放心，恰巧这时去东北多年的本家大伯于延福回来娶亲，准备回东北。就这样，1938年，17岁的父亲跟着大伯懵懵懂懂踏上了去东北路，老家人叫“出外”，现在称“闯关东”。

临行前爷爷奶奶反复叮嘱：出门学生意要听掌柜的话，少说话，多干活，等有了本事，长大才能过上好日子”。



当年从烟台到东北的轮渡，闯关东的人都是坐这种船过海

当时的交通条件很差，从乳山去东北要步行近百里到烟台，再从烟台坐船到大连。当时的烟台港水位浅，无论客船还是货船只能停靠在很远的地方，由小舢板一船一船地送上大船。顺风顺水的话，三天才能到大连。

船的甲板上挤满了人，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为避挡海上的风浪，青壮年在船两边，把老人妇女孩子夹在中间。稍有风浪，船就上下颠簸，多数人都晕船呕吐不止。

父亲本来要去黑龙江讷河，因为延福大伯已经在那里劳作多年，有了一定基础。从烟台坐船路经大连时，遇到了堂哥于瑞昌，他说还是留在大连好，一是这里不像黑龙江那么冷，二是这里经济发达，条件更好一点。经瑞昌大伯保荐，父亲留在了他所在的同聚福绸缎庄当伙计。父亲一直对此心怀感激，常和儿孙提及此事。

旧社会找工作比现在难得多，必须要有个殷实可靠的人做“铺保”（保荐人），否则没人敢用你。有了“铺保”，一旦出事给东家造成损失，人家就找保荐人赔偿。

父亲在大连时的街景

父亲所在的同聚福是当时最大的绸缎庄之一，位于大连西岗区新开大街，这里是华人最多的商业区。同聚福在日本也有商号，伙计一律着马褂或西服，要求衣帽整洁，彬彬有礼。

几个月后，在日本大阪负责采购的二掌柜回国，开了恒顺合绸缎庄，他看父亲稳重踏实，干活利索，就把他带了过去。后来由于绸缎生意不好做了，庄号改成了裕祥杂货批发店。

当学徒没有工钱，第一年只管吃住，第二年和第三年快过年的时候，掌柜的发两块钱的红包，父亲真是高兴的不得了。两块钱在当时能买一袋白面。出徒后每月给30元伪钞，年底再加发30元。

头一年当小伙计，天不亮就起来清扫店门前，卸门板，生火，倒脏土，刷痰筒，拉着大车送货取货。晚上商店打烊后，要关上店门收拾利索才能睡觉。没事时要自己长眼事找活干，不能等别人支使。每天要干18个小时。

第二年转成学徒，师傅也不让你靠近身边，总是把你支的远远的，因为那个社会，教会徒弟，就意味着丢掉了自己的饭碗，所以没有人手把手教你，要想学点本事，全凭个人的悟性，自己多长心眼，偷偷看师傅是怎么做的。



这是一块父亲闯关东从大连带回家的丝巾，奶奶把它当包袱皮用，一直保留到现在。

　　

学徒几年，还真学到了一些做生意的门道，例如，从小经常看父亲用手指算账，比算盘还快。他说，过去做生意的人都会用手指算账，在谈生意时，不像现在明码标价，也不用嘴讨价还价，而是双方把手放在对方的袖子里摸来摸去，通过手势比划价格。这种古老而原始的交易方式有个美称：“捏价”。

多少年过去以后，父亲仍对拉手谈价的手势记忆犹新，还时不常给我们兄妹几个演示。

上世纪六十年代父亲与奶奶和伯父小姑合影

当学徒苦点累点还是小事，最让人无法忍受的是在自己国家当二等公民的屈辱。日本人为达到最终占据中国东北三省的目的，他们让大连人改称关东州人；使用的货币是日元、朝鲜元和伪满洲国币。

当时大连紧缺生活物资优先供给日本人，其次才是中国人。中国人只有改成日本名字才能供应一定数量的大米白面，否则每人每月只配给五公斤口粮，全是些糜子，莜面，荞面、榆树籽，橡子面等杂粮，还有用锯末混合磨成的“协合面”，后来连高粱米都不给了。中国人如果食用大米和小麦粉，一经发现，严厉处罚，毫无尊严可言。



我爷爷在山东老家当村干部时，曾被日本鬼子抓去，差点折磨死，全家恨死了日本人。现在看到儿子在东北还受日本人的气，就坚决叫父亲回来，在家生活再不好，也不遭那个罪。

就这样，1942年21岁的父亲回到阔别5年的家乡乳山黄埠崖。但回来也不容易，东北在日本人统治下，是不能随便到解放区的。无奈之下，家里拍了封“母病重，速回”的假电报，父亲才买到回烟台的船票。

回到山东后，解放区看父亲是从日本统治区回来的，就扣押了他的行李，里面有父亲在大连几年的积蓄和家当，好在咱家南屋的于诒桐在县政府当参议长，托他说情才把行李要了回来。

世间从来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是为后面的人生铺路。 父亲在大连5年，虽然受了不少苦，但经受了磨练，增长了见识，开阔了视野，对他以后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58年春，父亲陪杨得志司令员去大连，特意去了趟原来的地方。十多年过去了，父亲从小伙计变成了军官，而那条大街上的店铺、招牌依旧没变，但已物是人非，早已换了主人。故地重游，感慨万千。



三、参加革命

从大连回来，家乡就已经解放了。通过减租减息，家里的生活大大改善。父亲回来以后就跟着哥哥在镇上开油坊。哥哥负责购买原料、生产和批发，父亲负责零售，每当周边有集市，就推车去卖。开油坊的好处是没有浪费，油卖给人吃，打下的渣子当牲口饲料卖，人实在没有吃的了，这东西也能充饥。

父亲还经常做些长途贩运的生意，从黄埠崖到烟台180多里，推着独轮车走两天，把乳山的土特产和农副产品拿到烟台的孙家滩大集卖，用挣来的钱换回一些文具、纸张、药品等解放区紧缺物资拿回乳山卖，从中赚点差价。



这时父亲已经是二十出头的大小伙子，长的相貌堂堂、一表人才，不断有人上门提亲。经人介绍，1944年与夏村镇一个名叫刘振芝的姑娘结婚。刘振芝是个典型的胶东姑娘，高高的个子，健壮结实，性情温顺、开朗贤惠，在家既要伺候公婆，又要照顾尚未成年的小叔子小姑子。她不识字，父亲每天教她学文化。

乳山是抗日根据地，作为老解放区，地方武装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父亲回来的当年就参加了民兵，在村里担任代耕队队长，帮着军烈属耕地和收割。因此他对每家人的情况非常熟悉，到了晚年还清楚记得村里有多少户人家，每家几口人。

1943年2月，21岁的父亲加入牟海县(现乳山县)子弟兵团14区子弟兵连，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

子弟兵团是共产党领导的支前参战准军事组织，招收一些青年民兵骨干，半脱产，每五天训练一次。配合八路军主力作战，承担战区警备、运送物资、打扫战场、押解俘虏，救护伤员、保卫仓库，打击小股敌人和土匪、维持解放区的治安等。因为不是正规部队，不打仗时就在家种地。



上世纪四十年代胶东子弟兵团

1945年8月24日，烟台的日寇投降。老百姓本以为可以开始平安的生活，但1946年6月国民党发动内战，1947年3月国民党调集40万军队开始重点进攻陕甘宁边区和山东解放区，烟台被国民党占领一年之久。

为迎击国民党的进攻，解放区紧急动员，号召青年参加八路军，保家保田。父亲自参加民兵和子弟兵团以后，思想觉悟有了提高，看到部队动员青年参军，心里就想，“土匪丁福亭、赵保原被打跑了，日本鬼子也投降了，只剩下蒋介石，打倒了蒋介石就天下太平，再不参军，将来就没有自己的地位了。参军后自己光荣，全家光荣，而且土地由村里代耕，家中生活也无大问题，等蒋介石被打倒，想参军人家也不要了”。

另外，他还有一点小心思，就是二伯母的儿子，也就是父亲的堂哥于搢甲，考到北京上大学，毕业回来在牟平牟海联中当老师，是于家后代中非常出色的一个，邻里街坊都夸他有出息。父亲暗下决心出去闯荡一番，好好干，将来要进步在他搢甲哥前面。

　　

当年爷爷是村里的优抚救助主任，主要工作就是动员青年参军入伍。但当时多数人都不愿意当兵，召兵很困难。爷爷想，家里有三个男孩，如果不去一个，动员别人就没有说服力，就和父亲商量是不是也报个名。这和父亲的想法不谋而合，所以，没和大妈刘振芝打招呼，父亲就报了名。这个做法果然奏效，当年村上就有7个人报名参军。为此爷爷还得到县政府的表彰。

虽然给父亲报了名，但爷爷心里还是很纠结。为人父母，谁都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真枪真刀上战场，这是人之常情。他私下找到住在对门的刘国庆，希望他给父亲在部队安排个好差事。刘国庆原来是夏村中心小学的校长，后来抽到部队当教导员，爷爷觉得都是乡里乡亲的，儿子在他手下当兵不会吃亏。后来父亲的发展证明爷爷的想法是正确的。



1947年2月，25岁的父亲就到了烟台牟平养马岛对面的东系

山村，在刘国庆所在部队--八路军牟平警卫营二连当了兵。

那时候参军，都是挂红花，骑大马，全村人敲锣打鼓的送别，而父亲是骑着自家的自行车，独自一人去的部队。参军当天，教导员刘国庆给村里开了入伍证明，让村里对其家属享受军属待遇，给予代耕土地优待，当天父亲拿着信又骑车回了家，把信交给村委会。

大妈刘振芝得知父亲参军后，虽然心里不愿意，但又不敢公开阻拦，怕被扣上破坏参军参战的帽子，只能在家一个人偷偷哭。当时她已经有两个月的身孕。父亲走后几个月，大妈生下一男婴，但没多长时间就夭折了，大妈由于伤心过度，加之对丈夫的日夜思念，让她精神恍惚，最终于1948年惨淡离世。

解放前家乡医疗条件很差，连夏村镇都没有一所医院，就是有医院老百姓也没钱，有病就找村里的郎中，吃点中草药，当时一个普通的肺结核就能要人命。

胶东是老解放区，每个村都有代耕队，军属家的地可以由村里代耕。但爷爷是个非常自觉的人，父亲参军后，家里的农活都是自己想办法干，或找本家几个侄子帮忙，很少麻烦村里代耕。

在部队得知妻子去世的消息后，父亲痛心不已，只能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工作中。由于领导的关心，本人的努力和勤奋，父亲进步很快，入伍不到半年就入了党，提为干部。

四、战争年代

父亲到了部队，穿上军装感觉很光荣，特别是首长的关怀，同志间的照顾，亲如兄弟，心里别提多高兴了，所以工作就格外积极。父亲的文化水平、阅历和见识比一般战士高出许多，特别是他在大连做生意的经历，很适合做后勤管理工作：算账、采购、管理、对上对下沟通联系，领导觉得这个人太好用了，几乎是全能的，一个人能顶几个人用，所以很快受到重视，一到部队就在营部任见习上士，过了一个月就转为上士，五月份担任见习会计。

入伍前他就是村里的党员发展对象，所以入伍当年7月就由刘国庆、刘善文两人介绍入了党，入党后提升到二连任管理排长。

战争年代，行军打仗居无定所，个人物品携带不便，父亲就把《入党志愿书》拿回家让奶奶保管。那时候如果让人发现家有共产党是要受株连的。可奶奶一直将它藏在家里的炕洞里，直到解放后才还给父亲，上交党组织。



父亲的入党志愿书

解放战争期间，父亲在牟平县警卫营。当时上级要求部队“县不离县、区不离区”，意思是县里的部队不能离开县，与国民党部队周旋打游击。

父亲1947年至1948年参加牟平陈家攻坚战两次，小型伏击战两次，阻击战十余次（连长柳永洪）。作为管理排长，父亲带领卫生员，文书等五六个人，在战斗中的主要任务是组织火线担架队抢救伤员，为前线战士送水送饭，保障部队的生活和吃穿供养。

牟平城解放后，烟台外围的小据点也解放了，父亲本来以为等解放烟台，就可进驻城市了。可1948年3月调他到了东海军分区集训大队任管理排长。离开了地方武装，调到主力部队去工作，父亲自然很高兴，随部队先后驻守过山东牟平的东系山村、清泉寨、上山村、乳山黄村等地，出色完成了部队保障任务。



解放战争期间胶东人民子弟兵

1948年5月集训大队结束后，被安排到东海教导营学习了三个月。对父亲来说，这是参加革命后第一次系统的学习，虽然时间不长，但军事技能和阶级觉悟有了很大提高。

教导营毕业后分配到乳山县黄村，任东海军分区归队办事处管理排长。归队办负责收容从部队掉队和开小差的人员，这项工作比较难做，经常发生人员逃跑的事件，而当时归队办只有连长、政治指导员和管理排长三个干部。1948年父亲带队，将2000多人送到潍坊的东线兵团，参加济南战役去了。

从1948年11月到1950年3月，父亲一直在东海军分区威海指挥部机关工作。1949年春，我军解放了刘公岛，指挥部进驻威海市。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父亲和战友们集合在刘公岛对面的威海广场，收听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开国大典广播。

经过多年的英勇奋战，战争终于结束了。在胶东这块广袤的土地上，到处留下父亲的足迹：解放莱阳、解放牟平、解放烟台、威海保卫战。

整个战争年代父亲都是负责后勤保障工作，虽然不是在战场上厮杀，但要让那么多战士吃饱穿暖也决非易事，粮草供给往往决定一场战斗的胜败。为此父亲想了不少办法，比如：部队在前沿活动时无法做饭，父亲就到村子里派饭。保长说，老百姓很困难，这么多人的饭派不下去。父亲拿出枪来说，你给敌人派饭就有，并且不是面条就是油饼，八路军派饭就困难，困难也得派，不困难也得派，并且必须一个半钟头做好，结果到点保长还是乖乖把饭送来了。

另外，每到一个村，父亲他们就住在地主家里。地主跑了，家里有柴，有米有粮，老百姓不敢分，怕财主回来算账。那我们就吃吧，不吃也叫敌人抢了去。这样做的结果是，在众多连队中，父亲管的连队不仅伙食搞得最好，而且粮食和木材节余最多。



　　战争年代和解放初期，我军没有经济实力发工资，官兵一律实行供给制，衣、食、住、行等全部实行实物供给。胶东军区当时是每人每年一床棉被，每月半斤旱烟，两月1双布鞋，每季度1双袜子、1条毛巾、1块肥皂、1个牙刷、1包牙粉等。后来每月发2、3块烟钱。除此之外，没有任何薪资和补贴。

五、和平年代

全国解放后的1950年3月，父亲调东海供训队任区队长，到职两天后，又调到胶东军区海军教导队二中队任管理排长。能上大军舰参加海战，以前连想都没有想过，父亲自然非常高兴。一边积极参加海上训练，准备上兵舰，一边管理着教导队的后勤事务。

11月教导队毕业，大部分学员被安排去了青岛海军，但人家只要战士，不要干部。父亲被分配到胶东军区司令部管理科。

尽管没能如愿当上海军，但也因祸得福，父亲从威海调到了烟台。现在烟台威海两个城市似乎区别不大，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烟台早已是对外开埠城市，而威海还是个渔村。

到烟台工作是父亲多年的梦想，他在自传中写道：“一是因为哥哥在烟台，是个小资本家，能经常给我钱花：做件衬衣、买个电木烟斗、买支好钢笔等；二是烟台算是大城市，闲着也可以到街上去看光景，看电影，看大剧。买个东西也很方便，并有许多旧同事在那里，叫他们看见多光荣啊”。



1950年底抗美援朝战争打响后，胶东军区紧急调集了一批武器装备、弹药、被服等物资，以及部分兵员，支援入朝作战的志愿军26军和27军。

父亲在胶东军区工作多年，对野战军的情况和上上下下的领导比较熟悉，因此，军区指定他带队，将这批弹药和物资送到抗美援朝前线指挥部。

由于新中国成立不久，胶东半岛交通条件很差，社会治安也不好，沿途有不少破坏分子和美蒋特务，为将这些人员和物资安全送到朝鲜，父亲想方设法通过水路、公路、铁路，日夜兼程，克服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最终按时将援朝人员和物资送到志愿军前指。因完成任务成绩突出，1951年出席华东军区第一届英模代表大会。



和基层连队不同，在军区机关工作，首长多，要求也高，但当时只有父亲一个管理排长。领着四个上士，管理着四个伙房，还有一些其他的任务。无论做什么，父亲都能愉快的接受，从来没打过折扣。

1952年12月，父亲调到山东军区国防建筑指挥部工作，驻在烟台山和毓璜顶。这是一个新单位，物资短缺，供给不足，他组织人员自力更生，减少开支，因工作出色，1953年被授予三等功一次。



经他们科长介绍，父亲认识了母亲。母亲比父亲小三岁，在中国银行烟台支行工作。是名党员，政治进步，而且长的也好，干净利索，说话干事不拖泥带水，用老家话叫“萨利”，父亲母亲于1954年4月结婚。



父亲母亲的结婚照

1955年中央军委颁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父亲被授予大尉军衔。由于从设立到取消10年间全军的军衔从未调整过，所以父亲也扛了10年大尉的肩牌没动过，直到1964年取消军衔，全军统一换上了红领章五角星帽徽。

由于胶东是老解放区，子弟兵的父母可以享受地方政府给予的优抚，土地由村里负责代耕。直到1955年有了《军官服役条例》，军队开始实行薪金制，父亲才每月有了工资。

父亲清楚记得当时部队给家乡政府发的通知函：“于云甲同志被授予大尉军衔，现已改为薪金制待遇，按规定自1955年起停止代耕及计算农业人口的优待“。父亲当了军官的消息迅速传开，村里人这才知道在外闯荡多年的父亲在外当了军官，一时成了于氏家族的骄傲。



1955年5月1日，山东军区更名为济南军区，一纸调令让父亲带着全家从烟台搬到了济南，负责接待苏联军事顾问团。

新中国成立不久，为了学习苏军经验，提高我军的现代化管理水平，中央军委聘请了苏联军事专家到各大军区担任顾问。如何对待这些顾问，不但关乎中苏友好，还涉及如何对待“苏联老大哥”的政治问题。虽然当时国家给予苏联专家很高的生活待遇，他们的工资福利高于我国的省部级干部，但由于新中国成立不久，物资极度缺乏，市场上有钱也买不到什么东西，给接待工作带来许多困难。

为了让这些外国专家在山东工作满意，父亲千方百计从各地调配生活用品和食品，从日常起居到饮食习惯，尽量满足专家们的工作和生活需求。业余时间他还学习俄语，与苏联顾问沟通交流，尊重俄罗斯人的风俗习惯，得到了苏联专家和军区领导的一致好评，同时也积累了丰富的接待经验。后来山东省委只要有重要接待任务，都请父亲过去协调帮忙。



　　1956年8月，调济南军区司令部管理局。到了大机关，不再与苏联人直接打交道，但工作范围更大了，先后接待过来山东视察的毛主席，林彪，彭德怀，叶剑英、陈毅、罗瑞卿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来山东参观访问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马连良、著名中医施今墨、革命老人贺子珍、李敏等社会名流。



1971年父亲曾在这辆列车上接待来山东视察的毛主席

六十年代父亲调到军区五所任所长。五所是济南军区的高干招待所，是接待军区首长和军区所属野战军首长的住所，同时也是军区召开重要会议的场所。由于这里环境封闭，保密性高，60年代军区党委会一般都在这里召开。

“文革”期间，不少军区首长和军领导受到冲击，为保护他们的人身安全，军区把五所作为安置他们的秘密地点。记得“文革”初期，为了避开造反派的跟踪，父亲经常夜里穿着便衣，今天接这个过来，明天送那个出去，有时甚至接到家里躲避。在那个特殊年代，从不攀权附贵的父亲，却与许多老首长结下患难之交和深厚情谊。



1965年春

1971年3月至1973年7月，受军区党委委派，父亲作为军代表，担任山东省委所属南郊宾馆革委会主任、党核心领导小组组长。这期间，他严格按照中央规定和省委要求，把握政策，排除干扰，没有因“文革“影响正常的接待任务。

为把南郊宾馆建成山东省接待贵宾、召开重要会议的高规格场所，他亲自带人到青岛等地挑选观赏性强的绿植栽种，使宾馆的景观环境和各项服务功能得到明显改善。

在此期间，来山东访问考察的中外嘉宾，包括柬埔寨首相西哈努克亲王等均在此下榻。优美的环境、细致的安排、周到的服务给他们留下良好印象，充分展示了南郊宾馆作为山东对外的窗口作用。

1974年调入济南军区军政干部学校（又改称军区步兵学校、军区陆军学校）工作，1982年离休，1986年入济南军区第四干休所。



父亲被授予的部分奖状勋章

在几十年的军旅生涯中，父亲先后荣立三等功六次，获得华东军区模范党员称号一次，华东军区炮兵第一届英模纪念章一枚、被中央军委授予独立勋章、解放勋章。获得抗战胜利五十周年、六十周年、七十周年纪念章，共和国成立70周年和抗美援朝70周年纪念章各一枚。



　　父亲曾说过，“过去在农村和在东北当伙计的时候，总遭人白眼，所以立志要干出个样来让他们看看”。正是这种不甘心现状、渴望改变社会地位的想法，改变了父亲以后的命运，也改变了子孙后代的命运。

父亲的经历启示我们：你现在什么样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一个人地位低下不可怕，只要有志气，有理想，脚踏实地朝那个方向努力，终究会有出头那一天。

　

父亲做事低调，人品好，我们从小到大听周围叔叔阿姨评价父亲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老于是个好人”“你爸爸是个好人”。在儿女的心里，这句话比奖章还珍贵。

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父亲是个无所不能的人。不管多么复杂的数字，他只要听一遍，就永远不会记错；不管多么凌乱的东西，只要他一经手，立刻变得井井有条；不管多么难办的事情，只要有他在，就没有办不成的。

大多数家庭都是严父慈母，可我家是慈父严母。印象中父亲从来没有吼过我们，甚至连一句责备的话都没说过。他总是用平和的语气教导我们好好学习，努力工作，勤俭持家，不能落在别人后面。他经常说的一句话，“有毒的咱不起（吃），犯法的咱不干”。

他曾经工作过的五所和南郊宾馆，都是当时山东省最高档的场所，可他从来不带我们到那里去，也不让我们坐单位的汽车。包括他自己在内，无论是去军区开会，还是外出办事，总是骑着他那辆老二八自行车。

父亲一生都在管钱管物，但他公私分明，从不占公家便宜，连张信纸都不拿回家。即使在60年困难时期，家里人都吃不饱饭，他也没搞半点特殊。他用自己的言传身教为儿女们树立了纯朴、节俭、自强、守法的榜样。

六、故乡情结

父亲虽然在外闯荡多年，但时常惦记着家乡父老。从小他就告诉我们，不要忘记乳山黄埠崖是咱们的故乡，是家乡的水土和亲人养育了他，那里有家族的血脉，长眠着咱们的祖先。

只要家乡来人或遇到同乡，他都要问老家的人日子过的怎么样？现在富裕了吗，总有说不完的话。

虽然他离开家乡多年，但仍操一口纯正的家乡话。有时还特意告诉我们，这个东西老家话应该怎么说。例如：把女孩叫小闺宁；把儿子叫儿郎；把来不及叫不赶趟；把很白很白叫挑拨挑拨地；把很黑叫去和去和地；把蚂蚁叫蚂几样子；把不错叫不糙；把干什么叫奏么；把犯傻叫耍彪；把很多叫老鼻子；把神气叫打腰；把土气叫乡熊；把赶快叫久溜地；把讨厌叫各应；把喜欢叫待因亲；把胡说叫胡诌……。每当听到这些话都感觉特别亲切，可惜以后再也听不到了。



父亲给两个孙女看家乡的照片，讲述祖先的故事。

到了晚年，虽然年事已高，深居简出，父亲仍时常牵挂家乡的亲人们，平时最大的乐趣就是回忆和聊早年那些往事。

父亲的记忆力极好，说起老家黄埠崖如数家珍，滔滔不绝。对往事记忆之准确，对亲人描述之生动，常常让我听得入迷，我觉得假如不如实记录下来传给后人，实在太可惜了，从而引发了我修撰《家谱》的动机。

当我把打算续写家谱的事告诉他时，老人家非常支持。告诉我说，咱家从明朝万历年间就有了家谱，他的爷爷于在河、大爷于天鈞和众多前辈都参与和主持过《司马庄于氏家谱》的续修。他小时候在村子的祠堂里见过祖传的家谱，可惜解放后家谱作为“四旧”被查禁，经过历次政治运动，再也没有了下落。

父亲说，没有家谱，很多人连自己爷爷的名字和五服以内的亲人都不清楚，堂叔兄弟的后代相互都不认识，亲情不在，实在不应该。如果能重修一部家谱，把黄埠崖于家的繁衍历史记录下来传给后代，将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父亲讲述家族历史

在编写过程中，父亲仿佛打开了尘封已久的记忆大门，详细地回忆起全村于姓各家的情况，有时半夜想起什么，也要叫醒告诉我。

他不仅提供了大量祥实的第一手资料，还为一些不够确定的信息提供了有力的佐证。那些日子里，他每天都戴着老花镜，拿着放大镜，对家谱上的人名和支脉逐一核对，填缺补漏。



值得欣慰的是，在父亲去世前两个月，历时十几年修撰的《于氏家谱》印刷出来。当我第一时间送他老人家面前时，父亲高兴地说，“这是一本专门写咱家的书”。



父亲在核对家族世系列表

如今，失传了半个多世纪的于氏家谱又回到于家后代手中。这里记载着从南宋末年（1135年前后）至今900年于氏家族的发展史；二十七代600多位于氏族人的名字、事迹和支脉；祖先留下的家训、家规、字辈，以及他们百年前的墨迹；还有一百多张不同时期的珍贵照片。

在临终前完成家谱的修撰，是父亲晚年最感欣慰的事。因为这是一份无价的文化和精神遗产，它能让后人了解自己的身世、看到祖祖辈辈怎样在家乡的土地上辛勤耕耘、繁衍生息，让前辈们的优秀品质永远惠及子孙后代。这即是对祖先的感恩和报答，也是留给后人的福报。

就在父亲去世那年，老家的村子因旧村改造拆迁，现在已经没有了，人也都分散到了四面八方。如果不是这部家谱，于氏家族近千年的历史从此烟消云散，无人知晓了。因此，用“功德无量”来形容父亲对家乡和家族的贡献毫不为过。



父亲在阅读刚刚印好的家谱

七、深切地怀念

 直到临终之前，父亲都思维敏捷，耳聪目明，交谈自如，一点儿不像近百岁的老人。许多人都打听他有什么长寿秘诀？其实我们这些子女也在细细观察，是什么原因让老爷子看上去总是心静如水，气定神闲呢？我总结了四点：

　　首先是遗传基因，我奶奶一生勤劳节俭，纯朴善良，乐于助人，直到96岁去世前，都头脑清晰，寝食正常，没有病痛的折磨，也没有什么临终前兆。这点父亲很像奶奶。



　二是心态平和，知足常乐。父亲一生种过田，打过仗，闯过关东、做过生意。从一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村庄走到了济南军区最高领导机关。到了晚年，生活安定，衣食无忧，儿孙满堂，即有组织上给予的各种保障，又有上天赐予的天寿，所以父亲感到非常知足。他说，当年参加革命，谁想到挣钱作官？谁想到过还能有今天？我们这些人能有今天，已经很幸运了。他一直保持乐观平和的心态和良好的人际关系。对部属、对同事、对战士包容大度，像长辈像兄长。和他在一起，总会让人感受到一种谦逊，礼让和情义。



父亲是少有的好脾气，无论对谁，永远是说话不急不慢、遇事不怒不怨、待人不分贵贱、做人不卑不亢、得失从不分辨。在他嘴里从来听不到怨天尤人、牢骚怪话、是非长短。

对上从不溜须拍马，趋炎附势。他淡泊名利，对权、钱、利看得透、想得开，从来都是多不乱，少不忧。不抢不争，心态平衡。



　　三是生活习惯和医疗保障。离休后，父亲仍然每天坚持看书看报，关心时事，大脑没有过早衰老。

始终保持着军人的生活习惯，起居规律，早晨起床和每天三顿饭的时间雷打不动，凡是能自己做的，绝不麻烦别人。在他身上时刻能够感受到经历战争和生死考验那代人的气度和胸怀。

国家为离休干部提供了良好的医疗保障，父亲最后两年大部分时间是在医院度过的。他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听医生的话。医生让吃什么，不管喜欢不喜欢，都能大口大口地吃，不让吃的东西，一口不沾。他每天要吃十几种药，吃药的剂量和时间都是他自己把控，一分不差。



　　四是家庭和睦，子女孝顺。四个儿女和儿媳女婿在各自的岗位上都很出色，懂得知恩图报，有什么好东西首先要拿来孝敬爸妈，每次回家都要带给爸妈一些平时舍不得吃，舍不得买的东西。父亲一直引以为自豪，经常向外人炫耀自己的儿女。

不管是在家还是住医院，为了让父亲心情舒畅，不感觉寂寞，我们始终没有请过护工，兄妹几个常年如一日地轮流在身边，陪他聊天，照顾起居。即使是在医院，每天仍为他做可口的饭菜，有增加营养的海参、蛋白粉，有他爱吃的咸鱼虾酱。过年的时候孩子们都到病房陪他吃年夜饭。

家人的陪伴，子女的关爱，医生护士的精心治疗，让父亲晚年没有感到孤独和寂寞，没有遭更多的罪。每当想到这些，我们心里多了一份欣慰，少了一份遗憾。

父亲是个孝顺顾家的人，六十年代初全家6口人全靠他每月114元的工资生活，在我记忆中，他除了军装只有一套便装。尽管如此，他仍定期给奶奶寄生活费，寄钱给小叔上大学。记得小时候，家里有点好吃的他总用篮子挂起来，说捎给奶奶吃。心里总牵挂着兄弟姐妹，每年都带我骑自行车走很远的路去看望大姑。

他晚年一直保持两大嗜好，一是喜欢看电视，是山东综艺台《我是大明星》和《快乐向前冲》两档节目的忠实粉丝，无论重播多少遍都看的津津有味，如痴如醉，这几乎成了他晚年生活的精神支柱。有时我都感到纳闷，像父亲这样一个严肃的人，怎么会对唱歌跳舞节目感兴趣呢？

二是喜欢和老同志聊天回忆过去。父亲开朗健谈，记忆力极好，每天都要下楼和老战友聊上半天。即使住院期间，遇到认识不认识的人都主动打招呼聊上几句。他是济南军区的老人，对军区的情况熟悉，所以无论对方来自哪个部队，父亲都能很快聊到熟悉的人和事。



父亲93岁那年，为了测试他的记忆力，我找来一份1965年济南军区军以上干部名录考他。他不仅能说出每个人的姓名、职务，就连很多人的简历和家属子女的情况都能说出来。我是彻底服气了，直抱怨老天爷，为什么没有把这份天赋遗传给我们兄妹几个呢？

父亲身上几乎没有什么毛病和不良嗜好，唯独舍不得用纸，成了子女对他唯一的不满：擦过嘴的纸巾用好几次才肯扔，吐痰都舍不得吐在干净的纸上，非要找张用过的纸。为了这事我们不知说了多少遍，他的肺本来就不好，用不卫生的纸容易感染。但无论我们怎么说，他都我行我素，直到最后也没有改过来。

后来父亲告诉我们，在念私塾的时候，先生在学堂门前立着一个刻着“敬惜字纸”四个字的箱子，学生和村民要把捡到的废纸恭恭敬敬放到箱子里。先生从小就教育他们，对字纸不敬就是对孔圣人不敬，几乎与不敬神佛、不孝敬父母同罪。“敬惜字纸”、勤俭节约对父亲这代人来说，早已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到老也不敢浪费东西，糟蹋字纸。



在外人看来，父亲是位健康老人，那些比他小十几岁的叔叔阿姨身体和记忆力都远不如他，是我们干休所最有希望成为百岁老人的人选。但实际上他身患多种疾病。特别是心肺功能很差，一到冬天就喘不上气来，呼吸都丝丝带响，每天定时吸氧。还伴有体位性低血压，稍不留意就会晕倒。即使在家里，我们也不敢让他一个人走动。无论到哪儿，即使不搀扶，也要跟在后面。人老了以后，随着身体机能的老化，谁的晚年都不轻松，谁都不是幸运儿。



自从母亲走后，大部分时间是小弟和弟媳陪伴在父亲身边。无论饮食调理、还是住院看病，都是他们跑前跑后，无微不至地细心照顾，是干休所出了名的孝子，还获得了山东省军区授予的《敬老睦邻好儿女》荣誉称号。



到了晚年，父亲对生死看的很淡很从容。他不止一次地说过，“我的战友，上级和下级都不在了，我能活到90多岁，已经是幸存者啦”。是啊，父亲是幸运的，大哥少年夭折，经历枪林弹雨，多少战友壮年早逝，倒在老年门坎上，而父亲经历了完美人生，享受上苍赐予的天寿。就在去世的前两个月，他仿佛有什么预感，说“我这蜡烛头快到头了”。走过完整的人生历程，父亲真正看透了，放下了，对生命彻悟了。

2020年4月29日父亲因突发心脏病，走完了他98年的历程，魂归云端。

尽管我们对年迈的父亲离开早有心里准备，但真正到了那一天还是感到突然和万分悲痛。之前我们都认为他能成为百岁老人，甚至盘算过怎样为他过一个隆重的百岁生日，但不可抗拒的疾病和高龄终究没让他迈过这道坎。



父亲生前最后一张照片

　　

 现在，父亲长眠在了山东福寿园的老战士纪念园，安卧在鲜花翠柏之中，与苍山为伍，与白云为伴。这里庄严，宁静，绿树成荫，流水潺潺，身边陪伴着我们敬爱的母亲，周围都是共事多年的老战友老首长。时间在这里永恒。



作为后代，我们能有这样的父亲感到骄傲和自豪，他是我们晚辈终生的榜样，是子孙后代永远的荣耀。

父亲为了养育我们，任劳任怨，无怨无悔，他一生为我们遮风挡雨，自己再苦再累，也要为家人撑起一片天地；他从不说“爱”字，却给了我们一个充满了爱和幸福温暖的家。

父爱恩重如山，它虽然不像母爱那样温柔体贴，但他的爱藏在心底，扛在肩上，比金子还珍贵，比大海更深远。



2022年7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