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国勇其人其事

张智海

信手写下此题，却犯了踌躇，作为自己曾经的朋友，周国勇其人其事该不该写，怎么写？思忖再三，觉得应该写，照实写。我想告诉人们，有过的美好和留下的遗憾。

周国勇是原外经贸部国际经济合作研究所（今商务部研究院）的一名干部，人到中年，家庭幸福美满，事业如日中天，组织无比信任，被派往维也纳联合国工发组织担任重要工作，可谓前程无量，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而他最终却走上了叛逃的不归路，令人感到意外和不解。

我与周国勇相识并成为朋友，纯属偶然，确切地说是以文会友。

1985年夏，我在巴格达中国石油工程建设公司（CPECC）驻伊拉克办事处工作。

那时，中国有中建、中水、中土、港湾、路桥、成套、石油等8家央企在这里设有办亊处或经理部，开展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业务。

CPECC驻伊办这幢三层小洋楼，位于市中心瓦赛克广场15街，离底格里斯河不远，房舍宽敞环境不错。

巴格达是座迷人的美丽城市，当时两伊正在酣战；我的工作虽然繁忙，生活却也还算充实，在这里能看到迟几天的《人民日报》等报刋，很使我高兴。7月21日《人民日报》“海外游踪”署名周国勇的文章《巴格达的魅力》，立意清新文字隽永，把古老而现代的巴格达描写的引人入胜，读之甚是喜爱。你想想，住在巴格达，以着美的好心情读着赞美巴格达的美文，会有多高的兴致和怎样感受？对巴格达如此熟悉且能撰文在人民日报发表，这周国勇是谁呢！

再往前翻，发现一周前即7月12日《人民日报》“大地”文学作品专页也有周国勇写的《巴格达的常州姑娘》（报告文学），以饱满的热忱和深情的笔触，讲述常州姑娘在“一千零一夜”故乡，努力务工为国争光的故事。周国勇这是在讴歌我国刚刚兴起的对外承包工程与劳务合作事兴啊！《人民日报》是中国的顶级大报，能在其上发表文学作品，我想这周国勇定非等闲之辈。之后，我问过几家中国公司驻伊办的朋友，周国勇是谁？没有人知道。

年底，我结束CPECC驻伊办的工作离开巴格达回到北京。那些年我常给多家报刋供稿，外经贸部经研所和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合编的《国际经济合作》（国内外公开发行），不时刋登我的文章。这天，我来到《国际经济合作》编辑部（安外东后巷28号老外经部大楼内）谈稿子写作问题，王婷娣主任寒喧过后让编辑与我具体商谈。这时，一个子有点高且敦实的中年男子走过来，与我握手自报家门：我是周国勇！周国勇，是那个写《巴格达的魅力》的作者吗？正是！他笑答。我欲自我介绍，他却正色道不用了，你是我们刋物的老作者，你的第一篇来稿就是我编发的。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就这样与周国勇相逢相识了。过后不久的一天晚上八九点钟，周国勇突然打来电话，说张兄啊，我还在办公室加班呢，这期刋物需要短稿凑版面，请你帮忙应急啊！恰好我刚从伊拉克回来，手头资料多而且新，次日我便从六铺炕乘27路公汽去安定门给他送两稿；于是1986年3月号的《国际经济合作》同时刋发我的三篇文章，其中两篇周国勇为我化名“常智”、“达海”，因为一期刋物不宜刋发同一作者多篇文章。这期杂志开篇是宦乡（1910—1989，著名外交家和国际问题专家）的“特约稿”。

夏去秋来年复一年，转眼我借调石油部来京工作6年了；为解决与家人长期两地分居困难，第一步我当回到原单位石油部一公司（洛阳）。离京前，专去东后巷28号与经研所和学会的同志们作别。周国勇送我到大门口驻足闲聊，讲到他上海的老家，讲到在坦桑尼亚留学和工作，讲到爱人张鹤和他们的儿子，临了告诉我，他为《当代中国•外经贸篇》撰稿完成后，可能外派（领导已找谈话）；握别时说，你这一走，我们见面就难了，写信吧！说着便把家址写给我。不久，我在洛阳收到了他的来信。

这是一封硬笔行书（字很漂亮也很老到）传递友情的信（节录）。

智海兄您好！

原本想待我新的工作落实后给您写信，不料好事多磨，迄未圆满解决。

今秋《国际商报》几位总编数临寒舍，请我去主持该报副刋部，盛情难却，我表示可一试身手。他们又找经研所商调，还找了部领导，但因经研所不舍割爱，至今仍处拉锯状态。

您很关心我的写作，可谓知音。这一阵持“当代中国”较为紧张，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难免撞车，但这支拙笔未敢懈怠……致力于新的探索，挖掘异国人物的内心世界，表现更高层次的人类感情。不久将在《人民日报》“大地”发表散文《白须老人与旧书》就是这种探索的尝试。七月，我在《环球》杂志发表的散文《能不忆达市》，已被《散文选刋》选载。《人民日报》国际副刋近期还将发些拙稿。散见于其他报刋的文字还有一些，如《北京晚报》发的非洲题材新诗《黄昏》等。事业上的进取，乃我人生真谛，一息尚存，此志不渝。

国勇1986.12.13.

来信字里行间，处处看到他的勤奋努力和积极向上。

一个月后，他寄来几份剪报。

1986年5月18《人民日报》“域外漫记”《巴比伦漫笔》。巴比伦名扬世界，我在伊时游览过。读周文格外亲切。

1986年12月30日《人民日报》“大地”散文《白须老人与旧书》。这是周国勇写他1974年前在达累斯萨拉姆大学留学期间，与一家旧书店老年店主的际遇；通过人物言谈举止的细腻描写，使“白须老人”对一个中国青年的友善之情跃然纸上，令人起敬。看来，他“挖掘异国人物内心世界”的探索，是成功的。

1986年7月号《环球》杂志刋登的周国勇散文《能不忆达市》。写“达市”掌故、风情和民俗，歌颂中坦人民友谊，其中“达市兄弟与周恩来”一节，神来之笔也！《环球》是新华社主管的全球时事新闻刊物，周文能占一席之地，登大雅之堂，何等水平！

《国际贸易》1986年4月号刋发散文《科威特散记》。周国勇跟我说过，这是他上年春夏科伊（拉克）行之后写下的篇章之一。

事情进展很快很顺利，我终于结束了18年与家人互相牵挂的两地生活，落叶归根回到武汉。周国勇迅即满怀深情，以诗一般的语言致函祝贺，同时告知他的近况。

1987年8月26日周国勇来信（摘要）。

智海兄您好！

大札收悉，未能及时作复，又要向您请罪了。还是祝贺阁下花好月圆吧！多少载离情，多少年辛苦，如今终于化为团圆饭桌前的欢声笑语了。

兄素向执著于事业，我毫不怀疑，在新的岗位上，频传阁下的成功消息。

感谢兄鼓励。今年来我发表的东西不算少，但满意者仅一两篇。欣慰的是，散文集《非洲情》已面世。张鹤的散文集《爱情的诗意与哲理》（江苏人民出版社）亦已出版且一炮打响，初版二万册仅两个月即售一空，连我们自购的200本都未能拿到。

另一成果向阁下报告，今春我与张鹤苦战三月，完成17万字的世界名著——丹麦女作家卡伦•布里克森散文长卷《走出非洲》的翻译工作。此书已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列入“散文译丛”，现已发稿，年内问世。《走出非洲》1985年改编成同名电影，次年荣获奥斯卡七项大奖。

我们才学有限，只是不甘虚掷年华而已。关于维也纳之行（按：派驻联合国工发组织），须待我手头的“当代中国丛书”完稿后才放行，不过，大局也快明朗了。

张鹤上周飞赴福建，参加《福建青年》杂志笔会，在武夷山，九月中旬才可返京。我想她听到您（阖家）团圆的喜讯，也会由衷地高兴的。

国勇 八月廿六日于京

读了来信，我为他的情义和真诚所感动，更为他们夫妻的笔耕成就（著作和译作）而欢欣。

还是来看看他信中说到的几本书吧！

《非洲情》（北岳文艺出版社1986年7月出版），6.4万字，42开本，装帧精致，题材新颖，乃周国勇“为黑非洲低吟浅唱”的代表作；抒发在坦桑尼亚、赞比亚、肯尼亚等东非国家的所见所闻所感。那时这种内容的书很少，颇受读者青睐，以至于国家图书馆看重，北京图书馆收藏。

《爱情的诗意与哲理》11万字，小32开本，装帧典雅，题材时髦（要不怎会那么俏销），乃张鹤的得意之作。其中篇章《一个真实的爱情故事》洋洋数万言，写吉玉力（周国勇）和阿馨（张鹤）因文学结缘，相识、相知、相爱、相守的经历。1962年，15岁的上海男孩吉玉力和14岁的北京女孩阿馨，同时在《少年文艺》发表处女作而互有好感，随后鸿雁传书，使天南地北素昧平生的男孩和女孩互生情愫。文革开始后，18岁的阿馨“要到广阔天地干一番事业”去了黑龙江，在齐齐哈尔讷河县的一个农场插队。在这里，她每天“放下锄杆”就“抓起笔杆”，写诗，写散文，写通讯，后被调场部中学教书。而吉玉力则去了非洲留学。1970年10月，他们在京完婚。“新婚不喜，蜜月不甜”。婚后阿馨仍去讷河农场，不久调县剧团任编剧，组诗《在广阔的天地里》登上了《黑龙江日报》的副刋，成了远近小有名气的“女才子”，因而调入齐齐哈尔铁路局子弟学校，任团支部宣传委员。吉玉力此时在非洲参加援建坦赞铁路。1972年他们结婚二周年之际，吉玉力“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喜讯传来，阿馨“那高兴劲儿就别提了，不由得又敬重他三分”。翌年他们的儿子出生。又过了一年，当“春风拂绿了嫩江平原之际”，一纸调令将阿馨调回了京城，吉玉力亦已回国工作，一家人始得团圆，他当编辑，她当记者，业余潜心埋头写作……这自传体“故事”说明，和当时的大多数青年一样，他俩是有革命理想有志向有追求的奋斗者。

记得在京离别时周国勇说过，当年他与张鹤一个上海，一个北京，爱得很深也很苦。他写这段恋情的报告文学《青春万岁》，正在河北某文学期刋连载，还说集齐后要送我一套。夫妻俩各自为文同一题材，可见爱的刻骨铭心。

巜走出非洲》（译作）16.8万字，小32开本，列“散文译丛”第三辑之首。此外还有《托尔斯泰散文选》（徐迟译）、《故人情一一回忆高尔基》（陈敬容译）等九种。徐、陈都是翻译大家。周国勇在达累斯萨拉姆大学学的是斯瓦西里语，英语为其第二外语，他能翻译卡伦•布里克森的《走出非洲》，表明外语水平和文字功底已达相当高度。

年轻时在非洲读书，后来又几进非洲工作，非洲成为了周国勇文学创作的不竭源泉。他创作的少儿读物《非洲动物列传》、《恐怖的乐园》等，都是非洲动物题材，备受少儿喜爱。

《非洲动物列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8万字，大32开本，由享誉“科普漫画第一人”的著名画家缪印堂（1935—2017）插图，图文并茂。

《恐怖的乐园》（少年儿童出版社1985年版），24开本，由著名画家（美编）陈敦绘画，非常好看。

应时译作也有出版。《合资企业成功之道》（11万字，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便是其一。原著为加拿大经济学家彼得•基林。这是改革开放初期介绍合资企业经营管理实务的译作。

上面所列种种远非全部。

周国勇在杂志社做编辑，张鹤在《国际商报》编副刋，他们业余写作，几年中密集出版著（译）作发表文章，辛勤劳累可想而知。

在我的心目中，周国勇是个思想进步，才华横溢，有情有义的人。他与张鹤的姻缘和后来的三口之家，他在非洲的留学和工作十年，他的积极向上和奋发有为，他对文学的钟情和超凡建树，他对友情的看重和挚着，如果用两个字来形容，那就是“美好”。

我调回武汉后，不两年周国勇去了维也纳，彼此断了联系。

时光流逝，一恍过去二十多年。

友情可贵，故人难忘。我便按周国勇当年留下的北京家址致信“投石”，结果“石沉大海”。

转而致信商务部研究院副院长邢厚媛，因想她是原经研所资深人士，应能知道一些情况。

几天后2014年12月22日，我接到了邢院长北京电话：

刚收到来信。想到可能是位老同志，因为现在的人很少写信。

周国勇，80年代末叛逃。当年他到联合国工发组织不久，即被台湾特务机构策反，去了美国。到美国后他写了声明，脱离中国，脱离共产党。以后去了哪里，就不知道了。

关于这个情况，当时内部有书面传达，外面一般不知道。我当时在经研所，听过传达。定性是叛逃。

至于他爱人张鹤（和儿子）的情况，就不知道了。可能是一起走了吧！

听完邢院长电话，我陷入了沉思。

周国勇叛逃，为什么要叛逃？当年在维也纳到底发生了什么，已不得而知；一个受党和国家多年培养且受到重用，本来有着大好前程的周某人，为什么最终选择这条不归路，让人不得其解。据其叛逃时间1989年“6.4”前后来分析，有可能是受西方自由化思潮影响和敌特蛊惑。

曾经的那么多“美好”一一化为乌有。

留下的只有叹息，只有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