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黄菊

肖云

　　时光如同白驹过隙，到今年6月2日，黄菊书记已经离世15周年了。

记得在1984年，黄菊住进了165号院子里的一幢公寓的三层楼。公寓的斜对门，便是我家住的小楼。几乎每天，黄菊下楼左拐，踏着一条一米多宽，四、五十米长的小径，去小礼堂上下班，都要经过我家的门口。一去二来，我们从开始点头招呼的陌生人，以后便成了随意唠家常的朋友。

从我家二楼西北角房间的北窗和厨房门口，隔三岔五的傍晚，经常可以看到黄菊拎着垃圾袋，走到165号院子的西门倒垃圾；周末，也可以看到他拎着捆扎的整整齐齐的旧报纸，送到办公室。很多个晚上的9点钟左右，黄菊会给我家里打电话，问我是否休息了？能不能到他的办公室聊天？也有很多个周未，黄菊会邀我去家里。印象最深的是夏天，他经常穿着圆领短袖汗衫，摇着大蒲扇，盘腿坐在沙发上，与我谈天说地。

很多次，黄菊当着旁人介绍我：“这是我的邻居。”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杨成武伯伯一家从福建来上海。我将此事告诉了黄菊，他立即设宴款待。席间，黄菊指着我向杨成武伯伯说：这是我的老邻居，引得大家一阵欢笑。1996年6月，院子里的住户全部搬迁。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也都临时搬到了西郊415驻地。院子里，仅有黄菊夫妇和我一家三口人，一直留住至1997年春节。此时，黄菊会在晚上直接来我家，敲门问我：是否有空去坐坐？一天，黄菊与我一起在院子里散步。黄菊轻声地说，我应该象一名最后离船的船长，最后离开这个院子。

2002年，黄菊去北京工作后，尽管知道个别领导干部在我父亲的身旁，说了些有关他的是非传言，但每次回到上海，黄菊仍然照例必定来看望我的父亲。他曾对我动情地说：你的父亲是我的领导，更是我的前辈。一次我去北京，黄菊知道后，便派工作人员去北长街前宅胡同7号，接我去他的办公室。黄菊病重期间，我去医院探望，他也强忍着痛楚，用手势示意我，坐在他病床旁边的椅子上。

黄菊在上海工作了四十年。自1991年4月至2002年10月，黄菊先后担任上海市市长和上海市委书记达11年。在所有的上海市的主要领导人中，黄菊是主政上海工作时间最长的一位领导人，他为上海的发展付出了全部的心血。不言而喻，在过往历届上海市委的治理下，才使得上海人民至今仍然在品尝着彼时延绵的累累硕果。黄菊身后，不免有些杂音。但在我的心里，黄菊不仅是一位永远含着微笑的善良的人，也是一位勤勉为人民工作的共产党人，更是一位我的邻家的大叔。

我会一直怀念黄菊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