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留寸寸丹——追怀复丁老人

紅棉詩社

情留寸寸丹

——追怀复丁老人

（2022年5月7日）

陈永正口述 李菲鸿据录音整理

我是当老师的，当了几十年老师。人一生里要学习很多东西，老师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学习技艺。我这辈子碰了好运气，年轻时念中学，遇到陈约先生，他是陈垣先生的公子。之后我学诗词，遇到朱庸斋先生、佟绍弼先生，学书法,遇到李天马先生。后来作研究生，遇到了容、商二老。他们是对我人生影响最大的几位先生。

我念书时就喜欢书法、篆刻，与我的老同学王钧明一起，天天写字、练篆刻，不得其门而入。后来我就问朱庸斋先生，“你的印是谁刻的？”朱先生说，“张大经先生”，接着说，“广州市有两位刻印很好的人，一位是黄文宽，一位是张大经。”同学蔡国颂和黄先生很熟，我求他带去拜见，那是1967年。黄先生问，“你学刻印，你家里有多少原钤印谱？”我说“没有”，黄先生说“没有，你学什么呢？”我只得颓然而返。后来就请朱庸斋先生写个介绍函，去拜见张大经先生。上门之前，先准备礼物。按照旧文人习惯，拜师，首先要贽敬。我的礼物很简单——一包茶叶、一纸行卷。行卷就是将自己的诗词（大约20首）抄好献给老师。我跟朱庸斋先生学词时也是这样。张先生看了我的词之后，就说，“你是词人，学刻印做什么呢？不用学了，你需要印章，我给你刻就行了。”过了几天，他刻了两方印送给我，但坚决不肯收我做徒弟。后来我就对朱庸斋先生叹气，“黄先生不肯收我做徒弟，张先生也不肯收我做徒弟，怎么办？”朱先生说，“他不是不肯收，是不敢收”。因为那时候刻印的人要是登记的，防止有人违法私刻公章，所以一般搞篆刻的人都不敢收徒，就是怕别人违法牵连自己。

我在刻印方面始终没有正规拜过老师。尽管我也刻了百多方印，由于没有进过师门，始终缺乏自信，一直不敢把自己刻的印章示人。直到后来我出文集时，张桂光学兄说，“你刻了这么久的印，你放点上去吧，”我才请叶爟才兄给我选了几十方，放在《沚斋丛稿>里。

尽管我没有成功拜师，但还是经常到张先生家里作客，那时候我在广州市第三十六中学当语文老师，学校离张先生的家只有10分钟路程。我上完两堂语文课之后，有空就到他家里坐、饮茶聊天。这聊天很有意义。在张先生家里，会碰到很多访客，有求印的，有交流书画的，讲饮食、讲习俗的，多是西关的传统文化人。如黄咏雩先生、李曲斋先生、程维增先生、制墨专家詹瑞麟先生，刻扇骨的杨鹤楼先生，诗人李筱竹先生也经常去坐。还有很多书画家。张先生家里经常高朋满座，因为他有空，家里比较宽敞。60年代，尤其是1967年、1968年，那时我是逍遥派，一有空就去那里聊天。

这些西关文化人,当时见到年轻人喜欢诗词、喜欢书画，很高兴.他们经常担心文化失传。所以我还把朋友带过去，其中有区潜云、王钧明、吕君忾等，还有老一辈的刘逸生先生，凡是我介绍的朋友,大经先生都无偿地刻印送给他们。当时我写一首诗赠予张先生，他又刻了一个印给我。我买了10个印材送去，他说,“你放下吧”。下次去那里坐，他说,“你的印材，我收了7个，退3个给你。”那3个已刻上了我的名字。

这些老前辈就是这样，这是真正的文士风范。大经先生前后总共为我刻了8个印，没拿过一分钱。我知道大经先生的家境不算很好，他住的房子是较大，但他没有具体收入的，很多时候是通过某些渠道，替人刻印收取报酬。那时候有一位叫劳墨斋的先生, 是一个以医为业的香港诗人，也是朱庸斋先生的朋友，他经常帮助广州的一些文人。朱庸斋先生家里经济不很好，劳先生就给他介绍香港的一些文化人。这些文化人既是商人，也是诗人，书法家。他们的诗词写得不错，但是没信心，就通过劳先生将这些诗词拿给朱庸斋先生修改，通过劳墨斋先生付给朱先生一些报酬。大经先生也是这样，给香港人刻印，劳先生就把港币带给张大经先生。当时粤港澳的文化人就是这样交流的。粤剧演员罗品超、罗家宝也是张大经先生家的常客，他为二罗刻了很多印。

张先生主动送印给年轻的文化人。说,“你们是诗人，又喜欢书画”，这是前辈的风范,我记在心里。我虽然没能完全做到前辈这样，但也希望学习前辈，不要将自己的作品过于商品化、市场化，这是我所奉行的原则，这也是朱庸斋先生、张大经先生这辈人的原则。张先生最怕欠人情，请他饮一餐茶就送一个印。你送一首诗给他，他会觉得欠你人情，他不肯欠人情，一定要偿还给你，这就是一种前辈风范。

大经先生尽管在刻印方面不肯收我做学生，但是我刻了印之后拿给他看，他还是会给我提意见的。比如说“怎么用单刀，怎么用双刀，无论朱文白文都要注意刀法，要见刀，可以用冲，也可以用切，就是不能用刮。刻白文要在尾巴处看到“燕尾”，“燕尾”就是两个刀一个口，你千万不要刮印。你刮出来的印，我用放大镜看，一睇就会发现，这是不行的”。这些就是他教我的方法。另外，他说“你的印有时太锋利了，刻完之后你用一些精盐放在手心，将印放在精盐上磨一磨，就可以把锋利的地方磨掉了”。他看到我的印泥不够好，就送一包朱砂粉给我，说“你刻完印之后就将朱砂粉撒在印上，印文就会厚，颜色也漂亮。”这也是他教的我方法，这些方法我听了很多。尽管我没有向张先生学刻印，但实际上他是有指导我刻印的。大经先生还会调制印泥，给干印泥加油、加硃砂。我有次请他为我的干印泥添油，他说，印泥太差，不值得。

我六七十年代时学《爨龙颜碑》《嵩高灵庙碑》，追求古拙。他说“你的字这样变, 很好，你刻印要和自己的字相配，可以试试用汉砖的形式和砖文入印。”当时我说,“我没有砖文”，他说“李曲斋有，你找他借”，李先生把厚厚的一沓汉砖拓本给我，说“你拿去吧”，我借了一年，每个拓片我都摹过。后来我刻了几个印，张先生选了几个,评点说 “这个不错，你名字的印”，这个印章我现在还在用。“给区潜云做的‘潜云作’这三个字挺好的，给刘逸上刻的‘刘’字挺好的，‘逸生’这两个字北碑味太重”，这些我都记得住。张先生尽管没有成为我正式的业师，但是他也有指导我刻印。

张先生除了刻印之外，还精于其他各种游艺。他和他的弟弟张午斋很喜欢写字、画画、制作工艺品。很喜欢用佛肚竹制作笔筒，用椰壳制作一些小容器。有次我去坐时,他刚制好一个椰壳小盂，他说“这个不够好，壳不够圆，”指着盖子说,“盖不好，这是废品了，要不了了”，我盯着看了看，他说,“送给你吧”，正是求之不得。后来一不小心掉到地上，摔裂了，很可惜。有个笔筒也是张先生做的，遗憾的是我到中大读书后，这个笔筒被家人将它放到天井，本来是很好看的， 日晒雨淋几年，漆全部掉了，又脏了，但我舍不得扔，这是张先生亲手制作的东西。

张大经先生说,“诗、书、画、印要统一，我刻印讲刀法，我画画也是讲刀法的。”他曾送了一张画，一个山崖，像刀一样劈下来的。他还说“一个书画家，印、诗、书都要达到一定的水平，不要相差太远。如果你的诗写得好，字不好，就不要写了，一定要练好字。一个书法家字很好，如果作一首歪诗，不如不作。他说“我自己的印是可以的，但是我的书法、画是很勉强的。”他对诗人很尊重，对朱庸斋先生、李曲斋先生尤为尊重。广州诗人向他求印，他从来都不收取报酬。他说“我会写写诗，但我的诗不行。我也写字，但是写得不够好”，其实,张先生的字画都是不差的，张先生对书画家也很尊重，一个年轻画家叫吴九如，张先生很喜欢他的画，送了很多印给他，吴九如也送一些画给张先生。当时我的书法在求新求变，朱庸斋先生不太满意，李天马先生也不太满意，我的师兄蔡国颂更不喜欢，说我的字变得这么丑。但张大经先生说,“要变，你写下去有前途”，我拿我的字给他看，“这张可以”，我说“那送给你吧”，我总共送了七八张给他。他说“你写北碑，适合你的大字，你将来的大字一定写得很好，你多练大字，多练对联，多练匾额”。我曾经试过写了一张2米多长的对联，他说“这张字写得很好”，我就送给他了，以后又送了几副对联给他。当时我对自己字的变革没什么信心，当时几乎所有前辈都说不行、说“你以前学李天马先生的字写得好，现在变得不好、笨拙”，但是张先生认为有个过程。不但没有批评，反而经常称赞，如果不是有佟绍弼先生,张大经先生，和区潜云,曾景充的支持，我是很难继续下去的。张大经先生说“你慢慢来，会行的”,曾景充也说“你的字要变，慢慢变吧”，我自知写字的天赋不是太高，但我很勤奋，此后还在不断地求变。

现在很多人说到西关文化就往往只说西关骑楼、西关古老大屋、西关粤剧、西关饮食，很少人说到西关的文化人。从清代中期开始一直到民国这100年间，西关文化鼎盛、中西文化结合、传统文化的基础坚牢。我认为在张先生那里那群文人，应是西关传统文化的代表，因为这些西关文化人所承传的是中国的雅文化，雅文化的代表是诗、书、画。如黄咏雩先生，他大商人、大收藏家，他本人的诗、词、书法都非常好，古文尤其好。李曲斋先生、朱庸斋先生更是大家熟知的”西关二斋”了，他们家里都经常宾客满门。李筱竹先生是西关著名的教馆先生，教馆就是开私塾、教学生，很多人都在他那里读过书。詹瑞麟先生是开墨庄的，制徽墨的。他家里收藏了很多古墨，他曾经送过一捆墨给我，圆圆的，象普通小学生用的墨，象5分钱一条的。他说“这墨送给你，你不要小看它，那是古墨。”当时，那些古墨印有名山大川、才子佳人花纹，被认为是四旧，不能用的。他把古墨全部打碎，重新制成儿童用墨的样子，专门送给文化人。朱庸斋先生、李曲斋先生、刘逸生先生个个都有过这种古墨，当时我不知道它这么矜贵，磨过之后就用完了，如果收藏下来成为文物了。我也经常到这几位先生家里坐，跟他们一起饮茶、聊天，以前文人们的聊天，跟如今人们的聊天完全是两码事。他们说的是真正的文化——诗词、书法、绘画、收藏、以及家世掌故等. 我认为说西关文化，应该首先说西关的文化人，而不仅仅是说西关饮食、西关骑楼。

前两年朋友为张大经先生出一本《心香堂印谱》，我在屝页题了一首诗：

积学能心印，情留寸寸丹。

雕龙馀小技，明世贵长闲。

公自师秦汉，吾尝慕孔颜。

当时风雨夕，不许扣重关。

小跋为：“丁未秋，余以诗为贽，欲从张大经先生治篆刻，不允，曰：‘汝词人，焉用习此。’遂亲制数印相赠，今仅忆得雕龙二语，因足成之。”

当时我赠他的那首诗，后来就不记得了，就记得“雕龙馀小技，明世贵长闲”这两句，这次题《心香堂印谱》就用这两句加上六句，作为一首新诗。

当时我求张大经先生说要学刻印，他不肯，就让我看看他的印，亲手钤制作了十来个印给我。印里有“复丁堂”、“心香堂”、“师竹斋”、“能事不受相促迫”，我问“这‘师竹斋’是不是您的号？”张大经先生说“我年轻时师从程景宣（字“竹韵”）先生，所以我就叫师竹斋，”师就是学习，竹就是程竹韵。

陈永正，1941年生，字止水，号沚斋。现为中山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1962年毕业于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1978年考取中山大学中文系古文字专业研究生，1981年获文学硕士学位。曾任中山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所研究员、中文系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华南文献研究中心主任，中山大学岭南文献研究室主任，中国书法家协会第四、五届副主席，广东省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华诗教学会会长。2015年荣获第二届广东文艺终身成就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