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较场旧事(一)

老兵王景

该文节选于王景·长篇散记《难忘的军旅岁月》(节选时加了此标题并略有调整)，与该书合为姊妹篇的是作者的另一部长篇纪实散记《难忘的从政经历》。下图系北较场北面的围墙，它是成都至今尚存的一截古城墙。

北较场旧事(一)

－－选自长篇散记《难忘的军旅岁月》

1984年春末，我奉命调到原成都军区政冶部zz部工作，随即走进了具有浓郁神秘感的成都北较场。

较场即旧时操练和比武的场地。成都北较场因位于成都城北而得名，东西相距约三里，南北约二里，呈横向长方形，倘若从空中俯瞰，宛如一块硕大的豆腐干。就是这么一个练兵习武之地，承载着极为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见证了太多的历史风云。

翻开历史，可以看到：三国时期的兵家曾在此安营扎寨。明清教头们在此擂台比武。清末创建新军，北较场先后办了不少军事训练学校，在各个时期为四川造就了大批军事人才，不少人最后都成为高级军事将领。到了近代，北较场更是行武之地。北洋的督军们在此阅兵。上世纪抗日战争时期，南京沦陷后，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迁到这里，北较场成为黄埔军校在中国大陆的最后大本营。当年，无数具有男儿血性的忠勇军官在此接受培训后，饮完壮行酒便带兵出川，抗战杀敌。

新中国成立以后，北较场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事首脑机关所在地。前身西南军区，后改称成都军区，其司令部、政治部机关驻扎在此，统领云、贵、川、藏、渝五省(区、市)的军事及军队政治工作，是西南地区的最高军事指挥中枢，凡涉及戌边卫国、平叛维稳、抢险救灾等重大决策部署的组织指挥工作，都在这里谋划并实施。如今，北较场又成为西部战区领率机关驻地，统领祖国大西南和大西北的军事防务和作战指挥工作，地位、使命和责任不谓不特别重大也。

北较场除以赫赫武威驰名之外，也不乏文脉才气。较场西北角，有一座武担山，乃名胜古迹。公元前三世纪以上，统治西蜀的是奴隶社会的开明王朝。开明王曾聚甘肃武都女为妃。王妃来成都后水土不服，不久便香消玉陨。蜀王命武丁（劳役奴隶）到武都担土回来为其垒坟为山，故名武担山，山上立有开明石镜。这座青冢和石鏡，两千多年来，曾引得司马相如、杜甫、李白、苏轼、陆游等文人墨客留下了不朽诗篇。开明石鏡虽在宋代以后湮没，山仍讫立。现山上有六角七层石塔（山下为战时防空洞），周总理、朱德、陈毅、贺龙等同志曾登临高塔，俯瞰蓉城胜景。

我刚到北较场时，曾写过一首题为“北较场”的小诗，不妨照录于后：

旧时军校名不虚，

今驻西南大军区。

中央尚存中正台，

北边还有古城迹。

墙下锦水千古流，

江畔菜田一片绿。

蓉城较场屈可数，

此处无愧推第一。

诗中，点到了北较场的几个历史陈迹如"旧时军校" "中正台" "古城墙"等，同时对当年成都城区的面貌作了客观真实的简单勾画。

"墙下锦水千古流，江畔菜田一片绿”，这便是我当时站在北较场古城墙上看到的景象。那段古城墙位于北较场后街，保护完好，有很长一截，城门洞尚在，相当巍峨壮观。当年成都军区政治部的六层办公大楼与其并排而立，而我办公所在的三楼正好与古城墙一般高，楼层过道尽头开了一道门，从门里出去，通过一小段天桥，便可到城墙上面活动，呼吸新鲜空气。我常常在工间小憩时踏上古城墙眺望。那时，城墙下面是一块块绿油油的菜地，相隔不远便有菜农的小工棚点缀其间。菜地外是流淌的府南河，河那边便是广袤的田野了。由此可见，当时的成都是多么小啊！北较场地处成都边边上，古城墙就是城乡分界线了。而现在，随着成都市区规模的不断膨胀扩大，北较场古城墙外边原先的菜地、田野统统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林立挺拔的高楼，纵横交错的街道，车水马龙，人流如潮，变化若天翻地覆，繁华之至，非昔日可比。如今的北较场已成为成都市的核心区域，市中心的中心。近三四十年以来，成都的发展变化真的太快太大了！对此，北较场无疑是最好的参照地标。

毫无疑问，北较场是我军旅生涯也是人生历经的又一个新起点。刚进北较场时，一个全新的工作领域展现在面前，从搞部队宣传教育工作到做军队组织工作，一切都得从头学起。好在当时年青，精力旺盛，好学上进，没过多久，职责范围内的业务特别是过去少有接触的部队党团建设、基层建设、训练中政治工作、战时政治工作等，都逐渐热悉并基本胜任了。

正当我准备甩开膀子大干时，1985年百万大裁军开始了。最初拟定将成都军区与昆明军区合并为新的昆明军区，军区机关驻昆明市。成都军区机关包括我在内的干部特别是四川籍干部，都不愿意离开成都到昆明去工作。况且当时我已在四川省级机关找到成都军区撤销后就地转业安置的接受单位。然而，因为我年青，组织上偏偏决定让我到新的昆明军区机关去工作，并找我谈话，说这是对我党性的考验。那时，我想到自己刚调到成都不久就发生如此变故，心都凉了。与其这样，真不如当初不调成都，仍在重庆13军宣传处工作。然而，组织决定不能违背。虽然心里十万个不愿意去昆明，但还是表示了坚决服从，因为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一名共和国军人。谁知后来一夜之间情况发生了变化，时任军委主席邓小平最后拍板，不撤成都军区，撤昆明军区，两军区合并后成立新的成都军区，军区机关仍驻成都。我虽然最终没去成昆明，却自以为向组织交了一份接受党性检验的合格答卷。

百万大裁军结束后，我继续留在军区机关工作，有些动荡的心境总算平定下来。在1985年、1986年这两年间，我先后陪总政组织部工作组到军区驻滇、驻川部队检查指导工作，每次达一个多月。总政工作组的领导认为我素质不错，年纪轻，很敬业，爱学习，肯钻研，想调我到总政工作。1987年3月，我的顶头上司刘德功处长郑重对我说：“总政最近要从各军区选调一批各方面都比较优秀的年青干部去工作。总政组织部已给我打了几次招呼，他们看中了你，想调你去北京。让我征求一下你的意见，若愿意，他们便正式通过组织发调令；若不愿去，也不勉强。你好好考虑一下吧！”下来后，我思前想后，最终决定不去北京。这主要基于三点考虑：

一是小家难舍。我家属和小孩1986年随军，好不容易从邛崃调入成都，我若一走，又是两地分居，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团聚。我已为家属调动伤透了脑筋，想到今后要在无亲无故的北京为家属再寻求接收单位和进城指标，心就发怵。

二是故土难离。1986年底我到北京出差，正值冰天雪地之时。漫步在天安门广场，穿行在长安街上，凛冽的寒风象针刺一样，冷得我瑟瑟发抖，对京城一下失去了好感。直至今日一想起那个隆冬的北京之行便不寒而栗。我生于四川，长于四川，习惯了四川的气候、习俗和生活，对四川情有独钟，不管外面的世界多么精彩，对我都没有太大吸引力。

三是新环境难适应。当时，我当兵10年，从连队到团部，又到师部、军部，再到大军区机关，频繁的调动逼我不断适应新的环境，觉得很累，便想在一个单位稳定下来。再加上那时听说总政机关人际关系很复杂，我怕适应不了，觉得还是不去为好。后来即1990年，总政再次调我，我也没去。而当时从军区调到总政的战友，后来大多数都混得不错。现在想来，觉得自己眼光还是短浅了些，胸无大志，定然不会有大的出息。不过，并不为当初的选择而感到后悔。

(待续)

上：北较场中心位置矗立的毛主席塑像

下：北较场北面的围墙是一截古城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