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病需要找“一盏灯”——讲述职业陪诊员的故事

六零空间

“她这个结石不严重吧？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早上9点多，66岁的叶真坐在浙江医院的一间诊室中，站在身旁的中年女子程钰涵代替她关切地向医生追问着。

因胆囊结石导致疼痛，这天早上，程钰涵挽着叶真到消化内科复诊，先取号、缴费，接着又陪她进行肝胆B超检查，拿取报告。

如果不是医生们对程钰涵的面孔很熟悉，她们的身影很容易被误解成母女俩。

“我的心脏、肺、胆都不好，还有高血压、痛风、哮喘……”近几年，叶真几乎每个月来一次医院，有时甚至一周三次，而陪在她身边的人不断轮换，都是程钰涵的同事——职业陪诊员。

“他们就是医院里的活地图。有他们在，就像有个亲人在身边，安心多了。”三年前的一个晚上，独居的叶真在客厅摔了一跤，“右手骨折，绷带一直绑到了脖子上，要复查拍片，一个人很无助。”在朋友的引荐下，叶真开始寻求陪诊服务。

读高中时，叶真的儿子就去了国外，在纽约大学MBA毕业后结婚生子，定居美国。随后，丈夫也迁居美国，叶真则为了照顾年迈的父母留在杭州，成为独居老人。

“一个人留在这，什么困难都不怕，就怕生病。”至今，一提起几年前独自进入ICU的经历，叶真仍禁不住潸然泪下。

后来，在那些最迷茫、最脆弱的时刻，叶真伸手找到了“一盏灯”——职业陪诊员。这些无亲无故的人，比远在美国的儿子和丈夫更清楚她面对疾病时的恐惧与疼痛。

来找陪诊的人：大多为中老年“病号”

脚蹬短跟皮鞋，身穿制服，程钰涵带着叶真的病历本和就诊卡在浙江医院内娴熟地穿梭。从业12年，晋升为亿家健康服务部经理的程钰涵早已摸清杭州多家三甲医院的布局，特色诊室是什么，怎么取号最便捷，以及最近的卫生间在哪，她了然于胸。

程钰涵所在的团队有十多人，几乎每个月要提供五六十次陪诊服务。除了像叶真一样、子女不在身边的老人，客户中，还有不识路的异地就医者、不愿麻烦熟人的年轻人，以及家人因忙碌而无法陪同、行动不便的患者。

程钰涵接触最多的就是最后这类客户——他们大多是40岁以上的中老年患者。他们基础疾病多，需要定期到医院复诊，虽然和家人生活在同一座城市，却没有人能抽出陪同就诊的时间。

过去，陪诊服务只是程钰涵所在公司健康管理中的一个项目，但随着市场需求的涌现，这家公司在去年底推出单项陪诊服务，单次预约费用600元。

“陪诊服务往往从就诊前已经开始，也不仅仅是替人跑腿。”程钰涵说，在了解需求后，他们会为患者推荐适合的就诊医院，预判患者需要做哪些检查，作出相应的注意事项提醒，“比如，是否需要禁食等等”。 通常情况下，他们也会陪同患者进入相关科室，帮患者和医生沟通，记录医嘱；就诊后，根据药单再次同患者叮嘱医嘱，提示复查复诊的时间，以及后期的注意事项。“如果有情况复杂的，比如慢性病较多的老年人，饮食方面有一些禁忌，我们会详细写下来，将文字性陪诊记录发给他们。”程钰涵说。

最忙的时候，程钰涵一天要接待三四位患者。“如果科室检查比较顺利，基本上要占据整整一天的时间，连中饭都是在医院解决。有时还要全程站立陪同。”程钰涵说。

由于站立和行走的时间长，程钰涵的膝关节和腰椎都落下了毛病。但在程钰涵看来，这份工作更辛苦的地方在于无法解决客户的所有需求，“绿色通道和号源问题都很难。像胃肠镜、核磁共振等检查都要排很久的队，这是不可控制的。如果专家号很紧张，一直预约不到，我们会想办法在就诊当天给患者加号，但有时我们也没法解决。”

看见脆弱的人：在陌生人面前卸下伪装 成年人总是习惯将伤口包裹得严丝合缝，那些最疼痛、最脆弱、最纤细敏感的事情，往往不轻易外露。而某种程度上，职业陪诊员的存在，打破了这道无形的防御系统。在横冲直撞的疾病面前，他们看到了无数成年人的脆弱和恐惧，也见证了真实的人情冷暖。

七年前曾接待过的一位患者至今仍令程钰涵难忘，那也是她第一次面对他人的绝望。

那是一个周五，一位50多岁的男士在妻子的陪同下，从金华到杭州看病。男士自认为身体很好，只是长期咳嗽，但妻子格外重视健康问题，为了让妻子安心，他才答应来医院做检查。

程钰涵成为他们的向导，陪男士到浙医二院做了CT检查。“周末夫妻俩先回了金华。周一，我为他们代取报告，检查结果却显示肺部有结节、有挤压、有占位、有渗出。”报告虽没有写明诊断结论，程钰涵却清楚这其实已宣告男士进入肺癌晚期，癌细胞已转移至整个胸腔。

恐慌是程钰涵的第一反应，“第一次有客户检查出这么重大的疾病。这个诊断结果在我当时的认知范围内是很严重的。”紧接着，程钰涵开始为这份报告的归属人心疼，紧张地不知道怎么和他张口说。

“报告出来没？”当天，男士打电话问程钰涵，“我感觉这是我最后一根烟了。”

程钰涵把检查报告拍了过去。对方追问，“我是不是很不好？”

“查出有问题的人很多，但每个人的情况不同，要听听专家的意见。”直到挂断电话，程钰涵也没有向男士提及情况有多严重。

后来，程钰涵在杭州为他预约了相应专家。“在专家选择上，我们会综合各方面因素，比如，那种医术很好但脾气不太好的就不适合。专家对患者的意见太重要了。我们也提前和医生沟通，让他说得不要太直接，因为患者妻子很紧张。”

第二次来杭就诊时，男士问得很直接，“你告诉我能活多长时间就好……”身旁的妻子已泣不成声。

“面对这种情况，我们需要去疏解和安抚他们的情绪。但当时，我自身对于肿瘤的认识也是恐惧的。”直到听到专家说“肿瘤不等于死亡”，程钰涵才松了一口气，“这为患者和我都给予了极大信心。”

后来，男士一直在做靶向治疗，程钰涵也开始重新认识肿瘤。

程钰涵仍时不时会接待癌症患者，“大多是早期癌症，其中，肺癌会比较多。”

面对那些手握红色病历本、内心焦虑不安的患者，程钰涵不再谈癌色变，开始成为给予患者信心的那个人，“告诉他们可以把肿瘤当成慢性病去治疗，可以带瘤生存，像高血压、糖尿病一样终身服药。”


曾经的陪诊记录。

大多时候，陪诊员们服务的客户都具备不错的经济实力。偶尔，也有例外。

程钰涵对另一对来自金华的夫妻印象深刻。他们皮肤黝黑，双手布满皲裂，身上背着千里迢迢从家乡带来的一盒土鸡蛋，硬要送给看诊医生，言语中透露着急切。

找到程钰涵时，那位中年女子已在当地被确诊为硬皮症，“当地医生说她只能再活3年。”

程钰涵将夫妻俩带到了杭州市中医院皮肤科。医生看了病情后说，“我不确定你这个是不是硬皮症。如果真的是，我保证你活30年都没问题。”

程钰涵清晰地看见，眼泪立刻就滑过了夫妻俩的脸颊，他们连声道着感激。

那一刻，程钰涵对自己这份职业的认同感格外强烈，“他们的家庭情况不是很好，但有迫切的现实需求。帮助这类人群时，我能感觉到这份工作的特殊意义。”

寻求陪诊的人：背后是两代人的辛酸 陪诊服务的对象往往是老年人，但下单购买服务的人更多时候是他们的子女。

这和曾引发热议的“网购式尽孝”似乎有相同之处：子女因身在外地或忙于工作而无法陪伴父母，便借助互联网和其他人，传递对父母最基本的关怀。

在程钰涵的印象中，对于子女没法陪护的情况，老人的态度通常都是谅解的，“他们一般都不会明说，希望孩子陪在身边。只想着把自己的病治好，给孩子减轻最大的负担。”

可孤独总会在某一瞬间流露出来。程钰涵发现，面对中老年客户，几乎只要耐心地聆听，就能快速打破陌生人之间的隔阂，变得熟络起来。“他们会不断重复强调自己的疾病，即便医生说没关系，他们还是不停地在倾诉，找陪诊好像只是为了找个人说一说。”程钰涵说。

“生病肯定不是好事，但现在来医院复诊，我其实是开心的。有人一起聊聊天，比一个人闷在家里好。”看完诊，叶真坐在浙江医院的大厅内，冲程钰涵展露出笑容。

叶真常放在嘴边的另一句话是，“早知道就不把孩子送去那么远的地方，把他培养得这么优秀，又能怎么样呢？” 程钰涵清楚，老人们心里还是希望陪在身边的不是自己，而是子女。

前不久，程钰涵的母亲得了带状疱疹，全身疼痛，但平时忙着为别人陪诊的她，却没有空陪自己的母亲看病。

“我只能帮她联系好医院和专家，让她自己去。”后来，有一两次，程钰涵抽出时间陪母亲去针灸科就诊，70岁的母亲开心得像个孩子，“在医院里来来回回时，她一直牢牢拉着我的手，对我很依赖。”

疾病是每个人终将面对的课题，而陪诊背后透露的是两代人的辛酸无奈，以及双向的体谅。这或许将是老龄化社会中一种低频而又刚需的选项。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达2.64亿，占总人口的18.70%。预计“十四五”期间，中国老年人口将超过3亿人，从轻度老龄化进入中度老龄化阶段。

在此背景下，老人群体的就医问题凸显，陪诊服务引发关注。“医院的楼越盖越大，各科室分得越来越细，看病检查拿药有时候要走好几层，老年群体看病出行确实存在困难。”

随着社会对健康问题的关注，以及老龄化社会的到来，程钰涵相信，不仅是陪诊员，护工、助浴师等等这类和老龄健康服务相关的职业都会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人们追求的“不只是活得久，也要活得好、活得有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