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坡足迹八年路第五篇:政坛风云起

一醉陶然

这一讲，我们将从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苏轼凤翔签判任满回京，历经父丧守孝，至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苏轼再次离京赴任杭州通判，时跨七个年头的苏轼生平故事。

由于时间跨度大，可能篇幅比较长，委屈大家嚼蜡。

治平元年腊月十七日，苏轼一家由凤翔出发，治平二年的春节，在华州度过。苏轼客居馆舍，每逢佳节倍思亲，至书问候父亲的同时给弟弟子由寄诗一首。《华阴寄子由 》:“三年无日不思归，梦里还家旋觉非。腊酒送寒催去国，东风吹雪满征衣。三峰已过天浮翠，四扇行看日照扉。里堠消磨不禁尽，速携家饷劳骖騑。”

车马骖騑，一路风尘，苏轼二月到京，回朝交旨。宋英宗欲授苏轼知制诰，遭到丞相韩琦的又一次阻拦。韩公曰:“苏轼之才，远大之器也，他日自当为天下用，要在朝廷培养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皆欲朝廷进用之，然后取而用之，则人人无复异词矣。今骤用之，则天下之士未必以为然，适足以累之也。”（苏轼年谱）。宋英宗又说:“任知制诰不合适，修起居注，总可以吧？”魏公说:“记注与制诰相邻，未可，不若且于馆阁中择近贴职与之，他日择用，亦未为晚。”魏公即是韩琦。

就这样，苏轼被安置在登闻鼓院判官，直史馆学士。欧阳修对此安排十分不满。而苏轼却很理解，说:“琦以臣年少资浅，未经试用，故且与馆职。”（苏轼年谱）

韩琦老丞相，思想僵化，墨守成规，说话啰里啰嗦。虽是好心，却没想到，因为宋英宗早逝，神宗变法，王安石主政，苏轼错过了提升机会，受王安石打压从此一蹶不振。

韩琦老迈误事！此后话。

俗话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四月，六十六岁的陈希亮病逝，苏轼应陈糙之请，为陈希亮书墓志铭。

五月二十八日，年仅二十七岁的爱妻王弗病卒，撇下了六岁的儿子苏迈，阖家举哀。

苏轼年幼时，深受道士张易简影响，只想修道，不想娶媳妇。十九岁时，父母之命与王弗结婚，婚后知道有媳妇挺幸福，夫妻恩爱，相敬如宾，应该是“先结婚，后恋爱”那种。有人编织二人婚前逸事，又是暗恋，又是对诗，又是“唤鱼池”，都不足为信，还是以苏轼为王弗写的墓志铭为准。

王弗出嫁时，苏轼并不知道王弗识字。王弗每天陪丈夫读书，每当苏轼遗忘之时，王弗能及时提醒，苏轼这才知道王弗识字，文化底蕴十分深厚。

王弗深受婆母程夫人影响，继承婆母家风，不发宿藏。苏轼在凤翔为官时，发现院子里大树下，积雪融化，春天地面凸起，怀疑地下藏有丹药，意要发掘。王弗阻止说:“夫君难道忘了先母不发宿藏吗？”苏轼深受感动，写一文《记先夫人不发宿藏》记述此事。

苏轼豁达大度，不拘小节，不善于识人。王弗经常立于屏风之后，对来访者察言观色，在谈话中嗅出端倪。客人走后，对其评价基本都是准确的。

十年以后，（熙宁八年1075）乙卯正月二十夜里，苏轼在密州知府任上，梦到了王弗，天下第一悼亡词和泪而出:“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仅仅过了一年，治平三年（1066）四月二十五日，父亲苏洵病逝。临终指示苏轼三件事，其中一件是完成《易传》的撰写，苏轼“泣而受命”。

苏洵大器晚成，读百家之书，精研“六经”，“稽考古今成败之理”。受张方平、雷简夫推荐，得欧阳修、韩琦、梅尧臣等赏识，《权书》、《衡论》、《机策》等二十篇文章一出，京师轰动，天下学子纷纷学习效仿。皇上破格任用，布衣进朝，编修《太常因革礼》一百卷。此书是为大宋朝修辑的礼法，礼书写成之日，即是重阳。韩琦宴请苏洵，邀数位翰林作陪。席中赋诗，苏洵诗《九日和韩魏公》:“晚岁登门最不才，潇潇华发映金壘。不堪丞相延东阁，闲伴诸儒老曲台。佳节已从愁里过，壮心偶傍醉中来。暮归冲雨寒无睡，自把新诗百遍开。”苏洵功成名就，半年后病逝，享年五十八岁。

苏洵一生特立独行，“时名谁可嗣，二子皆贤良”，唐宋八大家，文章天下知。

苏洵死后，皇上赐绢百匹，银二百两。苏轼兄弟谢辞不受，求皇上赐父亲官爵，宋英宗授苏洵“光禄寺丞”。并“敕有司具舟载丧归蜀”。国家派官船，载灵柩回乡安葬。这是皇上赐予的荣誉，船头可以插上“奉敕回乡”的旗帜，规格很高。

韩琦赠银三百两，欧阳修赠银二百两，以及大小官员都有礼仪，苏轼兄弟一一谢还。

苏轼兄弟先后请司马光为母亲程夫人书墓志铭，请欧阳修为父亲苏洵书墓志铭，请曾巩为祖父苏序书墓志铭。苏轼亲自为亡妻王弗书墓志铭。

礼部奉诏，追封祖父苏序、祖母史氏、父亲苏洵、母亲程夫人、以及夫人王弗谥号，这里不一一细表。

古人十分重视名节，死后得获皇帝的封谥，是十分荣耀的事。

六月初九，苏轼、苏辙载父及王弗灵柩官船，由汴京出发，过泗州、洪泽湖遇顶头风，船工劝苏轼祭泗州僧伽塔以求顺风。苏轼祭祀僧伽塔后写诗一首:“我昔南行舟系汴，逆风三日沙吹面。舟人共劝祷灵塔，香火未收旗脚转。回头顷刻失长桥，却到龟山未朝饭。”借得东风，帆船顺风顺水，由运河直下长江。

十二月逆水行舟过三峡，治平四年（1067）四月船至眉山。十月二十七日葬父于可龙里老翁泉，与母程夫人合葬。此墓穴是苏老泉在九年前为自己留下的。王弗葬在距离婆母程夫人墓侧八九步的地方。

苏轼、苏辙居乡守孝至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七月，出丧。

苏轼续娶王弗堂妹王闰之（又名季璋）为妻。王闰之此年二十一岁，小苏轼十二岁。

苏轼兄弟携家眷，经成都出剑门，再走栈桥古道，路过故地凤翔返京，到京时已是熙宁二年（1069）正月。

苏轼兄弟守孝期间，北宋王朝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就用这段时间，说说皇上家的事。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正月初八病逝，十九岁的长子赵顼即位，庙号神宗。

宋朝的皇上一般都有两个名字，刚生下来由父亲起一个低调的名字，寓意品质、好学、健康等等，一旦做了太子即将登基，就会改名，寓意君临天下，承载道德。如宋英宗原名赵宗实，相当土气。临近登基改名赵曙，旭日东升，恩泽大地。

宋神宗原名赵仲针，英宗临死前立赵仲针为太子，改名赵顼。顼，颛顼的顼。颛顼是黄帝之孙，五帝之一，文化始祖。曾建都商丘，商丘为春秋宋国之都，宋太祖赵匡胤之先父赵弘殷的发祥之地。因此建朝国号为宋，封商丘为应天府，又称南都。赵顼寓意重振太祖朝纲，神威四海。因此，赵顼死后谥庙号“神宗”。谥号和庙号是皇上死了以后，礼部、太常寺、鸿胪寺的这些大儒们为皇上加的谥号，谥号很长，都是歌功颂德的词。庙号很精炼，一个字代表一生，后人讲历史就用庙号，“神宗”的“神”就是庙号。皇上活的时候，既不能称皇上名讳，庙号没出现，只能称年号，如“嘉佑”、“治平”、“熙宁”等等。宋朝的皇上经常改年号，不像明、清朝的皇上，一生只用一个年号。宋仁宗四十二年的皇上生涯，改了九个年号，不是学历史的，很难记得清楚。

宋神宗赵顼是宋英宗赵曙的儿子，宋英宗赵曙却不是宋仁宗赵祯的儿子。宋仁宗子嗣不旺，多少个嫔妃一起努力，也只生了三个儿子，最后一个也没留下。有的刚生就死了，有的也只活两三岁就夭折了。皇上三十岁时，大臣们反复朝议，劝皇上过继皇家近枝子立嗣，仁宗不甘心，迟迟不作答复。但是，皇上不立嗣，是个危险的事，一旦皇上意外驾崩时，没有册立储君，引起争位，容易发生动乱。大臣心急如焚，仁宗还在努力。最终努力失败，不得已还是过继了宋太宗的孙子，濮王赵允让的儿子赵宗实，进宫记在曹皇后名下为子。赵宗实在宫期间，又因为嫔妃生子，再度出宫。不久皇子又死了，赵宗实又两度入宫。电视剧《清平乐》，演示了这段历史。

英宗的皇后，神宗的母亲高滔滔是开国大将高琼的曾孙女，高滔滔的母亲与曹皇后是亲姐妹，都是曹彬的孙女。高滔滔十分厉害，十分能干。赵宗实一生没有纳过嫔妃，与高滔滔一夫一妻。这是历代君王很少见的，是大宋朝唯一的忠贞皇帝。高滔滔也特别争气，一口气为赵宗实生了八个孩子，四男四女。神宗赵顼是长子。

高滔滔的故事在这里没讲完，我们在后面的元祐年间还有故事继续讲。

宋神宗登基之时，北宋朝廷已是负债累累，千疮百孔。造成这种现状的根源是宋朝的制度设计问题，始作俑者是太祖赵匡胤。

宋朝不是一个完整的朝廷，在最强盛的时期没能收回“燕云十六州”。北方疆域失去了燕山屏障，始终处于辽、金的铁蹄威胁之下。太宗、真宗几次征辽都以失败告终。宋真宗打不过辽国，不得不和萧太后签订“檀渊之盟”。每年岁贡辽国绢二十万匹，白银十万两。与辽国“兄弟”相称，换取了百年和平。

赵匡胤终结“五代”，横扫“十国”。收纳了成千上万的降臣、武将，一一安置。有的官居原职，有的给予重任，如北汉降将杨继业，吴越王钱俶的儿子钱惟演，都成了北宋重臣。

赵匡胤为稳定政权统治，吸取唐朝教训，对政府机构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集中皇权，分散相权，撤销节度使兵权，重文轻武，广开仕途，官与职分离，权利互相制约，有效的稳定了大宋江山。但是设职太多，机构重叠，人浮于事，大大加重了财政负担。

在后汉没有降伏，江山还没统一之际，赵匡胤为防止功臣拥兵自重，尾大不掉。急着“杯酒释兵符”，收回大将兵权。朝廷拿出大量金钱，营造功臣府邸。减免有功者的税赋，世袭罔替，使国家税收大量减少。

宋仁宗景祐年间西夏李元昊造反自立为王，朝廷多次用兵围剿，不能取胜。庆历年间，微有小胜，朝廷见好就收，赶紧和谈。每年岁赐西夏，银7.2万两、绢15万匹、茶3万斤。

沉重的边防岁贡，繁杂臃肿的官僚机构，庞大的公务员队伍。使宋朝财政不堪重负。

宋仁宗庆历年间，范仲淹领导了一次改革，因为触犯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皇上改革的意志不坚定，致使改革失败。

后来王安石上书仁宗万言书，陈述改革的必要，但是宋仁宗已经被改革失败吓住了，王安石的万言书被束之高阁。

宋英宗在位只有四年，因为不是皇上的儿子，做事谨慎，不求进取，因此毫无功绩。

历史的责任就落在了神宗赵顼的肩上。神宗立志兴国图强，要做一蕃千秋功业。神宗召见王安石问道:“朕要学唐太宗如何？”王安石答道:“皇上要学尧舜，唐太宗算什么”。“尧舜之道，至简而不烦，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难。”（苏轼年谱）王安石一番言论打动了神宗，从此，两人绑在了一架战车上，雷厉风行的改革开始了。

熙宁二年（1069）苏轼兄弟回京，朝廷的改革已经开始。王安石成立了“三司条例司”，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改革委”。负责理论研究，制定条例，招苏辙进“条例司”工作。王安石经过多年研究和实践，从思想到教育，由政治到经济，从法律到机构，制定了一整套顶层设计方案。对《诗》、《书》、《礼》重新注释，编辑成教科书，称作“三经新义”，又称为“新学”，是变法的理论基础，是宋朝“五学”之一。王安石取消进士科的诗词考试，增加了“三经新义”，引起广大儒生的反对。

苏轼上书《议学校贡举状》，反对王安石的贡举改革。

皇上想让苏轼修“起居注”，王安石反对，司马光推荐苏轼任中书令，王安石坚决反对。张方平、范镇先后推荐苏轼为谏官，又遭王安石反对。

王安石与苏家矛盾由来已久。当年苏洵布衣进京，丞相韩琦以“国士”礼遇苏洵。一次宴会，苏洵酒后问欧阳修:坐在我对面那个“囚首丧面”的人是谁呀？欧阳修说:那位就是大名鼎鼎的王安石。苏洵酒后口无遮拦，说:“将来乱我大宋者必是此人。”

苏轼、苏辙考“贤良进卷”，王安石是主考官之一，试后拒绝为苏辙写任命书。与吕公著私谈说:苏轼的考卷“全是战国文章，我做主考必黜之。”

嘉佑八年，王安石母亲去世。苏洵不去赴丧，反而写了一篇《辨奸论》。把王安石比作王衍、卢杞，文词十分激烈。苏轼、苏辙都劝父亲“太甚矣”。

苏轼回京授殿中丞、直史馆学士。王安石为防止皇上重用苏轼，再举苏轼为开封府推官，使苏轼离开朝廷一年时间。

苏轼主持贡院考试时，出题《拟进士对御试策》讥讽王安石变法。

此后苏轼又两次上书，《论新法不可行》。

王安石向皇上进言:“轼才亦高，但所学不正，今又以不得逞之故，其言遂跌荡至此，请黜之。”（苏轼年谱）过了几天，王安石又催皇上:“陛下何以不黜轼，岂为其才可惜乎？”（苏轼年谱）

苏轼与王安石的矛盾已经激化到不可调和。大家都知道苏轼曾遭“乌台诗案”，但在“乌台诗案”之前还有一场官司，险些断送了苏轼的前程。

熙宁三年（1070）八月五日，朝廷因人事变动，需增加两名谏官，范镇提议苏轼充任。御史谢景温立即奏本，弹劾苏轼。“奏苏轼丁父忧归蜀，往还多乘舟，载物货，卖私盐等事。”（苏轼年谱）谢景温和王安石是亲家，谢景温的妹妹嫁给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其实王安礼在政治上并不追随王安石）。

由于对待变法的态度不同，北宋朝廷已经分裂成新旧两党，两党要守住自己的阵地，经常在廷议中展开激烈的辩论。由于老臣们大部分反对变法，王安石的改革力量显得薄弱。但是由于宋神宗的大力支持，朝中自然有人围拢过来，逐渐加入改革阵营。王安石身边大概有三、四种人，一是忧国忧民，渴望变法图强的人，例如章惇。二是王安石的门生，王安石唐宋八大家之一，当代大儒，有很多崇拜者，如曾布等人。三是借改革之机向上爬的投机小人，例如吕惠卿、李定之流，谢景温也属于这类人。官场是小人的温床，有名利，必然有小人。

朝廷还有一些中庸自保，随声附和的官员，如参知政事王圭。

监察御史有“风闻奏事”的权力，弹劾官员不必有证据，查证是御史台的事。为此，御史台分派六路人马，收集苏轼、苏辙回乡奔丧时，利用官船贩卖私盐一案。拘扣、拷问当时船工、水手、纤夫以及护送兵丁衙役。结果查无实据，苏轼兄弟贩卖私盐一事，纯属诬陷。宋史记载:“谓谢景温劾苏轼丁忧归蜀，乘舟商贩，朝廷下六路逮捕篙工、水师穷其事，讫无一实。”

范镇又一次上奏:“轼之风节，亦可概见矣，今言者以为多差人船贩私盐，是厚诬也。 轼有古今之学，文章高于时，又敢言朝廷得失，臣所以举充谏官，今反为累也，……讫明辨轼之无过。”

司马光也奏:因苏轼敢言，得罪王安石。

由于王安石的变法改革阻力太大，宋神宗不得不利用皇上的权力，支持王安石变法。在打压苏轼的同时，把朝廷老臣纷纷外放，张方平去陈州，司马光去许州，欧阳修去颍州，苏辙也退出“三司使条例司”，跟随张方平去陈州作教授。

熙宁四年（1071）六月，苏轼在朝廷已无立身之地，向皇上请旨:“臣缘此惧祸讫出，讫外任避之，乃通判杭州”。（苏轼年谱）。苏轼的请求很快得到批准。

大书画家文同写诗劝告苏轼:“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吟诗。”

熙宁四年（1071）十月二日，苏轼上任杭州通判，乘船再过龟山，又遇大风，船舶只得停航避风，苏轼困于舟中浮想联翩。自登科出仕，放任凤翔签判，与弟弟苏辙郑州西门分手，寄诗相送:“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而今十年过去，苏轼由凤翔签判，到杭州通判，“团团如磨牛，步步踏陈迹。”十年苦挣扎，还是“副市地”。回忆五年前与弟弟乘船扶丧归蜀，路过龟山，祭僧伽塔。而今再过龟山，似有千言化作一诗:“ 我生飘荡去何求，再过龟山岁五周。 身行万里半天下，僧卧一庵初白头。 地隔中原劳北望，潮连沧海欲东游。 元嘉旧事无人记，故垒摧颓今在不？”

苏轼八岁读石介《庆历圣德诗》，立志做一个范仲淹式的人物。苦读寒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出川赶考所修策论，全是治国文章，拳拳之心，日月可昭。面对国家千疮百孔的财政，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将不能兵，兵不能战的现状。苏轼并不是不想变法，更不是反对变法。而是认为王安石的变法过于激烈，转弯太快，一定会翻车。苏轼答神宗对话:“臣窃意陛下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愿陛下安静以待物之来，然后应之。”王安石认为不黜苏轼变法难行。排挤苏轼出京，为变法搬开绊脚石。

文人使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横渠四句）。而此时的苏轼，满腹治国文章不得其用，建功立业的路被王安石堵死，雄心壮志化为泡影。

诗词是文人“小道”，苏轼不得已把小道走成光明大道。诗词歌赋，散文杂记，绘画书法，逐渐筑起一座无人攀越的高峰，就文人“全才”来比较，这座高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大家记住这个时间，熙宁四年（1071）苏轼三十六岁。此行杭州，是苏轼人生思想转折的开始。这一转折使他成为中国历史的文学巨匠，同时，也让他吃尽了苦头。

一醉陶然有诗云:

曾是魁星耀五洲

高开低走欲何求

相欺直干任风吼

逆水行舟踏浪头

莫道前程飘落叶

怎答山水几时秋

看破船前遮目雨

冷风吹雪自风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