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学

张艳国

　　作者：张艳国

1971年秋季开学的时候，我上小学了。我上的小学，当时名叫红卫小学。它是红卫大队队办小学（现在叫“村小”）。那时的校名，是“文化大革命”时代的产物。“文革”前，红卫大队名叫华严阁村，这是一个老地名，它因华严阁而得名，这是写入了《沔阳县志》的，华阳阁小学因村得名；“文革”后，随着拨乱反正顺利开展，村名、校名都恢复到“文革”前的称谓，沿用至今。

红卫小学得地利之便，东边不出500米便与下查埠街道毗邻，街道是下查埠公社（曾经有段时间叫做西流河公社下查埠管委会）办公所在地，绕过下查埠街道距离下查埠小学、下查埠初中、下查埠高中也不过800米距离。小学坐北朝南，分前后两排左右错落，前后相距150米的样子。前排教室呈直角形，横长直短；后排教室呈一字横排，左边依次是一间提供教师中餐的小食堂、两大间教师办公室、一小间会议室、十来间教室。而将两座房舍联系起来的，是一条砖土混合的直路。前排教室正对着东西交通的乡村土路，垂直间距大约100米。土路外侧，是通向西流河的干渠。连着教室走廊正中间，有一方土台，大约十平方米大小，供开大会时作为主席台之用。教室走廊随教室布列，也呈直角，正好将教室前的场地与面临的土路向东围成一个标准足球场大小的操场。操场上东边靠近大队部一侧有一个篮球场，篮球架是由大队建设的。平常学校用得少，更多的是农闲时节，大队民兵连组织农民青年打打篮球，有时组织篮球比赛，小学生站在旁边看看热闹。从操场前经过的这条乡村土路，利用率很高，它方便从西边、西南边相邻的群力大队（取“群策群力”之意，原名许家村）、东风大队（取“东风浩荡”、“东风压倒西风”之意，原名茭排村）、中心大队（取“东南西北中，中心最重要”之意，原名太旺村）的村民到街上赶集，也是大队、小队干部到公社办事开会、这些地方的初中生高中生上学、人们到下查埠医院就医的必经之地。一年四季，无论是刮风下雨，还是风和日丽，无论是步行的，还是骑自行车的，拟或是开手扶拖拉机、赶马车、拉驴车、牵牛车、推板车的，他们来来往往，络绎不绝。前后两排教室、连结前后教室的土路、与前排教室毗邻的大队部，也正好将其间空地围成一个标准足球场大小的操场。前后两个操场各有所用，除了开大会在前操场外，都主要地用于前后排所在年级学生上体育课。小学五个年级建制，前排教室供一、二、三年级学生使用，大约每个年级四个班；后排教室供四、五年级学生使用。无论是从平面上看，还是从大队部房顶鸟瞰，这个布局都是匀称中看的。

大队部暨小学的选址定位，大约是为了兼顾远近交通、上学办事方便，就选在四队五队之间，正好是一队与十队的正中间。这也显现了农民处事的中庸方法和应世智慧。

1970年初夏，我家从下查埠街道“下放农村”，我们就回了老家，“商转农，当农民”，住在红卫四队伯爷的长子炳才哥家。这栋房子本来是炳才哥家使用的，因为我家的到来，炳才哥又搬回去与他父母住在一起。好在伯爷家老宅大而宽敞，能够容纳一大家人，他对我们一家的到来也十分热情并热诚欢迎，真是真情感人！我们在他家一直住到1973年秋季建房后，才依依不舍地搬走。这是后话。

如果没有“下乡”运动，我家就住在下查埠街上，临街而居。按照区划，我就可以上下查埠小学。下查埠小学与红卫小学，还是存在着明显的“城乡差别”的。因为下查埠小学基本上是公办教师，教学质量高，青砖黑瓦，房舍严正，而且我家住在街道东头，与下查埠小学只隔一条马路，出门即可上学，十分方便。而红卫小学基本上是“背袋子教师”（自带口粮上班），即小说、电影《凤凰琴》展现的民办教师，只有高年级语文教师胡道富先生一人是公办老师，他拿国家工资；学校校舍差，前面一排用于低年级的教室破门烂窗，墙体还有“猫洞”“狗洞”，年久失修。两校唯一共同的是，上学比较方便，不走远路。下乡之后，我的父母除了生计担忧外，他们对我上学总是嘟嘟嚷嚷的，大有不满之意。他们觉得我上农村小学，会影响我学知识学文化，会影响我将来的工作生活。我那时实在是太小，对于父母的忧愁只知皮毛，不明苦心。现在想来，他们是天底下最负责人、最好的父母。他们看得长远，想得长久。

我上小学的那天早上，天一亮母亲就起床了，她张罗着我们姐弟几个上学。尤其是我新上学，面临着“万事开头难”的挑战，母亲对此显得极为重视。她为此营造的温暖氛围，颇有几分仪式感。其实，在头天晚上，一家人就围在煤油灯下，讲了哥哥姐姐喜欢上学的例子，给我说了上学的无比好处，提示了注意事项，譬如，举手发言，不要乱说话；“人有三急”，如果实在憋不住了，就要报告老师后上厕所，千万不要拉在裤子里了；团结同学，千万不要打架吵闹；下午放学回家，一定要记得背书包回家，并记下老师布置的作业，形成每天认真做家庭作业的好习惯；等等。我父亲早在开学前就不停地给我讲上学的好处，特别是讲“甘罗八岁当宰相”的典故，强调上学学习是获取知识的第一步，“知识就是力量”。他讲他在学校里教学生的种种趣事启发我上学的热情，为我积极上学做铺垫打基础。尽管如此，到了上学这一天，我还是很有胆怯的。早上赖床不起，还是我母亲硬生生及时地把我从被热窝里揪了出来。这天送我上学的任务，是由我大姐来完成的。吃完早饭，她给我整理好书包，连说我挎上书包真精神，简直就是“天造的读书娃”！她连哄带骗，把我送进了下查埠小学一年级一班。从此，我就开了轻松的小学读书生涯。

我在小学里一直连续读了五年，最大的成绩是没有留级。要知道，在那个年代的农村小学，学生留级、退学是很常见的事情。我没有留级，也不能将这份成绩完全归功于我，还要感谢我的父母以及姐姐哥哥，他们重视我读书，鼓励我上学学习；特别要感谢我遇到的几位好老师，他们关心我，引导我，鼓励我，使我对于读书学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有读书的积极性，有学习的主动性，有求知的兴趣爱好。一年级教我语文的刘昌英老师，是典型的妈妈式好老师，他的儿子王文斌与我是同学，她与我父母都很熟悉，她也很喜欢来我家家访，与我母亲有着说不完的话；她们母子上下学每天都从我家门前的土路上往返，刘老师把我当成她家的王文斌一样对待，我与她很快建立了亲切感亲近感依赖感，喜欢举手发言，喜欢找她请教提问，而她则耐心教我学拼音，严格要求我握铅笔、写好方块字。经过一年级学习后，我就喜欢上校园、课堂、老师和同学了，我也就很喜欢上学读书了。整个小学期间，我从来没有逃过学，也没有请过事假，都是以饱满的学习热情坚持按时到校、每天认真写家庭作业的。我也经常得到老师表扬；越是得到老师表扬，我上学读书的状态也就越好。

在读小学期间，几位语文老师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至今都不能忘却。三年级教我们语文兼体育课的是吴忠炎老师，他是家中独子，很受宝贝的。他家住三队，我家住四队，他父亲是大队干部，为人很恭谦忠厚。我父亲评价说，老吴同志宁愿委屈自己受到组织批评，他也绝不做过头事，坚持与人为善。吴老师出身在这样的家庭里，很受宠爱，养成了暴躁的脾气，动辄教训学生，甚至是严厉过了头，受到个别学生及其家长责难，特别是在“学黄帅、反潮流”中，他还受到学校错误批判，但是，他坚持师道尊严，绝不放弃自己的原则。他的口头禅是：“老师就是老师，学生就是学生，还反了不成。”尽管他脾气不好，但是，他对我就像一个温和和蔼的大哥哥一样，从来没有训斥过我，也没有向我发过脾气。他很喜欢和我说话，凡是他在课余打篮球时，总是叫上我去观战。后来，我越来越喜欢他在场上奔跑弹跳的英姿。吴老师长相英俊，身材高大，嗓音洪亮，穿上运动衫十分潇洒。可惜天妒英才，在我大学毕业前后，他就英年早逝了。我父母写信告诉我吴老师去世的消息后，我在心里难受了好几天！

上我们五年级语文课的胡道富老师，五七年在武汉师范专科学校（今湖北大学）被错划为“学生右派”，还没有完成学业就被遣返回乡，他在拨乱反正前一直担任小学高年级语文老师。因为曲折坎坷的经历，他身体不好，身患肺病。老师们说他脾气不好，但我看他对学生、对学生家长态度平易，并无不好。可能是他在那时怀才不遇，而且经常遭受不公平待遇而在同事中时有脾气的缘故吧！胡老师与我父亲同过事，他们很彼此熟悉，也相知相怜，结下了特殊年代的深厚友谊。我父亲对于胡老师担任我们语文课教师异常高兴，经常说：“我儿碰对了老师，语文一定有进步，语文一定学得好！”胡老师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两节课，至今不能忘怀：一次是上毛主席的《七律·送瘟神》课，他重点讲“华佗无奈小虫何”诗句，讲华佗的故事津津有味、引人入胜，使同学们人人想看《三国演义》经典小说；提问“奈何”，问倒众学生。一次是上蒲松龄的古文《狼》课，他重点讲结尾句“止增笑耳”，提出三问：作者为何不用“徒增笑耳”？“止增笑耳”为何好笑？“止增笑耳”妙笔之“增”有何深意？表情十分传神，宛如身临其境、身遇其险、身有同感的样子。他上课中，教室里常常鸦雀无声、学生专注于胡老师一言一行。胡老师监考很有特色，他从来不抓作弊卷。不是没有作弊者，而是胡老师在发现学生企图作弊的一刹那，他就马上出现在现场，用手指敲击学生的桌子，严厉地提醒。这样，既及时制止了学生作弊，教育了学生；又避免了学生因作弊而付出代价，直接挽回了学生的损失。这是寓爱于教的经典案例，一直对我影响很大、启发很大。后来胡老师与我父母住在同一个小区，我每每回家与父母聊起我所受教育的经历时，我的父母总是用充满感激的口气谈到胡老师。前两年胡老师作古了，我深深地怀念他！愿他在天国里，与我父亲继续共事、延续友谊、经常畅叙。

我们小学的王绍清校长，说起来与我家还是亲戚。她的父亲与我妈妈是嫡亲的表兄妹，我们两家时有往来。尽管如此，我和我的同学一样，十分敬畏他。尽管他很爱护学生，由于他讲政治课、在台上讲话太过严厉古板，使同学们都很怕他，总是远远地躲他，我也不例外。这令他很苦恼。他曾经为此问过我。我直率地回答他说：“您是校长，太严肃了，一点都不可爱。”我的回答，令他很不安。其实，他的确维护学校，爱护学生，尽忠职守，一以贯之，只是他的表现表达方式太直板，甚至是有点死板而已。他讲起“又红又专”，总是滔滔不绝，欲罢不能，期望红卫小学培养的学生都能“又红又专”，都能接好革命班、争做革命人。他患有严重的哮踹病，即使严重发作起来，也不中断工作，就算是憋红脸颊，他也要坚持下去。他是有工作定力的人，也是值得尊敬的人。他是一名民间书法家。他擅长写隶书。他写的“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八个大字，刚劲有力、古朴雅致，在机关院墙、大门、宣传栏两侧随处可见，很有观赏价值。他的隶书与我父亲的书风虽有不同，但还是有得一比，都受到当地人们的喜爱。

我上小学的时候，赶上了“勤工俭学、半工半读”。读书劳动各占一半，读书劳动都有乐趣。我们经常要捡废砖块，用于学校、大队维修砖混路。我捡废砖块的任务，大多是我姐姐哥哥代为完成的。我没有因此难受过。夏秋，学校要求我们下稻田捡稻，还编了顺口溜，说是“多捡一粒粮，顷刻饱饥肠”。秋天，学校要求我们在棉地里捡花，也编成顺口溜，说是“多捡一朵花，支援亚非拉”。学校组织工读结合，加上我们随着一年四季变化，与时偕行，课余、假期钓鱼、放牛、抓泥鳅、捕鳝鱼、打猪草，跟随父母参加劳动做帮手，学会了很多事情物理、人情世故、人与环境相处的道理。这些则是课堂里学不来的；尽管那时在课堂里学得少，教学条件不好（缺课本、缺作业本、缺参考书）、教学要求也不高（考试少），甚至知识体系也不健全，但我还是怀念劳动给我们带来朝气蓬勃的乐趣和情趣。这或许就是农村小学特有的田园味、生活味、烟火味吧！

红卫小学是我童年生活的一部分，是我读书学习的起点，我至今不能忘记在这里读书学习的点点滴滴。尽管那时的教育是粗放的，校园是破烂的，甚至厕所常常臭气熏天，同学的衣作也陈旧难看，但是，我习惯了它的气息，认同了其中的文化，我从中受到了教育熏陶，因此，我留恋红卫小学，感恩红卫小学！

据说因为生源不足的原因，前些年红卫小学被停办了，它被整合走了。真是可惜！我对此感到十分沮丧。这份沮丧，既来自于我对童年的追忆，也来自于我对红卫小学的热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