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奈亦无悔一一从铁建与保尔柯察金说起

孙琨

　　远在西安的铁建战友潘建平的美篇书《山西铁路建设兵团修建京原战备铁路回忆录》，是一本“山西铁路建设兵团”最准确、纪实的回忆录。

五十二年前，众所周知的原因，已经无学可上的“老三届”“新三届”，又陷入了就业无门的困境。四顾无人的青少年连生存都成了问题。铁建“不政审、不体检”成为我们可以抓住的最后一根稻草。

当我们来到繁峙的京原铁路沿线时，生活条件的艰辛已经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但随后那超出常人的体力劳动让我们的思维接近于崩溃。潘建平战友回忆：

“路基一天天在增高，任务一天天在归零，战士们的体力也在一天天地耗竭！

用最原始的工具，拼最原生态的体力，修建最高标准的现代化铁路！

从平均每人每天在平地上铺垫并夯实1立方米土方的常态劳动量，冲刺到在5米高的路基上至10倍土方量的现实奇迹，创造者竟然是一群处于半饥饿状态的男女未成年人！

这种状态，我当时只是在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练成的》这本小说中看的描述，但远远不如我们悲壮！

这种感受，如果不是亲身亲历、所作所为，任凭别人怎样说教，也难以相信！”

　　那个特殊的年代，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练成的》还是一本“可以读”的书籍。书中的主人公保尔·柯察金修铁路的场景是这样的

“秋雨打着人们的脸。一团团饱含雨水的乌云，在低空慢慢移动。深秋，一望无际的森林里，树叶全落了。老榆树阴郁地站着，把满身皱纹藏在褐色的苔藓下面。无情的秋天剥去了它们华丽的盛装，它们只好光着枯瘦的身体站在那里。

小车站孤独地隐在树林里。一条新修的路基从车站的石头货台伸向森林。路基周围是蚂蚁一样密集的人群。

讨厌的粘泥在靴子底下扑哧扑哧直响。路基两旁的人们狠劲地挖着土。铁器发出沉重的撞击声，铁锹碰着石头，铿然作响。

雨像用筛子筛过的一样，又细又密，下个不停。冰冷的雨水渗进了衣服。雨水也冲走了人们的劳动成果，泥浆如同稠粥从路基上淌下来。

湿透了的衣服又重又冷，但是人们一直干到天黑透了才离开工地。

离车站不远的地方，有一座石头房的空架子，凄凉地立在那里。里面的东西，凡是撬得下、拆得开、砸得动的，早就被洗劫一空了。门窗成了张口的大洞;炉门成了黑窟窿。房顶也破烂不堪，好多地方露出了椽子。

唯一没有遭劫的是四个房间里的水泥地面。每天夜里，四百个人就穿着里外湿透、溅满泥浆的衣服躺在上面睡觉。大家在门口拧衣服，脏水一股股流下来。他们用最难听的话咒骂这恶劣的天气和遍地的泥泞。水泥地面上薄薄地铺了一层干草，他们紧挨着睡在上面，相互用体温取暖。衣服冒着气，但是从来没有干过。雨水渗过挡窗洞的麻袋，滴落到地上。雨点像密集的霰弹敲打着屋顶上残留的铁皮。冷风不断从破门缝里吹进来。

厨房是一座破旧的板棚。早晨大家在这里草草吃完茶点，就到工地上去。午饭是单调得要命的素扁豆汤和一磅半几乎跟煤一样黑的面包。”

当我们都可以静下心来，冷静的思考，直面我们五十年前的“修铁路”经历时，我把我能回想起来的铁建历史形成文字，结集成《铁建琐忆》出版。《铁建琐忆》我赠送我们一团二连的战友们每人一本，战友们认可我的回忆，并且给予了很好的评价。我们在五十二年前的生活与劳动场景是这样的：

当年铁建战士的住处

“我们一排的两个班被安排在这个大院的北面的一个大屋内。屋子靠墙两排的地面上铺着干草，、苇席——这就是我们的床。中间留有一条窄窄的走道。疲惫的我们，铺开简单的被褥，拿出饭盒，到院子里寻找热水。

院内的一口大锅冒着热气，黑色的铁锅内，水是浑浊的。大伙儿舀起一瓢倒进饭盒，喝第一口时，每个人都皱紧了眉头，苦涩的水似乎是在给我们一个下马威，让我们对未来的生活要有一个重新的认识。第二天，才知道，这个村只有一口井，深十四丈。我们的到来使村民的生活用水骤然紧张了起来。

返回我们的大屋，破旧的窗户上一看就是刚糊上的白纸，风稍大点，就发出噗噗的声音。门是刚修过的，开关时吱吱作响。两个昏暗的油灯摆在屋子两头，门缝里的风吹的灯火摇摇晃晃。在这样的环境下，睡前的洗漱的程序自然是免了，没有人觉的有什么不妥。大家脱鞋，拉开被褥，将自己的身体用被褥裹了起来。

也许是心情的缘故，亦或许是没有洗漱的原因，谁也睡不着。有一句没一句的闲聊着。感觉这里的天黑的比太原早，温度也比太原要低，五月了，盖在身上的被子总觉的有点薄。

顽强的油灯终于抗不住门缝里的风，努力摇曳了几下后熄灭了。透过门缝里能看到天上的星星，有人嘀咕了一句，“要是有月亮，肯定比油灯亮。”

疲劳的身体和无法表述的心情，逐渐变成了困意，裹紧被子，在丝丝的寒风中渐渐进入梦乡。朦胧中，似乎听到随先遣队来的姐姐在外面叫我的声音，莫名的一阵酸涩，捂住耳朵，翻身睡着了。

早晨是被寒冷催醒的。下雨了，走出屋门外仔细观察才弄得知，这是一个大庙，我们睡觉的地方是庙里的大殿，庙里的戏台作了连队的食堂。

一团八连男战士住处

“大锅饭本身就不好做，红面成了炊事班最难做的口粮。这里没有太原市那虽然难以下咽但还比较省事的钢丝面。最初只能是最简单的红面窝头。那坚硬的红面窝头，在刚出锅时还可以，稍放一会儿，其坚硬度与石头不能相比，但咬起来却相当费劲。在食堂的大院里，没人敢试验，但剩下的一块半块，有战士出了食堂大院后，随手扔去，却能在石板路上弹了起来。”

　　“记忆中那是7月上旬末。用倾盆大雨来形容都不为过的大雨断断续续下了两天。工地上没有停工，更没有去避雨。浑身淋的透湿的二连战士，在雨中继续着超强的体力劳动。印象深刻的是任一排政工员的张志清在和任一排副排长的冀乃平在抬筐装土的间隙，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说了一句，这真不是人干的。尽管是心中的共鸣，但没有一个人接话，大家只是在雨中奔跑着，强迫自己继续着机械般的动作。

当晚的晚饭，大部分班剩下了。

夜里，感觉热的难受，被子蹬开，整夜没有睡好。早晨，头疼的像要裂开似的，怎么也起不了床。外屋的排长老乔进来催我，我勉强的回答了一句，就又昏昏沉沉的不知外面动静了。

也不知道躺了多长时间，嗓子干的难受，好似要着火一样。那时的我们，没有一个屋里有暖水瓶。水壶是后来配置的。我艰难的爬起来，想去找房东要口水，脚刚够着鞋，一阵头晕，跌倒在炕对面翟耀恒（小名二牛牛）的铺上。不敢再走了，返身又躺到了床上。当时的心情仿佛是滚烫的身体，心却掉在了冰里，绝望......”

　　我在五十二年前与家人和同学的通信中，对于我们那从未想象过的劳动场景和超常规的体力消耗没有敢于详细的描述。但是在与战友们的聊天中，也曾经是以“保尔柯察金”的修铁路来比喻。这种比喻最重要的是政治正确，同时也是一种可以更好地保护自己的重要因素。那个年代，一种无法言说的感情与警惕迫使我们只能以这种“高大上”的方式来表达我们心中的无奈与疲惫。

五十二年以后，我看到了潘建平战友的这句话，翻出了奥斯特洛夫斯基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描述保尔·柯察金修铁路的环境，与我们当年的环境相比较，感觉我们的环境竟然比奥斯特洛夫斯基一百年前描述的还要恶劣。奥斯特洛夫斯基修铁路时是苏联刚刚建国，我们是建国二十年后。奥斯特洛夫斯基修的是为了解决基辅城市供热的木材而建的专用小铁路，而我们修的是承载着祖国首都安全转移的战备铁路。两条铁路无论从体量、重要性、可以获得的后勤保障与支援都不具备可比性。我们都已经是古稀之年时，再翻开当年的记载，真不敢想象，我们当年是怎样坚持下来的。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保尔·柯察金最有名的一段名言“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死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这段著名的话语在那个年代几乎每个年轻人都能背诵下来。我们当年的那种超出常人的体力劳动也正是这种“红色教育”与“不准搞对象的红色禁令”集合下的体现。

那时的我们，相信地球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接受的教育是肩上抬起的不是大筐，而是共和国的命运，我们拉上去的不是铁轨，而是确保共和国生存的生命线。

　　改革开放，我们才知道这个世界真正的模样。睁开双眼的时候，一切似乎颠倒了过来。震惊之后的思考，那个特殊的年代引起我们当年共鸣的其实是“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

互联网上的《知乎》网站在2021年发起一个讨论“如何评价奥斯特洛夫斯基及其著作《钢铁是怎样炼成的》？2907人关注，259万的浏览量。其中有一位署名Alkaid.K有一段回答：

“比如书中最为经典的这一段话，我在纽约读高中的时候，尽管当时还没有读过这部作品，但也在课堂的作业中引用了这段话。在美国这样意识形态处在苏联对立面的地方，当划掉那些美国人完全不知道的，有关于这部在美国传颂量微乎其微的作品的情节去引用这一段话的时候，也完全不会制造出任何来自于美国人的不满或反对意见。”

抛开意识形态的分歧，正确的人生观就不应对死亡感到恐惧，但是这并不代表不珍惜生命，每个人都应该去努力地生活，去努力去实现自身的价值。

支撑起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的是“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潘建平战友的日记中记载“当人体负重几十公斤在45°的路基上拼命攀爬奔跑时，其体力支出已经几乎达到了极限，连呼吸都很困难，却还必须声嘶力竭地、有节奏地、带有激情地高喊口号和高唱战歌！那时，那阵子，我真有“窒息”和“濒死”的感觉！我曾给领导提过“这样会死人的”，但没有人敢于纠正!”

“每人每天要将890筐黄土抬到5米高的路基上，再把这可怕的一大堆黄土，用人体的极限去夯实！因为，我们没有任何机械，也没有任何福利！我们拥有的，只有柳条编制的大筐、杨木锯成的抬杠、顽石凿成的石夯、还有吃不饱的胃肠！

早上四点钟出工，穿着外衣还打颤；白天劳动，脱光膀子还冒汗！特别是中午，火辣辣的太阳简直能把大地烧焦、把万物烤干！”

　　支撑着我们在那个恶劣的环境下仍然有着如此旺盛的精力，用我们的血肉之躯去突破人体极限的是那时在我们耳边每天讲述的这是关系到共和国生死存亡的生命线，是那还有三分之二的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神圣使命感。潘建平战友高度概括：“严峻的战备“打仗”形势和严酷的工程建设现状，迫使党和政府果断决策:全力以赴、尽快通车！当时毛主席曾针对“三线”建设工程作出‘三线建设要抢在战争的前面，要把LD耽误的三年时间抢回来，即使是提前一个小时也是好的’指示，足见战备压力之大、形势逼人之甚。”

历史留给我们的不是有多少辉煌，更重要的是需要我们的思考。我们在京原铁路最艰难的时候，遭遇到了口粮的削减。我们在平坦的农田抬筐垒路基的工程量在铁道兵机械化的施工中变得微不足道。不可否认的是作为配合铁道兵施工的民工，我们本来就不应该是承担大规模土石方工程的主力军。（这一点的论据，可在我们的《再见铁建》一书中查阅）当我们睁开眼睛，看清世界时，支撑我们的神圣使命感云消雾散。如同支撑起奥斯特洛夫斯基两个不会的“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一样，我们是不是应该对任何超越生命极限的惊人之举进行一番反思呢？

我在“壮哉 悲乎”一文中讲过“一万多年轻人的付出，一万多年轻人青春年华的付出，十几位年轻生命的付出，不知有多少年轻人身体被透支、身心健康出现问题，这种付出的代价之大，投入之巨，是不是如我们当年所想象，是不是真正的值得，与带来的效益其比又是什么数字。我们不敢想，也不愿想。

潘建平战友在五十年前就打破了我们这种“鸵鸟”式的想象。“对于铁建人，面对骄阳似火酷暑如炉的七月，生命在火中熔炼、青春在热中熬煎、情感被激动到沸腾、体力被透支到极限！虽说锻炼了体魄、磨练了意志、强化了初心、积累了人生宝贵的财富，但毕竟是违背自然规律、伤害身心健康的非常态行为！” ”

　　1975年的“京原铁路施工总结”也对当时的全线施工进行了客观的回顾和总结。时隔近五十年，这段回顾仍然毫不过时。可惜的是，仍然有不少人还是“鸵鸟”式的想象，不愿意承认这种现实。

铁建战友王梦雄在看了我的“壮哉 悲乎”一文后，打来电话，提到奥斯特洛夫斯基及其著作《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在乌克兰的命运反转。

我在二十年前到俄罗斯的海参崴时，曾经与俄罗斯导游谢尔盖提起这本在中国广泛流传的名著。谢尔盖告我，那是他父亲那一辈的事情，他们几乎不看这本书，谢尔盖说这番话时那种不屑的语气，当时带给我的只有震惊。

上百度可查到，2006年11月26日的《莫斯科共青团员报》。刊登了一篇对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外甥女——加林娜·瓦西列夫娜·奥斯特洛夫斯卡娅的一次采访。

据其外甥女加林娜回忆，奥斯特洛夫斯基出生于乌克兰军人家庭，其父亲阿历克赛．伊万诺维奇参加过巴尔干战争，在战斗中曾经表现英勇，被授予2枚格奥尔基耶夫斯基十字勋章。母亲奥尔加．奥西波夫娜出生于一个捷克林业局主任的家庭，是一个非凡的女性，会讲6种语言，而且写过诗，作者谈不上是出生于无产阶级的家庭。奥斯特洛夫斯基为了自己的目的，不仅篡改自己的家庭背景，而且在1919年（15岁的时候）加入了苏维埃的军队，参加了对乌克兰的分裂和入侵。

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中，保尔柯察金作战的敌人西蒙．彼得留拉，在书中是无恶不作的匪帮。苏联解体后，彼得留拉的铜像竖立在今天的乌克兰街头。日历翻过了百年，我们当年的偶像与神圣的使命感竟然如此的反转。

我国高校外国文学教学研究会理事、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南京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当代外国文学》杂志主编余一中先生通过历史事实的还原，通过与同时代优秀作家和作品的对比，揭示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在叙事和描写上的漫画式和简单化的倾向。对《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提出了尖锐的质疑和深刻的反思。“很明显，用真实性的尺度来衡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无论如何都不是一本好书”。

余一中先生先后写了四篇文章，对电视剧《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各种编辑错误提出批评，并从反思斯大林的极端“左”倾的角度进一步批判《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空洞。奥斯特洛夫斯基写《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时，他生长和居住的乌克兰一千五百万居民中有五百万人饿死，这些在作者和主人公的心中没有一点反映，他只是唱高调，却连自己周围的人们的痛苦都想不到，有什么资格谈论全人类的解放事业呢？

历史最终不是任人随意打扮的小姑娘。一百年前的一位外国人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成为中国人的偶像，成为我们五十年前修铁路时的一种精神支柱。随着岁月更迭，改革开放，我们的思想开始逐渐成熟，反思已经成为我们前进路上的重要动力。历史可以还原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真实面目，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对五十年前的历史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呢。

我们无法，也没有必要去追究和落实《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否真实的反映那个年代。但我们自己的亲身经历应该是勇敢的面对，认真的反思。《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五十年前的历史有一个明确的总结：“运动开始后，党的各级组织普遍受到冲击并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普遍受到批判和斗争，广大党员被停止了组织生活，党长期依靠的许多积极分子和基本群众受到排斥。”

五十二年前，党中央对山西刚刚发布了七二三布告。布告指出，在山西省的太原市、晋中、晋南地区，混在各派群众组织中的坏领导蒙蔽一部分群众，抗拒中央历次发布的通令、命令、通知和布告，犯下了一系列极其严重的罪行。1.组织专业武斗队搞打砸、抢抄、抓；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破坏社会革命秩序；2.抗拒执行中央决定的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的方针，破坏已经实现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另立山头，制造分裂，提出“武装夺取政权”的反革命口号，向无产阶级进行反夺权；3.冲击军事机关、部队，抢夺武器，殴打、绑架、杀伤人民解放军指战员；4.破坏交通，袭击列车，抢夺交通工具和旅客财物，危害旅客生命和财产安全；5.抢占国家银行、仓库、商店私设银行，抢夺国家大量资财；6.用武力抢占地盘，构筑武斗据点，实行反革命割据，残害人民群众，敲诈勒索，派粮派物；7.制造停工停产，煸动农民进城武斗，破坏工农业生产和国家计划。

由此可见那时的山西，整体形势已经差到了什么地步。

那时中学开始有新生入校，“老三届”在参军、煤矿、个别工厂招工后，绝大多数被彻底抛向社会。“新三届”也没有了入学的资格，一并进入社会。太原市的知识青年与北京、上海等地不同，是在个别工厂招工后开始动员上山下乡插队。而北京、上海则是一刀切全部到农村去。经历了厂矿招工后被迫“待业”的知识青年对于上山下乡有着本能的抵触。“文革”中的主力军在一夜之间成为社会上的“无业游民”。成为一个潜在的社会问题。与那时的社会状况一旦发生碰撞，后果是任何执政者都必须要考虑的。

　　京原铁路需要大量民工给了当时主政者解决这个社会矛盾的契机。因为当时的会议记录至今不允许我们查看，我们无从了解这个决策者的具体姓名，但这个决策给了我们一个出路，给了太原市近万个家庭生活的希望。当时的街道干部，武装部的有关人员（那个政府部门被彻底砸烂的年代，只有武装部还保持完好、可以运转的状态，所以铁建组建只能由武装部出面。）没有一位给我们进行慷慨激昂的教育，也没有任何人明确告诉我们具体修铁路的地点。至于京原铁路作为战备铁路的重要性，应该是在改革开放十几年以后，媒体与公开的信息才使我们一点点的有了朦朦胧胧的概念。平心而论，那时的我们有谁能真正说清楚“三线建设”，在那个年代，任何一级的领导，谁敢公开讲京原铁路是为了国家领导在战争时快速转移而修建的呢。

那时，年轻的我们，心中的无数疑问不敢述说，紧紧地追随着“政治正确”的方向。筹备“纪念展”时，我们拿出我们当年的日记、讲用稿，扪心自问，有多少是我们当时真实的心里话呢？

铁建给了我们生存的希望，磨练了我们的意志，这是我们必须要感恩的。对于这些决策者，我们更要心存感激之心。作为一个经历了超出人体极限的艰苦岁月的古稀老人，回顾历史，更重要的是要有一个清醒的反思，如果忽视五十二年前那个特殊年代对于知识青年这样的社会底层潜在的社会意义，那么我们任何超越生命极限的惊人之举就变得无比虚伪而不真实。

正如现代青年绝大多数已经不知道保尔柯察金，我们的子女绝大多数已经不理解我们当年为了生存的无力和无奈。现代青年绝大多数崇拜的对象已经不是保尔柯察金，更不是他们的父辈。而是比尔·盖茨、马斯克等事业有成的人。在市场经济的价值观念影响下，传统文化衰落。多数青年认为成功者不再是吃苦耐劳、或愿意做社会的螺丝钉，他们理想中的成功者必须是财富傲世或有崇高社会地位的人。

　　历史无法改写，时代在进步。我们不能妄自菲薄，但更不应该无限拔高。我们当年是为了解决吃饭问题而参加的铁建。五十年前我们的血汗青春与共和国的命运或许有过关联，但要说我们当时就已经将我们的超常规付出与祖国、人类联系在一起，就已经知道这条战备铁路的重要性，就已经准备为祖国的“三线建设”贡献青春甚至生命，说句不好听的话，那是“鸵鸟的行为”。

　　当年的我们，去铁建是无奈的选择，但铁建解决了我们的生存问题，磨练了我们的意志，我们在感谢这些决策者时，我们亦无悔我们的选择。